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间美术研究(第一卷)》第五部分 比较与反思——千里因缘九曲牵 从陕鲁民间美术浅探民间文化的历史交融
| 鲍家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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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我国各地民间文化在历史上曾发生多方的交融。从陕西和山东两省民间美术在纹样主题寓义及形式特色上相通相似的实例中，我们可以找到各区域各民族同源共祖的历史渊源。在以后的岁月中，由于战争、交通、商业、宗教传播等原因，各地的文化交流仍绵延不断，而封建社会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是推动民间文化交流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重要原因。 从地图上看，山东和陕西两省相去何止千里之遥。谚曰：“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但是，这两省的民间美术竟有着很多的相似相通之处。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各地民间文化在历史上曾多方交融的一面。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摇篮。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猿人化石证明，约八十万年以前，这里已经有了原始人的足迹。迄今在黄河流域已经发现了两千多处原始村落的遗址，可以证明，在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广阔的土地上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了。从殷商到北宋的三千多年内，黄河流域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勤劳勇敢的黄河儿女创造了绚丽灿烂的历史文化，黄河流域的民间美术则是这种历史文化只有独特光彩的一支。地处黄河中游的陕西和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其民间美术都是这种光辉文化的组成部分。奔腾东流的九曲黄河如同纽带连接两省，它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交流、融合造成了种种纷纭复杂的奇异现象。 关于两省民间美术相通相似的例子，让我们先来看那古老纯朴的民间剪纸。陕西和山东尤其是和鲁西北的剪纸在题材内容与风格上都非常相似，具有古朴、粗犷、简练、豪放的特点，有的与民俗紧密结合。例如鲁西北的滨县、茌平、夏津等县的剪纸，这里农村男女结婚时，窗上或炕前都要贴一对合碗或茶壶或葫芦，有的合在一起贴。当地乡亲说贴上它们为的是祈求夫妻和睦。从原始含意讲，合碗、茶壶其实都是葫芦的形、音的变化。我国汉族及南方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先民，都把葫芦看作人的始祖。刘尧汉《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一文中指出，《诗经·大雅·绵》中“绵绵瓜瓞，民之初生”一句的含意，与伏羲、女娲、槃瓠、合卺、沙壶、沙壹等原意，如果“借助于民族学的现实资料与之作比较研究，便可明白，这些记载，说的都是一脉相承的有关葫芦的事，他认为，“葫芦就象征母体、葫芦崇拜也就是母体崇拜”①。李子贤同志也提出；“人从葫芦出的观念，比在‘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况下产生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或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的观念要古老得多，虽然它们都是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观念。”“人从葫芦出这一原始的特定寓意，显然是把妇女的生殖能力视作一种神秘的力量，葫芦就充当了这一种神秘的生殖力的寓体。”②闻—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一文中也说：“至于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的化身，我想是因为瓜类多子，是子孙繁殖的最妙的象征，故取以相比拟。”