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中国自汉代起就有藻饰墓壁的传统，直至唐代未衰。在近五十年的唐代考古工作中，发掘出众多的壁画墓，其中的壁画为人们了解唐代社会提供了可靠而形象的资料。
　　目前考古发掘的唐代壁画墓大约有百余座，绝大部分发现于西安地区。西安及其附近诸县是唐代皇室、贵戚、京畿大族的墓葬集中的地区，这里的墓葬规格高，随葬品丰富，且墓壁装饰精美。墓主身份在三品以上的墓中几乎都绘制有壁画。
　　西安地区的唐墓一般由墓道、过洞、天井、小龛、甬道、墓室组咸。依据墓主职务的高低、封爵的大小，以及与皇室血缘关系的远近，建造陵墓时墓道、甬道的长度、过洞、天井、小龛和墓室的数量会有差别。如懿德太子墓(1)，“号墓为陵”，全长100.8米，有7个天井、6个过洞、8个小龛、前后两个墓室和两条甬道，是至今已发掘的唐墓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一座。不论唐代墓葬规模、结构有多少差异，斜坡式墓道、多天井的唐墓本质上都是对墓主生前生活环境的模拟，象征了唐代高官、显贵官府与私邸廊房相接的多重院落。根据文献记载，唐代的宫殿、官府和私邸都有以壁画装饰墙面的做法。宫廷壁画如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在宫中的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吴道子在大同殿图写嘉陵江山水，陈闳在太清宫画肃宗御容。官府壁画如薛稷在尚书省考功员外郎厅、工部尚书厅画的鹤和树石(2)。私邸壁画的记载更多，如《唐国史补》言：“王维画品妙绝，于山水平远尤工。今昭国坊庾敬休屋壁有之。”(3)《卢氏杂说》记：“卢言旧宅在东都归德坊南街。厅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韦冕郎中画马六匹。”(4)《隋唐嘉话》中还有雇佣画工画住宅壁画，画工未完成壁画就逃跑了的记载(5)，可见当时私家建筑绘制壁画之盛。
　　将壁画引入墓室来源于唐人“墓为真宅”的思想(6)。墓室壁画注重于描绘墓主生前的地位，其主要题材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即表现墓主政治地位、身份的出行、仪仗和再现生前奴婢侍奉、管乐丝竹等享乐场面的家内生活图。墓道部位多绘制出行、仪仗图，有的墓中，此类图像还延伸到了天井、过洞处。甬道和墓室墙壁多绘家内生活图。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前，墓中盛行绘制出行、仪仗图，所占比例及重要程度大大超过了家内生活的描绘，反映了初唐至盛唐时期，唐朝上层人物对生前地位的追求和死后丧葬规模的重视。
　　《新唐书·仪卫志》云：“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皆有卫有严。羽葆、华盖、旌旗、罕毕、车马之众盛矣，……道路有卤簿、鼓吹。”(7)“衙”和“驾”明确说明了唐代仪卫设立的两种场合，一种是用于居所或朝廷的仪卫；一种是用于道路即外出的卤簿。所谓“卤簿”，本指天子外出的车驾行列，但也泛言所有外出的车舆仪仗。唐代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对“卤簿”的解释即包含了这二层含义，他说：“舆驾行幸，羽仪导从，谓之卤簿。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按字书，卤，大循也……以甲为之……甲楯有先后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则案次导从，故谓之卤簿耳……人臣仪卫亦得同于君上，则卤薄之名不容别有他义也。”(8)唐代从天子下至五品官吏都有卤簿，组成各异，形成不同等级。另外，与天子“衙”仗相对应，高官显贵在其居所或衙署也设立有与其身份相等的仪卫、仪仗。唐墓壁画中的仪仗、出行图即直接反映了这两部分的内容，因此可将这类图像划分为外出仪仗和门前仪仗，并应称此类图像为《仪卫图》。
