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中国古代王朝几乎都存在这么一个现象，因都城的迁移而形成相应的陵区。北魏政权也不例外，随着汉化政策的进一步推行，它不但实时地建立了新的政权中心，而且相应地形成盛乐(和林格尔附近)金陵、平城方山以及洛阳瀍西等三个帝陵区。前述陵区除了金陵陵区迄今尚未能有确切的考古学论证外①，余二者都有调查或发掘，且不乏相应之研究。②本文仅考察方山永固陵之选址、特征及其对北朝陵墓制度的影响，试图揭示它的象征含义及其在北朝政治史中的意义。
　　①李俊清《北魏金陵地理位置的初步考察》，《文物季刊》1990年第1期，页67—74、38；张焯《北魏金陵考索》，《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页59—61。
　　②〔日〕水野清一《方山永固陵と万年堂》，《东洋史研究》第4卷第4、5号，1939年，页93；〔日〕小林知生《大同北方方山に於ける北魏时代の遗迹》，《考古学杂志》第29卷第8号，1939年，页50；〔日〕小林知生《东亚考古学会北魏平城址调查概报》，《考古学杂志》第29卷第10号，1939年，页74—75；〔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大同近傍调查记》，载所撰《云冈石窟》第16卷，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1956年；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页29—35；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页42—52；〔日〕村元健一《北魏永固陵の造营》，《古代文化》第52卷第2号，2000年，页18—28；张庆捷《北魏永固陵的考察与探讨》，《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3年)第19期，页16—29；胡平、谢廷琦、焦强《大同思远佛寺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斐然》，《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1日第2版；〔日〕冈村秀典、向井佑介编《北魏方山永固陵の研究——东亚考古学会1939年收集品を中心として——》，《东方学报》(京都)第80册(2007)，页150—169；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年第4期，页4—26。
　　一 平城北部方山一带形胜
　　方山意指顶部平坦的山，在南北朝时期南北方都存在名为“方山”的山岭，且多具军事之战略意义。南朝见诸文献的稍列举如次：
　　《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云：
　　竟陵王子良启曰：“……石头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东，深关朝廷根本。夫股肱重要，不可不恤。”①
　　又同书卷三一《荀伯玉传》云：
　　太祖还至方山，日暮将泊。②
　　又同书卷四四《徐孝嗣传》云：
　　其年，上敕仪曹令史陈淑、王景之、朱玄真、陈义民撰江左以来仪典，令谘受孝嗣。明年，迁太子詹事。从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经始此山之南，复为离宫之所。故应有迈灵丘。”灵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绕黄山，款牛首，乃盛汉之事。今江南未旷，民亦劳止，愿陛下少更留神。”上竟无所修立。③
　　但在今天，这些方山都已湮没无闻，除了大同北部之方山因为永固陵的存在而为人所熟知，方山亦已成为今大同城北的西寺儿梁山的专称(图6-12)。该山地势高耸，顶部一马平川，极为平坦，又有採梁山和孤山于其南夹峙左右，颇为壮观。方山及其附近的地貌使它成为唯一一处与《山海经》所载方山之意吻合的形胜之地。
　　《山海经》卷一六《大荒西经》云：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④
　　又《艺文类聚》卷一《天部上》月条引《山海经》云：
　　大荒之中，有方山，日月所出入也。⑤
　　《山海经》中不乏有日、月或出或入之山的记载，但方山是其中唯一一座为日、月出入的山。这一点是方山在《山海经》所载诸山中最为典型的特征，可见其突出的特殊性。《水经注》则进一步为我们揭露了方山一带形胜的奥秘。《水经注》卷一三《*(左氵右纍)水》条云：
　　〔方〕岭(即方山)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东北有高祖陵(即孝文帝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案：永固堂为文明太后清庙)，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矩，有若锦焉。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趺，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院外西侧，有思远灵图，图之西有斋堂，南门表二石阙，阙下斩山，累结御路，下望灵泉宫池，皎若圆镜矣。如浑水又南至灵泉池(即原天渊池)……〔池〕南面旧京，北背方岭，左右山原(案：指採梁山与孤山)，亭观绣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⑥