③山东滨县八十多岁赵秋春大娘剪的“多子葫芦”，在葫芦的外形里还剪了一些老鼠偷吃葡萄，葡萄取其“多”，鼠即“子”(因为传统的地支属相是子鼠、丑牛、寅虎，……等)，两者合在—起便是“多子”。 还有茌平县傅桂兰大娘剪的“雁壶”，壶口上还偎依着两只大雁，寓意男女婚后象大雁一样专爱，永不离散。这几幅剪纸可做“葫芦文化”说的形象而有力的标本。陕西省的民间剪纸和其它民间艺术中也有不少这类的题材以及类似的说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为什么这两者甚至南方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这类葫芦崇拜和葫芦神话呢?因为上述区域和各民族确有同源共祖的历史渊源。中华民族是经过早先的华夏、苗蛮、东夷三个集团的融合繁衍逐渐发展而成的，汉族“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④，所以，“原始葫芦文化”流传广泛。如果说因为“葫芦文化”流传广泛，不足说明陕鲁两省民间美术的特殊亲密关系，那么再看以下几个例子。 微山湖是山东著名的水乡。这里的渔民过去常年生活在湖上，现在大都落户在湖堤新村中了，但至今还能看见他们保留着古老的习俗。例如：生了小孩，外婆要送给外甥一件自己亲手刺绣的“绊子”。这种“绊子”是用粗线缝制的红布带，十字交叉地背着幼儿，前面交叉处再缝上虎头绣片，紧贴在胸前。背后用同样红布缝制一条拖得很长的尾巴，最末端是布制的大菱角或鱼，用来拴在船上，以防幼儿落水。孩子再大一点，“绊子”就不用拴住，孩子可以在船前船后自由走动，但“绊子"背后要捆扎上一两个葫芦作为救生圈用。虽然迁居陆上，“绊子”已失去了实用的意义，只作为大人对自己孩子“长命百岁”的祝福，但这件刺绣品仍然是不能随便转让给别人的。至于小孩戴虎头帽，穿虎头鞋，套虎头暖袖，玩老虎玩具，在山东就更为普遍。从陕西的民间美术展览会及一些报刊发表的图片上：我们看到虎同样是陕西民间美术反复采用的主题形象，虎对于孩子同样具有生命保护者的意味。 在微山湖畔，娇贵的孩子在脖子上总戴着鸡骨和木雕双鱼的项圈。县文化馆还搜集了一件红布兜裤(又叫田鸡裤)，兜裤中间突出用布贴绣一只大蛙，蛙身上堆绣着蛇、蜈蚣、壁虎、蝎子。“五毒”图案在民间美术中是相当普遍的，但“五毒”中突出蛙(蟾蜍)却不多见，更奇怪的是这种图案和陕西省许多县的“五毒”红裤一样。⑤ 还有枣庄民俗，立春前一日儿童左臂上要挂“迎春鸡”。滕县风俗，端午节儿童胸前佩戴“卧猫”，内装艾叶和香料，用以驱除五毒，当是“艾虎”演变而来。据调查，民间剪纸或刺绣虎头，常省略百兽之王——虎头上的“王”字，以忌讳“王”“亡”同音。省略“王”字时，使人看着象猫，其实仍是虎。 对于陕西的民间美术，笔者没有机会亲自考察，但据陕西的同志讲，干旱的黄土高原上的乡村小孩到了一定的节日，脖子上也要挂鱼饰，妇女结婚的佩饰也有一种银鱼。小孩满月或过端午，外婆送布虎，有的布虎里边装上艾篙，叫“艾虎虎”，给娃娃缝在肩上，可以使任何毒蛇猛兽都不敢侵犯。 为什么小孩胸前要挂鱼饰，“绊子”上绣虎头、肚兜上要绣上蛙(蟾蜍)呢?虽然民间传统解释说是为了吉利、避邪、禳毒，但上溯应是从远古的图腾、族徽演变下来的。 拿蛙(蟾蜍)来说，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有“北齐迎南吏……仪仗百余人……画彩为虾蟆幡”，“北朝妇人……立春进春书，以青缯为帜，刻龙象衔之，或为虾蟆。晋代葛洪《抱朴子》有“万岁蟾蜍……五月五日午时取之阴乾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辟五兵，若人射己其矢皆还自向。”由此可知，在我国北方，蛙(蟾蜍)曾作为“国徽”和护身的神灵来膜拜过。 仰韶文化彩陶纹饰中有许多蛙形、鸟形和鱼形，据专家们研究，认为它们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它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⑥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时代越久远，图腾的意义越明显。 原始民族中图腾制蔓延很广，它的一般表现是拿一种动物或世间精魂代表一个家族，村庄或部落，它就给所代表的那一集群以驾驭环境的力量。如：“北美洲的一些部落用刺纹的方法在自己皮肤上画了一些他们认为是他们部落始祖的动物。巴西的巴凯部落的印第安人，在他们儿女的皮肤上画上一些黑点和黑圈，使它很象豹皮，因为他们认为豹子是自己部落的始祖。”