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间美术研究(第一卷)》第三部分 专辑·木版年画——陕西民间木版年画浅述
| 周克难 |
| [提要] 陕西境内关中、陕南的九个市、县二十多处城镇乡村都曾有过木版年画作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凤翔、汉中两地，它们的年画在主题内容、表现形式和技术经验上各有侧重和所长。在陕西这块得天独厚的肥沃土壤上，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古代艺术的薰陶和人民的耕耘哺育，使它们又都共同具有秦人敦厚、淳朴、刚毅、豪放的风格。 民间年画，是我国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生活而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它的内容密切地结合着人民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具有朴实明朗的艺术风格，因之长期来深受广大劳动人民所喜爱，发展成为劳动人民逢年过节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陕西地区民间木版年画，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艺术传统。在关中的凤翔、蒲城、长安、西安，陕南的汉中、洋县、城固、南郑、安康等县二十余处城镇农村，都有过年画作坊。据记载：一九七三年西安整修碑林石台孝经时发现宋、金时期一幅套色版画《东方朔偷桃图》(见《文物》1979年第五期)，这是我省早期的木版图画。到了明代中期(公元十六世纪)关中的凤翔就开始刻印木版年画了，距今约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由于人民生活条件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因而各地区的年画取材和表现手法，各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据目前收集的资料观，其中产量高，销路广，艺术风格上具有代表性的，应首推凤翔和汉中。凤翔以简洁、明快、朴实、豪放取胜。汉中则具有凝重、浑厚、古朴、粗犷和装饰性的特点。 凤翔民间年画 凤翔古称雍城。远在公元前七七○年，周平王封襄公诸侯后，由春秋到战国时期约二百九十七年之久，秦国十九公建都于雍。故凤翔是秦代的发祥地。后来汉、魏、北朝、隋、唐、宋等都在此置郡设州县，它历为关中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因而这里世代相沿的民间艺术蕴藏极为丰富，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在国内早负盛名。 凤翔民间年画产地，主要分布城东的南、北小里村和城西的陈镇两处，但规模大，品种多，以南小里居首。长期以来，农民群众利用冬闲季节多以自己经营的大小“画局”为组织形式，作为家庭副业进行生产。刻制者多为有绘画才能的农民，自画、自刻、自印。春节前卖给群众。据经营年画生产七辈老艺人邰世勤口述：小里村取名之意：原名“箫里”，相传春秋时秦穆公女儿弄玉，善吹笙，嫁给善吹箫的箫氏为妻，后来二人乘龙跨凤而去(今华山中峰，又名玉女峰)，其箫声传至村里而止，故称“箫里”。年画源流：据邰氏家谱记载，始于明代中期、正德二年，该族三世八家，就从事年画生产。”清代中叶，年画较为盛行，最早的画局是“荣兴局”(清光绪二十三年改为“世兴画局”、民国二十九年又改为“信义画局”)。后来，随着年画事业的发展，“福盛局”、“厚义局”、“公兴局”，还有陈镇的“兴顺局”(家记)、“李记”等，紧接而起。这时年画的制作，只是单色墨线图样，手工敷色。到了清光绪年间，当地出了“能人”(据传宝鸡壁画艺人苏氏)开始创新、发明工笔重彩、印金描银，木版套印与手工彩绘相结合，名为“金三裁”。(染天景、地景、上相粉、染脸、涂赭、开光、敷金等)色彩艳丽细致、画面优美动人，同时，又增添了富有人民生活意趣的内容：传统戏文、风俗生活、胖娃仕女和窗花图案等年画，丰富多彩。因之木版年画就大大地活跃起来，由原来的二十余家作坊，发展到百余家之多，发行量达三、四百万份以上。同时由于物美价廉，适合群众购买力，销售市场随之扩大，除本省外，还远销西北诸省和川北、晋南、豫西一带。从此凤翔成为西北地区年画产地中心。