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中国古代的壁画艺术，至唐代臻于鼎盛。当时的宫室、寺观、贵族宅第、陵墓，都有壁画装饰，壁画在人们生活中所占地位前所未有。同时，在“唐尚新题”这一时代风气影响之下，壁画的内容大量反映着唐人的现实生活，人物手中多有拂、扇、杖、胡床、酒具、食具乃至盆景、鲜花等持事，还有作为仪仗的车、旗、伞、兵器，作为建筑的阙楼、城垣、房屋等。对这些物类细加考证，无疑有助进一步了解唐人的生活状况。本文仅对其中的拂略作考释。
　　拂，是拂尘的古名，唐人又称作“拂子”或“蝇拂”，至明清始有“拂尘”之名而沿用至今。其形长柄，前端有棕、麻、牦牛尾等做的穗，用途非常广泛。唐墓壁画中持拂尘侍女的形象很常见，李爽、房陵公主、新城公主、永泰公主诸人的墓中，持拂者皆有数人，显示出这一器具在唐人生活中的重要性。看过前蜀杜光庭《虬髯客传》的读者都会对拂有深刻的印象：“当公之聘辩也，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独目公。”这里的“公”是指名将李靖，持红拂的这位殊色女子在李靖落难之时彗眼识英雄，最终成为他的妻子并辅佐他的兴唐大业，小说中通篇称她为“红拂女”。至明代张凤翼将这一故事改编成传奇剧搬上舞台，就叫作《红拂记》，流传甚广。可见持拂而立确是唐代侍女的标准像。
　　“拂”原为动词，拂拭或击打之意，作为器具名最早的史料见于东汉，《北堂书钞·一三六·服饰五》引东汉秦嘉《与妇书》：“今奉髦牛尾拂一腋，可拂尘垢。”魏晋以降，关于拂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就逐渐多起来。在唐以前，提到的拂一般都是用髦牛尾为穗的，即梁简文帝所谓“旄牛轻拂”。髦牛，亦作旄牛或牦牛，产我国西南山区，其尾多毛且长，在古代是装饰旗、节象征权威的重要材料。以牦牛尾饰旗称“干旄”，《诗·鄘风·干旄》，“孑孑干旄，在浚之郊”。传：“注旄于干首，大夫之旃也。”拂柄上安装旄的方式最常见的就是“注于干首”的样式，如永泰公主墓前室东、西壁所绘两枝拂子，其穗丝细而微曲，由柄端生出，显然是牦牛尾装在柄端而成(。李爽墓墓室东壁一侍女手中拂尘为侧面形象，能够清楚地看到在柄端有一个碗状物，如毛笔的“斗”，旄纳其中)。推想永泰墓中的两枝也应是同样的装法。另一种安装旄于拂柄的方法类似于节，节是古代的一种仪仗用具，象征权力，也作为信物，以旄分作几层著于杖上半部，所以称作旄节。汉苏武出使匈奴被拘，持节牧羊，节旄尽落而其志不改，为旄节作了最著名的注脚。太原金胜村第六号唐代壁画墓墓室北壁高士图，一老者手挂旄节，举头仰望北雁南飞，很可能描绘的就是苏武牧羊故事(2)。其节杖上红色旄呈现节状施于杖上，给我们提供了古旄节的形象资料。类似的方法使用在拂穗安装上的见于新城公主墓墓室西壁南侧一侍女手中所持，旄分节安装在柄上的情形描绘得很真切。另一个同样的例子见于房陵公主墓后室侍女图，这枝拂子虽因斜置而难于看出分节之处，但旄丝著于柄上半截而非柄端是确定无疑的。拂穗的安装法也有复杂的一些的，如李寿墓石椁线刻侍女图中的拂，其旄根部有约束穗丝的网罩之类，即卢纶所描述的“上结为文下垂穗”。日本高松冢壁画中的拂穗也是这种形式。更加富丽的装穗方法是在柄端装环，环上再套接可活动的钮，钮上设斗纳旄，这样的拂子见于唐周昉《簪花仕女图》最右侧一贵妇手中所持，其环钮皆金质。唐苏鄂《杜阳杂编》卷上所记拂子“刻红玉为环钮”，与此类似。这样的拂子已属于珍品宝物，不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所以唐墓壁画中见不到。
　　拂穗的颜色大都是红色，这在《簪花仕女图》和敦煌62窟《持拂天女图》中都很清晰，与旄、节上的毛色是一致的。牦牛尾本身的颜色为黑褐，不鲜亮，所以在用作装饰时一般都要染色，《荀子·王制》：“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注：“旄，旄牛尾。文旄，谓染之为文采也。”除了秦“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而外(3)，一般的旄、节都是尚赤的，后世发展成为旗、枪、帽顶端的“红缨”。所以拂上的牦尾也多为红色。从已发现的唐墓壁画看，拂的穗丝基本上都是红色的，敦煌壁画中持拂天女手中飘扬的拂穗更为红的鲜亮。不过也有例外，唐卢纶有《和赵给事白蝇拂歌》，对一枝白色的拂子极尽夸赞：
　　华堂多众珍，白拂称殊异。柄裁沉节香袭人，上结为文下垂穗。霜缕霏微莹且柔，虎须乍细龙髯稠。皎然素色不因染，淅尔凉风非为秋。群蝇青苍恣游息，广庖万品无颜色。金屏成点玉成瑕，昼眠宛转空咨嗟。此时满筵看一举，获花忽旋杨花舞。砉如寒隼惊幕禽，飒若繁埃得轻雨。主人说是故人留，每诫如新比白头。若将挥玩闲临水，愿接波中一白鸥。
