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经过文、景两朝的精心治理，汉朝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至武帝朝已现繁荣之象。而文、景朝的“无为而治”、屈辱政策等渐不适应武帝朝的形势，“大一统”的要求越见明显，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汉武帝青睐的。
　　董仲舒，赵国人，以治《春秋公羊传》成名，能通《五经》，曾称“五经博士”。他的著作思想主要表现在“天人三策”中，有“大一统”论、“改弦更张”论、“阳德阴刑”论、“法先王”说、“天道不变”、“天谴”论等等，其著作吸收了墨、道、法各诸家的符合中央集权君主体制的思想要素，部分为武帝接受，由此而宠信。但董仲舒只能是一介“博士”，其思想纲领比较符合汉武帝欲加强中央集权，一统天下的要求，可又提不出具体的操作办法，故而难以实行，逐渐为武帝疏。对此，《漫堂文集》有较客观的解释，其载曰：“武帝策董仲舒至于再三，何也?帝，喜纷更王也。仲舒首篇乃以更化为说。武帝得其辞而不得其意，疑舒之所谓更化则己之所谓变法易令也。故易其对而复策之。制册所言，谆乎古帝王沿革之异，意欲仲舒极其所言，大其所更张，故篇未欲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其意。泊仲舒复对，不过谆谆乎礼乐教化之事，其他本末度数，事制曲防，皆略而不及。帝始知意向殊异；而中篇犹有改正朔、易服色等语，故复策之，而制册所言犹深切，致意于三王同异等语。且谓仲舒之对为条贯未竟，统纪未终，篇末戒其悉之究之，熟之复之，意欲命名仲舒条陈世务，使纪纲文章，铿锵炳辉，一改当时之旧。而舒之所志，乃在损文用忠等语，则去帝意远矣。此帝之所以绝意仲舒，不复再策，且出之为诸侯相也。”由此可知，之所以遭汉武帝由认可而疏远，实乃其文质而无文，华而不实，大而无当所致呀。但仅此也不足使其下狱，那董仲舒后来的锒铛入狱又是何原因呢?
　　原来，董仲舒常喜爱用自然现象来解释一些社会问题。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45年，辽东高庙遭火灾，于是董仲舒著《灾异之变》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这一现象，因其语涉“刺讥”，被下狱，本应判死刑，武帝念其才，赦之，才幸免遇难。由此，“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五行志》对此事有详细记载：“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灾。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曰：‘《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此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其不当立久矣，至于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亦其时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汉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继二敝之后，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难治甚矣。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所谓重难之时者也。陛下正当大敝之后，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孔子说过，为政之本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一名臣子，竟用如此语言来评议政治，敢代天立言，品评朝政，似同黄口小儿，无为臣之道，难怪雄才大略，心高气盛的汉武帝要拿他问罪了。
　　自古至今，皆言“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即遭横祸，更何况如此胆大妄为，戏言朝堂，直弄天威，真是“无为有处有常无”。一介书生的腐儒之气尽现于此了，无怪乎窦太皇太后要认为儒生“质木无文，不堪大用”了。
　　一代大儒就这样升入云端而又下地府，不过，其“大一统”的思想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为后代帝王的统一起到了纲常的作用，是大有益处的，我们不能不客观对待。 

汉武帝刘彻百谜/惠焕章，贾鹏．—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