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一、以山为陵
　　两汉帝陵形制从形式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凿地为穴”，在穴上筑有高大的覆斗形夯土坟丘，绝大多数都是如此；另一类也是惟一的一例，即“以山为陵”的霸陵。文帝的霸陵“因山为藏，不复起坟。”①这是一种墓室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的墓葬，考古学上也将其称为“崖墓”。霸陵至今还未发掘，所以其“以山为陵”的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从已发掘的汉代其他大型崖墓中窥见其一斑。
　　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墓和山东曲阜的鲁王墓②，它们都是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的。全墓可分为墓道、耳室、前室和后室四大部分。以中山靖王刘胜墓为例，该墓位于河北满城西郊的陵山上，墓门向东，墓凿成于山岩之中。墓道约有20米。墓中的南耳室为车马房，放置车辆和驾车的马匹。北耳室为仓库，贮存大量盛有食物的陶器。前室是宽大的厅堂，陈列着帷帐和各种主要的随葬器物。后室是内室，放置棺材。前室和两个耳室，都用木材搭成房屋，屋顶铺瓦。后室也用石板搭成房屋形，并在前方设两扇石门，门上装有铜质镀金的铺首。总之，墓的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地面上的居住建筑。
　　四川地区的东汉崖墓，俗称蛮洞。往往是几十座聚集于一处，分布密集，错落有致，应是有计划开凿的。墓室有单室、前后室和多室的，一般规模不大。成都天回山3号墓，是一座大型崖墓，墓室长19.05米，宽1.75—2米，高1.86米，有前、后室和6个侧室，墓室内放置瓦棺、石棺14副。有些墓的墓壁上刻有墓表，纪年多为东汉晚期的年号。有的墓在墓门、墓壁以及石棺上，雕刻画像和图案，题材与当地画像砖墓相类似。③
　　我们可以从以上汉代崖墓的基本建筑结构中想像霸陵的情况。无论怎么讲，霸陵的建筑规模肯定要比以上的崖墓宏大得多。
　　① 《史记·孝文本纪》435页注文。
　　② 可见《考古》1972年第1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
　　③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73页《汉代崖墓》。
　　二、凿地为穴
　　除文帝霸陵外，汉代其他帝陵全都是“凿地为穴”的。由于没有大规模的深入的发掘，我们也无法看到凿地为穴的汉代帝陵的详细情况。但从后来的考古调查、钻探和表面的一些发掘来看，也得知到一些简单的结构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曾对杜陵进行过调查。调查表明：杜陵“陵墓四面正中各有一条墓道，墓道内均为夯土填筑。四条墓道大小、形制墓本相同。墓道平面为梯形，底部为斜坡状。”①
　　1996—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先后对阳陵及其后陵进行了测绘、钻探。他们认为：“帝陵为‘亞’字形，座西面东。墓室在封土下的中间部位，因封土堆积过厚，细部结构无法得知。帝陵东南西北各有一条墓道，墓道部分被封土所压，只有部分超出封土。超出封土的墓道平面均为梯形，内大外小。东墓道位于封土东侧的中部，东西长69米、东端宽8米、西端宽32米，底部为13度的斜坡。南墓道位于封土的南侧中间，南北长11米、南端宽3.5米、北端宽12米。西墓道位于封土的西侧中间，长21米，西端宽5米、东端宽18米。北墓道位于封土的北侧中间，长23.1米，北端宽1.8米，南端宽17.2米。墓道内均为五花夯土，土质较坚硬，土色红褐或黄褐，夯层及夯窝均不明显。墓道之上均有3.5—12.3米的汉代及其后代堆积。”②
　　两座帝陵的调查和钻探及外表局部发掘，毕竟使我们了解到西汉帝陵的墓穴大致外形和其墓道的较详细的情况。
　　至于墓穴玄宫(或称地宫)的详细情况，我们亦可借助汉代的其他墓葬的基本构造来做对比③。