　　在西安地区墓主为三品以上高官的唐墓中，大都绘有表示外出仪仗和门前仪仗的仪卫壁画。但即使同是三品以上的高官，由于墓主与皇室关系的亲疏，在仪卫人数、外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面仍然存在差别，这些差别明显地表现出唐代仪卫制度中的等级差异。试以李寿、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新城长公主、长乐公主、郑仁泰7座墓为代表墓例，对唐墓壁画仪卫图的内容和它反映的等级作一分析。
　　司空(正一品)、淮安郡王(从一品)李寿为唐高祖李渊的从弟，葬于贞观四年(630)。李寿墓(9)的仪卫壁画从墓道一直延伸至第四天井，墓道壁画东、西对称，总体布局上分为两栏，上栏是飞天和狩猎图；下栏描绘了淮安郡王骑马出行的景象。骑马仪仗队由42名骑士组成，其队列分为三组：第一组三骑为前导；第二、第三组各由19骑组成，每组按照一、二、八、八骑的方式排布。为首一骑士手持五旒旗，其后二骑士双手勒缰，腰佩胡禄(10)；第三组并列的二骑士还执弓，其后的八骑并为一列，每人手持四旒旗，最后一列八骑有六人手举四旒旗。骑马仪仗队之后是以代表墓主的鞍马为中心的侍从，为首一高头大马，鞍镫具全，牵马者为深目高鼻之胡人。此马应为墓主之坐骑，马后有6人，一人持伞盖，二人持雉尾扇，另三人持物不明。紧接此图，在一至四过洞和一、二天井部位描绘有步行仪仗12幅，东西各6幅，每幅8－10人，总数约有110多人，步从仪卫中为首一人持五旒羊旗，后多为四旒红旗，仪卫多佩刀。唐代有为官三品以上门列棨戟的制度(11)。李寿墓在第四天井的东、西壁绘列戟图，木质戟架上插7戟，戟架前有侍卫11人，共14戟、22名侍卫。
　　懿德太子李重润和永泰公主李仙蕙是唐中宗的亲生子女，章怀太子李贤是中宗的兄长，三人皆为武则天当政时被杀的李唐宗室。李重润、李仙蕙因私下议论张易之兄弟恣意入宫，被武则天杖杀；李贤遭武则天猜忌被陷害致死。神龙二年(706)，中宗恢复李唐政权后，下令为李重涧、李仙蕙、李贤平反昭雪，并厚礼改葬。中宗对亲生的李重润、李仙蕙予以特制埋葬，“号墓为陵”。李贤先以雍王礼、后以太子礼葬。这三座乾陵陪葬墓都为两个墓室的砖砌墓，李重润墓全长100.8米，随葬品1000多件；李仙蕙墓全长87.5米，随葬品近1000件；李贤墓全长7l米，随葬品600余件，且三墓都使用石质墓门和石椁，墓壁全部绘有壁画，其丧葬之豪华气派，非它墓可比。
　　懿德太子墓(12)所绘仪卫图在已知唐墓中规模最为庞大。东、西墓道内容相同，以代表方位的青龙、白虎导引两列出行队伍，描绘了仪仗队将出城门的景象。仪仗队由骑马卫队、步行卫队和车队组成。骑卫与步卫平列，城墙后形象清晰的骑卫近30人，分成5队，每队约5—6人，骑士手持七旒旗，正向城门行进。其首队似掩于高大的城墙后，仅见平列的七旒旗，推测东、西墓道壁画中的骑马卫队人数已逾70人。步行仪卫约有97人，东壁54人，西壁43人，各分6队，每队—10人。每队队首一人执七旒红旗，有的旗帜以雉尾饰旒，有的绘有狮、豹、虎、鼠纹。仪卫皆佩横刀、弓、胡禄。骑卫与步卫之后是车队，有三架马车，车赤色，上有红色华盖，车厢左插九旒旂，右插棨戟，棨戟上画出黻纹，如两己相背之状。按《旧唐书·舆服志》：“皇太子车辂，有金辂、轺车、四望车。”其中的金辂车“赤质，金饰诸末，重较，箱画簴文鸟兽，黄屋，伏鹿轼，龙輈，金凤一在轼，前设鄣尘，朱盖黄里，轮画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载*(外门内翕)戟，旂首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绥，驾赤*四，八銮在衡，二铃在轼，金鍐方釳，插翟尾五焦，镂锡，*(上般下革)缨九就，从祀享、正冬大朝、纳妃则供之。”(13)关于金辂的驾驭，《通典·开元礼纂类二·序例中》记“金辂，赤质金饰，驾四马，……仆一人驭，左右率一人执仪刀陪乘，驾士二十二人。”