到了民国初期，当地年画作坊多为地富所操纵，加之城市商人贪牟暴利，多资助刻印。还有直隶(河北省)年画和上海月份牌石印年画开始向西北发行，形成市场上的竞争。为了降低成本，不惜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缩小版样、减少套色和手工敷色等工序，群众称为“土三裁”。还有抄袭外来之风很盛，致使凤翔年画失去原来精美之面貌。到了抗战时期，西北与外地隔绝，凤翔年画又恢复原来之盛况。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文化事业的摧残，凤翔年画生产，濒于绝境。 解放后，由于党政领导的重视，根据中央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精神，一九五二年凤翔县文化部门协助成立凤翔县小里村年画改革会。创作有《兄妹开荒》、《兴修水利》、《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等新年画十余种。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曾多次派美术干部深入年画产地，收集、挖掘、并辅导。创作有《看画》、《巧媳妇》等新年画，受到群众欢迎。但在祸国殃民“四人帮”文化专政时期，民间年画被视为“四旧”，遭到极大的破坏，致使好多具有历史价值的传统老版年画珍品，毁损净尽，殊为可惜。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得到贯彻执行，凤翔县南小里民间年画获得新生，投入生产，已有四十余种传统年画和广大群众见面，受到国内外人士的欢迎和赞扬。 凤翔年画的内容，极为丰富。大体可分为六类：有反映劳动人民勤劳朴实生活的写照和童话故事的，如《碾米磨面》、《渔樵耕读》、《渔乐图》、《老鼠嫁女》、《纺织图》等。刻划细致严谨，连续性强；有表现历史戏曲和古典小说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白蛇传》、《五典坡》、《杨家将》、《西游记》等。热情歌颂人们心目中英雄人物斗争精神，符合群众欣赏戏曲的习惯。人物刻划饱满俊秀、色彩对比强烈，使画面有看头、有想头、还有说头，在年画中占的数量最大；有反映当时人们愿望和理想的，如《丹凤朝阳》、《新年欢乐》、《吉庆有余》、《倩女寻梅》、《儿童习武》、《鸡报平安》等，取材吉祥的寓意；有布置环境的木版窗花和顶棚团花图案装饰，如《四季瓶花》、《凤凰戏牡丹》、《天河配》、《麒麟送子》、《五蝠捧寿》、《忠孝全图》(岳飞和花木兰的故事)等，刻绘相当细致，具有浓厚的装饰性；有对当时社会进行讽刺的漫画和神话故事的，如《小人图》、《嫦娥奔月》等；还有宣传封建迷信的，如《六全神》(天地神、灶王爷、土地神、仓神、龙王、牛马神)、《天官赐福》、《五毒符》等，这些年画应加以剔除的。据传年画共三百余种。 这些传统年画，从取材来讲，群众最喜欢英雄人物、美女胖娃、人寿年丰、六畜兴旺、消灾降福、共享太平。而对那些悲观厌世、流血牺牲、悬梁自尽、沿门乞讨、家破人亡等真实生活中的伤心惨景，过年时张贴到群众家里，是不祥之兆，群众最忌讳的。如一九五二年在凤翔年画改革中，创作的《防疫注射》代替土地神，群众反映过年时，大年初一，打针看病不吉利，遭到反对，这就违犯了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农民说：“过年贴年画，为了叫人过年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图个吉利红火，家里贴些年画、窗花，一下子就豁亮起来，人人精神振奋，心里感到痛快，生活美满。” 凤翔年画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首先在题材处理上，强调概括、集中，不是自然现象罗列，大胆舍弃景物的描写，集中表现人，突出主题。如《纺织图》，它把从弹花到织布一整套的生产过程，集中在一个画面上，生动地歌颂了我国劳动妇女勤劳朴实的崇高美德。这样处理不但不能减弱，相反地使主题更为突出。还采取象征和寓意的表现手法，如：莲花和鱼，寓意《连年有余》；五个蝙蝠和桃，《五福捧寿》；喜鹊和梅，《喜上眉稍》；佛手、石榴、桃子，《多福、多子、多寿》；姑娘和梅，《倩女寻梅(媒)》；戟(古兵器)磬(古乐器)和鱼，《吉庆有余》；牡丹、荷花、菊花、梅花四季花插在花瓶中，《四季平安》等。