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70年代初发掘的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的东、西两壁上各绘有一幅以六人组成的“客使图”(亦称“礼宾图”、“迎宾图”)。位于北边的三人为唐代鸿胪寺文职官员；位于南边的三人为前来吊祭李贤的外国使者和我国少数民族使者。为叙述方便，将东壁的“客使图”称之为“东客使图”；将西壁的“客使图”称之为“西客使图”。本文拟结合文献记载和国内外的考古发现，对以前未曾论及和有争议的使者国籍问题再作一些探讨。
　　一、“东客使图”使者考
　　从前三人所在整个壁画的位置上来看，他们很可能是当时掌管朝祭礼仪赞导的唐代鸿胪寺官员卿和少卿。对此，王仁波等先生曾撰文认为，他们三人依“据袍服颜色推断为四至五品官员”(1)。此说虽无大错，但我觉得他们三人应是从三品和从四品上的官员。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鸿胪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卿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曲客、司仪二署，以率其官属，供其职务。少卿为之贰。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皇帝太子为五服之亲及大臣发哀临吊，则赞相焉。”李贤生前曾先后被封为潞王、雍王，后来被武则天废为庶人，流放四川巴州。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资料是，据《资治通鉴》卷203《唐纪十九》记载：684年，“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太后乃归罪于神勣，戊戌，举哀于献(明)福门……”中宗复位后，很有可能是遵照武则天皇后生前的遗愿，于神龙二年(706)将其二兄从巴州迁到长安，以雍王身份陪葬乾陵，景云二年(711)又追封为章怀太子。因此可以断定，章怀太子墓的“东客使图”壁画内容，正是描绘了中宗皇帝为雍王迁葬时，由“掌宾客及凶仪之事”的卿和负责管理“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的少卿所进行的“发哀临吊，则赞相焉”的宏大场面。
　　据三、四品官员所规定的服饰、服色来分析，这三人的服装很有可能是文献上所记载的“具服”(亦称“朝服”)。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具服者，五品以上陪祭，朝飨、拜表、大事之服也，亦曰朝服。冠帻、簪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黑领、袖、黑褾、襈裾，白裙、襦、革带金钩*(左角右枼)，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白袜，乌皮舄，剑，纷，*(上般下革)囊双佩，双绶”。另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显庆元年(656)，“其后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因此，从服饰与服色(绯色)来看，这三个人的官品至少也应在四品以上。
　　唐代的埋葬制度，带着浓厚的封建等级色彩。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凡诏葬大臣，一品则卿护其丧事，二品则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仪，以示礼制”。作为正一品雍王的安葬来说，理所当然是由“卿护其丧事”。因此，“东客使图”上的第一、二、三人应是“护其(雍王)丧事”的唐代鸿胪寺官员卿和少卿。
　　第三人手中所执笏，呈上圆下方。在封建社会里，朝笏本身也打上了封建等级的烙印。不仅质地不同，而且造型也各不相同。众所周知，隋代和唐代武德初年所使用的朝笏，只是用不同的质地来代表不同的等级。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文武之官皆执笏，五品以上，用象牙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而到了唐代武德以后，朝笏的形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五品以上执象笏。三品以下前挫后直，五品以上前挫后屈。自有唐以来，一例上圆下方，曾不分别。六品以下，执竹木为笏，上挫下方。”仅从第三人手中所执“上圆下方”朝笏来分析，“东客使图”上的第一、二、三人的官品也就不解自明了。
