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景观数据库

　　碑林，在西安市三学街陕西省博物馆内，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文物较早的场所，以碑林精华荟萃而闻名中外。
　　碑林的建置历史，可追溯到唐末五代，是从保存唐代所刻“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开始的。这两种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唐昭宗天祐元年(公元904年)，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便于防守，将长安城改筑缩小。为使原长安城的一些重要碑石不致丢散遗失，韩建将其迁移到一处，加以保存。碑林现存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立的“重修文宣王庙记碑”载：“天祐甲子岁，太尉许国□公，才务修葺，遂移太学并石经于此。”这是关于石经迁移最早的记载。许国□公应为许国韩公，即韩建。迁移的地方是宋代文庙(即唐皇城尚书省的西隅，今西安市社会路)。研究者认为，韩建这次迁的是《石台孝经》。碑林现存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京兆府新移石经记碑”载：“(石经)旧在务本坊，自天祐中韩建修新城而六经石本委弃于野，至朱梁时刘鄩守长安，有幕吏尹玉羽者，自鄩请辇入城，那方备敌军之侵轶，谓此非急务。玉羽绐之曰：一旦敌军临城，碎为矢石，亦足以助贼为虐。虐然之，乃迁置于此，即唐尚书省之西南隅也。”据此，刘鄩这次迁的是六经石本，亦即《开成石经》，与韩建所迁《石台孝经》为同一地点，时间约在韩建后四至五年。
　　到了宋代，由于当时长安一带的历代碑石受到严重的破坏，在漕运使吕大忠等人的倡议下，于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遂将全部石经及其他重要碑石移置于府学北面(即今碑林所在地)。迁移情况见于“京兆府新移石经记碑”。这次移动，由于准备工作较好，选择的地势干燥，地基坚固，又修了放置碑石的房屋、廊、亭等，安排了陈列的次序，因而使碑石得到较为妥善的保护，为碑林发展奠定了基础。
　　金、元两代，对碑林屋宇曾作过修葺，但关于碑石本身，无记载可考。
　　明代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2年)关中大地震，碑林中许多碑石受到严重破坏，《开成石经》就有四十石被折断。明赵子涵《石墨镌华》记：“嘉靖乙卯地震，石经倒损，西安府学生员王尧典等按旧文集其缺字，别刻小石立于碑旁，以便摹补。”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所立“重修孔庙石经记”又载：“岁月既久，印摹者多，渐有磨灭不可读之疵。”因而“凡点画失真者正之，苔藓污者新之，*（左氵右防）而欹者理之，文义断阙者借群书补之”。说明当时对碑石又作了一次整理。
　　清初，对“石经”有所补刻。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陕西巡抚毕沅作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理，在他所著《关中金石记》中说：“前后堂庑，皆鼎新焉，旋于土中，搜得旧刻数个片，遂取‘石经’及宋元以前者，编排甲乙，周以栏循。明代及近人所刻，则汰存其佳者，别建三楹以存置。其锁钥则有司掌之，设法保护，以冀垂永久。”这是清代对碑林房屋增修或管理的大致情况。
　　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碑林已是一片荒凉景象。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碑林建筑进行了修整，又增加了许多有价值的历代碑石、墓志，使碑林面貌焕然一新。
　　现在，碑林是陕西省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碑林中收藏了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碑志共2300余件。房屋面积2880平方米，包括七座大型陈列室，七座游廊和一个碑亭。
　　碑林中保存的历代碑刻，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从历史价值来说，记载我国和外国友好往来文化交流史实的有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唐“中尼合文之陀罗尼经幢”是我国唐代和尼泊尔人民友好交往的实证。“唐广智三藏碑”记载了一个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国的经历和密宗传入日本的师承关系等。
　　反映农民起义的有“明德受纪碑”，上面刻有“大顺”、“永昌”字样。这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岁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从反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陕西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这些都是向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反帝斗争教育的实物资料。
　　大量的石经，则是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亲自注释、作序并亲自以隶书书写的。《开成石经》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共114石，两面刻，计228面。上刻《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90卷，《周礼》11卷，《仪礼》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共65万余字。字迹整齐，清晰，列联成屏，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种石刻，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一定作用。此外，明、清两代的“兴学碑”、“修渠记”、“修栈道记”、“修城记”、“修庙碑”等也都有史料价值。
　　从艺术价值来说，不少碑刻，在书法艺术上是负有盛名的。篆书，有秦代李斯写的“峄山碑”(宋代翻刻)。唐代篆书，有当时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的李阳冰所写的“三坟记碑”、“栖先莹记”等。隶书有汉“曹全碑”，这是全国汉碑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汉石经周易残石”，是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刻成的熹平石经，相传是当时大书法家蔡邕写的。唐代隶书，有梁守谦的“御史台精舍碑”、史维则的“大智禅师碑”及《石台孝经》等。草书，以智永，张旭、怀素等写的“千字文”为最著名。楷书，有欧阳询的“皇甫诞碑”，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褚遂良的“三藏圣教序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宋翻刻)，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多宝塔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等等，都是负有盛誉的作品。唐僧怀仁集晋王羲之字刻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此外，宋赵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唐刻“道因法师碑”座的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晖墓志”四侧，分别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
　　综上所述，碑林收藏的大量碑石，是我国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文化都是很有意义的。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