陕西炕头石狮的艺术文化蕴涵
| 朱尽晖 |
| 炕头石狮是流传在黄河中上游的雕塑艺术品和祥瑞之物，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其起始年代，但从分布区域、造型风格及文化内涵比较研究得知，大约肇始于汉代，唐宋以后逐步盛行。而且它与黄河流域中的“长命锁”密切相关，所以这个具有实用功能的拴挂石“既被民间视为孩童“祈求平安、富贵长命”的守护神，又是纳福迎祥、镇邪扶正的镇宅狮。故此它具有着中国传统民间神祗的文化基因。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石狮文化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也是中华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炕头石狮艺术不是孤立的局部社会现象，其艺术风格是与关陕地区生存环境、时代变迁、思想意识等诸多因素紧密相关的，从而呈现出风格迥异的艺术原生态特征。在此，我们除对它文化源流、造型动态、时代特征作综合研究外，审视探讨其装饰艺术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用古籍文献，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与图像学比较的方法，运用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和美术学等学科知识对该装饰艺术的文化内涵、审美意蕴从新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炕头石狮文化蕴涵 陕西炕头石狮艺术装饰手法丰富别致，其中与整体造型附属构成之各类纹饰，是解读石狮文化内涵和年代推定的重要因素。笔者试称之为：串铃、璎珞与绶带。以下分别述之。 关于串铃，依据目前考古学界看法，认为起始于史前时期，也有说法源自汉代。①“铃”，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乐器之一。“串铃”是充当了编钟、编磬、瑟等能演奏旋律的乐器的补辅作用的乐器之一，所以应该是作为音乐活动中使用的乐器来看待的。《说文·金部》卷十四载“铃：令，丁也；从金、从令，令亦聲”。它是金属制成的“响器”，最常见的样式即球形而下开口，内置金属丸。也有钟形而内悬金属小锤的，振动时相击发声。中国古代音乐专著《乐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初，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千戚羽旄，谓之乐。”“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乐记》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了音乐的本质。然后，就立即指出音乐是与政治相通的，言音乐能够反映出政治的劣胜。由此不难得出串铃担当了音乐旋律中的活动介质，铃之物理功能已被移植在了王权贵族的饰物造型之上。最终由听觉转至视觉艺术之中，具有着演绎法音的威摄与王权的警示功能，也给人们留下了想像的意境空间。 串铃由音乐活动中之介质转至石狮艺术之装饰纹饰，其意义是深远的。它丰富、装饰了造型与功能迥异的石狮艺术，体现出民间艺人们质朴的审美情趣，将串铃添加在了炕头石狮造型当中，不断吸纳、历久弥新建构出了简约与繁复的装饰艺术。使串铃造型日臻丰满而完善，成为炕头石狮艺术的组成部分。 笔者在考察、研究历代石狮艺术时，发现串铃还具有指示年代的作用。依据目前考古遗存和民间有纪年的石狮艺术谱系，经比较后认为，石狮造型中出现的串铃装饰，大致为宋代以后。串铃出现在石狮艺术之上，标志着石狮的神性向世俗化变化的迹象；威严雄浑的气势递减为温顺驯化之态势、以及原发性向装饰性的转变、朴质纯美向人为造作的衍变等等。 关于璎珞，其原义是古代南亚次大陆的人们、特别是贵族用来装饰身体的首饰的梵文意译，大致是指华*(上髟下曼)形的首饰。华*(上髟下曼)主要指一种环形颈饰，也就是南亚次大陆还在使用的花环形物。在中国，璎珞专属汉化佛教造像中的服饰，但它们又可以在殿堂中作为庄严的象征物或单独使用。②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载“无论男女都可首冠花*(上髟下曼)，身佩璎珞”，③另据《佛所行赞》卷一所载，释迦牟尼当太子时，即“璎珞庄严身”。换言之，璎珞是装饰于项圈的佛教之物，其造型特征属花环形和线形或带状。汉化佛教的塑像家也有称它为“绶带”的。而这一特定的装饰物被作为炕头石狮艺术的构成部分，为石狮艺术注入了宗教民间化的视觉符号，似乎石狮颈圈装饰的华美繁缛就划定了贵贱的等级标准，就有别于其它石狮了。笔者以为，石狮颈圈的装饰借以“璎珞”为总体称呼，较为恰当。首先，它是宗教的精神需要，璎珞从佛教造像上带着宗教的影子，将信息传递到了石狮身上，且狮子在佛教中始终充当着护法的神兽角色。