　　“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⑦是乌桓、鲜卑的民族习俗。方山是唯一一座日月升降的山，自然的形势与经典记载相互吻合，于是方山一带便得到北魏王朝早期统治者的青睐和刻意经营。太和三年(479)六月，“起文石室、灵泉殿于方山”⑧；七月乙亥(7月9日)⑨，“又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建思远寺”⑩。其中最为主要的举措便是巧妙地利用方山一带三山倚靠的地形，又在方山之南挖掘了所谓的天渊池，并引导如浑水注入。于是，形成“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的人间仙境。永固陵南前的御道又正对着天渊池，于是在求仙神话的驱使下，自然的形胜加上人工的经营使得它们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组合，并成为北魏王朝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
　　海上仙山的神话始于《列子·汤问》，经过徐市的大肆宣扬和海外求仙的活动而影响深远，不绝于世。在宫廷苑囿营建海上三山的景观长期以来一直是帝王的一个追求。《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云：
　　是岁(二十二年)造玄武湖，上(宋太祖)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何〕尚之固谏乃止。(11)
　　隋炀帝幻想长生享乐，曾在其栖居的洛阳西苑挖湖修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假山，在那里做摹拟求取神仙仙药的游戏。在这些事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于汉长安城西南开凿昆明池。是年，武帝将讨昆明，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习水战，发谪吏穿昆明池，列馆环之。《汉书》卷八七上《杨雄传》云：
　　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馺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游观侈靡，穷妙极丽。(12)
　　前引《水经注》卷一三《*(左氵右纍)水》条亦云天渊池：“南面旧京，北背方岭，左右山原，亭观绣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可见方山与昆明池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方山一带形胜是对汉武帝昆明池景观的摹写，却要远比昆明池来得高明。昆明池是在池中营造具体的建筑，而方山则利用三座山相对位置的倒影于天渊池中，从而营造出望之而不可得的神话意象。
　　西向郊天是胡族的传统礼俗，拓跋鲜卑四月祭天之制起源甚早。《魏书》卷一《序纪》记拓跋力微三十九年(258)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远近肃然，莫不震慑”。这或者是拓跋部西郊祭天之制的创始。(13)平城西部郊天坛便是为择时召集部落大会而设，而且还拟镌碑纪念。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是穆帝还是祈后所筑，但都是为了西向设祭，告天成礼的目的是一样的。(14)西晋十六国前期各项制度以及它们所承继的汉代至西晋的制度，均可视为北魏天兴初新制的渊源。杂糅鲜卑旧俗与汉制而形成的天兴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武帝拓跋珪本人既急于利用汉文化，又欲保持本民族特质的实际态度。(15)天兴“二年(399)正月，〔道武〕帝亲祀上帝于南郊”(16)，但是，天赐二年(405)拓跋珪又采取了西郊祭天的制度。大概道武帝建都平城时期，祭天礼俗犹胡汉并存；迁洛以后，南北郊制度才完全取代西郊祭天的胡俗。(17)正是代表不同文化取向的西郊和南郊国家祭典的如斯反复不定，一个标志性建筑的重新树立和标榜在早期国家进程中才益发迫切和必要。方山一带形胜的营造无疑与此有莫大关联。它通过将汉文化的文本营造成活生生的客观存在，从而给人以巨大的感官和精神震撼。这对南郊祭天之制的实施亦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推动效用。确实，北魏统治者在营造方山形胜的同时，此刻在方山一带的活动也十分活跃。除了频幸方山之外，冯太后与孝文帝还在灵泉池举行重大活动，“燕群臣及藩国使人、诸方渠帅，各令为其方舞”(18)。每临大事，诸如亲政、迁都、废太子等都要反复谒永固陵，频繁去祖先墓地。从太和十四年(490)九月文明太后冯氏卒至二十年废太子恂，孝文帝共谒永固陵达十二次之多。而当方山地位因当权者的刻意而逐渐巩固、上升，也就意味着统治者对它所代表的汉文化政策倾向的坚持和继续。至此，北魏营造方山的用意便与欲采用汉文化政策有着莫大的关系了，它无疑是北魏早期国家进程中应运而生的具有汉文化标志意义的国家礼仪建筑。这一点也正是矢意推行汉化政策的文明太后青睐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她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强大的影响力，又试图通过一座充满汉文化因素的陵墓建筑进一步将此定为不变的基本国策。也正是方山在北魏早期政治文化中的这种地位，才使得具有汉文化帝陵建筑元素的永固陵具有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力。
