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两汉帝陵陵区分别形成于长安和洛阳的周围。关于对两汉帝陵陵区的分布原则，学术界的看法争论较大，但对其陵区形成的原因，基本上还是趋于一致的。其形成原因主要来源于下述三个方面。
　　一、“葬者宜在国都之北”思想的指导
　　沈睿文先生曾在其文中指出①：“西汉陵区选择在汉长安城北部，北山山脉之南，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就是：古人认为葬者宜在国都之北。《礼记》卷一《檀弓下》云：‘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注云：‘北方，国北也。’《白虎通义》卷一一《崩薨篇》论合葬条(略云)：‘葬于城郭外何?死生别处，终始异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绝孝子之思慕也(中略)。所以于北方者何?就阴也(中略)。孔子卒，所以受鲁君之璜玉葬鲁城北。’这种观念又从何而来?《汉书》卷二五《郊祀志上》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张晏注：‘神明，日也。日出东北，舍谓阳谷；日没于西，故曰墓。墓，濛谷也。’张晏认为神明即太阳。颜师古则否定了张晏的意见，认为神明是神灵的总称。他说：‘盖总言凡神明以东北为居，西方为冢墓之所。’又《博物志》卷一《五方人民》条：‘东方少阳，日月所出(中略)。西方少阴，日月所入。’如此看来，他们二位谈论的是问题的不同层面。颜师古谈的只是现象，而张晏所言的则是现象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我们由此或可推测古人把墓地安排在城市的西北方位大概是源于自然界日月升落的启示。这个观念在后世仍得以延续，唐代堪舆家依然持该观点，只才《阴阳书》葬篇：‘今法皆据五姓为之，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作者之看法很有见地。这种思想应该说既出自人们对自然界天体运行的观察，又来源于儒家理论之指导。不仅西汉如此，东汉、唐、宋、明等皆如此。
　　① 《文博》2001年第3期，沈睿文《西汉帝陵陵地秩序》。
　　二、卜择吉地的堪舆之风盛行
　　刘炜先生在其文章中曾把“汉代已盛行卜择吉地的堪舆之风”作为西汉帝陵陵区形成的主要原因①。韩养民、韩小晶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堪舆风水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他们指出②：“《吕氏春秋·孟冬纪》说：‘葬浅则狐狸担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这就是风水的起源。”作者认为：“商周时没有坟丘，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因为营造坟墓，坟墓的选址就成为人们理所当然要思考的问题了。战国时代，人们要求葬地能够避免水泉之湿、蝼蚁之害，连呼吁节葬的《墨子》也说葬地环境要‘下毋及泉，上毋过臭垄’，让死者在冥间有一安宁、静谧、稳固、安全的地方，避免飞禽、走兽、虫蛇对死者的伤害。而帝王葬于高陵之地，水泉难及高，蝼蚁难上陵，飞禽走兽难达于深处。因此，战国时代，风水比较强调实用的目的。”而“到了汉代，关于葬地选择风水的思想，在吸收阴阳五行和《周易》八卦学说的基础上，获得了重大的进展。汉代是谶讳学说最为发达的时代。《周易》学说中的象数派和阴阳五行学说有机结合起来，使人生；预测、国运预测等占卜学说风行一时。葬地风水思想也伴随着这一重大历史机遇，茁壮成长。”所以，西汉各个皇帝帝陵的“营建、选址，都是在当时堪舆家(即风水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各个皇陵的形状，千差万别，分别表示了陵主各自不同的人生命运。汉陵，既是汉代风水理论的产物，又是后世风水先生心目中的风水经典宝库。”
　　① 《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西汉陵寝概谈》。
　　② 韩养民、韩小晶《风水与西汉陵》6—7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下同。
　　三、便于保护、管理、供奉以及朝拜、祭祀
　　汉代的统治者从秦之文化废墟中汲取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以儒家思想逐渐替代了百家之言，最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们以儒家之言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并使之成为其一切行动和实施任何制度的准则。而“仁义忠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汉代统治者更认为重孝以孝为伦理纲常的中心，而其丧葬礼制和帝陵陵区的确立便是对“孝”的具体实践。西汉的帝陵九个分布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两个分布在灞河、浐河岸边，虽不在一处，但却都处于都城长安的周围，最远也没超过一百里。东汉帝陵更是这样。汉献帝是一位傀儡皇帝，当时的朝政大权实际操持在曹氏父子手中，最后他的禅陵设在“山阳”，实在是不得已之举。而其他十一座帝陵也都分布在其都城洛阳的周围。原陵最远也不超过一百里，其他十座都在十五里到五十里之间。帝陵分布在都城附近，便于继任的统治者尽其孝道，为他们日后保护、管理帝陵，定期或不定期的供奉、朝拜以及祭祀自己的祖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一方面，从大的方向和自然环境来讲，东汉帝陵还是遵照西汉的成例，将帝陵分布在都城北部和东南两个大的区域内。
　　两汉帝陵陵区正是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形成的。
　　

两汉帝陵/阎崇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