⑦ 关于我国远古图腾崇拜，《礼记·王制篇》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据现代考古学家考证，在史前期，山东中部和南部以及徐淮地区生活着几支古老的氏族，有东夷的鱼族，黾族，徐夷的虎族，而且东夷的鱼族、黾族和陕西的鱼族、黾族都有着血缘关系，“蛙应该是‘大黾’”⑧他们的族徽是鱼、蛙，虎。 李白凤先生在《东夷杂考》一书中提出：“我认为黄河流域的下游，原来居住着一些散居的氏族，他们被来自西方的羌族打退到东方去，这些退居到山东一带的氏族本来是许多不同的部落，象莱夷的*(上已下其)族、东夷的鱼族和黾族，徐夷的虎族皆是，……又如原住山东的鱼族和黾族，据我考证和陕西的鱼族和黾族都有血缘关系，他们可能都是白狄族的分支；鱼族是姜姓，黾族是姬姓。但是，他们和周氏族的姬、姜两姓的关系是相当远的，至少在黄帝族入居中原以后即东西分流了的。”⑨ 李白凤先生在同一书中进一步推测：“大约‘洪水’退后，聚居在山、陕高原的各民族开始渡过黄河逐鹿中原。第一步便是今日学术界所称之为‘仰韶期’的渑池一带，因为某些原因，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开始了东、西分流。一支向东(其中包括姜姓的炎族和黾姓的黄帝族)逐步东移；另一支向西，经过潼关入陕，后来又和周氏族有了纠纷，被迫向甘肃发展。自然和西方羌族和犬戎族融合(包括了西落鬼戎在内)，这种粗略的设想可以解释古史中若干不能解释的某些现象。例如：鱼族，赢姓的黾族图象为什么同时或相当于同时在山东、河南和陕西、甘肃出土的器物中出现?潼关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就同时有着‘鱼’和‘黾’的图象，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先殷铜罍也有‘黾’的图象。”⑩ 十九世纪著名的美国人类学者路易斯·享利·摩尔根在研究古代社会的经验中曾提到：“如果我们能够从不同大陆上的某种现存制度与一种共同根源之间找到共同的联系(不论这种联系是出现在什么地方)那就意味着这些大陆上的居民本身也出自同一原始种族。”(11)如果前述的那些设想能够成立，就不但解释了出土文物中对远古历史变迁的反映现象，同时也能够解释大河上下特别是陕西和山东现今人民的风习和流传的民间美术中显示的共通性的最深远的根源。因为世代传承的民间艺术中确能依稀折射出人类初期文化的曙光。 在以后的历史中，由于战争、交通、商业、宗教等政治和经济的原因，陕鲁两省的文化交流仍然绵延不断。封建社会后期，对山东文化影响较大的一次就要算是明初的移民。 元朝末年战争连绵不断，二十多年的烽火狼烟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到了明朝初年又遇到旱涝灾害，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江淮以北和黄河下游大部分地区呈现着民多逃亡，城市为墟，田地荒芜的冷落凄凉景象。明立国之初，朱元璋就决定实行“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政策。从民间传说和地方志的史料来看，明朝时输移到山东的有山西，陕西、四川等省人民，当时迁民都集中到山西洪洞县槐树李家，然后分到各地。所以流传一句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两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山西洪洞老鸹窝”。⑿ 历史上大的移民运动必然带来各种文化的交流，我们搜集到的民间美术品也可以得到印证。鲁南临沂地区郯城县樊埝是有名的木质玩具产地。据当地老艺人说，这个村庄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居民是明朝时从陕西迁来的，玩具的技艺也是那时带来的，艺人并指着村中的一颗有三、四人合抱粗的银杏树说：“银杏的年龄也是本村庄的年龄。”庄上几乎家家制作，利用杨柳，梧桐木旋制而成，有虎头棒槌、花篮、花枪、大刀、鼓车、高低棒棒人等⒁。其中最有特点的是棒棒人，造型有胖有瘦，有戴礼帽的高个子，有扎抓髻的矮女孩，放在一起诙谐有趣。仔细琢磨，不难看出这种高低棒棒人仍有着汉唐陶俑的风韵。 六十年代在鲁南嘉祥、巨野、郓城、泰安、莱芜、新泰一带搜集了近二百块挑花裤腿，现在已很难搜集到了。《曹县方志》(1960年编)风俗篇有“清末妇女均用带缠腿，并以花裤腿复于脚面，裤腿多半由自己制成，上面有色线挑制的各种图案花纹，裤腿上面再缠以扎腿带子。”民艺篇有：“清朝妇女均以裤腿蒙脚面，裤腿上常挑制各样的图案花边，花边之工致，花样之繁多倒是罕见的。”这种挑花裤腿花边都是二方连续图案，用黑线或白线，也有用浅蓝或浅棕色挑制在三、四寸宽一尺长的土织白布或深蓝布上。