　　汉以前的墓，其墓圹主要是长方形的土坑，不论大小深浅，都是由地面一直往下挖掘，所以称为“竖穴”。到西汉中期时，在黄河流域开始流行在地下横掏土洞，作为墓圹，而为“横穴”。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或石料构筑墓室，是汉墓与汉以前的墓在形制与构造上的主要区别，其特点在于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但在西汉前期，王侯贵族仍然习惯于沿用竖穴或土坑墓，墓中筑木椁。墓中的棺椁沿袭周代以来“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④的礼制。长沙马王堆轪侯利苍夫人墓、江陵凤凰山五大夫遂少言墓、北京大葆台燕王墓，可以作为西汉前期和中期土坑木椁墓的代表。
　　汉代的新的墓制，还表现在中原一带盛行在横穴式的土洞内用空心砖砌筑墓室。这种“空心砖墓”规模一般并不很大，当属中小地主使用。在西汉前期，空心砖墓的墓室呈长方形，形状像木椁。到了西汉中晚期，它的顶部往往搭成门的样子，更显得像房屋。砖面上所印的花纹和图像，成了墓室内的装饰。有的墓里还开始有了彩色的壁画，绘有“天象”、“四神”、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图。这种壁画在以后的东汉墓的壁画和石刻画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约在西汉中期以后，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了用小型砖建筑的墓，并称其为“砖室墓”。砖室墓一经出现，便迅速普及，并逐渐取代了土坑木椁墓和空心砖墓。到了东汉，砖室墓在全国各地流行，成为最常见的一种墓。这其中河北定县的中山简王墓、河北望都的太原太守墓都具有较大的规模和一定的代表意义。而在内蒙古和林县发掘的一座庞大砖室墓中，其壁画内容十分丰富。
　　从西汉末年开始，还新兴一种石室墓，到东汉更为盛行。墓室由许多整齐的石块筑成，石块上雕刻着各种画像，所以称为“画像石墓”。而沂南汉墓的石画像题材十分广泛，它和和林汉墓一道并称为东汉画像石墓和壁画墓中的双绝。
　　东汉时，在四川省境内还流行一种“画像砖墓”，它是在墓室的砖壁上另嵌一种“画像砖”作为装饰的。
　　汉代的墓穴结构基本上如上所述，而汉代帝陵的墓穴结构也应在以上几种中，只不过大同小异。
　　① 《考古》1984年10期《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
　　② 《文博》1999年第6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
　　③ 见王仲殊著《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 《庄子浅注》495—496页。
　　三、两汉时期王侯贵族典型墓葬
　　1．马王堆一号汉墓①
　　1972年初到1974年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进行了科学发掘。其中一号墓内棺椁及随葬物品保存完整，大批漆器、丝织品鲜艳如新，内棺盛殓的女尸几乎像新鲜尸体一样，并出土了极其难得的写本古佚书及珍贵的彩绘帛画、地图和图表等。这一惊人发现，引起了当时国内外人士的极大兴趣。
　　一号墓是三墓中最大、保存最好、出土文物最多的一个。由于二号墓出土了三枚印章，明确墓主人为死于吕后二年(前186)的第一代轪侯、长沙诸侯国丞相利苍。那么这个和二号墓墓道两相平行、两墓中心连线为正东西向、又处于其东边的一号墓墓主便是利苍夫人。
　　整个马王堆汉墓规模宏大，墓葬由封土、墓道、墓坑和墓室四部分组成。而一号墓坑口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7.8米，从口至底深16米。坑口周围有四层台阶，每层高约1米。台阶以下作斗形坑壁。墓坑的下部置放棺椁，叫墓室。墓坑的正北，有很长的墓道，呈不规整的阶梯式倾斜。坟堆高出地面约16米，底径50多米。推测墓葬的修造程序，应是先在原来的小土丘上挖出墓坑下半部，然后用板筑的方法，夯筑出上半部、台阶和墓道。下葬的时候，在墓坑底部铺上一层白膏泥和木炭，再把棺椁安置在墓室的正中。棺椁的四周和顶上填筑了上万斤的木炭和厚1米多的白膏泥，在白膏泥层的上部填土夯实。填一层土，打一层夯，直到填到和墓坑口相平。在坑口之上，再积土稍加夯打，成为封土堆。该墓坑上部还填了一层约20厘米厚的白膏泥，封住墓口。
　　在墓室里，放置着四层重重相套的梓木木棺。第一层为黑漆素棺，第二层为黑地彩绘棺，第三层为朱地彩绘棺，第四层棺，也就是盛放尸体的内棺，长2.02米，宽0.69米，高0.63米。棺内涂朱漆，棺外涂黑漆。
　　马王堆一号汉墓反映了西汉初期列侯一级墓葬的真实情况和墓穴建筑的水平。
　　① 见何介钧、张维明编写《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2．大葆台西汉木椁墓①