(14)画中辂车已大大简化，三车驾三马，马前有马夫三人，但因具备了赤质，左建旂、九旒，右载*(外门内翕)戟，戟画黻纹的特点，应是辂车无疑。辂车前还有2伞、2圆扇、2长扇、6枚高柄仪仗，分列于车辕之间。圆扇与长扇并饰羽毛与贴金。唐墓壁画中以马驾车出行的情况，比较少见，除懿德太子墓外，仅发现有长乐公主墓(15)的云中车马图和惠庄太子墓的辂车出行图(16)，它们与李重润墓辂车不同的是车旗的旒数不同，长乐公主墓的云中车马图的旂为七旒，按照《旧唐书·舆服志》的记载，王公以下“诸辂皆朱质，朱盖。朱旂、旜：一品九旒(17)，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长乐公主墓所绘之车当为三品官乘坐的辂车；惠庄太子墓的辂车驾四马，旂有十二旒，使用了天子的车旂旒数。懿德太子墓壁画的辂车虽为太子级，但列戟图却为天子级。李重润墓第一、二天井的东、西壁，各绘12戟和侍卫24人。
　　章怀太子墓墓道壁画(18)仪卫图，东壁起首处是以狩猎出行形式表现的骑从队列，在远山近树的衬景之上，描绘了由近50个骑马人物、2匹骆驼组成的出行狩猎队伍；狩猎出行后是客使图；再后是10名仪卫，这10名仪卫位于第一过洞廊柱建筑之前，且作伫立姿势，应为殿前之仪卫。为首一人著幞头翻领灰袍，双手拄仪刀，其后是3组翊卫，每组3人，皆头裹红抹额，身穿圆领白袍，腰佩横刀、弓、胡禄，每组中间一人执旗，三面旗上各绘熊、鹰、云纹。西壁与东壁对称，惟没有狩猎出行图，而变为绘有野外风景的打马球图。第一过洞东、西壁绘制坐、立在殿门前值宿的仪卫各三名。第二过洞的东、西壁画列戟图，各7戟，共14戟。
　　永泰公主墓(19)仪卫图集中于墓道部分，东壁画出城阙后的步行仪卫26人，仪卫只佩横刀。步行仪卫后绘有2匹马具齐备的骏马和2名胡人控者，鞍马图的位置正好在插有6戟的戟架前。此墓墓道西壁壁画残缺。
　　新城长公主(正一品)是唐太宗第二十一女，龙朔三年(663)高宗以皇后礼将她陪葬昭陵。该墓(20)壁画保存较为完整，仪卫出行场景生动丰富。墓道的东壁是以鞍马和檐子为中心的仪卫图；在表示东方的青龙后绘一朱红门，门前有2个拄仪刀卫士，他们应是公主府第殿门两侧之仪卫；朱红门后，是准备出门的步行仪卫，前6人是仪仗队的前导，为首一人穿裲裆袴褶，腰佩横刀，余皆袍服黑靴，佩刀执旗；其后有鞍马两匹，一红一白，马的形体高大，鞍鞯、辔饰、鞅鞧齐全，鞯施彩画，装饰豪华，马旁各立一牵马人。鞍马之后是檐子图。檐子，即轿子，属步舆类，以人舁，与辇无异，因以肩担负，又可称为肩舆。永泰公主墓第五天井下也绘有檐子出行的画面，只可惜永泰墓的檐子图残缺严重，具体形式已无法得知。新城长公主墓壁画的檐子作方形房屋样，庑殿式顶，方形椽头，双层阑额，有5组斗栱，面宽3间，有轿夫4人。檐子一般为妇人乘坐，唐政府规定“外命妇一品、二品、三品乘金铜饰犊车，檐舁以八人，三品舁以六人；四品、五品乘白铜饰犊车，檐舁以四人；胥吏、商贾之妻老者乘苇軬车，兜笼，舁以二人。”(21)由此可知，檐子应为朝廷命妇的乘舆，以轿夫人数区分等级。新城公主为正一品，应有8人抬轿，但图中仅有4人，可能是因为永徽中始“坐檐以代乘车”(22)，初行坐檐，尚无定制而致，也可能是一般外出使用了较低品级的檐舆。紧接着檐子图的是8名仪卫作为殿后，他们袍服黑靴，佩横刀与胡禄，双手执旒旗。这8名仪卫后，还有2名内侍步行跟从。墓道西壁仪卫图与东壁基本相同，惟檐子图部分换成了牛车图。驾车者为2名胡人，牛车车体高大，装饰比较复杂，车厢前有木质栏杆，车厢后吊帘曳地，牛车后还有侍从2人，手执高柄团扇跟从。此墓表示门前仪仗的列戟图绘于第一天井东、西壁，各6戟，共12杆。
　　长乐公主(正一品)是唐太宗第五女，贞观十七年(643)陪葬昭陵。该墓没有绘制列戟图，应绘戟架的l—4过洞东西壁全部空出，想必初唐时期对于公主墓壁是否绘制列戟图曾产生过争论(23)，但因施工仓促，在未定论以前即已封墓，造成长乐公主墓过洞壁画空白。初唐非常重视的仪卫图集中在墓道部分，东西两壁基本相同。云中车马图后为步从仪卫，每壁14人，前8人袍服黑靴，外著披风，为首一人不执旗，其后7人各执五旒红旗，第一面旗上绘一飞翔的黑鸟，旒端装饰雉尾；后6人著铠甲，为首一人不执旗，其后5人各执五旒红旗，14名仪卫皆腰佩横刀(24)。
