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一 陪陵制度的颁定
　　作为帝陵制度的有机组成，陪葬墓自然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陪葬是唐代皇室埋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唐朝帝王给予皇室人物和文武大臣的一种特殊优遇和荣誉，也是用以笼络人心，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陪葬墓葬地是由唐王朝统一规划、管理的，陪葬者皆为功臣密戚或谋臣武将。整个帝陵兆域表达的是统治者意欲营建的另一个天下，跟他生前的天下相契合。同样地，唐陵陪葬墓地布局也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而这是跟唐王朝的政治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对于唐代陪陵制度的颁布过程，史载存有不少混淆，需对史实重做梳理。这一整套陪陵制度是从唐太宗时期开始制订的。
　　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唐太宗颁《九嵕山卜陵诏》。诏文见于《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其文曰：
　　今预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
　　又佐命功臣，义深舟楫，或定谋帷幄，或身摧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无知，咸归寂寞。若营魂有识，还如畴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岂异我哉!自今已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①
　　《唐大诏令集》卷七六《九嵕山卜陵诏》所载时间为“贞观十一年二月”②，《册府元龟》亦云“十一年二月丁巳”③，皆与《唐会要》所载之“贞观八年”④有别。上述文献所载文字大同，可知记录的是同一事件。又《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载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营九嵏(嵕)山为陵。赐功臣、密戚陪茔地及秘器”⑤。从唐太宗营陵九嵕山的经过⑥，可知《唐会要》所载时间有误。此外，从《九嵕山卜陵诏》可知，太宗在营陵九嵕山之初便已对陪葬昭陵做出了明确的规划。
　　温彦博是最早入葬昭陵陪葬墓区的重臣，其神道碑称，贞观十一年六月四日(637年7月1日)，温氏薨于旌善里，唐太宗“诏有司立碑纪德，给茔地于昭陵之侧”⑦，惜温氏入葬具体时间不详，今只知其神道碑立于贞观十一年十月。此月，唐太宗又颁诏准许功臣陪葬献陵。因献陵已入藏有日，此举不啻是对唐高祖的弥补，无疑也是在允许功臣陪葬昭陵之后对功臣密戚陪葬帝陵制度的补充和完善。唐杜佑《通典》卷八六载：
　　贞观十一年十月，诏曰：“诸侯列葬，周文创陈其礼；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汉，还奉茂陵之茔；夷吾相齐，终托牛山之墓。斯盖往圣垂范，前贤遗则，在曩昔之宿心，笃始终之大义也。皇运之初，时逢交丧，谋臣武将等蒙先朝特遇者，自今以后，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闻，并于献陵左侧，赐以墓地，并给东园秘器。”⑧
　　该诏文宋敏求《唐大诏令集》拟名为《赐功臣陪陵地诏》。其颁布的时间，宋氏作贞观“十一年十一月”⑨；《唐会要》作贞观“十一年十月二日(637年10月25日)”⑩。该诏文的内容，《唐会要》所载亦与《通典》同，惟《唐大诏令集》所载于“赐以墓地，并给东园秘器”前并无“并于献陵左侧”六字。但从诏令中言及“蒙先朝特遇者(先朝特蒙顾遇者)”，可知该诏令缘于处理前朝功臣身后事宜，显然此诏令是针对高祖献陵而颁布的。故《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载贞观十一年“十月癸丑，赐先朝谋臣武将及亲戚亡者茔陪献陵”(11)，“十月癸丑”亦即前述“十月二日”。因此，可断宋敏求《唐大诏令集》所录有误，由此进而可有二判断。其一，该诏令宜拟名为《赐功臣陪献陵地诏》，更为准确。其二，该诏令颁布的时间该为贞观十一年十月二日。
　　贞观二十年(646)八月，唐太宗又进一步规定了若父祖陪陵，其子孙亦可从葬的制度。其《功臣陪陵诏》云：
　　周室姬公，陪于毕陌。汉庭萧相，附彼高陵(园)。宠锡坟茔，闻诸上代。从窆陵邑，信有旧章。盖以懿戚宗臣(亲)，类同本之枝干。元功上宰，犹在身之股肱。哀荣之契(义)实隆，终始之义斯允。今宜聿遵故实，取譬拱辰，庶在鸟耘之地，无亏鱼水之道。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厢，封境取地，仍即标志疆域，拟为葬所，以赐功臣，其父祖陪陵，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许(允)。贞观二十年八月。(12)