炕头石狮置于宅中的存在方式，满足了人们祈福纳祥、保佑平安的意愿；其次，庶民们从淳厚质朴的审美需求上出发，改变了炕头狮拙朴简单的风格，使之成为繁缛的民间艺术品；第三，装饰风格的变化源自社会的变革、政治制度，综合国力与宗教信仰，民风习俗等的变迁。也映射出了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改变自然生态的信念。 陕西炕头石狮艺术中的“璎珞”装饰样式丰富且错落有致。多与串铃相互构成使用，具有着别样的艺术特征。 关于“绶”，《后汉书·舆服志第三十》载，“绶”即包括若干层里经的提花织物。它是汉代官服上用以区别官阶高下的标志；就社会观念而言，绶，几乎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④《汉宫仪》说：“绶者，有所承受也，长一丈二尺。”地位愈尊贵绶也愈长。皇帝的绶长二丈九尺九寸，诸侯王绶长二丈一尺，公、侯、将军绶长一丈七尺，以下各有等差。它是用来系印的。 在山东武氏祠画像石的历史故事中，帝王或官员均佩绶。新莽末年，商人杜吴在渐台杀死王莽后，仅解去王莽之绶，而未割去王莽之头。可见在杜吴的心目中，王莽之绶似较日后高悬宛市、久藏武库之王莽头更为重要。也正代表了当时一般市井阶层的看法。绶带标志着等级与秩序的划分，逐渐被帝王、贵族们拷贝在了石狮艺术之上，随即成为了民间艺术的装饰因素，它的显现更使石狮的雕刻趋向精巧繁琐，平面的装饰性和程式化也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串铃、璎珞与绶带作为石狮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开创了中国狮子装饰之先河。同样，装饰风格的延续也必然与社会变迁，礼制仪规、审美观念的沿袭相关。由此，石狮的装饰艺术风格也进一步得以民族化，创作手法也逐渐走向现实，开始流于形式、软弱工巧，缺乏固有的强雄和内在的精神与张力，向装饰性，驯化型的造型衍化，装饰手法繁复艺巧，呈现出民间世俗化的特征。 二、炕头石狮的造型风格 陕西炕头石狮在表现艺术风格方面，多采用装饰化、图案化的手法，造型富有象征性和寓意性。造型与色调的单纯性更集中地体现了思想情感的纯粹性。陕西炕头石狮在造型风格上，可大致归纳为三点，其一，浑厚古朴的造型风格；其二，简约与装饰均衡把握的造型风格；其三，生动概括的造型风格。 1、浑厚古朴的造型风格。炕头石狮的雕刻采用石质坚硬、表面糙砺，形态粗拙的青、砂石，石料源自黄土高原沟壑山崖显露之处，人们单凭触觉就感受到石质的肌理质感、量感、体积感，从而更有益于理解作品的浑厚气势。艺人们在雕刻炕头石狮之前，基本利用坯料的自然态势，谋算度势来确定狮子的站立或蹲踞动态。这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西汉霍去病墓的石刻群雕，两者虽意义不尽相同，然而利用自然石势来镌刻，手法颇近，都给人以天成地就，浑厚古朴的神韵感受。 炕头石狮的造型里典型的“适合方形”构图样式。其造型是以石料棱线为狮子中线，以石料边角线为狮子的外轮廓线，上下、左右雕刻呈方形团块状的布局。石料上半部分约占狮子整体比例的80％用来刻画头部与五官，剩余部分勾勒狮子的躯体动态，“十斤狮子九斤头，一双眼睛一张口”就是艺人们创作石狮的潜在艺诀。他们采取大胆的取舍技法，追求整体突出的大关系，着重对狮子头、眼、口部进行雕琢推敲，放松其它部位的处理。大刀阔斧、洒脱自然的雕刻手法，使得大部分炕头石狮保留了原始、完整的坯料态势，呈现出其造型轮廓分明、浑厚古朴、完整大气的态势。 2、简约与装饰均衡把握的造型风格。陕西炕头石狮在镌雕上承袭了历史上惯用的作法，突出体现在汉唐时期的画像石、造像碑与陵墓雕塑上，以减地平剞加阴线刻雕刻的手法为主，结合民间传承的雕刻技法，先以洗练而大气的刀法刻画石狮整体动态，再以精巧细微的刀法描绘纹饰与神情态势，在造型的表面则以阴线刻划来加强装饰效果。整体形式以串铃、璎珞居中或并列项圈左右排列或鬣毛翻卷伸屈来构成，石狮口噙绶带，左右飘落，气热磅礴，巧妙地分隔了造型的动势。形式语言呈现出简约或装饰组合重叠的构成样式。 炕头石狮简约与装饰的造型风格是相对而言。简约是完整浑厚的体现，简约并不意味着简单，装饰方面却表现的繁复工巧，华美绚丽，炕头石狮造型风格基本是简约与装饰均衡把握延绵发展的。这是由于民众多义并存的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经济状况、岁时民俗、审美情趣和技艺优劣等因素而产生的。炕头石狮的简约风格无疑是追求大巧若拙、浑厚古朴的率真本色，它真实体现出民众质朴敦厚的习俗，也隐喻了华夏民族敦厚温和、善良朴实的精神。其作为民间艺术的典型形式，简约的造型风格体现了劳动者的淳风之美。 炕头石狮的装饰风格是一种满足人们心理平衡的补偿，也是一种祈福和实现理想愿望的含蓄表达，它体现了民众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精神信仰。炕头石狮是民俗活动的形象载体之一，其本身便是复杂的民俗现象，它有着祝福祈祥、镇恶辟邪、生殖崇拜等重要内涵。