　　第四人，光头，浓眉毛，深目高鼻，阔嘴，方脸。上身内穿衬衣，外套翻领紫袍，腰系白带，脚穿黑靴，两手交叉叠置于胸前，呈洗耳恭听状。韩伟先生判定此人是“中亚等地使节”(2)；张鸿修先生认为是“罗马使者”(3)；王仁波等先生“推测可能是东罗马帝国的使节”(4)。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东罗马帝国在中国史籍中，称为拂菻或大秦。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拂菻国，一名大秦，……风俗，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俗皆髡而衣绣”。从使者“光头”来看，似与文献上的“剪发”风俗密切相关。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与大秦之间的交往至晚可以追溯到汉代。《后汉书·西域传》中，也能看到“皆髡头而衣文绣”的记载。另据《后汉书·西域记》记载：和帝永元九年(97)，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后闻安息船夫一席话，乃止。虽然壮志未酬，只好怅然而归，但是，甘英此次西行已充分表明了汉朝欲通大秦的强烈愿望和决心。其实，“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绘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直到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南北朝时，大秦仍然一如既往同我国保持着密切地联系。据《南史·夷貊传》和《梁书·诸夷传》记载：“孙权黄武五年(226)，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阯。太守吴邈遣送诣权”。另据《晋书·四夷传》记载：“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进入隋代以后，这种交流暂时被中断了一段时间。即“隋炀帝常将通拂，竟不能致”(《旧唐书·西戎传》)。到了唐代，形势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秦王纷纷遣使朝贡与唐和好，使两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贞观十七年(643)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乾封二年(665)，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701)，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719)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显然，神龙二年(706)安葬雍王李贤时，大秦与唐代的关系正处于上升阶段，所以说“东客使图”的第四人为东罗马使者的可能性较大。
　　第五人，头戴“骨苏冠”，冠前方涂朱红色，两旁涂绿色，两边并用双带系于颌下。椭圆形脸庞，面颊丰满，须眉清晰，朱唇小口。身穿大红领长白袍，镶红边衣襟，宽袖，两手置在袖中拱于胸前，腰束白带，脚穿黄靴。以前，学术界对此人多有研究，不少学者认为应是“日本使者”(5)的形象；而韩国学者金元龙考证该使者可能是“新罗使”(6)，我国学者也有很好的讨论(7)。笔者赞成后者，并且在近年的研究中也发现，使者所戴之冠不仅同我国文献上所记载的古代朝鲜高句丽、百济、新罗的“折凤冠”、“骨苏冠”、“皮冠”颇为相似，而且其服饰、鞋也与文献的记载大体吻合。据《魏书·高句丽》记载：“头著折风，其形如弁，旁插鸟羽，贵贱有差”。在《魏书·百济传》中，也能看到“其衣服饮食与高句丽同”的记载。另据《周书·高句丽》记载：“丈夫衣同袖衫、大口袴，白韦带，黄革履。其冠曰骨苏(在《北史》中称为“苏骨”)，多以紫罗为之，杂以金银为饰。其有冠品者，又插二鸟羽于其上，以显异之”。在《周书·百济传》中，也不乏“其衣服，男子略同于高丽。若朝拜祭祀，其冠两厢加翅，戎事则不。拜谒之礼，以两手据地为敬”之记载。在《隋书》和《北史》中，也保留了许多类似的记载，如《隋书·高丽》记载：“人皆皮冠，使人(在《北史》中称为“土人”)加插鸟羽。贵者冠用紫罗，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带，黄革履”。从“东客使图”的制作年代来看，应该重视的文献资料莫过于《旧唐书》了。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袴大口，白韦带，黄韦履。”《旧唐书·百济传》中，也有明确记载，“官人尽绯为衣，银花饰冠。“庶人不得衣绯紫”。《旧唐书·新罗传》记载：“衣服，与高丽、百济略同，而朝服尚白”。上述这些文献记载，从已发现的考古新资料中可窥见一斑。