　　《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云：“贞〔观二十年八月〕丁亥(646年10月13日)，许陪陵者子孙从葬。”(13)这点出了该诏书的具体时间。至此，唐政府规定可入藏帝陵陪葬墓区的人员身份已告详备。稍带说明一下，若据《唐会要》所言，此诏颁于贞观“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649年10月9日)”(14)，即此诏为高宗所颁，则不独与前引《新唐书》有悖，且永徽六年(655)高宗重又颁诏对此复加规定便显累赘。史载，贞观二十年三月庚午(646年3月30日)，太宗有病，曾由皇太子听政。(15)也许太宗的身体状况是颁布此诏的一个起因。
　　永徽六年，高宗又颁诏规定：“其祖父先陪献陵，子孙欲随葬，亦宜听许。”(16)此次高宗颁诏恐与是年十月己酉(655年11月16日)废王皇后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17)有关。高宗废立皇后一事受到老臣重臣的反对，重颁此诏，再次确认太宗贞观二十年八月所颁陪陵政策，自然可以起到笼络、稳定这一部分人心的作用，无疑对稳定朝堂局势有莫大意义。
　　唐陵陪葬墓的营建或由政府恩赐。如显庆五年，“九月戊午(660年10月29日)，赐英国公〔李〕勣墓茔一所”(18)。或由陪陵者自己营造，如长孙无忌便是。《新唐书》本传载“上元元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以孙元翼袭封。初，无忌自作墓昭陵茔中，至是许还葬”(19)。又《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条云：
　　初，长孙无忌自于昭陵封内，先造坟墓，至上元年九月七日，许归葬。(20)
　　可知长孙无忌归葬昭陵茔地于上元元年九月七日(674年10月11日)，此前他早已修筑好自己的陪葬墓。
　　此外，唐陵陵区还有守陵宫女之陪葬墓。史载，若宫人陪葬，则陵户为之成坟。(21)《唐会要》卷二一《诸陵杂录》条：
　　〔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735年1月20日)敕：“诸陵使至先立封，封内有旧坟墓，不可移改。自今以后，不得更有埋葬。”(22)
　　可见，在唐陵陵区内还有原有之墓葬，即所谓古坟。因在唐政府选择陵址之前已经安葬，便得以保持原状，不做迁葬等事宜。即古坟不毁，但此后不经政府许可，陵区之内不得葬埋。(23)这部分墓葬在研究唐陵陪葬墓地布局中宜剔除。
　　唐政府规定了百官坟墓的规模，《大唐开元礼》卷三《杂制》载：
　　凡百官葬墓田，一品方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二品方八十步，坟高一丈六尺；三品方七十步，坟高一丈四尺；四品方六十步、坟高一丈二尺；五品方五十步，坟高一丈；六品以下方二十步，坟不得过八尺。其域及四隅，四品以上筑阙，五品以上立土堠，余皆封茔而已。(24)
　　同样地，唐代在《丧葬令》中对陪陵葬亦有明确规定，其规格要比一般墓葬为高。(25)《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条载：
　　旧制，凡功臣密戚，请陪陵葬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坟高四丈以下、三丈以上。(26)
　　开元四年(716)，宋璄、苏颋上表，曰：“准令，一品合陪陵葬者，坟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降敕使同陪陵之例，即极是高下得宜。”(27)
　　陪陵制度从初唐兴起，至盛唐时已见式微，且又每况愈下，中唐时或有或无，晚唐则完全废弃。(28)有关唐陵陪葬者的姓名、数量，历代文献所载互有出入，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结果亦多不符。(29)由于年代久远，保护不善，有些坟丘已经坍塌，地上的标识已经失去，这又给调查增添了难度。而且盗掘破坏无形中又给研究添加了重重障碍。要弄清唐陵陪葬墓的准确数字颇有难度。唐陵陪葬墓目前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发掘资料已发表的陪葬墓为数不多。计有献陵4座(30)、昭陵30座(31)、乾陵5座(32)、定陵1座(33)、桥陵2座(34)。尽管《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条所载可能跟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应该还是能反映唐陵陪葬墓的总体趋势。下面做一简单的比较(35)：
　　(1)献陵：其中凡有皇族包括平阳公主在内，皆是功臣陪葬，共有67座。
　　(2)昭陵：现知有167座墓。(36)其中①诸王墓8，子孙祔者10。②公主墓21，驸马合葬者18，子祔者1。③妃嫔墓8。以上皆皇族陪葬者。④除皇族外皆功臣，也包括功臣子孙，都是三品以上的大将军、丞郎，并有宰相14人，其中还有少数民族人物墓11。⑤陵山周围小型的宫人墓不在此统计之内。(37)
　　(3)乾陵：共17墓，废太子2、王3、公主4，约计皇族墓与功臣墓相当。
　　(4)定陵：共15墓，《唐会要》记为8，皆为皇族墓。
　　(5)桥陵：至少13墓，《唐会要》记为7，太子3、公主3，另一是云麾将军李思训，(38)亦皆皇族墓。
　　(6)泰陵：1墓，即高力士墓。(39)
　　(7)建陵：5墓，现知有郭子仪、李怀让墓。其中郭子仪墓或曰衣冠冢。
　　(8)崇陵：据说有43墓，尚不确切，亦无资料可查。
　　(9)光陵：据说有53墓，《唐会要》仅记2。盛、中唐陵未列出者，或曰有或曰无，即有亦属皇族墓。