纹样有：鹭鸶闹莲、十盆花、小蛾扑菊、挽船打柳、小鸡吃白菜，核桃皮、茴香瓣、狸描扑天蛾、小狗与狗食盐、狮子滚绣球、荠菜花、十样锦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朴素严整的图案美。 我们知道挑花工艺是按布的经纬线挑制花样的，因此与布及锦纹都有密切的关系。汉代纺织业最进步的地方是今日的四川和山东，《盐铁论?本议篇》》云：“非独齐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东汉时蜀绵已成为当时有名的织物，《后汉书·左慈传》记曹操语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故知绵为蜀之特产。因此可以推断挑花工艺源于巴蜀，大概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挑花还极兴。看山东挑花的题材内容和风格与川西、陕南的挑花极为相似，与笔者在重庆博物馆见到的陈列苗族服装的裙带两头挑花一样。这种风格的一致性当然和材料、工艺性质相同以及中华民族共同的艺术土壤有关，但从中也能瞥见不同地域或各民族之间由于移民带来的文化交流的结果。 山东《掖县志》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泥窗：泥，溺倪切，音尼，俗读……近迷，水和土也，掖民多迁自蜀，故沿其旧音。”潍县杨家埠村碑刻有“潍东、杨东原籍四川梓潼县人，自故明成化间迁潍居潍水西岸……。”不单山东有从四川的移民，陕西在历史上也有从四川的移民，如：“汉高祖发巴蜀代三秦，迁蜀七姓居商洛，其俗多猎山伐木，深有楚风。”⒅明白这一条，川西，陕南和山东等地挑花风格的一致性就不是不可理解的怪事了。 文化交流的因素错综复杂，不仅限于迁徙和移民，民间的商业流通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条渠道，在山东聊城就有清代建筑精美宏大的“山陕会馆”，足证当时陕鲁两省商业往来的频繁。但在诸种因素中，迁徙和移民毕竟是其中规模大，影响深的重要因素。陕西和山东民间美术都非常丰富，发展的历史又都很长，可以交流的机会自然很多，表现出的共性方面也必然很多，此诚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面仅举三、四个例子说明从古代甚至远古时代起，陕西和山东两省就有着某些很重要的文化交流的千里因缘。研究两省民间美术的因缘关系，从中探索民间艺术大河奔流运动的轨迹，对于清楚了解我们的文化史，对发展民间美术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很有意义。 我国的民间美术，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统治者、文人士大夫的卑视和摧残，在历史上没有地位，过去的文献和地方志中很少有记载，所以为今天研究民间艺术的源流造成了不少的困难。现在我们只能参考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以及民间传说和艺人的口头记录，结合民间艺术本身的特点和风格来综合和分析。笔者对山东的民间美术比较熟悉，但对陕西的民间美术还缺乏实地的考查，历史知识又非常浅薄，以上见解，错误难免，恳请读者教正。 1983年12月30日 【附注】 ①转摘自《民间文艺集刊》第三集 58页 ②见《民间文艺集刊》第三集 李子贤《傣族葫芦神话溯源》。 ③《闻一多全集》 三联书店版 61页。 ④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 ⑤见《装饰》工艺美术丛刊4期22页。 ⑥转摘自李泽厚著《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2年限 24页 ⑦普列汉诺夫著《论艺术》三联书店1973年版114页。 ⑧李白凤著《东夷杂考》 齐鲁书社1981年版 75页。 ⑨同上13页。 ⑩同上16页。 ⑾摩尔根著《古代社会》 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上册 8页。 ⑿参看《文物天地》1982年1期 40页张崇发“山西洪洞大槐树”。 ⒀《寰宇记》转摘自《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七。 ⒁参见《民间文学》 1982年第6期 128页 “临沂民间玩具”一文及图片。 （出处：陕西民间美术研究(第一卷)/宁宇 荣华著.陕西：西安人民出版社，1988.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