　　①(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页482—483。
　　②同上书，页573。
　　③同上书，页772。
　　④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页451。
　　⑤(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页7。
　　⑥《水经注校证》，页321—322。
　　⑦《后汉书》卷一二〇《乌桓鲜卑列传》，页2980。
　　⑧《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页147。
　　⑨同上。
　　⑩《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页3039。
　　(11)(梁)沈约撰《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10月，页1734。
　　(12)《汉书》，页3541。
　　(13)何德章《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退》，《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页33。
　　(14)田余庆《文献所见代北东部若干拓跋史迹的探讨》，载所撰《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页253。
　　(15)何德章同上揭文，页30—31。另，北魏早期的文化和政治形态可参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9月。
　　(16)《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页2734。
　　(17)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五章，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1月，页165—206。
　　(18)《魏书》，页329。
　　二 选址方山
　　汉魏以来确有帝王生前选定陵址、豫营寿陵的传统。①北魏方山永固陵和万年堂是同时期建造的两座陵墓②，《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云：
　　〔承明元年，476〕太后与高祖游于方山，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因谓群臣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必远祔山陵，然后为贵哉!吾百年之后，神其安此。”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③
　　476年，冯太后与孝文帝携游方山，是冯太后属意以方山为茔的开始。太和三年(479)起灵泉殿于方山，大概是冯太后以方山为茔的前奏。其后数年中，冯太后与孝文帝频幸方山时并幸灵泉池。④现知灵泉池中心在永固陵正南4.75公里，灵泉宫中心区在永固陵南略偏东4.5公里。⑤太和五年(481)，冯太后寿宫工程启动，至太和十三年竣工。太和十五年，冯太后遂长眠于此。同时，孝文帝拓跋宏也在这里营建寿陵(万年堂)。太和十八年(494)，迁洛后孝文帝又在北邙瀍西营建陵园。《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云：
　　初，高祖孝于太后，乃于永固陵东北里余，豫营寿宫，有终焉瞻望之志。及迁洛阳，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而方山虚宫至今犹存，号曰“万年堂”云。⑥
　　从太和三年八月到太和十四年四月，孝文帝行幸方山和灵泉宫池仅见于史载的便多达二十一次之多。⑦这些都是北魏着意经营陵寝的表现。
　　据考证，桓帝祁皇后死后便葬在方山。后由于拓跋统胤改变，祈后后嗣未成北魏帝宗，由此导致祈后墓在纷乱的争斗中已荡然无存，只余地名而巳。⑧在拓跋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祁皇后曾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一点跟文明太后在推行汉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别无二致的。但是，如果说是这种相同的历史感的共鸣是文明太后决意此地的原因，似乎过于牵强。从当年桓帝所营其父文帝与其母封后墓在此，以后桓帝祈后墓也在近处的方山之上，还不如说这一带是拓跋皇室继金陵之后在代北东部的又一个陵区。⑨这不仅可以反过来论证拓跋皇室对方山一带刻意经营的用心所在，而且文明太后的选址于此也就顺理成章了。