　　(10)晚唐：除端、章二陵各有一墓(皇族)。
　　(11)贞陵以下各陵均无陪葬墓。
　　经过统计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唐陵陪葬墓地的特点如下：第一，陪葬墓愈来愈少，至末代已全无。第二，以功臣为主渐次成为功臣与皇族对等，盛唐以后已全为皇族陪葬。如建陵的郭子仪墓，若为衣冠冢，则形同虚设，已失功臣陪葬的意义。这明显地呈现出以功臣为主渐次成为皇族陪葬的趋势。昭陵陪葬墓代表了前期唐陵陪葬墓的特点，定陵为转折点，其后的唐陵陪葬墓大体与定陵似。其间乾陵陪葬墓地正好处于上述两种格局发生变化的过渡期，反映了陪葬墓地因社会政治变革影响而出现的新格局。桥陵陪葬墓地则完全成为李家皇室的家族墓地。再往后，唐代诸陵的陪葬墓地就显得更为寥落，其中的大部分更是没有陪葬墓。
　　为什么唐陵陪葬墓区布局出现这种变化?其原因恐怕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统治者调整门阀制度将皇姓升为天下首等姓氏的结果，此已具前论。其二，跟武周前后政局的变化有密切关联。武周革命对李唐朝臣造成莫大的冲击。它改变了朝臣的结构以及朝臣与李家之关系。同时，历经武周革命、李唐复辟、中宗及睿宗朝的反复，朝臣的历经多朝与身份多变，使得中宗、睿宗对朝臣对李唐的忠诚度有着切肤的感受，从而使得朝臣与皇权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微妙。又，为挣脱武周革命余威之笼罩，乾陵陪葬墓遂成为中宗、睿宗二朝恢复、申张李唐威势的有力手段，亦即其陪葬墓成为李唐与武周余威进行政治抗争的绝好媒介。(40)从这一点来看，其陪葬性质无疑又增添了某些微妙的政治因素。这也是中宗定陵、睿宗桥陵陪葬墓皆为皇室密戚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三，跟唐代后期中央皇权的衰落有关。藩镇势力的膨胀和中央朝廷的衰弱，反映在礼制上，是陵寝制的紊乱和武成王庙尊礼过隆。(41)唐代宗《大唐〔代宗〕元陵遗制》特别提到“天下节度观察团练刺史等，并不须赴哀，祀祭之礼，亦从节俭”，这恰反映了唐王朝弱干强枝、藩镇难抑，中央王朝不得不妥协的局面。此后，虽颜真卿奉德宗之命编订《大唐元陵仪注》规定藩镇官员须对天子行哀礼，试图从礼制上加强中央天子对地方节度使的权力，但是其收效微乎其微。昭宗李晔崩后，天祐二年(906)正月，哀帝李柷颁《答百僚不赴华陵诏》，诏曰：
　　朕以痛深创巨，园陵有期，冀当复土之辰，以慰终天之报。而公卿大臣敷陈典故，援引今古，以为一日万机，不可斯须而旷，既执礼而愈切，难顺情而有违，深抑荼蓼之哀怀，俯徇股肱之谠议，爰因晨省，已启慈颜，倍极哀摧，勉从来请。(42)
　　诏文以“一日万机，不可斯须而旷”的托辞做足了表面文章，以求表面的相安无事。既为藩镇百僚不赴陵开脱，又给自己台阶免于尴尬。中央天子的式微与藩镇百僚之藐视，陪葬唐陵已与往日荣耀无关，由此导致唐陵陪葬墓地的寥落。
　　目前，囿于资料公开发表的情况，献陵、乾陵二陵尚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如前所言，昭陵陪葬墓代表前期唐陵陪葬墓的特点，而定陵则是这一特点的转折点，其后的唐陵陪葬墓大体与定陵似，本章用桥陵取代定陵作为后期唐陵的代表。基于上述原因，选择昭陵、桥陵的陪葬墓地进行研究。
　　①《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页46—47。
　　②《唐大诏令集》卷七六，页431。
　　③《册府元龟》卷六〇《帝王部·立制度一》，页669下栏。
　　④《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条，页484。
　　⑤《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页37。
　　⑥详本书贰《关中唐陵陵地秩序》。
　　⑦岑文本《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彦博)公碑》，《昭陵碑石》，页104。《旧唐书》卷三《太宗下》误称温彦博薨于贞观十一年六月甲寅(637年6月28日)，详页48。
　　⑧《通典》，页2350—2351。
　　⑨《唐大诏令集》卷六三《赐功臣陪陵地诏》条，页346。
　　⑩《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条，页484。
　　(11)《新唐书》，页37。
　　(12)《唐大诏令集》卷六三，页346—347。括号内为《全唐文》卷八《赐功臣葬地诏》条所载，详《全唐文》页96上栏。
　　(13)《新唐书》，页45。
　　(14)《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条，页484。
　　(15)《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页45)载：“〔贞观二十年三月〕庚午，〔太宗〕不豫，皇太子听政。”
　　(16)《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条，页484。
　　(17)《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页74。
　　(18)《旧唐书》卷四《高宗上》，页81。
　　(19)《新唐书》卷一〇五《长孙无忌传》，页4022。
　　(20)《唐会要》，页482。
