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一、营陵机构及具体营建人员的组成
　　1．营陵组织机构
　　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汉诸帝陵，虽经两千年的风风雨雨，仍然像座座山丘一样屹立于关中大地。东汉帝陵虽整体上要比西汉帝陵小一些，但也很具规模。应该说两汉帝陵营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就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也是今人难以想像的。
　　前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份详细的营陵组织图表，我们只能从一些具体的文献记载中看到营陵组织机构的一个大概。
　　《汉书·百官公卿表》文中云：“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庐、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官令丞，……”服虔注曰：“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该表中又云：“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①
　　《东观汉记》文中云：“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独完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倾，无为陵池’。”②
　　《汉旧仪》文中云：“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③
　　《后汉书·百官志》文中云：“将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曰将作少府，景帝改为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丞一人，六百石。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④
　　《西汉会要》文中云：“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成帝阳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⑤
　　在《汉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西汉成帝原定初陵为咸阳原上的延陵，但几年后由于喜欢霸陵曲亭南这一带，决定停建延陵而改在此兴建昌陵。当时著名将领陈汤与将作大匠解万年十分友善，解万年便与陈汤议论，认为武帝时工匠杨光因所做产品数可天子之意，因此提升为将作大匠，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因造杜陵有功赐爵为关内侯，将作大匠乘马延年也因营建帝陵劳苦而封秩中二千石。今天兴作昌陵而营建陵邑，会成就大功，我自己会蒙受重赏。你的妻家在长安，儿子生长在长安，不乐于东方，应主动请求迁徙，可以得到皇帝赏赐的田宅，我们两家都可获利。陈汤也同意解万年的看法，便上书皇帝起昌陵邑，徙内郡国民，同时自己带头迁徙于昌陵邑。但是由于昌陵地势低下，修建费用浩大，“三年可成”的计划泡汤⑥。为此，成帝不得不下诏说：“联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匠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疏恶，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⑦在营建昌陵这件事上，陈汤和将作大匠都受到牵连，陈汤被免为庶人，并一块被赶出京师，俱徙敦煌。
　　《太平御览》文中云：“(《汉书》)又曰：哀帝令将作为董贤起冢营义陵。”⑧
　　刘敦桢指出：“自始皇治骊山，穿三泉，下铜以致椁，上崇山坟，秉事死如生之义，又建寝园游馆，象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周城二重，故陵寝之名始于秦。西汉因袭秦制，其天子即位之明年，将作大匠营陵，……”⑨该文明确指出西汉时“将作大匠营陵”。
　　通过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将作大匠是主管土木建筑工程的官员，掌修建宫室、宗庙、陵寝等。其原称将作少府，简称少府，秦置。有两丞，左右中候。汉初沿置，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更名为将作大匠。西汉时又设将作大匠丞，为其副职，员额二人，秩六百石，东汉时减至一人。前校令、后校令、左校令、右校令为其属官，主领工徒掌修作事，有丞，成帝时省。东园匠令，亦为其下属，主管帝陵所需器物，如棺椁、明器等丧葬用品，东汉沿置。⑩
　　从西汉、东汉的职官职责和分工，以及文献记载中的具体史实看，我们都可以确认：两汉时期帝陵的营建组织机构即以将作大匠为首的这一套人马。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731—733页。
　　② 东汉官修《东观汉记》77—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全书》，第370册。下同。
　　③ 清·孙星衍等辑：《汉宫六种》(周天游点校)106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同。
　　④ 《后汉书》3610页。
　　⑤ 宋·徐天麟《西汉会要》3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下同。
　　⑥ 《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3023—3024页。
