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编者按：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西谷正教授此文，对我馆所藏唐墓壁画《客使图》人物作了较深入研究，自成一家之言。1996年10月，西谷正教授将本文赠送我馆以作交流，现本刊特摘要发表，对原文小节编号亦作了相应调整。
　　唐章怀太子李贤墓有50多幅壁画，对墓道东壁的《礼宾图》，或称《客使图》中的6个人物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对右起第二个戴着鸟羽冠的人物，有日本人和朝鲜人二种解释。但是，在考察中国史书中有关鸟羽冠的记载、渤海国的形成、唐和日本对渤海的习惯称呼、日本正史中关于渤海国的记载和唐与渤海的外交关系的基础上，考虑到李贤于神龙二年迁回乾陵陪葬，景云二年追封为章怀太子与妃房氏合葬的过程，对唐王朝来说是一重要仪式，应有外国使臣参加，所以，这幅壁画中戴鸟羽冠的人物应是渤海国使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
　　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次子，所以，陪葬在现陕西省乾县高宗和武后合葬的乾陵的东南方约3公里的地方。
　　章怀太子墓1971年7月开始调查和发掘，第二年2月下旬结束。地面上筑有边长约43米、高约18米的封土，周围绕以南北180米、东西143米的围墙，形成陵园。封土正南约40米处是斜坡墓道的入口，经过过洞、天井、甬道，到达前室；然后通过后甬道，直达后室，从墓道口到后室共71米。
　　第一天井、第二天井和第三天井的东西两壁共设有6个小龛，出土很多三彩和绿釉的陶俑和陶器。后室放置寄栋式屋形石椁，因盗掘椁内被扰乱。石椁东侧放置的墓志是景云二年(711)追赠章怀太子时所刻；后室入口前面即后甬道北端偏东处放置的墓志是李贤于神龙二年以雍王身份埋葬时所刻。前者刻有“大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可知这座墓是神龙二年(706)陪葬乾陵的雍王，即景云二年追赠章怀太子的李贤和其妃清河房氏的合葬墓。
　　共出土随葬品600多件，大多数是出于小龛的陶器类。另外，前室出口处的石门以及前述的石椁上雕刻有四神、人物、动植物等装饰纹样。
　　章怀太子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壁画，全部50余组壁画保存得很好。
　　首先，墓道东、西两壁分别绘有四组壁画。东壁是本文所讨论的《礼宾图》和《狩猎出行图》、《仪仗图》、《青龙图》；西壁绘有和东壁对称的《马球图》、《礼宾图》、《仪仗图》、《白虎图》。
　　其次，在过洞有10组壁画。例如，第二过洞两壁绘有长廊建筑，其中以朱柱分隔。东壁的南面和北面各有1个男子向北而坐。西壁也有2个坐着的男子。甬道东壁的1个男侍和3个侍女与西壁的4个侍女对称。后甬道也绘有侍女。前室有8组壁画，其中，西壁南侧有著名的《观鸟捕蝉图》，北壁西侧有2侍女1树1石图，东壁南侧有3侍女1树1石图(1)。
　　二
　　下面简单介绍本文将讨论的墓道东壁的礼宾图。
　　《礼宾图》共绘有6个人物，大致可分为前方的3人和后方的3人两部分。前方即北侧，在画面左侧的3个文官，都戴着纱罩的笼冠，穿着红色长袍。前数第3人手持笏，飘带曳地。第2人只能看到背部，与其他两人相向而立。他们3人好像引导身后的宾客去朝见章怀太子，所以，他们可能是唐王朝鸿胪寺即礼宾院的官吏。《新唐书·车服志》有“乌纱帽者，视事及宴见宾客之服也”的记载，说明当时在接待宾客时，有特定的服饰制度。唐代群臣五品以上持象牙笏，六品以下持竹笏，这幅壁画中的官吏所持显然是象牙笏。唐代担当迎送宾客职责的是鸿胪寺。根据《唐六典》卷18：“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的记载，此人可能是鸿胪寺五品以上的官员。
　　在后方的人群中，最前面的一人呈正面像，圆脸，浓眉，高鼻，深目，阔口。身着交襟紫色长袍，束有腰带，穿黑靴。左臂被第二人遮挡，两手捧于胸前。第二人面向北半侧面，竖椭圆形脸，面庞丰满，胡须和眉毛清晰，嘴唇红润。头戴羽毛帽，两支羽毛直插在帽子上。帽子前部涂朱红色，两侧涂绿色，两边有带束于颈下。大红领长白袍，衣襟红边，宽袖，两手拱于袖中。第三人圆脸无须，戴着深至耳朵的皮帽，穿着黄长袍，外加羽毛织成的大衣，穿着皮靴，束腰带，两手拱于袖中。