　　(21)《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条，页479。
　　(22)《唐会要》，页487。
　　(23)《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条，页479—480。
　　(24)《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页34上栏。
　　(25)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卷二《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页425。
　　(26)《唐会要》，页479。
　　(27)《唐会要》卷三八《葬》条，页810—811。
　　(28)孙迟《略论唐帝陵的制度、规模及文物》，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1981》，页334；后题为《略论唐帝陵的制度、规模及文物——兼谈昭陵“因山为陵”对唐帝陵制度的影响》，载《唐太宗与昭陵》，页105。
　　(29)唐陵陪葬墓实际调查的数字大多较文献记载的要来得多，这里面可能把从葬、祔葬的墓葬计算在内。
　　(30)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页313—326；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页71—88、61；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1期，页2—6；井增利、王小蒙《富平县新发现的唐墓壁画》，《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页8—11。
　　(31)可参王兆麟《唐昭陵发掘一批陪葬墓》(《中国文物报》1992年6月14日第1版)，发掘资料已发表的有如下13座：(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页33—44；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昭陵文管所《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2期，页132—138、80；同作者《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考古》1978年第3期，页168—178；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页10—30；《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页37—49；《唐李承乾墓发掘简报》，《文博》1989年第3期，页17—21；《唐昭陵段蕳壁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年第6期，页3—12；昭陵文物管理所《唐越王李贞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页41—49；《唐临川公主墓出土的墓志和诏书》，《文物》1977年第10期，页50—59；《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页20—25；《唐昭陵李勣(徐懋公)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页3—14；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页50—5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此外，白建钢《关中程咬金墓发掘出珍贵文物，长篇墓志披露重要史实，精美壁画再现初唐气象》(《光明日报》1988年7月10日第1版)言及程知节墓；1990年，韦贵妃墓也已发掘，正式报告资料尚未发表，有关资料可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年，页185—190图148-152。
　　(32)(陕西省博物馆、乾陵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页13—25；(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页26—3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页7—18。此外，还发掘了薛元超及李谨行两座墓，资料尚未发表。
　　(33)1995年3—12月，陕西省考古所发掘了定陵陪葬墓中的节愍太子李重俊墓。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节愍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页13—2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富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有关资料还可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年，页101—163。