　　郑仁泰官右武卫大将军(正三品)，爵同安郡公(正二品)，麟德元年(664)陪葬昭陵。其墓(25)墓道东壁画以一匹鞍马和一匹骆驼为前导的仪卫图，驼与马背上俱搭鞍鞯，各由一控者牵拉；其后有步从仪卫9人，前5人佩刀执旗，后4人佩刀、弓、胡禄；再后是一执笏属吏面对一拄仪刀侍卫作进谒状，这两人位于墓道接近于第一过洞的建筑图前，应该是2名门前侍卫。墓道西壁与东壁基本相同，惟前导为牛车。
　　以上7座墓的仪卫壁画几乎涵盖了唐墓壁画仪卫图的全部内容。从壁画来看，唐代官僚、显贵用于外出的仪仗主要有乘舆(包括牛车、辂车、檐子)、乘骑(包括马、骆驼)和步行仪卫；用于官府或私邸的有殿前或门前仪卫和列戟。地位不同，其使用的仪卫也有差别。
　　首先从仪卫人员的身份来看。以上7墓的出行壁画中都表现了手执旌旗，佩有仪仗的仪卫队列。这些戎装的仪卫或许代表了来自唐政府诸卫、神策军的武职人员。这些仪卫最主要的佩器有三，即弓箭、胡禄和横刀。壁画中表现的一般是装弓的弓袋，有虎皮或豹皮纹路，表明弓袋为虎皮或豹皮制成，即所谓虎*(左韦右长)豹韬。懿德太子、章怀太子、长乐公主、郑仁泰墓壁画中的仪卫都佩有虎*(左韦右长)豹韬。
　　在仪卫身份及随身佩器上，以上7墓尽管差异不大，但在人数上，却有明显区别，以单壁绘画仪卫数计，可划分出三个等次：
　　第一等次，以懿德太子、李寿墓为代表，绘有大规模的骑马、步从卫队，人数近百人。李寿墓的骑马卫队和步从卫队呈前后排列，懿德太子墓左右并列。懿德太子墓“号墓为陵”，很多方面用天子礼；李寿为李渊从弟，且为有唐建基立业建下大功，李寿墓中大规模的仪仗出行图一方面作为对其战功的嘉奖；一方面反映了唐初的历史背景。李寿死时，唐朝刚度过战乱不久，武备森严的仪卫流露出战争的痕迹。
　　第二等次，以新城长公主、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墓为代表，人数在30～50人之间。前二墓有步行仪仗队；章怀太子墓骑马与步从兼有，其骑马卫队作狩猎出行状，既反映了出行仪仗，又似乎透露出太子生前的喜好。此等也属于特葬之列。新城长公主依后礼埋葬，永泰公主“号墓为陵”，章怀太子的葬制常在王礼与太子礼间游移。
　　第三等次，以长乐公主、郑仁泰墓为代表，人数在10—20人之间，皆为步从仪卫。
　　由以上类比可知，单以仪卫人数推断，属于第一等次的是身份特殊的太子、亲王；第二等次的是太子、王及身份特殊的公主；第三等次的是三品以上的品官。
　　其次，在车舆上也有差别。辂车是唐代天子、太子以及王公、四品以上官员所乘车舆。《旧唐书·舆服志》载：“天子车舆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是为五辂”；“皇太子车辂有金辂、轺车、四望车”。“王公以下车辂：亲王及武职一品，象辂。自余及二品、三品，革辂。四品，木辂。”辂车的形制大体相仿，但车体的颜色、其上的设施、装饰却大大不同。皇帝的五辂分别用青、赤、黄、白、黑五种色彩；太子的金辂和王公以下诸辂皆赤色。在装饰上，玉辂，以玉饰诸末；金辂，以金饰诸末；象辂，以象饰诸末；革辂，以革饰诸末；木辂，以漆饰之。此外辂车的一大特点是“左建旂，右载*(外门内翕)戟”，旂旒数的不同，也是等级身份的标志之一。天子十二旒，皇太子九旒，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长乐公主墓、懿德太子墓、惠庄太子墓绘有辂车图，代表了较高等级的外出乘舆。
　　牛车一般为命妇乘坐。《旧唐书·舆服志》载命妇车舆：“内命妇、夫人乘厌翟车，嫔乘翟车，婕妤已下乘安车，各驾二马。外命妇、公主、王妃乘厌翟车，驾二马。自余一品乘白铜饰犊车，青通幰，朱里油纁，朱丝络网，驾以牛。二品已下去油纁、络网。四品青偏幰。”在唐墓壁画中，牛车出行图除绘于女性墓、合葬墓外，还绘于郑仁泰等男性墓中，可见品官外出一般也乘犊车。在壁画中，公主外出也有乘檐子的，如新城长公主、永泰公主等。