含蓄地表达了群众的思想感情，使人们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这种表现手法的特点，贵在把所表达的事物和群众的愿望结合起来，使物体引向更深远的意境，并赋予比物体本身更多的涵义。其次在人物造型上，不是照相式的描绘生活，而是抓住对象主要特征和精神气质，大胆夸张和变形来反映生活，达到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是一种富有强烈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艺人口诀中所说：“娃娃要得好，头大身子小”，“生活中的人，嘴比眼大，画面中的人，眼比嘴大”，“门画中的人，人比马大，门画中的马，马和狗大”。在这些人物造型的口诀中，艺人提出要夸张，至于是否合乎比例和生活的真实，根本不管。据我国民族美术实践形成的美学思想，艺术形象愈不象、才愈有艺术性，它不符合生活的真实，才符合艺术的真实。“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做现实。”(列宁：《哲学笔记》66页)。再次在色彩处理上，以原色为主，间色为副，强烈对比，注意呼应。颜色有大红、槐黄、桃红、二墨(淡墨)配合。红与绿、黄与紫、黑与白(画面空白)原色对比，很少用间色，由此产生色相上的对比。如《蝴蝶杯》、《满堂富贵》人物服饰和鞋袜全身上下不用一色或接近色渲染而成，大块原色相互对比，画面特别鲜艳、强烈而又和谐。群众最讳的年画色彩灰暗而不鲜，称为“自来旧”。艺人在年画口诀中说：“远看搭眼，近看有味，搭眼靠色彩和构图，有味靠人物神气和表情。”最后在构图上，强调饱满、匀称。饱满并不是画面的繁琐、堆砌和臃肿，而是更充分发挥画面对物体的衬托作用。匀称是采取大的布局关系，局部稍加变化，这样，既照顾了整体的装饰美，而又注意到局部的变化，以求得画面的整体和稳定的艺术效果。如门画中的《鹿鹤同春》等作品。 凤翔民间年画，具有主题鲜明突出、造型简洁概括、色彩对比强烈、构图丰满匀称的特点。它吸取了汉唐壁画、石刻，古代绣像，插图，秦腔戏剧的表现手法以及民间姊妹艺术的某些特征，并和群众的爱好、审美情趣有机地结合起来，经过历代艺人不断加工、创造，逐渐形成了凤翔年画独特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汉中民间年画 汉中，古属楚地，也是西汉刘邦政权的发祥地。秦取汉中后，设立汉中郡，为历代陕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间艺术蕴藏极为丰富，特别是民间年画以门画著称。 年画源流及发展，据当地经营年画数辈老艺人口述：民间年画始于清代中叶(公元十八世纪)盛行于民国初(是否更早，无史料可考)迄今约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其产地以汉中市最早，逐渐发展到洋县、城固、南郑、安康等县十余处城镇农村。但汉中市主要分布在城内的中山街和东关两处，并有长年画店，如“永龙祥”(后改为“庆福成”)、“永兴龙”、“福春成”、“和记”等九家。平时出售纸张为业，中秋节后至年底开始年画生产，仅汉中市每年参加年画生产的工人不下四、五十人，发行数量达百万份以上，除本地销售外，还远销川北、甘南、青海和关中一带，颇受群众欢迎。其盛况可观，因此成为陕南地区民间年画中心。 汉中民间年画以门画驰名国内，它不仅题材广泛，而艺术风格显然与其它地区有别。门画内容中有人们最熟悉的《秦琼、敬德》，并采取各种不同服饰和动态的表现手法，有骑马的、提鞭的、坐虎的、上朝的、披袍的等六种。还有商代、周代、东汉、三国、唐、宋、明各代著名将领和流传中的神话人物，都被列为门画的题材，让历史英雄人物武将为家家户户守夜站岗。如方弼、方相、孙膑、庞涓、司马、赵云、张禾、李元霸、杨彦昭、杨四郎、穆桂英、焦赞、孟良、马武、姚琪、岑彭、张南、裴元庆、赵公明、燃灯道人、常遇春、胡大海、姜子牙等，据传达六十余种之多。崇尚英雄武士的风习，《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广川惠王越，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袴长剑。”颜师古注：“成庆古勇士也。”到了唐宋表现英雄人物更有记载。这种风习由汉代流传下来，弥漫全国，由于生活的变迁，有些地区已经中断，而我们陕西汉中地区则还较多的保存着汉代画古勇士以卫门户之余韵。 汉中民间年画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首先在人物造型上。