　　1965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市北郊阿弗拉西阿勃台地中部发掘古撤马尔罕城址时，于第23发掘地点发出了有绚丽壁画的粟特时代的建筑基址。其中在一号室西壁的壁画中绘有两位外国使者，头戴插有两根羽毛的小圆帽，上身穿圆领右衽大衫，下身着裤，腰束带。身佩环首大刀，作拱手站立状。壁画的制作年代推定为7世纪末至8世纪初，其内容推测是描绘了7世纪中叶发生在撒马尔罕王宫内的历史事件。发掘者阿利巴乌姆先生认为，这两位使者应是“朝鲜人使节”(8)。推测他们是“朝鲜人使节”是可以成立的，但他们的服饰和冠与“东客使图”第五位使者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至少应在等级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的身份应为“使人”(亦称“士人”)，而后者的身份应为“贵者”。前者的冠应是“折风冠”或“皮冠”；而后者的冠则应是“骨苏冠”(或称“苏骨冠”)无疑。迄今为止，这种“折风冠”或“皮冠”除了在撤马尔罕古城址发现的壁画上所见到之外，在朝鲜平壤平安南道的高句丽壁画古坟“双楹冢”发现的壁画上，也看到了头戴此冠的人物像和骑马人物图；在大安市德兴里古坟发现的出行图壁画上也有数名骑马武士头戴此冠；在吉林省集安县通沟发现的高句丽古坟“舞踊冢”的壁画上，还可见到头戴此冠的舞踊像和骑马人物图。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冠上并不是“旁插鸟羽”，而是直接将冠做成了鸟翼的形状。例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一顶相传出土于集安地区的鸟翼形冠，韩国国立清州博物馆中也展出了一顶出土于庆北义城塔里古坟的鸟翼形金铜冠，庆州博物馆中收藏一顶出土于皇南大冢南坟的鸟翼形金铜冠，晋州博物馆中还展出一顶出土于釜山福泉洞11号古坟的鸟翼、山字形金铜冠，尤其是在庆州附近的新罗古坟“天马冢”中同样也出土了一顶象征鸟翼形状的鸟翼形金冠。以上诸例中，有些冠不仅用金属做成了鸟翼的形状，而且还特别突出了羽毛的特点(9)。上述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这种鸟翼金铜冠和带有羽毛状的鸟翼形金铜冠，很有可能是从“折风冠”、“骨苏冠”以及“皮冠”逐渐演变而成的。同时，也反映了它们各自在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的流行情况。
　　进而言之，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分析，新罗文武王(公元667—681年在位)统治期间，曾借助大唐的力量，先后于公元660年灭掉了百济，668年又灭掉了高句丽，672年还兼并了百济故地熊津都督府。这样一来，新罗与唐朝的关系自然是十分密切的。据《三国史记》卷33《杂志二》记载：新罗不仅年号采用唐朝的年号，而且各种制度和衣服之制也都以唐朝制度为本，并且选送留学生、学问僧入唐求学，还经常派遣贺正使、朝贡使赴唐。由此分析，“东客使图”第五人显然不可能是早已亡国的百济使者和高句丽使者。若是朝鲜使节的话，那么应是新罗使者无疑。
　　另外，在我国古文献中还保留有一些唐代皇帝“遣使吊祭”新罗王的记载，如《旧唐书·东夷传》记载：“天授三年(692)，政明卒，则天为之举哀，遣使吊祭，册立其子理洪为新罗王，仍令袭父辅国大将军、行豹韬卫大将军、鸡林州都督。理洪以长安二年(702)卒，则天为之举哀，辍朝二日，遣立其弟兴元为新罗王，仍袭兄将军、都督之号。既然武则天能够在新罗王政明、理洪死后“为之举哀，遣使吊祭”，那么在中宗为其兄雍王李贤迁葬时，当时执政的新罗王、曾经受到过武则天极大恩惠的兴元(政明的季子，理洪的弟弟)，为武则天的次子雍王李贤“遣使吊祭”，当在情理之中。
　　第六人，头戴皮帽，圆领，无须髯，身穿圆领灰大氅，皮毛裤，黄皮靴，腰系黑带，双手拱于袖中。关于此人的国籍问题，我赞同王仁波等先生“可能是东北少数民族的使节”(10)的看法。据《旧唐书·室韦传》记载：“畜宜犬豕，豢养而瞰噉之，其皮用以为韦，男子女人通以为服。”另据《旧唐书·靺鞨传》记载：“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其冠很有可能是《魏书·勿吉传》中所谓“头插虎豹尾”习俗的孑遗形态。另外，使者身上的服饰与《新唐书·室韦传》中的“其畜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也吻合。因此，“东客使图”第六人很有可能是来自我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室韦族或靺鞨族使者，尤以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据史书记载，早在北魏时，他们就向中原王朝遣使朝贡了。进入隋唐以后，不仅朝贡的规模愈来愈大，而且人员的往来也与日俱增，甚至有些靺鞨族出身的人物，还得到了唐朝皇室的重用和提拔。其中像李谨行、李多祚二人，就是最为突出的两个人物。据《旧唐书·靺鞨传》记载：“谨行，伟貌，武力绝人。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材力雄边，为夷人所惮。累拜右将军，为积石道经略大使。……累授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永淳元年(682)卒，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另据《新唐书·李多祚传》记载：“多祚，骁勇善射，以军功累迁右鹰扬大将军。……以劳改右羽林大将军，遂领北门卫兵。中宗复位，封多祚辽阳郡王，食实户八百”。更有甚者，“帝祠太庙，特诏多祚与相王登舆夹侍。监察御史王觌谓多祚夷，虽有功，不宜共舆辇。帝曰：‘朕推以心腹，卿勿复言’”。不难看出，李多祚同唐中宗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中宗为其兄雍王李贤进行迁葬时，李多祚本人亲自出席葬礼也未尝不可。虽然文献上没有明文记载，但是通过上述事例完全可以想象而知。再是在靺鞨族出身的李谨行682年陪葬乾陵以后，靺鞨国与唐王朝之间的关系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据《旧唐书·靺鞨传》记载：“自后或有酋长自来，或遣使来朝贡，每岁不绝”。不期而然的是，埋葬雍王李贤时，正值两国关系“每岁不绝”的繁荣发展时期。据此推之，“东客使图”第六人看来很有可能是一位靺鞨族酋长或包括李多祚在内的靺鞨族使者。这一推测估计没多大问题，但我也并不完全排除该使者是室韦族使者的可能性。