　　⑦ 《汉书·成帝纪》320页。
　　⑧ 宋《太平御览》卷557第2519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同。
　　⑨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3卷第4期，刘敦桢《西汉陵寝》。下同。
　　⑩ 见《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张政烺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同。
　　2．具体营建人员的组成
　　在以将作大匠为首的官吏的指挥组织下，具体参加帝陵修建的人员应该包括以下三方面的人员，即士卒、工匠、刑徒，而刑徒是最主要最大量的营建人员。
　　①军队
　　调遣军队营陵在文献中是有记载的。高帝刘邦埋葬长陵后，惠帝对营建长陵有功的官吏进行过赏赐，“视作斥上(即圹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①因为是汉朝初年，又因为是汉朝创立者高祖刘邦的陵墓，所以亲自参加营建帝陵的官吏很多，既有将军，自然会有其所率领的军队参加。文帝去世前，曾下过“薄葬”的遗诏。文帝去世后，朝廷“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臧郭穿复土属将军武。赐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钱帛各有数。乙巳，葬霸陵。”②另外，如果遇到皇帝突然死去，寿陵未做或未完成，派遣军队突击营建帝陵，当在情理之中。
　　②工匠
　　营建帝陵是离不开工匠的。在西汉、东汉的官职中，一开始属少府、后属将作大匠管辖的东园匠令，主管皇帝陵墓所需器物，包括有棺椁、明器(用竹、木、陶土制作的随葬物品)等丧葬用品。这种常设机构，平时有许多手工艺人为其服务、进行制作，当是毫无疑问的。将作大匠指挥营建地宫、坟丘、地表的附属建筑，也都需要大量的木匠、泥瓦匠、铁匠、石匠、陶匠等，这些匠人往往是营建帝陵的关键人物。因此，营建帝陵无论是地宫内或是地宫外，一定有大量的工匠参与其中。
　　《史记·秦始皇本纪》文中云：“(始皇帝三十七年)九月，葬始皇郦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③我们看到的是秦始皇陵的营建情况，从中可以想见到有大量的工匠参加在内。西汉、东汉帝陵自然不可能与秦始皇陵同日而语，但其整个程序中所需工匠是绝对不可少的。
　　汉文帝提倡节俭，“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④那么，即使其随葬物“皆以瓦器”，也得需要大量的陶匠进行制作。景帝虽也提倡简约，但仅从现已发掘的阳陵从葬坑中出土的众多的陶俑(包括男、女人陶俑、羊、猪、牛、鸡、狗动物陶俑)、木车马、用于建筑的罗经石、各种建筑材料、陶制铁制铜制的各种生活用具以及礼器，这些出土文物都证明了工匠的存在。而在一件出土铜钟上所刻铭文“般邑家铜钟容十斗重卅五斤第二家工造”，更明确说明了这一点。东汉光武帝原陵旁出土的石辟邪，灵帝文陵顶部拾到的玉衣残片，以及在其旁老乡家得到的刻有“建宁”、“熹平”等年号的黄肠石，也都说明了工匠在营建东汉帝陵时的存在。工匠在西汉、东汉时期营建帝陵的工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举足轻重的。
　　③刑徒
　　刑徒，历来是营建帝陵的最大量最主要的劳动力。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秦始皇陵修建过程中曾动用了七十余万刑徒。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始皇陵西侧发现了一处大面积的刑徒墓葬地，就是明证。汉承秦制，这不仅是制度的延续，也是修建帝陵之必须，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站在每一座遗存至今的两汉帝陵面前，都会为其工程规模之浩大而感到吃惊，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其工作量和艰苦程度难以想像。那么，刑徒就成为两汉帝陵营建的最主要的最容易指挥的强劳力和服苦役者。《汉书·景帝纪》就明确记载说：“(中元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⑤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汉景帝阳陵刑徒墓地。这片刑徒墓地位于阳陵西北约1.5公里处，面积达8万平方米，粗略估计葬于此地的刑徒约在万人以上。考古工作者挖掘了其中的29座，发现了35具人骨架，骨架上大都戴有“钳”、“釱”等类铁制刑具，有的在脖颈、腰部还有明显的砍斫痕迹。整个墓地墓葬排列无序，尸骨凌乱，埋葬极其草率，均无陪葬品。《走近汉阳陵》一书中云：“以景帝阳陵为例，其封土据粗略估算约达30余万立方米，若按每人每天夯土1立方米计算，大约需用30万个劳动日。在这样沉重的劳役下，又加之恶劣的劳动环境，刑徒有的因劳累过度，倒毙劳作现场；有的病困交加死于破落简陋的工棚；有的因难以承受超负荷的劳作而绝望自裁；至于有砍斫痕迹的骨架，可能是因不堪重负，起而反抗，被现场监工砍杀而死。营建帝陵的刑徒的艰辛程度，是今人难以想像的，就连汉成帝也承认‘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汉书·成帝纪》)。这些刑徒死后，便被胡乱地埋在高大巍峨的帝陵后侧一处偏僻的地方。”⑥