　　诗里的白拂穗子究竟是什么材料颇费猜测，从描述的特征来看应该是兽类的毛发，但不会是白马的鬃尾，因为在养马业极为发达的唐代白马的鬃尾并不难得，不值得诗人如此惊讶。这很可能就是古籍所说的“白麾”，也就是白色的牦牛尾。《太平御览》卷710引《齐春秋》：“太祖(齐高帝萧道成)以白麾、毛扇、素几遗之。曰：‘以君(孔灵产)有古人风，故赐卿古人之物也。’”《尚书·牧誓》：“(周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武王所秉白旄用于军事，应是长的干旄之类。而萧道成赐孔灵产的白麾则与毛扇、素几为武，当系短柄的用于室内的拂子之类。古人对白色的动物有普遍的好感，如白鹤、白马之类；而本身不是白色的动物出现白色的品种，则视为祥瑞，如白虎、白蛇、白雉、白鹿等，一出现就举国瞩目，似为天下太平仁政德道之吉兆。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动物变异现象，很多是因为患上了“白化病”。白色的牦牛，前几年在西南地区发现过一头。白色牦尾因其稀少并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受到格外的珍视。
　　前面讲拂上穗的颜色、安装方式，是为了说明拂的源起与用于指挥、象征权威的旄、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它在唐人的生活中才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壁画中出现率非常之高。宋元以后拂不仅成为帝王贵胄侍从手中不可或缺的持事，而且在佛教和道教中拂尘最终取代了麈尾、羽扇、如意而成为惟一流行的讲法“谈柄”。如果拂子的源起只是侍婢手中撞尘驱蝇的卫生用具，这样的结果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除去牦牛尾，唐人用作拂穗的材料还有马尾和棕榈。韦应物《棕榈蝇拂歌》：“棕榈为拂登君席，青蝇撩乱飞四壁。文如轻罗散如发，马尾牦牛不能洁。柄出湘江之竹碧玉寒，上有纤罗萦缕寻未绝。……”将棕与马尾、牦牛相比较，可见它们都可以用作拂穗。房陵公主墓前室西壁一侍女手中拂穗长而直，与永泰、李爽墓中所见略带弯曲的穗丝不同，可能是较牦尾硬直的马尾。杜甫也有《棕拂子》诗：“棕拂且薄陋，岂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苍蝇……”他将棕拂子与白羽扇相比较，可能棕拂的样式与羽扇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杜甫诗中说“除苍蝇”而不是“驱苍蝇”，同诗中又道：“(苍蝇)咂肤倦扑灭，赖尔甘服膺。”更用了“扑灭”一词，看来诗人用棕拂子不是挥舞驱蝇而是扑打以灭蝇的。所以我们猜想棕拂是如扇状的半硬质物而不是牦牛、马尾拂子的样式，那种长柄垂着长丝的拂显然不适合于扑蝇，而且竹木柄要扑打在人身上也会很疼。李寿墓石椁线刻侍女图中有一侍女手持一羽扇状物，与好同行的几人抬食案，捧杯碗，表现的是侍女给主人进食的场面，这一羽扇状物很可能就是扑蝇用的棕拂子。
　　拂子的柄，在唐墓壁画中大多描绘成细而长的直棒，色黑。前引卢纶和韦应物的诗中提到的拂柄有沉香木和竹两种材质，永泰墓中的拂柄作深褐色，下端外侈以利于手捉，可能是精致的沉香木柄。李爽墓室东壁一侍女手中持拂柄即为竹枝，竹节极为清晰。苏鄂《杜阳杂编》中记载的“龙髯紫拂”刻水精为柄，则更为高级了。拂柄的长度，按照壁画中人物身高为170厘米的比例推算，大致在20—110厘米之间。
　　拂的用途有三，卫生用具、清玩之器和乐舞用具。从前文所引的一些唐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拂子最主要的作用在于掸尘驱蝇。唐墓壁画所描绘的持拂人物全都是在内廷中侍奉主人的侍女或女官，永泰公主墓中持拂宫女与持烛、盆、巾、扇、如意等物的其他宫女为伴，表现的是“侍寝”场面，拂作为卫生洁具的性质是很明显的。由于这种实际用途，拂派生出“清净”的象征涵义，所以唐墓壁画中一些侍女双手托拂显得非常恭敬，敦煌天女手中的拂穗飘扬于云气之间，都显示出拂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卫生洁具的实用价值而被赋予了其他意义。中国古代的贵族、文人、僧、道都习惯于在手中持物以为指画、清玩之具，其风始于汉代人手中的便面，至魏晋清谈盛行，手中持纨扇、竹扇、麈尾、如意遂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称之为“谈柄”，宋元以降这一道具逐渐固定为僧、道手中的拂和文人手中的折扇。唐是多元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各种扇、麈尾、如意、拂广泛流行，不过在当时拂还只是卢纶所说可以“若将挥玩闲临水”的清玩之器，唐代流传至今的文学、绘画作品中都找不到拂作为“谈柄”的证据，敦煌壁画中讲法的文殊、普贤、维摩诘和陪侍的君王、贵胄手中所持基本上是麈尾和如意，也有少量团扇，绝无拂子。现在不少严肃的历史剧中唐代的袁天罡、李淳风之类僧、道人物出场时皆手持拂子作为身份的标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拂用于乐舞的历史很长，《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旄的舞者手持旄牛尾以指麾，这里的“旄”虽无拂子之名，但与后世的旄牛轻拂当是类似的东西。