　　二、“西客使图”使者考
　　从前三人的所在位置来分析，我也同意王仁波等先生前三人“为唐代鸿胪寺官员”(11)的看法。其身份可以通过人的服饰、服色以及第二、三人手中所执的“上挫下方”朝笏略知一二。壁画上的朝笏，主要是借助于其不同造型来表现不同质地的朝笏。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六品已下，执竹木为笏，上挫下方”。这与“西客使图”壁画上第二、三人所执朝笏的造型相吻合。很显然，这些人要比“东客使图”上执“上圆下方”的朝笏第三人官阶要低得多。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么这三人很有可能就是鸿胪寺卿掌管之下的典客署官员从七品下的典客令和从八品下的典客丞。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典客令掌二王后之版籍及四夷归化在蕃者之名数。丞为之贰。凡朝贡、宴享、送迎，皆预焉。辨其等位，供其职事”。因此我推想，典客令和典客丞作为“四夷归化在蕃者”吊客的向导，一起前往李贤墓地吊唁雍王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目前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尚未弄清。即文献上记载的制度与壁画实物资料之间还存在有较大的差距。例如，从这三个人所穿服饰、服色来看，应为五品官员，倒不会像是从七品下和从八品下的官员。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上元元年(674)八月又制：“五品服浅绯，并金带”。这些文献记载，显然是与朝笏的使用等级制度是自相矛盾的。究竟这三人到底是五品官员，还是从七品下和从八品下的官员，尚存质疑，有待今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不过，从鸿胪寺中无五品官员来分析，这些人属于从七品下和从八品下的官员估计不会大错。这样一来，三人的服饰、服色可以视为是一种“愈礼”的现象。
　　第四人，宽圆脸，高颧骨，披发于后，身穿圆领右衽窄袖黄袍，腰束带，带上并系一短刀，双手执笏，拱于胸前，脚穿黑色长靴。对于此人，王仁波等先生“推测可能是高昌使节”(12)。据《新唐书·高昌传》记载：“其人面貌类高丽，辫发施之于背，女子头发辫而垂”。由此可见，这一推测是不无道理的。
　　此外，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其王麴伯雅，……隋炀帝时入朝，拜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仍以戚属宇文氏女为华容公主以妻之”。尤其是“武德二年(619)，伯雅死，子文泰嗣，遣使来告哀，高祖遣前河州刺史朱惠表往吊之”。太宗即位以后的“贞观四年(630)冬，文泰来朝，及将归蕃，赐遗甚厚。其妻宇文氏请预宗亲，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下诏慰谕之”。后来，文泰却背信弃义反唐，太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命令侯君集等进行讨伐，文泰竟于贞观十四年(654)忧惧而死。但是，唐太宗宽宏大量，不计小人之过，并没有因此株连文泰的子女，仍然拜其子智盛为武卫将军，封金城郡公；季子智湛为右武卫中郎将、天山县公。“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于昭陵玄阙之下”。这一记载，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1965年秋，在对昭陵祭坛进行调查时，在此发现了带有“高昌王左武卫将军□智勇”题记的石像底座(13)。据岑仲勉先生考证，智盛与智勇同是一个人。即原名智盛，“反赐名智勇”(14)。甚至在智湛于麟德年间终于左骁卫大将军、西州刺史之后，天授初，还授其子崇裕为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直到崇裕卒，才封袭遂绝。如果从天授年间(690—692)算起，到神龙二年(706)迁葬雍王为止，中间仅相隔了十多年。完全可以估计，当时的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崇裕可能还健在，高昌和唐代的关系还依然存在。因此我认为，在神龙二年(706)，高昌王派遣包括崇裕在内的使者出席安葬雍王李贤的葬礼，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五人，长脸，大眼，高髻，发束于脑后。身穿圆领窄袖黑色长袍，腰束带，脚穿黑长靴，袖手而立。特别是在额部、面颊、鼻梁和下腭处，均涂有朱色。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由此不难看出，第五人“可能是吐蕃使节”⒂的看法是正确的。