　　由此可见，太子以下外出乘舆存在二个级别：太子乘辂车；命妇、品官一般乘犊车或檐子。
　　此外，以上7墓仪卫图最重要的差别还表现在列戟图的戟数上。7座墓中有五座保存有列戟图，所示戟数有24、14、12三个等级，分别代表了天子、嗣王、公主的不同地位。懿德太子墓因采取“号墓为陵”的特制，故其戟数不合东宫列戟十八的规定，而与天子列戟二十四相合，而且在相当于宫门、殿门的门前立有两套戟，正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载：“凡戟，庙、社、宫、殿之门二十有四，东宫之门一十八”(26)，可见只有天子可在宫门与殿门并列棨戟，其他人只能在一门列戟。李寿和章怀太子墓均绘14戟，李寿以郡王身份埋葬，章怀墓列戟数与李寿墓同，其列戟图应是以雍王礼而非太子礼绘制的，这与《唐六典·礼部尚书》中规定的“开府仪同三司、嗣王、郡王、若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二品已上……十四戟”(27)相合。关于公主的列戟数，唐代仪礼制度中虽无明确记载，但从新城长公主和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可知，公主列戟12杆。
　　除了戟数多少有别外，列戟图的差异还表现在戟架前仪卫的多寡和身份的不同。李寿墓和懿德太子墓列戟图中皆有仪卫队。李寿墓之戟前仪卫列于廊房下戟架之左右和后部，西壁戟架左边有2人腰佩横刀，戟架后5人持弓，戟架右有3人佩横刀执旒旗。懿德太子墓列戟图中仪卫布于戟架前。人数达24人之多，分两队，每队12人，各分3排，每排4人，仪卫皆幞头、袍服、黑靴，第一排仪卫左手按刀。这二墓戟架前的仪卫，从服饰和装备上看，应为武士形象。新城长公主墓戟架前侍卫似为内侍，面部无胡须，不佩刀。另外新城长公主戟前侍卫人数较少，远远低于李寿墓和懿德太子墓。
　　上述仪卫人员身份的差异可能与列戟的位置有关。唐代棨戟可施于公府(外朝、衙门)或私第门前，《唐会要·舆服下》云：“按《礼·祭法》，上古祭名，不闻有戟神、节神。近代受节，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拜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诸侯十。今之藩镇，古之诸侯也。在其地则施于公府门，爵位崇显者，亦许列之私第。”(28)壁画中战前仪卫人数多，为武卫的可能就是公府之戟；人数少，为内侍的或许是私第之戟。
　　李寿墓壁画可给这一推论提供一点论据。该墓在两个地方绘制了列戟图，一处在天井；一处在墓室北壁所绘庭院门前。天井的戟架后绘出了廊房，而其他墓中列戟图皆无廊房，这样就明确地表现了戟架的位置，并由戟前仪卫戎装、佩刀、执杖推知此处棨戟应代表公府之门。墓室北壁所绘庭院内有台阁、山石、树木，正在游园的贵妇和侍女，以及表演乐舞的女伎，表明此处为墓主之私第。这所庭院院门两侧亦各有一座廊房，前列戟架，各为7杆，与天井处列戟数相同，惟戟侧之侍卫已成拱手侍立的内侍模样，且一个戟架的侍卫只有2人，这里或可代表私第之戟。新城长公主墓的列戟图与此基本相同，可能是没有开府设官署的公主私第的写照(29)。
　　综上所述，李寿等7墓墓主的地位虽同在三品以上，但由于墓主官爵有别，与皇室关系远近不同，使用仪仗仍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这一情况表明，即使在唐代高层贵族中，严格的等级仍然是其仪卫制中鲜明的特点之一。
　　注释：
　　(1)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教育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2)以上壁画记载参阅黄利平：《壁画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