　　(34)桥陵陪葬墓中已经发掘了金仙公主墓、惠庄太子墓，发掘资料至今尚未完全发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蒲城县文体广电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页2—2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有关惠庄太子墓资料可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页164—17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
　　(35)可参考王仁波《唐代陵墓》，《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页517《唐十八陵一览表》；秦浩同前揭书，页83—84表一《唐代关中皇陵名称、所在地及陪葬冢一览表》。
　　(36)昭陵陪葬墓数目，据1987—1989年，宋德闻等人遥感定位结果为188座，遗憾的是，没能具体报道墓葬的情况。因此，本文这里的统计仍然沿用1972年昭陵文物管理所的调查结论。
　　(37)孙东位《昭陵发现陪葬宫人墓》，《文物》1987年第1期，页83—95。
　　(38)详本章之《桥陵陪葬墓地布局》。
　　(39)陶仲云等《陕西蒲城县发现高力士残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页36—3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高力士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页21—32。
　　(40)沈睿文《章怀太子墓与李守礼》，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6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页293—308；王静《节愍太子墓“升仙太子图”考——兼谈薛稷画鹤的时代背景》，《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4期，页110—118。
　　(41)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载所撰《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页443—446。
　　(42)《唐大诏令集》卷七六，页432。
　　二 昭陵陪葬墓地布局
　　(一)调查与研究
　　唐陵陪葬墓的数量以昭陵为最，关于陪葬墓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便以昭陵为典型，而乾陵、桥陵次之。陪葬墓主人多见于史书，其墓前竖立神道碑。唐帝陵陪葬墓碑石素为金石学家垂青，历来著录不菲。如果将金石学家的片言只语算作是对唐陵研究的开始，那么自北宋绍圣元年(1094)游师雄①调查昭陵以后，金石学家更是乐此不疲，一直便有著录、考辨。游氏所立《昭陵图碑》(图6-1)对昭陵等唐代帝陵的平面布局进行复原尝试，对后世影响颇大，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著作，亦被后来的金石学著作反复引用。《昭陵图碑》虽然和今天实地调查的陪葬墓名称、位置颇有出入，但所画陵园范围以及地面建筑、陵园制度等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后宋敏求《长安志》②和李好文《长安志图》③中关于昭陵的记载，便皆从此碑而来。宋敏求在《长安志》中据游师雄之《唐昭陵图》将昭陵陪葬墓分成白鹿原、瑶台寺、长乐原等三区。但是，有关金石学著作多仅著录碑刻的发现地点及年代④；只是少数既有录文，且有相应之考辨者。⑤总之，它们多以碑文注录为主，这也是早期金石学著作的特点。
　　此外，还有一些金石学著作则对唐陵碑刻进行专题著录、考释，并对唐陵陪葬墓的碑刻或陪葬情况都有所考证、发明。此如：毕沅《关中金石记》⑥、孙星衍《问字堂集》⑦、罗振玉《昭陵碑录》⑧、孙三锡《昭陵碑考》⑨等等对昭陵碑刻都有所考辨。这里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明代赵崡，赵氏曾实地考察昭陵，其著述亦颇具特色。所撰《石墨镌华》卷七《二游九嵕》条⑩详细记载了他1630年游九嵕山的具体路线，提供了陪葬墓的相对位置，这尚不见于同时代的同类著述，尤具特色。各碑相对位置的注录，对了解昭陵陪葬墓之间的相对位置颇有帮助。这些原始记录使得赵氏及其著作在唐陵研究中仍占有一席之地。1906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关野贞博士调查了陕西的汉唐陵墓，唐昭陵、乾陵、崇陵等(11)亦在其中，并留下《唐太宗昭陵陪冢配置图》(图6-2)等图片资料。