　　从第五人身上所穿的黑色长袍分析，此服饰应似吐蕃的丧服。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由此使人很容易联想起，描绘在“西客使图”壁画上的这位身穿圆领窄袖黑色长袍、脚穿黑色长靴的使者，应该表现的是前往墓地吊唁雍王、倒不应该是所谓“谒见太子”(16)的场面。
　　另在唐太宗的昭陵，立有吐蕃松赞干布的石造像；在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也立有吐蕃使夫论悉曩然、吐蕃大酋长赞婆的石刻像(17)。而在雍王墓中只能看到“客使图”壁画。现在看来，当时很有可能是出于等级制度上的考虑，帝王陵是将参加吊唁的外国使节用刻石来做永恒的纪念物，而一般的王墓则可能是用壁画体裁来表现了。
　　再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永徽元年(650)，弄赞卒。高宗为之举哀，遣右武侯将军鲜于臣济特节赉玺书吊祭”。此后，“仪凤四年(679)，赞普卒。其子器弩悉弄嗣后，……遣其大臣论寒调傍来告丧，且请和。高宗遣郎将宋令文人蕃会葬。永隆元年(680)，文成公主薨，高宗又遣使吊祭之”。武则天临朝称帝以后，吐蕃与大唐的关系日趋恶化。直到长安二年(702)，吐蕃遣使求和，两国的关系才有所改善，重归于好。即“吐蕃遣使论弥萨等入朝请求和，则天宴之于麟德殿，奏百戏于殿庭”。尤其是“中宗神龙元年(705)，吐蕃使来告(器弩悉弄)丧，中宗为之举哀，废朝一日。俄而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热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自是频岁贡献”。以至于到“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吐等来迎女，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由此可见，吐蕃与大唐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在神龙二年(706)迁葬雍王李贤之际，当时执政的吐蕃赞普就是器弩悉弄的儿子弃隶蹜赞。这很容易使人想起，神龙元年(705)中宗为其父器弩悉弄“举哀，废朝一日”的情景。时隔一年之后，中宗就为其兄李贤进行迁葬，出于礼节上的考虑，我想弃隶蹜赞赞普也肯定会遣使吊唁雍王。因此我认为“西客使图”第五人应为吐蕃使者的可能性最大。
　　第六人，形体高大，长脸，深目高鼻，络腮胡。头戴卷沿尖顶毡帽(亦称“胡帽”)，身穿大翻领窄袖绯色长袍，内着红衬衫，腰系白带，脚穿黑色长靴，手中执笏。从其长相上来看，王仁波先生“推测可能是大食使节”(18)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旧唐书·西戎传·大食国条》记载：“其国男儿色黑多须，鼻大而长”。《新唐书·西域传·大食条》中，也有“男子鼻高，黑而须”的记载。另外，从其所戴帽子的形状来分析，这种帽应是唐代诗人刘言史笔下的所谓“蕃帽”。即“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19)。
　　据《旧唐书·西戎传·大食国条》记载：“永徽二年(651)，始遣使朝贡。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长安中(701—704)，遣使献良马”。即使在雍王迁葬之后的景云二年(711)和开元初年，大食帝国也曾“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既然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这种友好的交往，何况在雍王迁葬前后也从未间断过，尽管文献上没有明文记载大食帝国使者吊唁雍王的记载，但通过上述的事例是不难想象出来的。
　　建国后，还出土了一些与大食帝国文化交流有关的考古资料，更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1988年元月，在陕西西安韩森寨曾出土一件彩绘骑驼胡俑(实物现藏西安市文物研究中心)，长64、高49厘米。据介绍，“胡俑深目高鼻，头戴尖顶高帽，身著紧身窄袖长裘衣，足蹬至膝长靴，一手握拳下垂，一手握拳举起，拳中有一孔，原执有物，应为扬鞭吆驼之状”(20)。其中的胡俑头上所戴的尖顶高帽，同“西客使图”第六人头上的胡帽极为相似。