由此而派生出乐官之名——旄人，《周礼·春官·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这种以旄指麾乐舞的做法当是对战争或礼仪场合中权贵以干旄之属指挥下属动作的模仿。三国时期出现了专门的持拂为道具的“拂舞”，《晋书·乐志》载拂舞曲目有《白鸠篇》等五首，《旧唐书卷二十九·志第九·音乐二》杨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云有此来数十年。察其辞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沈约《宋书·乐志》也称拂舞是“吴舞，吴人思晋化”。而实际上，拂舞很可能就是周代旄舞的遗制，《旧唐书》音乐志将《白鸠》归入“清乐”(即俗乐)，它对清乐的来历解释为：“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永嘉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隋平陈，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而南北方音乐的交流，应早于西晋的败亡。魏晋以汉室正统自居，吴人以周以来在中原流行的持旄而舞的方式表达“思晋化”的心情，这才能够解释得通。隋、唐王室的宫廷舞蹈中都保留着《拂舞》，李白《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词》描述了唐代拂舞的演出场面：“铿鸣钟，考朗鼓。歌白鸠，引拂舞。……”至宋以后，乐舞活动的指挥者“参军色”手中持拂子指挥成为贯例，这一点孙机先生在《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文物》1996年5—6期)一文中引《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论说甚详，此不赘述。但孙机先生在文中将李寿石椁上一侍女所持拂子归入乐舞用具，推测其用于指挥，似有可商榷之处。就现在所见到的唐代史料和艺术作品而言，都难以证明唐代乐舞中有用拂指挥的情况。文中所引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舞狮子的狮子朗“执红拂子”，这里用拂子恐怕与《簪花仕女图》中贵妇用来逗引小狗的拂子作用相当，与指挥乐舞无关。《旧唐书卷二十九·志第九·音乐二》的记载可与之相印证：“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狮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狮子等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象其俛仰驯狎之容。二人执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狮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其作用显然不是乐舞指挥用具，只是在表演驯狮场面时才用的特殊道具。敦煌第159窟文殊菩萨图中狮奴赤膊卷发，肤色黝黑，应即所谓昆仑奴，他绳挽臂上，手中所持为驯狮所用狮头杖(孙机先生称之为“挝”)狮子舞中持绳秉拂的做法无疑是对现实驯狮场面的模仿，红拂子是驯狮杖艺术化的代用品，并非指挥乐舞的器械。更早的例子见于东汉画像石《龙戏图》，图中一人立于龙背，手持长柄的“干旄”驭龙这一方面可以旁证狮子舞中的红拂并非乐舞指挥用具而是象征性的驯兽工具。同时，从龙戏和狮子舞这两个相似的活动中分别使用干旄和拂子的情况看，应该可以肯定前文所述干旄与拂有密切关系的论点。更何况李寿墓石刻侍女图一中，与持拂者在一起的侍女皆手持杖、扇、画轴之类游艺用具，与永泰、新城诸墓壁画中表现日常生活画面的器物组合相类，绝不可能与乐舞有关，而同一石椁上复杂的乐舞场面中并没有拂子身影。李勣、苏思勖等人墓中和临潼庆山寺、敦煌等处的唐代乐舞场面的壁画中都没有持拂的指挥者。即使在《拂舞》中，原本最重要的道具拂子也因隋文帝嫌其不雅而取消了，《隋书》、《旧唐书》的音乐志中均记此事，言之凿凿(4)。以拂指挥乐舞当是较晚的事。但拂子在唐代的流行对它后来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
　　注释：
　　(1)《艺文类聚》卷70如意条
　　(2)《太原金胜村第六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59年第8期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隋文帝取消《拂舞》舞者持拂事见《隋书·卷十五·志第十·音乐下》和《旧唐书·卷二十九·志第九·音乐二》
　　(本文原载《文博》2000年第4期)
　　

唐墓壁画研究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周天游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