　　昭陵陪葬墓数目的确定可能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多次调查结果跟文献记载(12)都有出入。1949年以后，有关单位曾对唐昭陵做了多次调查，到1965年止，发现了153座陪葬墓。1972年昭陵文物管理所成立以后，又和当地群众再一次做了调查研究，除对原有陪葬墓进行核实登记以外，新发现墓葬遗址14座，连前共计167座，其中可以确知墓主姓名、身份及入葬时间的有57座。(13)经过发掘，方知安元寿墓乃“陪葬于昭陵”，而宇文崇嗣墓可能是从其父宇文士及而葬的家族祔葬墓。(14)如何把围绕陪葬墓为中心的家族祔葬墓、从葬墓从此中排除出去，看来只有通过彻底发掘才有准确认定的可能。1987—1989年间，昭陵博物馆联合煤炭航测遥感中心对昭陵、建陵古墓葬遗址进行遥感和定位的课题研究，第一次准确地测定二陵陵园内的各类文物，并建立了昭陵文物数据库，后来公开发表的也仅为昭陵。(15)报告中称“昭陵陪葬墓经核准的有188座”(16)，“新发现并标出了37座墓葬遗址”，但是在所附“昭陵陪葬墓分布图(局部)”中，却出现了“189号墓”的编号，不明何故。
　　唐太宗死后，高宗曾把诸多宫女遣送到寺院及昭陵。在帝陵区的下宫等处供奉死去的帝王如生时，这是守陵宫人的主要负责。随着唐陵考古工作的深入，其陪葬宫人墓也开始得到关注。1974、1975、1979年，昭陵博物馆先后清理了几座陪葬宫人墓(17)，由出土墓志可确认墓主人为守陵宫女。无独有偶，1990年，巩县也发现一方恭陵守陵宫女墓志。(18)这些工作证实了文献所载宫人陪葬墓的存在，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唐陵管理之一斑。
　　除了陪葬墓的碑石时有新发现和研究(19)外，发掘清理工作也渐次开展。其中，昭陵陪葬墓已经发掘30多座。(20)1971年，昭陵博物馆清理了李勣墓(21)；1971年10月22日至1972年1月18日，发掘尉迟敬德墓(22)；1971年至1972年，还发掘了郑仁泰墓(23)；1972年1月，发掘张士贵墓(24)；1972年3月至4月发掘临川公主墓(25)；1972年6月，发掘阿史那忠墓(26)；1972年9月16日至11月9日，发掘越王李贞墓(27)；1972年10月至12月，发掘李承乾墓(28)；1972年12月至1973年1月，昭陵文管所配合公路的修筑和农田水利建设，清理发掘了昭陵陵园内的安元寿夫妇合葬墓(29)；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发掘段蕑璧墓(30)；1979年7月至9月，昭陵博物馆同厦门大学共同发掘昭陵陪葬墓杨恭仁墓(31)。1986年，发掘长乐公主墓；1990年底发掘贵妃韦珪墓。此外，昭陵陪葬墓的从葬墓也有所发掘，如李福、李震、李冲等墓的发掘。乾陵陪葬墓的薛元超、李谨行墓(32)也早已发掘，只是仅见到零星资料(33)，尚未见到有关发掘简报或报告。相信上述也只是实际工作中见诸报道的一部分而已。但是，这些对认识昭陵陪葬墓地无疑是个促进。
　　①游师雄，字景叔，武功人，历知秦州、陕州。有宋刻唐代功臣赞像及游师雄题诗碑，现藏陕西麟游县博物馆。详王麟昌《宋刻唐代功臣赞像及游师雄题诗碑》，《文物》1987年第3期，页79—81。
　　②(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5月。
　　③(元)李好文编绘《长安志图》，《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页212上栏一页215下栏。
　　④此如：(宋)陈思纂次《宝刻丛编》(《丛书集成初编》据十万卷楼丛书本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册1601—1605)、(清)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丛书集成初编》据平津馆丛书本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册1583—1587)、(清)方若撰《校碑随笔》(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民国铅印本影印，1997年)以及赵崡《石墨镌华》等等。
　　⑤此如(清)王昶《金石萃编》、(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据浙江图书馆藏吴兴刘氏希古楼刻版重印本，1981年)等。
　　⑥(清)毕沅《关中金石记》，《丛书集成初编》据经训堂丛书本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册1524—1525。
　　⑦(清)孙星衍撰《问字堂集·岱南阁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页72—75。
　　⑧(民国)罗振玉校录《昭陵碑录三卷校录杂记》，《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6月，册15，页10711—10776。
　　⑨孙三锡《昭陵碑考》，《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册15，页10777—10928。
　　⑩赵崡《石墨镌华》，页87—91。
　　(11)〔日〕关野贞《支那の建筑と艺术》，东京：岩波书店，1938年9月，页81—95；〔日〕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9(陕西)》，京都：法藏馆，1976年7月，页93—105。
　　(12)昭陵陪葬墓，两《唐书》载74座，《唐会要》载155座，宋《昭陵图》载85座，《长安志》载165座，清《礼泉志》称203座。转引自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1年第6期，页535。
　　(13)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10期，页34。