如门画中的《秦琼、敬德》，艺人们根据主题的需要，不拘泥艺术法则所限，大胆夸张、变形，面部五官加大，肩宽颈短个子矮，身穿战袍，挺胸腆肚，足登战靴，手执兵器，全神贯注，神采奕奕，给人以气宇轩昂、勇猛威武、体态壮观的感觉，使邪恶望之而生畏，以达到生活幸福安宁的愿望。也正如民间艺人口诀中所说：“英雄无颈，美人无肩”，“文人一颗钉、英雄一张弓”的道理。这种合理的夸张，不仅无不舒服之感，更增强了人物的气魄和力量。其次在用笔用刀上，也是围绕这一主题的需要，采取藏锋包笔，粗健古拙，大刀阔斧，挺拔豪放，人物的衣纹线条转折多变、充分发挥了刀线的配合作用。在色彩处理上，也有独到之处，是采用群众最喜欢的大红大绿为基调，桃红、橘黄(章丹)、苦绿，配上轻快明朗的槐黄，又用墨线(松烟)勾勒。五种原色(有时增添雪青)相互对比，造成画面鲜明、艳烈、浑厚、沉着的效果，增添喜庆节日的气氛。加之使用的颜料和纸(粉光纸)多系当地艺人沿袭古法自制的、色浓典雅，纸质洁白柔韧，更能衬托人物的色彩美，给人感到淳朴、亲切和富有浓厚的乡土味道。在构图上，人物在画面非常高大，顶天立地，布置得没有大空间。疏密关系处理得很妙，给人的感觉画面很完整，既丰满而不拥挤，既对称而不死板，造成一种整体稳定的画面效果。 汉中门画，它吸取了汉唐石雕的雄大、深沉，以及汉画像石的线刻艺术装饰纹样等特点，经过历代艺人继承、充实和完善，逐渐形成汉中门画的凝重、浑厚、古朴、粗犷和装饰性的艺术格调。 最后说说陕西民间年画的规格和张贴场所。由于年画是逢年过节美化生活环境的装饰品，因而艺人在创作年画时，考虑得很周到，用不同的开张大小，不同的内容色调，来适应不同的对象、地区、场所的需要。在旧社会大车门最大，张贴整张的《秦琼、敬德》(也适应于群众住家大门，但开张要小，系对开，)并称为正门神；一般商店和敬祖的堂屋门上，张贴对开大的《天官赐福、万福来朝》；商店帐房门上，张贴四开的《刘海戏金蟾》；读书人的门上，张贴六开的《状元插花》 (也适应结婚新房门上)；新媳妇和闺女房门，张贴四开大的《倩女寻梅(媒)》或《穆桂英》；新房窗扇，张贴六开大的《麒麟送子》；新媳妇炕头，张贴四开的《莲生贵子》；新媳妇炕围和顶棚上，张贴斗方形的《凤凰戏牡丹》或《五蝠捧寿》的团花；公婆房门，张贴四开大的《公婆抱孙》；槽头 (牛马房)门上，张贴四开的《弼马瘟》、《马武、姚琪》或《六畜兴旺》；猪圈门上，张贴六开大的《焦赞、孟良》；粮仓上，张贴四开大的《连年有余》或斗方形的《五谷丰登》；厨房锅台上，张贴六开大的带农历图的《灶画》；谷雨时的大门上，张贴对开大的《鸡报平安》，在有丧事第一年过年时大门上，张贴对开大的《秦琼、敬德》称为素门神，(仅印黑、黄、绿三色)。总之，刻制年画的艺人，是明确各种年画的实用场所和社会效果以及按照美的法则而进行创作的，就是封建迷信的灶王爷，艺人也注意到《大头灶》(又名历头灶)，《双钱灶》，《全家灶》(八人)《双印灶》(四人)所盛行的不同地区，而区别对待进行创作。可惜，现在我们搞年画的同志，却不大细致考虑这些问题。 综观上述，由于我省是周、秦、汉、唐十一个封建王朝建都之地，是古代文化的摇篮，虽然陕西的民间年画有着不同流派，但都在这块得天独厚的肥沃土壤上，不同程度地受到古代艺术的薰陶和人民的耕耘哺育，因而都具有秦人敦厚、淳朴、刚毅、豪放的艺术风格。陕西民间年画是我省历代艺人千锤百炼、加工创造的艺术结晶。不论在内容上和技法上都有一整套完整的艺术规律，因而同样是我国民族绘画遗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它的优良传统，取精去芜，提高质量，使它对于我们创造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绘画起作用。但是这个土生土长生气洋溢的民间年画，在旧社会常被统治阶级所歧视，斥为“俗品”、“匠画”、“难登大雅之堂”、“不能流传千古”。因此艺人的生平事迹、经验、口诀等，无人记载，作品不入史册。多少艺人饥寒交迫、自生自灭；多少精品，也毁损散失，极为可惜。解放后，民间年画获得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我馆曾多次深入到全省生产年画地区，抢救、收集、整理、研究这宗民族遗产。愿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花，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中开得更加绚丽多姿。 1984.1.8 （出处：陕西民间美术研究(第一卷)/宁宇 荣华著.陕西：西安人民出版社，198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