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更为炕头石狮造型及纹饰雕刻的繁复与精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使它呈现出鲜明的装饰风格特征，装饰手法显现了内涵的视觉外溢，同时也标志着炕头石狮进一步走向世俗化的历程。 如上所述，简约与装饰的造型风格，不是独立自成体系的，而是民众审美的阶段性体现，是均衡把握炕头石狮造型风格统一，和谐存在的辩证方式。 3、生动概括的造型风格。炕头狮造型灵动逼肖，把石狮艺术的动态与神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其精炼的塑造语汇获得了久远的艺术感染力。 造型风格的随意性和夸张性，是陕西炕头石狮艺术的个性特色。形象思维又是构成其风格形成的核心支柱。形象思维是普遍的活动形式，就是形象与形象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受时间与空间的约束，它可以从古代联系到当代，从异域联系到本土，从正面联系到反面，从黑暗联系到光明，从生活形象联系到艺术形象，从语言文字形象联系到视觉形象，从视觉形象联系到听觉形象，从印象联系到想象，从想象联系到具象。⑤这些各种各样的联系一直到形象的完美结合并且产生新的综合的石狮形象为止。 在陕西关中及更大范围内的农村地区，炕头石狮形象深入人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具有独到的象征性；其形象朴拙的魅力、延绵生发的活力更是源自于独特的艺术性，造型形象具有生动活泼。独立自足的气质，这些应是人们的形象思维表达愿望，实现幻想的再创造，也是最理想、最富足、最成功的产物。 古往今来，在山野乡村人们几乎没有机会观赏到真的狮子，丰富的联想与大胆的艺术创造成为了艺人们雕琢石狮时的源泉，民间艺人们将神兽的概念融合到石狮造型中，或依据自己熟悉的动物特征集合借鉴在狮子形象上，创造出了不拘一格。夸张变形而又富有个性特征的写意炕头狮。使之在稚拙朦胧中形成浑厚的气韵，大气而细密地琢刻出造型流畅有序的线纹，显现出生动概括之程式化的趋向。 三、炕头石狮的审美意蕴 陕西炕头石狮在审美方面也独具特色，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特色；第二，趣味性特色；第三，寓意性特色。 1、“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特色。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审美特征的独特性。在炕头石狮艺术的发生、发展历程中也同时突出强调情最交融、虚实相生的美学特征。民间艺人们以朴素，自信、高度概括的宇宙观和审美宗旨，追求那种“天地浑溶—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的境界，营造着“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曲折地反映出民族文化精神和心理。 陕西炕头石狮艺术的审美追求隐喻地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美学常被认为是中国纯艺术精神的代表。道性无为，质朴纯真，心明如镜，淡泊致远，倡导在自然的审美观中感悟“道”的真谛，美的本原，从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获得超越现实的自由感受、审美愉悦和精神的升华，体现以精神自由为人格美理想的审美追求。正如杨晓阳师所言：“大写意”是一种精神，“大写意“是一种观念，“大写意”是一种方法。大写意是中国特色的艺术造型观，一种纵横观照、一种世界观、宇宙观，所以它相对物质世界是一种自然存在，不是客观、是一种思维、思想和状态的存在，是主观化的客观和存在，是精神不是物质。“大象无形”是中国特色，观念是思想的结果、结晶，是一种哲学层次的，形而上、道层次的一种看法。⑥大写意就是炕头石狮艺术审美追求的理想状态，也体现出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2、趣味性特色。炕头石狮的美学意义，核心是传达情感，自然是创造主体的精神外化，也是创造主体的情感外化。这不难辨析出炕头石狮所独具的鲜明特征，情感的粗犷与奔放、造型的趣味性与表达的尽致性构成了炕头石狮基本的审美特征。炕头石狮进入寻常百姓人家，它的实用功能不容忽视，人们将它置于屋内、炕头镇宅辟邪，拴住婴孩保佑长命富贵，并且陪伴小孩又避免掉下炕去，孩童长大成人后，炕头狮又成为下一代生命的保护神。它的实用功能与审美是相辅相成的，实用功能为炕头石狮提供了造型的创造依据，艺人们凭借构思与想向创造出了形象生动、活泼有趣的石狮造型，并且没有重复的样式。他们创作时只保留了自然界中狮的某些特征，但对狮子头部、眼、口部造型极力夸张，使凶残的形象变得天真善良，四肢变得粗短可爱，尾巴呈花瓣覆叶状绚丽。它们有的像顽皮的孩子，或像沉着肃穆的老者，还有的像憨稚的狮狗。 