　　统治者的任何举措都有其实在的现实政治意义，丧葬仪式也不例外，甚至埋葬便是重大的政治活动，而非简单的瘗埋活动。如北魏桓帝利用葬母，诸部“应期顺会”之事，二十余万与会者中除了草原诸部族以外，还包括西晋有关的王公牧守所派遣的使者，这在拓跋历史上是仅见的。实际上是桓帝借葬母之会大事张扬，以凸显自己的能力和权威，要求草原各部效忠，并最终一举获得成功。⑩北魏的汉化改革自始至终都受到来自内部的巨大阻力，可谓步履维艰。正是在如此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永固陵才强烈地成为政治的物化。反过来，它也通过自己的建筑元素向各个阶层表明了王朝今后的方向，并通过物化——帝陵的形式将它固化。同时，还体现在胡汉礼仪之争。孝文帝采用汉礼来主持文明太后的丧礼。关于文明太后的丧礼，鲜卑贵族拓跋丕建议依照鲜卑旧俗。对魏孝文居文明太后丧服缞服的问题也有争论，《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次君臣间表现在丧礼上的胡汉之争。同书卷一三七“九月，癸丑(490年10月17日)，魏太后冯氏殂”条云：
　　太尉〔拓跋〕丕曰：“臣与尉元历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讳之后三月，必迎神于西，禳恶于北，具行吉礼，自皇始以来，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义，虽迎不来。此乃平日所不当行，况居丧乎!朕在不言之地，不应如此喋喋；但公卿执夺朕情，遂成往复，追用悲绝。”遂号恸，群官亦哭而辞出。(11)
　　习俗的改变是比较缓慢的，北魏早期郊天祭典的反复便是典型事例。因此，作为政权的决策者当然要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通过一系列人为的独具匠心的经营，诸多因素都巧妙地指向方山，从而使得方山成为一个强烈的政治符号。这一切又以永固陵的建造臻于高峰，并凝固下来。
　　①详本书贰《关中唐陵陵地秩序》。
　　②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页29—35。
　　③《魏书》，页328—329。
　　④田余庆同上揭文，页249。
　　⑤殷宪《北魏灵泉宫池寻访记》，《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23日第4版。
　　⑥《魏书》，页330。
　　⑦冈村秀典、向井佑介同上揭文，页129—130。
　　⑧田余庆同上揭文，页245—246。
　　⑨田余庆同上揭文，页249。
　　⑩同上书，页248—251。
　　(11)《资治通鉴》，页4301—4302。
　　三 胡汉杂糅的永固陵
　　永固陵中胡汉因素杂糅的现象正反映了汉化过程中的北魏政权的特点，而汉文化因素的大量增加则是与孝文帝改革的进程、力度相对应的。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云：“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①从目前考古发现的鲜卑早期墓葬来看，都属于潜埋。拓跋鲜卑的金陵陵区，迄今未能有考古学的证据，说明拓跋部也实行潜埋，无坟垄处所。永固陵之前的方山陵区亦未能有所发现，这样一比较便可发现永固陵的出现所凸显的政治文化意义。
　　经勘查，永固陵封土前为一座围绕回廊的方形塔基遗址，再前又有一处平面呈方形的建筑遗迹。这便是所谓思远灵图遗址。②永固陵由墓道、前室、甬道和后室等四部分组成。而采用西汉帝陵方上的封土形式无疑是对汉文化的认同和肯定，同时也是对胡俗的摒弃。
　　永固陵为弧方形双室砖墓，每单室平面近方形，四角攒尖顶，四壁呈外凸弧线形，这种形制魏晋以来广泛流行于中原地区。万年堂的结构与永固陵相同，只是规模稍小，不同的是建有三道门，用砖封闭。
　　《水经注》卷一三《*(左氵右纍)水》条详尽记录了永固陵的地面建筑与布局，经常被研究者不断地引用，兹不赘述。还需要指出的是，南方六朝陵墓采用“背倚山峰，面临平原”的葬法，即葬地均选在山麓、山腰和山上，而地面建筑如石刻等均在平地，已成规则。永固陵的做法显然与此不同。
　　在永固陵、万年堂南面的永固堂为永固陵的祠庙建筑，它一方面沿用了鲜卑族凿石为祖宗之庙的遗风，另一方面又采纳了东汉以来在陵前建筑石殿、石阙、石兽、石碑的做法。③东汉从明帝显节陵开始，不置陵邑，不建原庙。陵园四周不筑垣墙，改用行马。陵园内坟丘之前建石殿。而由文献记载可知东汉豪强土族墓地有城开四门，并在四门列立石雕的例证。④这些因素都有机地融汇成永固陵的组成部分。在永固堂内外四侧尚有石屏，其上有“隐起忠孝，题刻贞顺之名”等儒家题材。这是汉文化的核心之一，此举亦是中国陵墓石刻石屏风的开始。
　　如前所言，在永固陵陵地上第一次出现佛寺。《魏书》卷七上《高祖本纪》说太和八年(485)秋七月乙未，孝文帝行幸方山石窟寺。⑤《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孝文帝：
　　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三月，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命中、秘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施僧衣服、宝器有差。又于方山太祖(道武皇帝)营垒之处，建思远寺。⑥
　　当然它跟北魏统治者的佞佛有密切关系，这是跟云冈石窟之昙曜五窟一脉相承的。
　　不仅如此，永固陵的建筑风格还受到当时流行的佛教的影响。在陵中门洞、通道、券顶有大量的石雕，与云冈石窟中部窟群在题材和手法等艺术特征上极为相似。