　　1974年6月到1975年4月，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发掘了位于北京丰台区郭公庄西南的大葆台汉墓两座。由于两墓皆为大型木椁墓，其结构为“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形制，一号墓采用五棺二椁制；两墓都有很高大的封土，残存仍高9—10米；一号墓棺内发现有玉衣片；一号墓内有针刻“廿四年五月丙辰丞”等字的残漆器底；再加上对两座墓主人骨架性别年龄鉴定、具有汉代特征的其他文物证明，说明这两座为西汉王侯级墓，而燕王中在位二十四年以上的只有刘旦。所以考古工作者认定这两座墓为燕王刘旦及其妻华容夫人墓。
　　就其一号墓(刘旦墓)而言，此墓坐北朝南，平面呈“凸”字形。墓坑口大底小如斗状，底口南北长23.2米，东西宽18米，深3.7米。全墓由封土、墓道、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后室等部分组成。现存封土高9—10米，和二号墓封土连成一个东西长100米左右，南北宽80米的大丘垄。墓道位于墓室南部，残长16.7米，宽4.25米，木结构大都腐朽。墓室北面正中尚有一小便道，系造墓时为出入而设，用毕封固。甬道位于黄肠题凑南面正中处，南北长3.4米，东西宽3.6米。甬道北端与前室相接，南端与埋葬车马的墓道相连。整个黄肠题凑的外面有回廊，隔为两层。周长77.2米，各宽1.6米，高3米。平面呈“回”形，两端与甬道相通。在其南及东回廊内瘗埋生兽四匹，经鉴定为一豹三马。黄肠题凑位于外回廊内侧，它由大约一万五千根黄肠木堆垒而成。黄肠木长90、宽厚都为10厘米，木头都内向。前室位于黄肠题凑内南部，有门与甬道相通，南北长7米，东西宽9米，高约4米。后室位于前室之北，南北长7.2米，东西宽9米，中部高约3.3米，低于前室。后室内又用扁平立木围成一个“*”形椁室，缺口向南，长5.5米，宽5.75米。椁室外壁与黄肠题凑之间的空隙为内回廊，通长14.6米，宽1.6米，高3米，南面与前室相通。棺木放在椁室正中棺床上。棺有五层，经鉴定，外棺为梓木，内棺为楠木。整个墓室均铺有底板，下由十二条纵向地垄承托。地龙下面铺满20厘米厚的木炭和50厘米厚的白膏泥。墓顶盖有圆檩及方檩。其上亦铺5～10厘米厚的两层木炭，中间夹有厚40—70厘米的白膏泥。
　　大葆台汉墓充分反映了汉武帝时期诸王侯级墓葬的建筑情况。
　　① 见《文物》1977年第6期，北京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
　　3．满城汉墓①
　　1968年，考古工作者对满城两座汉墓进行了发掘。这两座汉墓位于河北满城西郊的陵山上，南北并列，墓门向东，是开凿于接近山顶的山岩之中的大崖墓。根据有关文物和资料判断，这两座古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其根据是因为：其一，从墓内出土的铜镜、五铢钱等随葬品的形制判断，其年代应属于西汉中叶汉武帝时期。其二，满城县，汉代称北平县，属于中山国。1号墓(即刘胜墓)中许多铜器的铭文往往有“中山内府”或“中山宦者”字样，而死者又身穿“金缕玉衣”，因此可以判定它是西汉中山王的墓。同时，铜器和漆器铭文中的纪年，都在三十年以上，少者三十二年，多者三十九年；而根据史书记载，西汉的中山王在位超过三十年的只有第一代靖王刘胜(在位四十二年)一人，因而可以断定它是刘胜的墓。2号墓(即窦绾墓)与1号墓并列，墓内铜器铭文中亦有“中山内府”字样，并发现一枚铜印，两面分别刻“窦绾”、“窦君须”字样，其“金镂玉衣”是女式的，故能推定2号墓是刘胜之妻窦绾(字君须)的墓。
　　两墓工程艰巨，规模宏大。刘胜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窦绾墓全长40米，最宽处64米，最高处7.9米。两墓相距不足百米，刘胜墓在南，窦绾墓在北偏东。
　　两座墓的形制和结构大体相同，全墓可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等部分。所不同者，刘胜墓的后室在中室之西，而窦绾墓的后室则在中室之南。刘胜墓的南、北耳室和中室以及窦绾墓的中室，原当建有木顶瓦屋，后因木料腐朽而坍塌，瓦片覆盖在室内的随葬品上。后室系在岩洞中用石板搭成的石屋，并附有类似浴室的小侧室。刘胜墓后室环绕着一道一米多高的回廊，回廊口与中室两旁的排水沟相通，中室和南、北耳室的排水沟都通往开凿于甬道下的渗井。构成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窦绾墓的南、北耳室和中室也有排水沟，但无渗井。除墓道外，其他各墓室都放置随葬品。