　　(3)(唐)李肇撰《唐国史补》卷上，转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第1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宋)王谠撰《唐语林校证》卷8，中华书局1997年。
　　(5)(唐)刘悚《隋唐嘉话》卷下记：“洛阳画工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壁像，未毕而逃。及见擒，乃妄云：‘功直已相当。’因于像前誓曰：‘若负心者，愿死为汝家牛。’岁余，奉先卒，后岁余，王牸产一骑犊，有白文于背曰‘解奉先’，观者日夕如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第50页，中华书局1997年)此记载说明，唐代已有专门承揽家庭壁画绘制的画工，雇主与雇工之间关系较为松散，有雇工先得到钱逃跑的现象。
　　(6)《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载“禁厚葬制”云：“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诫，以其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故也。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致凋弊。然则魂魄归天，明精诚之已远，卜宅于地，盖思慕之所存。古者不封，未为非达。且墓为真宅，自便有房，今乃别造田园，名为下帐。又明器等物，皆竞骄侈，失礼违令，殊非所宜。戮尸暴骸，实由于此。承前虽有约束，所司曾不申明，丧葬之家，无所依准。宜令所司据品令高下，明为节制。”说明“墓为真宅”的思想由来已久。
　　(7)《新唐书》卷23上《仪卫志上》。
　　(8)(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5《卤簿》，《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子部168，杂家类，第862册。
　　(9)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壁画试探》，《文物》1974年第9期。
　　(10)胡禄《和名类聚抄》卷5《调度部·征战具·箙》条：“箙，《周礼》注云：箙，音服，和名夜奈久比，唐令用胡禄二字，盛矢器也。”(清光绪丁酉宜都杨氏刊本)《新唐书》卷50《兵志》言：“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觽、氈帽、氈装、行滕皆一。”仪卫之佩器中也有胡禄，《新唐书》卷23上《仪卫志上》：“诸队仗佩弓箭、胡禄。”
　　(11)《旧唐书》卷83《张俭传》载：“唐制三品已上，门列棨戟，俭兄弟三院门皆立戟，时人荣之，号为‘三戟张家’。”
　　(12)陕西省博物馆、陕西街文管会：《唐李重润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王仁波：《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的分析》，《考古》1973年6期；又参注①。
　　(13)《旧唐书》卷45《舆服志》。
　　(14)《通典》卷107礼67《开元礼纂类二·，序例中》。
　　(15)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
　　(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之惠庄太子墓图版132，文字说明19—20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17)《和名类聚抄》卷5《调度部·征战具·旒》条云：“旒，旌旗之末尾者也。”