　　1964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市南郊发现了东汉时期的刑徒墓地。该墓地位于今洛阳地区偃师县佃庄乡西大郊村西南的一片高地上。在这片高地上有一条路沟穿过，而路沟的两侧往往发现有刑徒的骨骼，因而这条路沟亦被称为“骷髅沟”。“根据初步的调查得知，这个刑徒墓地的面积，目前尚存留的约在250×200米左右。现在发掘的是路沟东侧的一部分，共发掘了40×40米的一个探方和120×3米的二条探沟。522座刑徒墓地都发现于探方和探沟之内。”⑦这个墓地北距东汉洛阳城遗址约2.5公里，濒于汉魏时期的洛河南岸，著名的汉魏洛阳城南的灵台、太学遗址，在这个墓地的东北约1.5公里。这些刑徒墓葬，均系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原来都有棺材。根据对骨骼的初步观察，男性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女性只占百分之四左右，绝大多数为青壮年，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绝大多数墓葬均无随葬品。这批墓葬中共出土墓砖820余块，墓砖上记录了刑徒的部属、无任或五任、狱所名称、刑名、姓名和死亡日期等。这次发掘的这批刑徒墓的具体年代，是自永初元年至永宁年底或建光元年初，正处于东汉安帝时期。这些刑徒很有可能是为营建东汉后期设在洛阳城东南一带的帝陵的。
　　① 《汉书》85页。
　　② 《汉书》132页。
　　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265页。
　　④ 《史记·孝文本纪》433页。
　　⑤ 《汉书·景帝纪》147页。
　　⑥ 马永嬴、王保平著《走近汉阳陵》8—9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
　　⑦ 《考古》1972年第4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
　　二、选址过程
　　两汉各帝陵选址当然要遵循“在国都之北”，“卜择吉地”、“便于管理祭祀”这三方面的条件和原则，每位皇帝都是在这个原则下各自具体选择自己的陵址的。也就是在这个原则下，皇帝亲自出面，并和有关大臣商议，最终确定下自己寿陵的位置。
　　然而在具体的选址过程中，总是有一些皇帝由于具体的主、客观原因，才导致了陵址的最后确定。
　　刘恒的霸陵位于长安城的东南、雄伟高峻的白鹿原上。那么，刘恒为什么将自己的墓地选择在这里呢?《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有这样一段记载：“(文帝及其)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惨凄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左纟，右宁）絮斮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①显然，霸陵陵址是汉文帝生前的选择，他看上了这块依山傍水又交通便利的宝地，同时也有为自己的爱妻邯郸人慎夫人考虑的成分在内。不仅如此，《史记·文帝本纪》文中云：“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又云：“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②可见文帝的选择还因霸陵以山为坟，可以节省大量的钱财，符合他的节俭的原则。另外，“以吕后会葬长陵，故特自起陵。”③吕后的所作所为为文帝及其太后、皇后所耻，因而决定将自己的陵墓远离合葬吕后的长陵，也应是原因之一。
　　宣帝的杜陵位于长安城南偏东、雄厚的杜东原上。那么，宣帝的陵址是怎么确定下来的呢?《汉书·宣帝纪》中记载宣帝年轻时“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狗，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徧三辅，常困于莲勺卤中。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④看来年少养于民间的宣帝，一直恋情于儿时的故里，便于“元康元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⑤25岁时，汉宣帝刘询便已将自己的陵确定在杜陵了。
　　正因为文帝、宣帝个人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西汉帝陵形成了除北区之外，又出现了东南陵区。
　　成帝在继位后的第二年，即“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⑥但是“数年后，乐霸陵曲亭南，更营之。”⑦并借口“窦将军有青竹田在(延陵)庙南，恐犯蹈之，言作陵不便，乃徙作昌陵。”⑧成帝在其延陵修建几年后，又改作昌陵，这在汉代是仅见的一例，在中国帝陵营建史上也是少有的。但由于昌陵所处地势低下，耗费巨大，原定三年建成的计划落空，最后又不得不放弃昌陵的修建，恢复故陵延陵。成帝陵墓的修建，也曾因客观、主观的意愿而改变过。
　　从光武二十六年预建陵地始，刘秀就下诏说：“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临平望平阴，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⑨东汉政权的建立者，他将自己的陵地生前就已限定在一个具体的区域内，这是后继者无法改变且不敢改变的，这也是我们认定铁谢村西的陵墓即光武帝原陵的根据之一。光武帝根据个人的想法和喜好将自己的陵地选择在紧靠黄河的南岸，后继者不可能再跨过黄河去为自己选择陵地，因而遵循西汉的成例，在洛阳北邙山上和其东南洛河边建陵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并同样形成了两大陵区。
　　① 《史记》2753页。
　　② 《史记》433—434页。
　　③ 《史记·外戚世家》1972页。
　　④ 《汉书》237页。
　　⑤ 《汉书·宣帝纪》253页。
　　⑥ 《汉书·成帝纪》305页。
　　⑦ 《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3023页。
　　⑧ 宋《太平御览》176页。
　　⑨ 《东观汉记》77页。
　　

两汉帝陵/阎崇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