刘胜墓的南耳室和甬道是车马房，北耳室是贮藏食物、饮料的仓库和磨房。中室是一个宽大的厅堂，长14.9米，宽12.6米，放置大量的各类器皿、陶俑、石俑。在厅堂的中部和南部，原来张设有两具华丽的帷帐。后室是内室，有石门和中室相隔，室中放置棺椁及许多贵重的器物。窦绾墓各室的情况，与刘胜墓大致相似，只是放置车马和陶器的位置与刘胜墓相反。两座墓里的随葬品数量很多，刘胜墓有一千五百多件，窦绾墓有一千二百多件，共计两千八百多件。按其制作质料，可分为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陶器、漆器和丝织品等，其中就包括有两套著名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等。两墓道口都设有封门装置：刘胜墓以土坯封门，在两道土坯墙之间浇灌铁水，铸成铁墙；窦绾墓以砖封门，在两道砖墙之间灌以铁水，铁墙和砖墙铸结在一起，非常坚固。
　　刘胜夫妻墓，既是西汉中期侯王墓的代表，也是汉代崖墓的代表。
　　① 见《考古》1972年第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
　　4．洛阳西汉卜千秋墓①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邙山南麓烧沟村西发掘了一座西汉壁画墓。因在此墓中清理出一枚铜质印章，阴刻篆书“卜千秋印”四字，便把此墓称为卜千秋墓。根据出土的随葬品特别是有较可靠的相对年代的五铢钱来看，此墓被确定为西汉中期稍后即昭帝和宣帝之间的墓葬。
　　该墓为洞穴砖室，除墓道外，分主室和耳室，平面呈*状。主室用特制空心大砖装配而成；耳室则用小砖和楔形小砖并列券成。
　　整个墓葬墓底距地表13米。墓门向东，墓道属长方竖井，在墓室之东。墓门的门框和门额用三块特制带榫空心砖搭成桥形，门框高1.46米，宽0.44米；门额砖长1.63米，宽0.35米。门中间竖立三块长方形空心砖。门额上部中间砌一方形空心砖，上绘“人首鸟身”像。方砖两侧又各砌三角形空心砖一块，使墓门上部山墙成为梯形，与主室梯形墓顶结构一致。墓门外，应有小砖封门。
　　主室东西长4.6米，南北宽2.1米，高1.86米。墓顶平脊斜坡，呈*形，四壁垂直。脊顶砖两端和斜坡砖下端均有特制>形榫口，斜坡砖上端顶住脊顶，下端卡住壁砖。脊顶砖较短，共二十块。壁画主要画在这些砖的底面。斜坡砖左右两边各砌二十八块。后壁山墙用六块长方形空心砖横砌，砖长宽不等。其上平砌两块长条空心砖，左砖绘青龙，右砖绘白虎。再上与墓顶相接，中间砌方形空心砖，上绘“方相氏”。左右各砌三角形空心砖一块，绘彩云。墓的左右两壁各用七块空心大砖竖砌。墓底平坦，用素面空心砖平铺四排，共三十六块。
　　耳室处于墓门内两侧，对称且呈丄形。左耳室长3.43米，宽1.18米，高1.15米，四壁用小砖错缝单砖顺砌。砌高0.9米后，开始用楔形小砖并列起券，前后共计十四排。地面用小砖错缝直铺。左耳室东边有一和墓道方向一致的小耳室，长2.98米，宽1.08米，高1.15米，室顶券法和左耳室完全一样，有门与左耳室相通。门框是用小砖十三块横置砌成，上架一空心砖为门楣。左耳室与主室有门相通，门框使用了两块方柱形空心砖，上横一长方大砖作为门额。右耳室与左耳室相同。
　　建筑这类砖室墓，先要根据设计形制和空心砖大小，挖一长方竖井墓道，在墓道两端挖洞，顶呈*形，四壁垂直，然后砌上空心砖。耳室是在墓门内南北两侧挖出对称拱形土洞，再用小砖起券。
　　① 见《文物》1977年第6期，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
　　5．和林格尔汉墓①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于1972年至1973年间，发掘了和林格尔县壁画汉墓。该墓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西2.5公里红河(浑河)北岸的高地上，北距呼和浩特市95公里。
　　根据此墓墓室结构和出土的随葬器物，可断代为东汉晚期墓。再据壁画和榜题内容分析，此墓的年代似乎不应晚于二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从残存的壁画上的笔道看，墓主人也许是史籍未见记载的另一个护乌桓校尉。