　　此外，永固陵墓壁用三重砖砌，在两道石券门的里外及甬道中间共设置五堵封闭砖墙，发掘时仅存甬道南端石门外的一堵，墙厚1.08米。在石砌墓道内及距墓室外约5米处四周填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块。墓室南部墓道内堆积的石块较多，显然是为防盗而设置的。墓道封门石、填充石头的做法无疑是考虑周全的设计，也多见于汉文化的墓葬。永固陵所开创的寺庙结合、石屏都被后来的帝王陵所汲取，成为此后帝陵陵园地面建筑的重要组成。墓道封门石、填充石头的做法亦出现在后世的帝王陵中，如唐代帝陵和南唐二陵。
　　作为永固陵陪葬墓的万年堂，位于永固陵的东北方位。这种相对关系恰是鲜卑墓地族葬模式之一，并被后来北朝帝王园陵制度所继承。
　　①《宋书》，页2322。
　　②详悉宿白《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34—35；张庆捷同上揭文，页20—21；大同市博物馆同上揭文，页4—26。
　　③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页81。
　　④如《水经注》卷二二《洧水》条载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云：“茔域四周，垒石为垣，隅阿相降，列于绥水之阴。庚门表二石阙，夹对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侧树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同书卷三一《滍水》条又记载汉故中长侍太仆吉苞墓云：“冢前有碑，基西枕冈城，开四门，门有两石兽。”详《水经注校证》，页518、724。
　　⑤《魏书》，页154。
　　⑥同上书，页3039。
　　四 永固陵对北朝陵墓的影响
　　方山永固陵成为一个明确的政治符号，这就是王朝对汉化政策矢志不移地推行。它也对北朝政治产生长时段的影响。孝文帝太和十四年曾颁布诏书，具体规定帝后陵墓制度。《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云：
　　〔太和十四年〕诏曰：“尊旨从俭，不申罔极之痛；称情允礼，仰损俭训之德。进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外裁揜坎，脱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室中可二丈，坟不得过三十余步。今以山陵万世所仰，复广为六十步。辜负遗旨，益以痛绝。其幽房大小，棺椁质约，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令，俱奉遗事。而有从有违，未达者或以致怪。梓宫之里，玄堂之内，圣灵所凭，是以一一奉遵，仰昭俭德。其余外事，有所不从，以尽痛慕之情。其宣示远近，著告群司，上明俭诲之善，下彰违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从服，三司已下外臣衰服者，变服就练，七品已下尽除即吉。设祔祭于太和殿，公卿已下始亲公事。高祖毁瘠，绝酒肉，不内御者三年。①
　　实际上，太和十四年诏书有关陵墓制度的精神，自太和初年即已形成或基本形成。永固陵和宣武帝景陵的墓冢和墓室规模非常接近，二者在墓葬形制、结构及残存随葬器物等方面存在不少共同点，表现了自太和初年至延昌四年(515)这三十余年北魏帝后墓葬的一般特征和格调。②迁洛后，北魏的陵墓制度呈现出更多的汉文化制度的影响。与平城时期的方山永固陵相比，陵寝制度的变化当发生在孝文帝长陵阶段而非宣武帝景陵阶段，长陵的构建奠定了迁洛时期的帝陵制度的基础，而景陵不过是这一基础的延续。这说明北魏王朝汉化程度比起平城时期有所加深，同时陵寝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③但是，从瀍西陵区仍可以看到浓厚的代北旧习，从中不难感受到北魏统治者在汉化过程中，欲图保持其种族与文化特质的矛盾心理和良苦用心。实际上，这种矛盾的心理始终伴随着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
　　孝文帝迁洛以后，“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在北邙开始营建新的陵区。方山陵区的因素在此继续得到保持。现有的研究表明，洛阳瀍西北魏陵墓的布局是有一定的规划和安排的，并可进一步推测它们都应是井然有序的(图6-13)。其一，孝文帝拓跋宏长陵为祖坟，其子恪(宣武)景陵在它的右前方，恪子诩(孝明)定陵在距长陵较远的左前方。此外，拓跋宏子怿与宏孙宝月墓位分别位于长陵的直前的左侧、右侧；其二，孝文帝拓跋宏及其诸世祖子孙墓地中父子(女)墓葬的排列有以下四种方式：父为祖坟，子墓位祖坟的左前方、左后方、右前方或左前方。这四种墓例，方式虽异，但左右次第为序是和第一相同的。而外围的帝族、勋旧等墓地的排列，大约也不出此四种方式。洛阳这样北魏墓地的出现，自然与中原旧制无关，而是渊源于原始残余较重的代北旧习。④通过对磁县东魏北齐陵墓兆域的考察，发现这一时期内父与子、兄与弟的墓葬排列顺序大体有如下规则。第一，父子墓序，长辈在南(前)，晚辈在北(后)；第二，兄弟墓序，皇陵除外，一般自东向西，即自左向右布列。但有的亦由于地势原因，而有不同。但是，无论如何父子墓序不变。⑤不难发现这只是部分地继承了北魏北邙陵墓布局制度。而六朝时期南京地区的族葬中则采取尊者居右、居前或居中的排葬方法，这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生活习尚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⑥此为南北朝时期族葬形式之概貌。
