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杨思勖墓石刻俑复原商榷——兼说唐墓壁画中的虎韔豹韬
钟少异 王援朝
1956年至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城郊发掘了六座隋唐墓葬，其中唐杨思勖墓出土了两件石刻武士俑，当时编为4号和8号。两俩的服饰刻画清晰，惟所佩持的兵器有所残损，发掘者对之进行了复原，并制作了4号俑的复原像(1)，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2)。经此复原的两件石俑后来成为研究唐代服饰和兵器的著名材料，经常被人们所引用(3)。然其复原可能稍有问题，我们试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这两尊石刻俑所佩持的兵器中，有一种令人颇感兴趣的弯月形之物(见于两俑左腰所佩及4号俑手中所抱，共三件)，其上端皆已残断，发掘者将之复原为带鞘的弯刀。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们试将8号武士俑与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中的仪卫画像作一比较。前者戴幞头，穿圆领宽袖长衣，束带著靴(4号俑也如此)；后者戴红抹额，穿圆领窄袖长衣，束带著靴。二者服饰基本相同。再看佩器，二者身右侧皆佩挂垂有缨饰的胡禄，身左侧均带一横刀(4)，及一弯月形之物。8号石俑的弯月形物上有以墨绘出的花纹，似近虎皮纹，其尾端贴金并刻鳞形纹。仪卫图中的弯月形物表面或呈豹皮纹，或呈虎皮纹，似以虎豹皮制成(壁画较好地表现了动物毛皮的颜色和质感)，其尾端为黑色，与8号俑弯刀形物尾端贴金装饰有所不同，当是以其他材料装饰。在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中，有多幅左侧视的仪卫图(见于墓道西壁和第一天井、第二天井的西壁)，将此弯月形之物描绘得非常完整。这些仪卫皆戴幞头，服饰与石刻武士俑更接近。
由以上比较，可知石刻俑所表现的是与壁画仪卫图题材相近的唐代侍从武士形象。而且，两太子墓建于唐中宗时期，杨思勖入葬于开元年间，壁画仪卫图和石刻武士俑同是8世纪前期的作品，它们所反映的唐代侍卫佩器，在主要方面应该是相同的。这并不完全是我们的推测，实际上也是有章可按的(详见下述)。因此我们认为，杨思勖墓石刻俑的弯月形佩器与两太子墓仪卫图上的弯月形佩器当是同一物事，前者的复原应以后者为据。当然，章怀、懿德两墓是1971年发掘的，复原石俑时还见不到两墓壁画，故复原者只能主要依靠推测。
这种弯月形佩器究竟是甚么东西呢?负责章怀、懿德两墓发掘的陕西省博物馆的专家指认其为弓(5)。这是仔细观察壁画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但更确切地说，它是藏弓于内的韬或韔，即装有弓的弓袋。懿德太子墓仪卫图中的弯月形器，其顶端之口部明显地描绘出弓梢，甚至弓梢上的挂弦之驱也画得很清楚。
从壁画上观察，这种弯月形的弓韬大致有两型。一型将弓完全藏于韬内，只于韬口处略露出弓梢，如上举懿德太子墓仪卫图之例，章怀太子墓仪卫图左起第一人所带也是此型韬。二型则不能将弓完全纳于韬内，故于韬口外还露出较长的一节弓杆，韬口的形状也与一型有别，左起第三人所带就是此型韬。还能看出，两型弯韬中装的弓都没有弦。另外，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所绘狩猎出行图中有一些骑士，所带之韬应是第二型弯韬，弓梢上虽挂有弦，却呈松弛之状(6)。看来，这种弯月型弓韬所装均是弛弓，所以其器身较为窄瘦。古代文献中有所谓“虎韔”、“豹韬”，即以虎皮或豹皮制成的弓袋。《诗·秦风·小戎》曰：“虎韔镂膺，交韔二弓。”《毛传》曰：“虎，虎皮也；韔，弓室也。”陆游有诗曰：“将军枥上汗血马，猛士腰间虎文韔。”(7)唐人黄滔《南海韦尚书启》谓：“俾以佩豹韬而直下，建龙节以遐征。”(8)当然，虎皮或豹皮弓袋的形制代有变化，大多已无从考稽，而章怀、懿德两太子墓壁画却为我们保留了两种唐代虎豹皮弓袋的形象(9)。
据《新唐书》卷23《仪卫志》记载，唐代侍卫武士最主要的随身佩器有三，即弓、箭和横刀。《新唐书》卷50《兵志》更明确指出，府兵番上宿卫者，军府“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将杨思勖墓石刻俑所佩之弯月形物与章怀、懿德两墓壁画相比照解作装弓之韬，合乎唐代典制；而将之复原为弯刀，却找不到这方面的依据。也许有人会质疑，4号俑左腰另佩有一件弓袋，手中所抱物品中也另有一弓袋，弯月形物如是弓韬，岂不太繁复了吗?很明显，4号俑腰间佩挂的是自用的一套装备，计有弓二、胡禄一、横刀一；手中所抱则是另一套装备，为两张弓，还有一件胡禄搭于后背(胡禄的口部已残断)，然缨饰尚存，垂挂于右肩)，三者以带相连，大概属于他所侍卫的主人。中国古代一些膂力过人、射艺精湛的武士往往双手皆能开弓，随身佩用两张弓，左右驰射。如东汉时的董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10)。“鞬”是弓袋的又一古称。“双带两鞬鞬”，即随身佩用两张弓。上引《诗·秦风·小戎》中的“交韔二弓”，描述的可能也是善射的武士佩带两张弓的英姿。十六国以来，骑射风盛，射艺精进，一些射艺超群的骑士也是“双带两鞬，左右驰射”(11)。唐代承其余韵，所以4号俑的“双带两鞬”一点也不奇怪。倒是将此弯月形物复原为弯刀，致使8号俑的佩器中只有装箭的胡禄而没有弓韬，有箭无弓，反而说不通了。