　　这是一座典型的东汉壁画砖墓。整个墓地略呈土丘状，封土痕迹已不清楚。墓顶外填土1.8米左右。墓门方向东偏北3度，有三层封门砖，下部砖侧立，向上垒砌，到1.3米以上作人字形交错封闭。封门砖表面用石灰抹平，有模糊不清的虎形彩绘。门外为方形天井，前面连接着一条狭长的墓，平面作凸字形。墓道前窄后宽，底部成18度斜坡，长7.2米。墓全长19.85米，是由墓道、墓门、前室、中室、后室及三个耳室组成的多室墓。墓室用青灰色条砖建造，四壁自下而上错缝平铺和侧立横砌，十至十二层以上叠涩收顶。墓室之间的甬道，都筑成三层平列券顶，墓室顶部则以横砖平砌成穹庐顶。墓室高3.6—4米。前、中、后三室以方砖铺地，砖表面印着突起的菱形纹，中间有两行隶书：“子孙繁昌，富乐未央”。耳室的地面都用素条砖铺砌。
　　从墓室砌法看，墓壁已由较早的向内成弧线形发展为直线，并有向外弓弧的趋势，但不明显。墓顶已具备券顶和穹庐顶的多种砌法。墓壁砖已采取平铺和横砖侧立的交互叠砌。铺地砖已兼有方砖和条砖。这些都是东汉晚期墓室营造的特点。这样的墓室构造对绘制壁画显然也是适宜的。
　　和林格尔汉墓的壁画，主要用来表现死者作为一个东汉官僚、庄园地主的生平事迹，并着重描绘死者从“举孝廉”、“郎”、“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时”、“繁阳令”到“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的仕途经历。整个画面，既描绘了府舍、粮仓、宴筵、所经之地、皇帝褒奖等场面，也描述了墓主人出行、狩猎、任职、燕居、娱乐、庄园建筑、牛耕放牧、家庭生活等情况，充分反映了东汉时期的社会面貌。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以丰富、生动和洗炼见长，是东汉晚期难得的一座建筑艺术殿堂。
　　① 见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6．武威雷台汉墓①
　　1969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武威县城北1公里处的雷台发掘一座汉墓。雷台，是明代建造的一个高8.5米，南北长106米，东西宽60米的夯筑土台，汉墓发现在雷台东南部的台基下。从墓葬出土的铜马刻文“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四出五铢”铜钱和墓葬形制看，这座墓应是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期间下葬的。根据墓中随葬的四枚龟钮银印以及墓制等方面推测，此墓似应为比二千石的某某将军夫妻合葬墓。
　　此墓为带有封土和墓道的多室砖券墓，墓为正东西方向。从墓道出口处到墓后室西壁全长40余米，从现存封土顶到墓室底深8.6米，墓门口到后室西壁长19.2米，前室附左右耳室的距离宽10.3米，中室券顶至中室地面高4.5米。墓室面积约60平方米。
　　封土形式不明，夯筑，现存高6米，基部方形，长宽各约40余米。
　　墓道为斜坡式，坡度约6度，长而平缓。墓道的两壁表面皆涂白灰，两壁上口沿边，再涂3厘米宽的朱红色彩带。在距离墓门6.75米、2米和紧贴墓门处的墓道两壁面上，各有朱绘树状花纹一组。树状花纹的形式大体相同，其形为一竖立的树状躯干，下插连弧状向下的山形底座。
　　砖结构部分，包括墓门、甬道、前室附左右耳室、中室附右耳室、后室。采用条砖筑砌，条砖长32厘米，宽16厘米，厚4厘米。墓门向东，位于墓道尽头中间稍偏南。墓门上砌照壁，高出墓道上口约1米。墓门高1.40米，宽1.28米。门顶券砌五层，与照壁连成一体。照壁面上涂粉墨，黑白相间，中间绘门、柱、梁、枋和斗栱，两旁绘折形花纹。墓门内是通墓室的甬道，长4.44米，宽1.80米，高1.80米，顶部呈卷篷形。
　　墓室有前、中、后三室，中室最大，前室次之，后室较小。前室门高1.26米，室内南北长3.56米，东西宽3.06米，顶高3.26米。北耳室南北长2.10米，东西宽1.80米，顶高2.44米，门高0.94米。南耳室南北长1.90米，东西宽1.80米，顶高2.04米，门高0.94米。中室门高1.26米，室内南北长4.56米，东西宽3.62米，顶高4.50米。中室只附一个右耳室，南北长2.10米，东西宽1.80米，顶高2.45米，门高0.94米。后室东西长3.40米，南北宽2.78米，顶高2.84米，门高1.06米。墓门、甬道、前室、中室和后室，东西顺序并列于同一轴线上。墓门、甬道地面与前室、中室的地面，纵贯一体，铺地砖作人字形铺法。铺地砖面邻近墙壁处，地面圆角下倾，与壁底相连，构成排水道。前室、中室、后室的顶部，皆为盝顶形式。顶部正中嵌方砖一块，用红、白、黑三色彩绘莲花藻井。前、中、后三室的四壁，都有用墨和白粉涂绘的菱形、折形和条带形的图案。三个耳室的顶部，皆为四面攒尖式。甬道壁和耳室壁，素面无纹饰。