　　孝文帝长陵在今孟津县官庄村，文昭皇后高氏陵在其西北，两个坟丘前后相望。瀍河以西成为北魏帝陵之域，而其他北魏墓葬则皆在瀍河以东。瀍东距长陵最近的墓区是位于长陵左前方的“龙岗”高地，孝文帝的近支皇族葬于此。其次在龙岗高地坡下，为妃嫔葬地。在瀍东长陵左侧的外围，则是“九姓帝族”、“勋旧八姓”。⑦北魏洛阳北邙墓区的布局，保留着原始氏族族葬的遗风，与汉代以来帝陵的陪葬制度有所区别。⑧丧葬形式跟一个民族的习俗乃至信仰紧密关联，同一个陵区呈现出两种文化元素，种族、文化以及文化政策的关系让人深思。目前已经知道，北魏长陵陪葬墓大体以长陵为中心而分布在陵址的西北、北、东和东南四面。北魏文昭皇太后的山陵志出于小冢，志石却铭刻“拊葬于高祖长陵之右”，这进一步表明长陵陵址位于这些祔葬墓的中央。⑨磁县东魏北齐皇陵继承了这一传统。在该墓地中异姓勋贵茔地的方位亦在元魏、高齐两大皇陵四周。它们既有陪陵的性质，又有豪强大族“聚族而葬”的性质。⑩唐昭陵陪葬墓主人也是功臣密戚、妃嫔，也分布在陵山的北、南、东南、西南等方位。
　　根据钻探、调查和解剖的情况来看，长陵陵园平面近方形，东西长443米、南北宽390米，面积17万余平方米。陵园四周构筑有夯土垣墙，垣墙外侧挖建壕沟，垣墙的正中开设陵门。其中南门保存相对较好，为3门道牌坊式。陵园内有2座陵寝，应属异穴合葬。孝文帝陵(大冢)位于中轴线偏北部。夯筑结构特殊，封土外侧下叠压1条环形夯土沟。墓道向南，为长斜坡式。封土南侧21米处有2个对称的石礅，当为石人基座。再向南46米有2个对称的长条形竖穴方坑，恐为石兽基座。墓道、石礅、方坑在一条轴线上，此应为原神道位置。文昭皇后陵(小冢)位于孝文帝陵的西北约106米处，封土的南侧发现长斜坡墓道，但没有明显的神道遗迹。陵园内发现建筑基址3座，建筑堆积1处。建筑基址位于大冢和小冢的东南方约60～90米附近，其中文昭皇后陵的东南有2处，孝文帝陵的东南虽经反复核查，只发现1处。3座建筑基址形制特殊，平面形状不规则，边缘带有明显的锯齿状。钻探表明是建筑的基槽部分，规模均不大，推测与祭祀有关。长陵陵园遗址具有明显的中原地区陵寝制度的特点。例如圆形的封土，方形的陵园平面，四面构筑夯土垣墙，园内建有祭祀建筑。与洛阳邙山地区的东汉帝陵和高级别的东汉大墓相比，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11)长陵陵园垣墙外修建壕沟，恐与模仿洛阳城河流周流城郭之情状有关。若此，则有意模仿都城是长陵的一个重要理念。无疑这是北朝帝王陵寝规划中出现的新元素。
　　北魏瀍西帝陵前新设置石人、石兽。在帝陵前竖立高大武装石人，还是首见。1976年冬，在洛阳邙山砦村北魏孝庄帝静陵南12米处挖出石狮、石人、石人头各一。石人高3.14米，笼冠襦裙，双手执剑于胸前，应是立于神道两侧的侍卫者。据当地群众讲，冢前还有其他石刻，今已不知下落。(12)石蹲狮高1.06米，昂首挺胸，前肢直伸，很端庄地蹲坐在长方形底座上，对唐代以后陵墓前置石蹲狮的制度影响很大。(13)宣武帝景陵封土为圆锥形，底径105～110米左右，高约24米。坟丘南10米处有1头部已断之石人，其颈部以下高2.89米，估计原高达3米多。其墓道朝南，水平长40.6米。北魏迁洛后墓室用砖有了规定，并一直沿用至北朝末期。景陵用5层砖，厚达2米以上，为弧方形单室墓，攒尖顶，与永固陵相似。五层封门砖，里有1石门。墓室西部见1石棺，东放随葬品，出土不少具有浓厚南方青瓷风格的青瓷器(14)，如青瓷唾壶、盘口壶、鸡首壶等。再一处是陕西富平县西魏文帝元宝矩永陵神道的一对石兽。永陵石兽头部如兽、方额小耳、阔唇露齿、身如牛状、长尾、两侧有阴雕双翼、四足为马蹄形，在石雕头部正上方发现一个人工雕凿的长方形深槽，这正是当初安装独角的地方。从永陵石兽的基本形态来看，独角、长齿、牛身等应当属于传说中的“天鹿(禄)”。(15)实际也就是麒麟。其造型浑朴写实，雕刻技法简练娴熟。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磁县湾漳北朝墓M106，从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和壁画等方面考虑，很可能是北齐高洋的武宁陵(16)，在墓室南有神道和一对石人立像。其一没入土中，其一面部残毁，双手置前胸，作笼袖状。在神道东西两侧各发现一个夯土建筑基址，但虽反复钻探仍未能发现陵园的围墙。(17)这应该都是肇始于孝文帝长陵的神道新制。
　　文献记载有关秦汉陵墓石刻不少。《西京杂记》(18)最早记载秦始皇陵有石刻，但迄今尚未发现，其真实与否不清。墓前竖立石人当始自东汉，今能看到的以山东为最多。但是纵观东汉墓前石人形象，均为一侍从者，一守卫者。(19)北魏瀍西陵地神道出现石人应受此风影响。东汉墓前神道两侧发现的石兽，有据可查的只是些郡太守或相当于和略高于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官吏。这种现象既说明石兽作为陵墓前的设施尚未浸入传统的皇帝陵园中，又反映了东汉地方豪强士族势力的发展(20)，应与汉魏之际青徐豪霸的活跃不无关系。其后曹魏、西晋仍都洛阳，帝陵在都城以东，今偃师境内。没有封冢，不见地面石刻，至今还不能确指各陵位置。(21)至于东晋帝陵神道石刻之有无，若念及司马氏偏安东南一隅，思迁葬故土心炽，其帝陵设置神道石刻之可能性恐亦极小(22)。此与南宋一朝欲归葬巩县园陵，而于绍兴权宜攒殡同出一理。何况东晋复有“祖宗先度”之约束!