　　(18)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教育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唐李贤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4年。
　　(19)陕西省文管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l期；《永泰公主墓壁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2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21)《新唐书》卷24《车服志》。
　　(22)《新唐书》卷24《车服志》载：永徽中“坐檐以代乘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
　　(23)两唐书及《唐会要》所载列戟制度中皆无命妇列戟的诏敕令。虽然唐初就许公主列戟，如《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太宗二十一女》条载，唐太宗长女襄城公主下嫁萧锐，“有司告营别第，辞曰：……止葺故第，门列双戟而已。”这里的“双戟”即按萧锐和公主的品阶各列一套。但是否在墓葬中配给，则不一定。唐初，公主在丧葬上如有特出，也会引起有司争论，如《唐会要》卷38《葬》载：“武德六年二月十二日，平阳公主葬，诏加前后鼓吹。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高祖谓曰：‘鼓吹是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军，既常为将，执金鼓，有克定功。……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匹也，何得无鼓吹?宜特加之，以旌殊绩。’”在公主墓是否绘列戟图的问题上也可能引起过同样的争论。
　　(24)《新唐书》卷23上、下《仪卫志》与《通典》卷107礼67《开元礼纂类二·序例中》记载的仪卫佩器，皆言刀而不言剑，所谓“带刀捉杖”。刀有横刀、仪刀、长刀等，其中横刀则曰佩或带；长刀、仪刀则曰执。《新唐书》卷50《兵志》记兵士随身佩带的武器有弓一，矢三十，胡禄与横刀，据此推定壁画中仪卫腰际斜佩的为横刀，直立拄于胸下的为仪刀。
　　(25)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26)《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
　　(27)《唐六典》卷4《礼部尚书》。
　　(28)《唐会要》卷32《舆服下》。但《李氏刊误》卷下《祭节拜戟》与《唐会要》此段记载不同：“《礼记·祭法》累代祭名，不闻有戟神、节神，是知无拜祭之礼也。近代受节，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诸侯十；今之藩镇，即古之诸侯也。在其地，则于衙门；及罢守藩阃，虽爵位崇高，亦不许列于私第。”(转引自《唐语林校正》卷5《补遗》)。而明刻百川学海本又与此说不同，明刻百川学海本《李涪刊误》卷下《祭节拜戟》云：“虽罢守藩阃，有爵位崇高，亦许列于私第。”又与《唐会要》记载一致。
　　(29)《资治通鉴》卷208“中宗神龙二年”记载：“闰月，丙午，制：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
　　(本文原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八辑)
　　

唐墓壁画研究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周天游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