　　武威雷台东汉墓总共出土文物二百多件，其中有一铜奔马，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奔马昂首扬尾，三足腾空，头微左顾，右后足踏一飞鸟。铜奔马是一件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它已成为中国旅游的一个标志。
　　① 见《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
　　7．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墓①
　　196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该墓位于江苏徐州市东北约20公里的铜山县青山泉乡。这一带四面环山，石料丰富。根据墓葬结构、该墓之前的祠堂建筑、画像内容和遗存的钱币看，下葬时间应为东汉末期，墓主的身份属四百石以下的普通官吏。
　　该墓葬采用平地起坟方法构造。其周围为一片平地，顶部约高出地表2米多，现存土墩南北长30米，东西宽25米。墓葬的整体结构由祠堂和墓室两部分组成，祠堂在前，墓室在后，两者在一条中轴线上，所用材料全是附近盛产的青石。
　　祠堂，汉代又名享堂，墓庐，即建筑在墓前，供其后人祭奠的地方。现遗存下来的结构，面积计一间，长2.19米，宽1.50米，顶部已经倒塌。以两块石板横列平铺作为室底，石板底下又由碎石夹拌砂礓土经夯打砌基。大门朝正南方向敞开，但不另设门楣和门扉一类附属建筑。左右两壁及后壁均用整块石板凿成，并竖砌在室底石板基座上，上下之间各有子母榫扣紧。屋顶原是悬山式结构，檐、椽和瓦可能亦是用整块石料凿刻而成的。现存山墙高度为1.98米，再加上底部及屋顶，估计通高应在2米以上。
　　墓室位于祠堂后，相距8.56米。结构分为前、中、后三主室，另中间附有左右两耳室。墓门朝南。墓室全长8.85米。
　　前室略呈方形，位置不在中轴线上，而略向东偏，南北长2.16米，东西宽2.13米，高2.97米。底部用三块石板铺地，顶部用四层条石叠涩而上，逐渐缩小为3.96平方米的顶口，最后加盖封闭。盖作方形，比室顶口略大。东、南、西三面皆用石板砌壁，北面直接通往中室。
　　中室东西长3.9米，南北宽2.4米，高3.15米。东西两侧各附一间耳室。东耳室南北长1.5米，东西宽0.6米；西耳室南北长1.56米，东西宽0.54米。前室、中室、后室，以及中室与两耳室之间有门相通，但都不另设门扉等附属建筑。为了承托跨度过大的横梁，前室与中室以及中室与两耳室之间，都有立柱支撑着。但三条立柱形式略不相同，以西立柱为最别致。其柱身作八角棱形，上刻栌斗，刻凿子母榫嵌入横梁之中，下刻绵羊形柱础，亦有子母榫嵌入墓底。羊作蹲伏状，卷角、垂须、紧嘴微漏齿，形态极为生动。此外，尚有一种倚柱，只是出于装饰需要，并无实用价值。中室底部是用五块石板铺地。顶部在横梁之上，共有五层条石叠涩而上砌成室顶。上盖藻井一块，朝室内一面雕刻柿蒂形纹饰。
　　后室呈长方形，中由石板隔离而分为东西两室。西室南北长3.24米，东西宽1.65米，高2.37米。室底由四块石板铺地，室顶用三层石条叠涩砌成顶口。东室比西室矮而小，南北长3.24米，东西宽0.66米，高1.65米。室底由一块石板铺成，室顶仅用一层石条砌作顶口。这东西两室，应是夫妇合葬放置棺具的地方。
　　全墓画像石刻共计二十四幅，分别雕刻在祠堂和墓室中前室、中室、后室四个部分。其中祠堂现存五幅，前室六幅，中室十一幅，后室二幅。从画像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如宾主筵宴、车马出行、歌舞娱乐等；另一类属祥瑞内容，是以夸张、幻想为题材的，如奇禽异兽、神话传说等。
　　该墓的画像石刻把绘画、雕刻和设色三者结合一起，成为汉代艺术中一份珍贵的资料。
　　① 见《考古》1981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
　　四、地宫形态推测
　　西汉十一座帝陵的确切位置均已探明、认定，东汉的六座帝陵也已明确。但因为至今没有发掘过任何一座，所以其地宫(亦称玄宫)形态还不得而知。人们只能根据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一些侯王贵族墓葬的考古发掘等，做一些推测。
　　霸陵是两汉帝陵中惟一一座“因山为陵”的，我们不妨首先对霸陵的地宫形态做个推测。文帝在位期间“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去世之前又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所以霸陵就是“因山为藏，不复起坟，山下川流不遏绝也。就其水名以为陵号。”①霸陵因山为陵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帝生前还有“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斮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②的想法。到明代时，何仲默在其《雍大记》中记载云：“(金)至元辛卯(1291)秋，灞水冲开霸陵外羡门，冲出石板五百余片。”③