　　随着大食帝国的势力不断强大与扩大，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也随之进行过一些转移。原先是以今天沙特阿拉伯西北部汉志境内的麦加—麦地那为中心；到了大食倭马亚王朝(66l—750)，其中心移居到了今天叙利亚的人马士革。章怀太子墓“西客使图”第六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唐与大食倭马亚王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1964年在西安市西郊鱼化寨唐墓中出土有三枚大食倭马亚王朝所铸的金币，金币直径2、厚0.1厘米(21)。大食金币的出土，说明了当时的商业贸易、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盛况。
　　三、东、西客使图性质考
　　东、西客使图这种体裁的壁画在墓中出现与流行，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王会图》、《昭陵十四尊宾王像》以及《乾陵六十一尊宾王像》等体裁还可以给我们研究这一问题以某种启迪。
　　《王会图》，亦称《正会图》，是一幅描写唐代初年各民族使者云集长安的盛况图，也是唐太宗推行“爱之如一”平等政策的真实写照。据《资治通鉴》卷198《唐纪十四》记载：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太宗问思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已者，朕见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原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也正是因为唐太宗改变了以往帝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政治偏见，对华、夷一律实行一视同仁，“爱之如一”，所以唐太宗才赢得了当时国内外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慕名前往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贞观二十二年(648)，“是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另据《唐六典》记载，当时“七千余蕃”都与大唐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及商业贸易的往来关系。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唐太宗为了将“异国来朝”的盛况记录下来，留作永恒的纪念，“诏(阎)立本画《外国图》”。由此窥之东、西客使图壁画上的六位使者，只不过是《外国图》的一个缩影。两者所惟一不同的一点是，《外国图》反映的是阳宅社会，而东、西客使图则反映的是“事死如事生”的阴宅冥世罢了。那种将东、西客使图解释为“唐朝鸿胪寺官员正要引领宾客，谒见太子”(22)的提法，显然是不大合适的，我觉得应该是“吊唁雍王”场面的缩写。
　　从东、西客使图使者的面部、服饰、比例各方面都勾划得相当细腻、逼真来看，当时绘画此图并不是信手所绘，而应该有其底本。今天，我们虽然无法推知其原本，但是从有关史书记载可知一二。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当然，阎立本绘制的《外国图》也仍不失参考意义。
　　另外，从《昭陵十四尊宾王像》来推测，东、西客使图的性质很有可能同昭陵的“阐扬徽烈”的性质大体相同，而与上述所谓“谒见太子”的性质则不啻天渊。据《唐会要》记载：“上(指唐高宗)欲阐扬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十四人，列于昭陵司马门内”(23)。如果说这一推测可以成立，那么东、西客使图就应是唐中宗“欲阐扬徽烈”之举了。所不同的是，前者帝王陵为石刻，后者雍王墓为壁画。如上所述估计，这可能是受到了等级制度的制约。
　　值得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唐会要》的记载却与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和宋人游师雄《昭陵图碑》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太宗葬九嵕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曾侍轩者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24)。据孙迟先生考证，吐蕃赞甫、范头利、金真德等，未曾到过长安，岂能谓之“曾侍轩者”?认为此说“甚为偏颇”(25)。对此，我也持有同样的见解。另据《昭陵图碑》记载：“诸蕃君长，贞观中擒服归和者，琢石肖(其)形状而刻其官名，凡一十四人”。既然上述记载难以成立，所以将未曾到过长安的人们都划归到“擒服归和者”的行列自然也是不妥的。