炕头石狮笨拙憨厚、稚态可掬的生动形象，完全是喜闻乐见的儿童偶像特征，从而呈现出独特的审美趣味，并完全以美好的形象来美化了孩童的心灵。 3、寓意性特色。炕头石狮是集圆雕、镂雕、浮雕和线刻于一身的，它的造像已是超越现实狮子之上的另一种意义和价值的物品了。那种几乎赋予了石狮每一个局部都有独特意义的集合物，是纯粹属于精神情感性的意象神品了。超越现实便是对理想的追求。艺术的超越无疑就是审美理想的实现。民间艺人们在漫长的现实中孜孜以求的正是这样一种于自足中的审美理想的实现。似乎就是理想的美比现实生活更美，他们把自身所处的时代的审美特点与个体的审美理想相结合，从而加以诸多技艺风格的把握，形成为炕头石狮不同的时代风格，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民间艺术所具有的强雄气势。 陕西炕头石狮造型的动势，充满张力的身躯和稳健豪迈的四肢，无不显示着恢宏的气势与生命活力。艺术中的生命活力是艺术创造主体的主观性把握的产物，此外也是一种精神状态的符号化显现。狮子本身不具有任何精神，但作品中的狮子却能够获得精神。这自然是人的精神。 综上所述，陕西炕头石狮装饰艺术直接体现出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也是漫长社会精神面貌的反映，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它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石狮的装饰艺术，丰富了民间艺术的造型观，摆脱了传统模式的束缚；进而也使纹样装饰转向了世俗化，大众化和多样化的装饰题材纷繁涌现，装饰风格变化了炕头狮造型的完整与统一性，相对削弱了其固有的神性和灵性，写实与现实风格的艺术形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陕西炕头石狮艺术的演变，也成为判断石狮制作时间的依据之一，各地域之间相对的早晚关系也通过纹饰反映出来。陕西炕头石狮装饰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经济与文化生活，成为中国民间美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了人们实用与精神审美的需求，传承着中华文化传统的审美观念，理想追求和精神诉求。它是中国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更是雕塑艺术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原生态的基石部分。它构成了中华民族美术的特质，成为人类艺术的珍贵遗产。 陕西炕头石狮装饰艺术发展历程为我们研究民间美术以及多元化艺术发展规律，都提供了相当珍贵的历史借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异常频繁。探索与发展民族本土化艺术之路，将有助于中国艺术界对世界语境的再认识，并将为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提供一个清晰的坐标。 注 释 ①金文达著《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第68页；“铃亦作苓，在甘肃临洮寺洼山曾发现过陶铃”；方建军、蒋咏荷著《陕西出土音乐文物》陕西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62页；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86页；王子初《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述略》载《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中国秦汉研究会，中山大学历史系、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②参见白化文著《汉化佛教参访录》中华书局，2005年，第273—279页。 ③(唐)玄奘 原著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76页。 ④孙机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48页。 ⑤参见蔡若虹著《理想的美比实际生活更美》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27—28页。 ⑥杨晓阳谈“大写意”《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载《中国教育报》2006年9月10日。 朱尽晖 西安美院副教授 美术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