　　据以上记载我们可以推测：霸陵属于崖墓，其地宫的形态应与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相似，当然规模应比它大，地宫建筑应以石料为主。
　　霸陵之外，汉代其他的帝陵都是“凿地为穴”的。但由于没有发掘的原因，它们地宫的情况现仍处在猜测之中。就总体情况而言，西汉和东汉肯定有些差别，西汉前期和西汉后期、东汉前期和东汉后期也会有些不同。在古今的一些文献和论著中，零星的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载，我们从其中似乎也能看到一些端倪。
　　《汉旧仪》云：“(高帝崩)东园秘器作梓宫，素木长丈三尺，崇广四尺”。又云：“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太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④
　　《东观汉记》云：“帝(东汉明帝)自置石椁，广丈二尺，长二丈五尺。”⑤
　　刘敦桢在其《西汉陵寝》中云：“陵地用地七顷。其圹四方中，占地一顷，深十三丈，筑为方城。玄室曰明中，高一丈七尺，纳梓宫于内。棺外累黄肠题凑，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与近世地宫之制稍异。……其外有陟车石，外方立，陟登也，疑羡门之限甚高，故限外设石，便大行载车之升降，惟方立不明，未审何指。有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伏弩之说与始皇骊山同，依骊山之例言，宜方中之中羡门。……又有便房，自来释者不一其说，刘敞谓为梓宫题凑间物，宋祁曰小柏室，服虔云藏中之便坐，据便房之义言，似以服说为近。惟方中辽阔，为室非一，其分位迄无可考。案《后汉书》礼仪志大丧礼，‘皇帝进跪临羡道房户，西向，手下赠，投鸿洞中，三东园匠奉封入藏房中’，……则鸿洞之上有房，天子所以凭户投赠，鲍昱谏章帝欲下之所也，洞次为羡道，再次复有房，东园匠藏赠于是，以便坐非正室，不应居羡道之北，明中之前，宜在其左右或后部，故疑此房为明中外室之一，若清陵地宫之有明堂也。明中诸室之结构，《汉书·贾山传》谓秦骊山合采金石，治铜锢其内，文帝亦有石椁之叹，椁犹如是，方中诸室，必以石构无疑。惟羡道明中之上，如乐浪诸墓覆以半圆形发券，及水平层抛物线之穹窿，抑以斗八式之梁，重叠其上，如高勾丽古坟之状，则非俟捊掘，不能穷其究竟也。”⑥
　　徐苹芳认为：“汉代的帝陵都没有作过考古发掘，墓室的结构尚不清楚，根据北京大葆台发掘的西汉燕王墓的形制来推测，西汉的帝陵可能是大型的木椁墓，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⑦
　　刘炜指出：“最迟在东汉中、晚期，西汉盛行帝后合茔不同穴的葬制已被打破，而出现了帝后同穴而葬的现象，并逐步被帝后同室合葬所代替。……东汉时期，仍实行汉代帝王所特有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葬制”，但“黄肠题凑已由黄肠石代替了西汉盛行的柏木枋心”。“虽然至今未发掘东汉帝陵，但从1959年发掘的河北定县北庄汉墓(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中，可以大致了解东汉帝陵墓室与棺椁的形制。”“该墓座北向南，以砖砌筑，四周以石为墙，墓顶部结构为拱券式，墓室平面为长方形，……由斜坡墓道、东西耳室、甬道、前室、回廊主室构成。”⑧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文中认为：“(西汉帝陵)推测墓室均为设有墓道的大型竖穴式土坑，坑内棺椁用所谓‘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皇后与皇帝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又“推测(东汉帝陵)地下的墓室为砖筑或砖石混合建筑，其棺椁亦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但除木棺以外，应也采用砖和石料，可称‘黄肠石’。”⑨