　　三
　　1974年11月，为纪念北九州市立美术馆开馆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汉唐壁画展》，《礼宾图》摹本以《外国使节图》为名在日本首次公开展出。当时，冈崎教授解释说：“使节图可以看到三个外国使节，其中有被认为是日本使节的人物，如果这种看法无误的话，可能就是天宝年间的遣唐使粟田真人等的形象。”这是对东壁《礼宾图》中的右(南)起第二人的解释。
　　关于这个人物，金元龙教授在日本和韩国最早进行了考察，认为带双角饰帽即牛角饰或鸟羽双立饰的人物是古代韩国人。从年代上看如果是高句丽人的话，则可能是统一新罗的使节(2)。
　　之后，日本学者发表了看法。穴泽咊光等指出：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市发掘出阿弗拉西阿勃都城遗址的宫殿壁画中有头戴鸟羽冠的新罗使节，所以《礼宾图》中这个人物大概是新罗大使。
　　与这种新罗人说相反，中国学者明确认为是日本使节。王仁波认为：《礼宾图》中的上述人物可能是日本第八次遣唐使中的一员，并具体地举出粟田真人、阪合部大分、巨势治、道慈等的名字。
　　但是，即使在中国也出现了否定日本人说的见解。这一契机，是由于1979年西安唐长安城道政坊附近发现的“都管七国六瓣银盒”。这个银盒盖上有七组图案，其中一组引人注目。图案左侧坐着1位尊者，与其相对的前方左右立有4个人物。4人头部都戴着两根鸟羽，长衣广袖，足着韦履。而且在图案边缘的两个地方，有“高丽”、“国”3字。云翔认为鸟羽冠是古代朝鲜人的一种装饰，因为高句丽公元668年灭亡，所以《客使图》第二人作为新罗使节的可能性较大，虽不能确知是高句丽使节还是新罗使节，但作为古代朝鲜人证据是充分的。欧洲学者也有同样的看法。
　　笔者根据新罗遣唐使公元703年频繁入境一事来考虑，也持新罗人说。
　　四
　　但是，仍有疑问存在，此人是否渤海使节也是一个问题。
　　见于李贤墓壁画中人物的鸟羽冠，在中国史书中作为高句丽的习俗多次见于记载，同时，百济和新罗的风俗也大致相同，因为这在有关高句丽服饰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若干。北魏的史书《魏书·高句丽传》有：“头著折风，其形如弁，旁插鸟羽，贵贱有差。立则反拱，跪拜曳一脚，行步如走”的记载。北朝魏、齐、周、隋四朝的通史《北史·高句丽传》中可以见到：“人皆头著折风，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鸟羽。贵者，其冠曰苏骨，多用紫罗为之，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带，黄革履。妇人裾襦加襈”的记载。另外，《隋书·东夷传·高丽》有“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鸟羽。贵者冠用紫罗，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带，黄革履。”《旧唐书·东夷传·高丽》有：“衣裳服饰，惟王五彩，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其冠及带，咸以金饰。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袴大口，白韦带，黄韦履”的记载。
　　高句丽人头部饰有鸟羽的风俗不但见于从北魏到隋唐的文献史料，即使考古资料中也得到了确认。在集安的“舞踊冢”和平壤近郊的“双楹冢”高句丽壁画古墓中，都绘有头戴鸟羽冠的人物。并且，在新罗古墓中也发现不少象征鸟羽形的金银冠饰。
　　据说渤海人是从高句丽人及靺鞨人发展而来的，所以上述高句丽的习俗被渤海人继承的可能性极大。另外，在中国把渤海正式作为国家来称呼，但经常以普通人来称呼高(句)丽。甚至，明确地自称为“高丽王”。在日本，把渤海的事称为高丽，把从渤海来的使节称为高丽客的事也有。《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条中见到的渤海使杨承庆，在同年正月三日条中记为高丽使。同样的史料用例，在平城宫遗址出土的木简中也得到证实，即在木简上墨书有：“依遣高丽使迥来 天平宝字二年十月廿八日进二阶叙”的遣高丽使，是指遣渤海使小野田守等。这从《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二年(758)十月丁卯(二十八日)条的记载和《万叶集》中大伴家持所咏题“渤海大使小野朝臣”来考虑是一致的。