　　再是从《乾陵六十一尊宾王像》来分析，我认为它与东、西客使图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有人考证：“唐高宗埋葬时，它们都来参加葬礼，武后为了纪念这件大事，予以刻石记功”(26)。这一说法，显然是与《唐会要》的记载如出一辙。尽管我们目前还找不出更多的理由来说明，但足以可从“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27)得到反证。既然天枢是用来歌功“颂德”的，那么《昭陵十四尊宾王像》、《乾陵六十一尊宾王像》以及雍王李贤墓中的东、西客使图壁画，看来都是以“吊唁”之名，来行“阐扬徽烈”之实。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指导教授日本同志杜大学森浩一先生的热情指导与帮助。在论文发表之际，特向森先生深表谢忱。文中插图是作者本人和张兴国同志绘制的，谨此说明。
　　注释：
　　(1)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代壁画之研究(上)》，《文博》1984年创刊号。
　　(2)韩伟：《陕西唐墓壁画》，《人文杂志》，1982年3期。
　　(3)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4)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代壁画之研究(上)》，《文博》1984年创刊号。
　　(5)武伯纶编著：《西安历史述略》21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136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姚嶂剑：《遣唐使》7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6)金元龙：《唐李贤墓壁画の新罗使(?)に付ぃて》，《考古美术》123、124，1974年。
　　(7)云翔：《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日本使者”质疑》，《考古》1984年12期。
　　(8)穴沢咊光、马目顺一；《アフラツャて都城址出土の壁画にみられる朝鲜人使节につぃて》《朝鲜学报》第80辑，1976年。
　　(9)森浩一监修、东潮、田中俊明编著；《朝国の古代遗迹·1新罗篇(庆州)》，中央公论社，1988年。
　　(10)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代壁画之研究(上)》，《文博》1984年创刊号。
　　(11)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代壁画之研究(上)》，《文博》1984年创刊号。
　　(12)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代壁画之研究(上)》，《文博》1984年创刊号。
　　(13)孙迟：《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文博》1984年2期。
　　(14)岑仲勉：《隋唐史》上册106页，中华书局，1982年。
　　(15)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代壁画之研究(上)》，《文博》1984年创刊号。
　　(16)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17)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代壁画之研究(上)》，《文博》1984年创刊号。
　　(18)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代壁画之研究(上)》，《文博》1984年创刊号。
　　(19)刘言史：《观舞胡腾》。
　　(20)陕西省博物馆编；《隋唐文化》307页照片，学林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局，1990年。
　　(21)陕西省博物馆编；《隋唐文化》307页照片，学林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局，1990年。299页照片。 (22)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23)《唐会要》卷20。
　　(24)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53页，中华书店，1958年。
　　(25)岑仲勉：《隋唐史》上册106页，中华书局，1982年。
　　(26)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名胜古迹》上册103页，1981年。
　　(27)《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
　　(本文原载《考古》1996年第1期)
　　

唐墓壁画研究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周天游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