　　黄展岳撰文指出：“从已发表的西汉诸侯王墓的资料来看，这种筑有高大坟丘的帝陵，应类似北京大葆台燕王墓、长沙咸家湖长沙王墓，作竖穴土坑，多层棺椁，棺椁外设黄肠题凑及若干外藏椁室的形式。”⑩
　　马永嬴、王保平认为：“帝陵墓室在封土下的中间部位，汉将之称为‘方中’。据文献记载，西汉帝陵的方中犹如倒置的方上，墓室上部比封土底部面积略小，从地面算起，墓室深度与封土高度基本相同。汉陵的方中规模，据《后汉书·礼仪志下》记载：‘用地一顷’。文献记载：‘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城。其中开四门，四通’(《皇览》)。大意是说汉代帝陵墓室大约方中百步，并将墓圹筑为城池的形式，其四面开四座墓门，设有四条墓道。经考古钻探，景帝陵四面中央确实各开有一条墓道，亦称‘羡道’。墓道平面均为梯形，内大外小。其中东墓道最长，近70米，应为主墓道。其他三侧墓道长度10—20余米不等。……据《汉旧仪》记载，西汉帝陵墓室一般高一丈七尺(约合3.9米)，周二丈(约合4.6米)，距地表深十三丈(约合30米)，这个规模似乎有点小。根据已发掘的西汉一些王、侯的墓葬情况看，西汉帝陵的墓室规模可能要大得多。西汉帝陵中的葬具主要有‘梓宫’、‘便房’和‘黄肠题凑’。所谓‘梓宫’，就是皇帝的棺材。……梓宫以梓木制作而成，长一丈三尺(约合3米)，宽和高均为四尺(约合0.92米)，重达万斤。梓宫有四重。其内涂朱红色，外表则施以黑色，上绘日月乌兽等彩色图案。……帝陵的便房仿照皇帝生前的居住和闲宴之所而建，位置一般在梓宫前面。……‘黄肠题凑’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椁，苏林在注《汉书·霍光传》时解释说：‘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即‘黄肠题凑’所用的木料均为柏木中心发黄的部分，故称黄肠木，其筑作方法是横向堆垒而起，因此，人站在墓室中所看到皆为黄肠木的头儿，故称‘题凑’。”(1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汉阳陵》指出：“帝陵为‘亞’字形，坐西面东。墓室在封土下的中间部位，因封土堆积过厚，细部结构无法得知。帝陵东南西北各有一条墓道，墓道部分被封土所压，只有部分超出封土。超出封土的墓道平面均为梯形，内大外小。东墓道长69米、东端宽8米、西端宽32米，底部为13度的斜坡。南墓道长17米、南端宽3.5米、北端宽12米。西墓道长21米、西端宽5米、东端宽18米。北墓道长23.1米、北端宽1.8米、南端宽17.2米。墓道内均为五花夯土，土质较坚硬，土色红褐或黄褐，夯层及夯窝均不明显。”(12)
　　通过以上记载和一些相关的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推测：除霸陵之外，西汉、东汉帝陵的地宫都应是“凿地为穴”的，大概都有四条墓道，平面呈“亞”字形，施行“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而东汉帝陵地宫规模应比西汉小一些，以砖石结构为主，后期可能还有帝、后合葬一墓的。
　　① 《史记·孝文本纪》432—435页正文及注文。
　　②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2753页。
　　③ 转引自张生三主编《中华帝陵》4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④ 《汉官六种》106页。
　　⑤ 《东观汉记》81页。
　　⑥ 刘敦桢《西汉陵寝》111—114页。
　　⑦ 《考古》1981年第6期，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
　　⑧ 《文博》1986年第6期，刘炜《东汉帝王陵寝制度》。
　　⑨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9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⑩ 《文物》1998年第4期，黄展岳《秦汉陵寝》。
　　(11) 马永嬴、王保平《走近汉阳陵》13—17页。
　　(1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汉阳陵》6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两汉帝陵/阎崇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