　　神道石刻是陵墓地下埋葬系统的延伸，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出行的意蕴。北朝中的立式神兽、蹲式石狮、八楞体石柱均为前代所不见，当属新创。(23)南朝的宋、齐、梁、陈，建都于金陵，其帝陵在都城周围，现存有大冢和陵前的石柱、石麒麟，制度基本一样。或以为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从种类组合到风格都是对汉、晋时期中原地区做法的沿袭和整齐，没有太大的变化。(24)显然，北朝和南朝雕刻不仅在种类组合方面略有不同，而且在个体造型式样上亦有差别。同样是来自汉以来墓葬神道石刻的启示，北朝帝陵前的神道石狮与石人更接近于现实世界出行仪仗的表现，而这一部分在所谓南朝帝陵中则是见于甬道处的狮子和守门武士砖画像。(25)由此亦见，南朝、北朝帝陵设计理念的某种一致性。
　　如前所言，在已经发掘的北朝陵墓中，仍可看到鲜卑习俗的遗存。宣武帝景陵“在所有墓壁、墓顶表层砖的外露面上，全都涂上一层均匀、黝黑、光亮的颜色”(26)，而湾漳村大墓M106甬道、墓室壁画遭受熏染。同样的现象也见于茹茹公主墓。(27)综合分析这些迹象，除了盗墓和地下水的影响外，实际上是烟熏火燎的结果。这可能跟保留鲜卑埋葬时“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28)，神灵归乎赤山的烧物葬习俗有关。《魏书》卷四八《高允传》云：
　　〔高〕允以高宗纂承平之业，而风俗仍旧，婚娶丧葬，不依古式，允乃谏曰：“……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苟靡费有益于亡者，古之臣奚独不然。今上为之不辍，而禁下民之必止。”(29)
　　又《魏书》卷一三《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云：
　　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30)
　　关于鲜卑烧器物以葬的习俗，史书不乏记载。《后汉书》卷一二〇《乌桓鲜卑列传》详细记载了乌桓、鲜卑的这种葬俗。该传云：
　　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31)
　　在已经发掘的北朝陵墓中，仍保留鲜卑习俗。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鲜卑政权在胡汉之间的长期徘徊，可以说是鲜卑政治的一个浓缩。烧物葬的习俗更成为别敕葬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北周安伽、康业、李诞等墓葬中再现。(32)
　　据目前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情况推测，咸阳原北部一带很可能是北周的帝陵区。(33)经发掘知北周武帝孝陵由斜坡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4个壁龛及凸字形土洞式单室墓组成(34)，但是没有发现其陵冢封土、陵前石刻及陵寝建筑等遗迹。墓而不坟、不封不树的做法在北周帝陵墓中并非孝陵一例。武帝和明帝遗诏中有“墓而不坟”或“勿封勿树”的字样，发掘者认为北周皇帝和皇族成员的陵墓不封不树即便不是一种制度也很可能是一种惯例，并认为北周时期很可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严格的墓葬等级制度，因此才会有孝陵的墓葬形制、规模、随葬品与已发掘的其他北周中、大型墓葬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35)北周革汉魏制度，依周礼改创颇多。北周陶俑之粗、简、陋恐便与此有关。《周书》卷六《武帝下》载宣政元年(578)六月丁酉，武帝遗诏曰：
　　“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随吉即葬，葬讫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嫔以下无子者，悉放还家。谥曰武皇帝，庙称高祖。”已未葬于孝陵。(36)
　　又《周书》卷四《明帝》载武成二年(560)四月庚子，明帝遗诏曰：
　　丧事所须，务从俭约，敛以时服，勿使有金玉之饰。若以礼不可阙，皆令用瓦。小敛讫，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权辟衰麻，且以素服从事。葬日，选择不毛之地，因地势为坟，勿封勿树。且厚葬伤生，圣人所诫，朕既服膺圣人之教，安敢违之。凡百官司，勿异朕此意。(37)
　　可见，北周武帝孝陵的形制是因遵奉所谓姬周周礼使然，这应该是北周帝陵基本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其形制、规模跟已经发掘的北周中、大型墓葬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从武帝孝陵的随葬品来看，盗后劫余的“天元皇太后玺”为金质，这说明孝陵中原应尚有一枚武帝的金印玺。此金印玺应即文献所言“谥宝”，是帝陵一级才有的。(38)可见，北周帝陵跟其他皇族、重臣的墓葬还是有标识等级之别的标志物。至于其在规模、形制等方面与北周的大中型墓葬同，则跟周礼对北周统治集团之核心——特别是皇帝和皇族的约束有关。如作为皇族成员的谯王宇文俭墓志亦称：“率由古礼，不封不树”，其墓上也确未发现封土。(39)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北周的皇帝和皇族的陵墓不封不树。而叱罗协等大臣墓则有封土(40)，显示出一定的自由度。
　　综上，从帝陵制度可以看出北朝政治的两条不同路线。尽管东、西两个政权都保留了其鲜卑文化之特质，但是采取的具体政策却有所不同。若从统治集团核心阶层的丧葬制度来看，东魏、北齐虽采取的是继承北魏之陵墓制度，但却保留其胡俗之核心部分，如烧物葬。这恐怕跟东魏北齐“鲜卑风”的回潮有关。而西魏北周则革汉魏制度，更多地是试图直接采用《周礼》原典或假托所谓古礼。不过，尽管此对皇帝和皇族的约束已为其国家制度，但是该体制下之大臣却仍可使用其胡俗，这从烧物葬被作为别敕葬的一个内容在安伽、康业、李诞等西域贵族墓葬中使用可窥一斑。这种情况跟北周政权标榜承袭汉族正统，倚重关陇地区汉族豪强、士人，同时注意照顾鲜卑部族反汉化的情绪有关。于是，北朝对峙政权之丧葬才会呈现出如此差异。此亦即从考古丧葬材料辨析政权种族与文化政策的典型事例。
　　对汉文化认同与否成为北朝政治的一个主要内容，甚至成为左右北朝命运的重要因素。正是对汉文化截然不同的态度，才造成北朝历史的命运。而这一切，从墓葬制度上来看，皆肇始于永固陵的建筑。永固陵是早期拓跋鲜卑统治者在陵墓制度上对汉文化的肯定，其蕴含的对汉文化认同的态度也成为后之北朝政权必须面对、取舍的，并忠实地反映在丧葬制度上。由此，永固陵本身也成为北朝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符号，通过帝陵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北朝政治之一斑。