　　如上所述，因为前面提到的银盒的时代属唐代后期，所以我认为银盒上“高丽国”可能是指渤海国。
　　五
　　李贤生前被封为雍王，文明元年(684)二月31岁时死去。其后神龙二年(706)七月陪葬乾陵时，埋入“雍王墓志”。景云二年(711)十月，追赠李贤为章怀太子，与其妃清河房氏合葬，这时，又埋入“章怀太子墓志”。在这样一系列的埋葬过程中，神龙二年的陪葬和景云二年的追赠、合葬，对唐王朝来说是一次特别大的活动，当时，应该有外国使臣参加葬礼。章怀太子墓的《礼宾图》表现的应是当时的情景。
　　从渤海和唐的外交关系史上看，渤海在陪葬年的前一年和追赠、合葬的同一年曾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遣使和朝贡活动。
　　公元698年，大祚荣建立了震国即后来的渤海国，7年之后的公元705年(神龙元年)即渤海高王八年，即唐中宗时派侍御史张行岌去唐朝。大祚荣受到唐朝的册封后，又派其子大门芸随张行岌去唐王朝。并且，在公元711年(景云二年)即渤海高王十四年又派使臣到唐王朝朝贡。
　　关于《礼宾图》中的其他二人，从其风貌上来看，将左(侧北)的人物推定为东罗马帝国使节，右(南)侧的人物推定为靺鞨、室韦等中国东北地方的少数民族是适当的。另外将西壁《礼宾图》的人物群推测为大食国即阿拉伯和吐蕃、高昌国等也是可以赞同的。就是说《礼宾图》上出现的人物群，使人想起邻近唐王朝诸国或诸少数民族，但我推测，东壁的《礼宾图》的人物中没有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人和隔海的日本列岛人。
　　综上所述，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东壁中央所绘的《礼宾图》中戴鸟羽冠的人物是从渤海国到唐王朝进贡的使节的可能性很大。
　　参考文献：
　　①陕西省博物馆 乾县文教局 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唐李贤墓壁画》，文物出版社。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
　　(2)金元龙：《论唐李贤墓中的新罗使节》，《考古美术》1974年第123、124期。1989年进行实地考察的东国大学佛教文化学术调查团也指出了新罗人和渤海人的可能性，更进一步认为，因为渤海国成立于698年，所以应看作是新罗人(1989年8月3日《统一日报》)。
　　穴泽咊光、马目顺一：《论阿弗拉西阿勃都城址出土壁画中的朝鲜人使节》，《朝鲜学报》第80辑，1976年。
　　冈崎敬：《汉唐古墓壁画的发展》，北九州市立美术馆开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汉唐壁画展》(图录)，1974年。
　　高濑重雄：《古代的日本海交通——特论日本和渤海的交通》，《考古学季刊》第15号，1986年。
　　鸟山喜一：《渤海史诸问题》，风问书房，1968年。
　　古烟彻：《试论7世纪末到8世纪初的新罗和唐关系》，《朝鲜学报》第107辑，1983年。
　　云翔：《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日本使节”质疑》，《考古》1984年第12期。
　　王仁波：《章怀太子李贤墓“礼宾图”和日本的使者》，《人民中国》1982年10月号。《从考古发现看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前揭书》。
　　旅达宏、王长启：《西安市收藏的几件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Patricia Eichenbaum．kaketzky 1984 Foreigners in Tang and Pre—Tang Painting，Oriental Art Vol，×××NO，2PP.
　　(译自《兒嵨隆人先生喜寿纪念论集》)
　　(本文原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四辑)
　　

唐墓壁画研究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周天游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