另据笔者所见，唐墓出土的泥塑或三彩骑士俑中，有一些其左侧腰间也佩有这种弯月形物。最著名的一例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泥塑彩绘执旗骑士俑，其左侧腰间所佩弯月形物，饰虎皮纹，上半截保存完好，形状与前述唐墓壁画中的第一型弓韬相同，而根本不是弯刀(12)。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的一些三彩骑马狩猎俑，左侧腰间也佩有弯月形物，其形状有的与前述唐墓壁画中的第二型弓韬大致相同，只是露于韬口外的弓干部分已残(13)。看来，由于俑身所佩弓韬尤其是露于韬口外的弓干部分较细，容易残损，故不易像壁画中的弓韬那样以全貌示于后人。
据杨思勖墓发掘报告称，8号俑的“弯刀柄端稍缺，但从露出鞘外的部分来看，其截面呈椭圆形”(14)。据上所考，所谓弯刀之鞘即弯月形弓韬，而截面呈椭圆形的所谓刀柄，应就是露于韬口外的弓干，弓干的截面正是椭圆形。由此判断，8号俑之弯韬当属于前述之二型韬。
4号俑腰间所佩之弯韬，形制和纹饰均与8号俑之弯韬相近，看来也是第二型。其怀中所抱之弯韬饰以花卉纹，与两太子墓壁画中之弯韬呈虎皮或豹皮纹不同，可以肯定不是以虎豹皮制成。此韬残断较甚，已区别不出型式。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75—78页，图版九三—九五；并参杨宗荣《唐杨思勖墓的两件石雕像》，《文物》1961年第12期，59页。
(2)《中国博物馆丛书》第5卷《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出版社，讲谈社，1984年，图版一四八。
(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246、247页；杨泓《中国古代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0年，103、104页。
(4)发掘报告称此横刀为“剑”，引用者也都袭其说，不妥。隋唐时期，剑基本上只在朝仪冠服、武术和舞蹈中有所使用，武士实战使用及日常佩带的短兵器主要是一种直体的短柄刀，装鞘后与剑很难区分，当时称为横刀。《唐六典》卷16《卫尉宗正寺·武库令》曰：“横刀，佩刀也。”《新唐书》卷50《兵志》曰：“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各一”，“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日本奈良正仓院藏有多件传世品，见末永雅雄《(增补)日本上代の武器》，木耳社，1981年，464—506页。
(5)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唐李贤墓壁画》谓，墓道东壁所绘仪卫“腰佩弓、剑及箭囊”；(文物出版社，1974年，4页)又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虽会编《唐李重润墓壁画》谓，该墓第二天井西壁所绘仪卫“腰佩弓、剑”。(文物出版社，1974年，6页)对照画面可知，弓即指仪卫左腰佩挂的弯月形物；所谓剑，实是横刀，这可由上引《新唐书》卷50《兵志》所记得到证明。
(6)见《唐李贤墓壁画》图版一、七、十一。
(7)陆游《剑南诗稿》卷4《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
(8)《全唐文》卷823。
(9)周锡保将章怀、懿德两墓壁画中仪卫所佩之弯月形物释作“豹尾”，这显然是错误的。他摹绘的李重润墓壁画也明显有误。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191页。
(10)《后汉书》卷72《董卓列传》。
(11)《北齐书》卷41《綦连猛传》。
(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8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
(13)《陕西陶俑精华》，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俑2)。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77页。
(本文原载《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唐墓壁画研究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周天游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