　　①《魏书》，页330。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页814、813。后收入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洛阳考古集成·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页1108—1109。
　　③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北魏孝文帝长陵的调查和钻探——“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工作报告》，《文物》2005年第7期，页62；后收入《洛阳考古集成·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页1145—1146。
　　④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页49—50。
　　⑤马忠理《磁县北朝墓群——东魏北齐陵墓兆域考》，页67。
　　⑥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年第4期，页345。
　　⑦宿白同上揭文，页48—49。
　　⑧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页525；后收入所撰《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页269。
　　⑨郭建邦《洛阳北魏长陵遗址调查》，《考古》1966年第3期，页155—158。案，文中“祔葬墓”的说法不妥，宜以“陪葬墓”或“从葬墓”为宜。
　　⑩马忠理同上揭文，页67。
　　(1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北魏孝文帝长陵的调查和钻探——“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工作报告》，页61—62；后收入《洛阳考古集成·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页1145—1146。
　　(12)陈长安《简述帝王陵墓的殉葬、俑坑与石刻》，《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页75；黄明兰《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第7期，页39，41图五—七。
　　(13)刘凤君《东汉南朝陵墓前石兽造型初探》，《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页87。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页801—814；后收入《洛阳考古集成·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页1094—1109。
　　(15)赵克礼《天禄、獬豸、麒麟考辨——从永陵石兽为天禄谈起》，《文博》2003年第4期，页39。
　　(16)该墓由斜坡墓道、前后甬道和弧方形墓室组成，坟丘已被夷为平地，但从实地钻探知坟丘底部的夯土痕迹略呈圆形，直径100～110米，占地面积为8650平方米，坟丘的高度已经不得而知了。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页196—199。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页11、14。
　　(18)《西京杂记》卷三《五柞宫石麒麟》条，《燕丹子·西京杂记》，页18。
　　(19)陈长安同上揭文，页75。
　　(20)刘凤君同上揭文，页86。东汉原陵的建筑格局为四门一神道式，神道上列立石象和石马。《水经注》卷二三《阴沟水》云：“〔曹嵩冢〕夹碑东西，列对两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水经注校证》，页552。
　　(21)陈长安同上揭文，页75。
　　(22)李蔚然《东晋帝陵有无石刻考》，《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页86。
　　(23)林通雁《初唐陵园雕刻与汉制及北朝模式》，页81。
　　(24)杨晓春《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渊源研究》，《考古》2006年第8期，页74—82。
　　(25)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8、9合刊，页37—42；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页291—300、290；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页44—56；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文物》1980年第2期，页1—17。此上几座墓葬一般被认为是南朝宋、齐几位皇帝的陵墓。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页814、809；后收入《洛阳考古集成·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页1101。
　　(27)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页2。
　　(28)《宋书》卷九五《索虏传》，页2322。
　　(29)《魏书》，页1075。
　　(30)同上书，页328。
　　(31)《后汉书》，页2980。
　　(32)沈睿文《夷俗并从——安伽墓和北朝烧物葬》，《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页4—17。
　　(3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页28。
　　(34)同上文，页8—28。
　　(35)同上文，页26—27。
　　(36)(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年11月，页107。
　　(37)《周书》，页60。
　　(38)联系到孝陵清理的出土物中还有金花及玉器等，或可推论明帝遗诏所谓“勿使有金玉之饰”恐为饰言而已。
　　(3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同上揭文，页26—27。
　　(40)贠安志编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9月，页10。

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沈睿文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