　　(14)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页34。
　　(15)宋德闻、姚思汗、秋维道《昭陵古墓葬遥感解译和定位的研究》，《文物》1992年第7期，页87—92、74。
　　(16)王兆麟报道昭陵陪葬墓为185座，详所撰《唐昭陵发掘一批陪葬墓》，《中国文物报》1992年6月14日第1版。本文以宋德闻等人的遥感定位研究结果为准。
　　(17)孙东位《昭陵发现陪葬宫人墓》，《文物》1987年第1期，页83—95。
　　(18)刘洪淼、孙角云《巩义市出土唐代九品宫人墓志》，《文物》1997年第2期，页94，54。
　　(19)李子春《新拓唐昭陵宇文士及碑》，《考古》1960年第7期，页62；孙迟《唐李孟常碑——昭陵新发现碑刻介绍之四》，《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页56—60；孙迟《唐姜遐碑——昭陵新发现碑刻介绍之一》，《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页49—54；孙迟《唐豆户仁业碑——昭陵新发现碑刻介绍之二》，《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页117—122；孙迟《唐周护碑——昭陵新发现碑石介绍之三》，《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页28—31。1960年发现的刘浚墓志，对乾陵陪葬墓刘仁轨墓的判定提供了重要线索。详张永祥《乾陵陪葬墓的两个有关问题》，《文博》1989年第2期，页59—61。
　　(20)王兆麟《唐昭陵发掘一批陪葬墓》，《中国文物报》1992年6月14日第1版。
　　(21)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李勣(徐懋功)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页3—14。
　　(22)昭陵文物管理所《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页20—25。
　　(23)(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页33—44。
　　(24)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昭陵文管所《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考古》1978年第3期，页168—178。
　　(25)昭陵文物管理所《唐临川公主墓出土的墓志和诏书》，《文物》1977年第10期，页50-59；王育龙《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哀册简论》，《文博》2001年第6期，页44—48。
　　(26)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昭陵文管所《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2期，页132—138、80。
　　(27)昭陵文物管理所《唐越王李贞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页41—49。
　　(28)昭陵博物馆《唐李承乾墓发掘简报》，《文博》1989年第3期，页17—21。
　　(29)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页37—49。
　　(30)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段蕳璧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年第6期，页3—12。
　　(31)陈安利《唐十八陵》，页256。
　　(32)黄展岳同上揭文，页535；杨正兴《唐乾陵勘查记》，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页53—60。
　　(33)如：杨正兴《唐薛元超墓的三幅壁画介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页104—105)，更多的是有关薛元超、李谨行墓志的研究。
　　(二)昭陵陪葬墓地布局分析
　　自秦汉以来，墓葬就有仿地上建筑的传统。①对于帝陵而言，讨论自然聚焦于帝陵园邑与帝都的关系。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宫室的对应关系，傅熹年已论证指出。②比如，从懿德太子、章怀太子墓葬便可以看出当时地上宫室建筑的大致情况。其立论确凿，毋庸再疑。但是，在唐陵中是否也存在这一原则呢?1980年，贺梓城首先将唐陵与唐长安城比附，认为唐陵陵寝似为长安宫城，南司马门南三对土阙，象征三重宫门。其中自北而南第一、二对土阙之间石刻，象征天子出巡的仪仗队，犹如长安的三省、九寺等衙署，似为长安皇城。而第二、三对土阙的陪葬墓地，则如同坊里，似为长安外廓城。③此说影响甚广。不过，严密论证的缺乏使它一直停于表面。1981年，黄展岳从当时昭陵可以确定墓主的五十七座陪葬墓分析，认为“文武分左右”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陪葬墓的位置基本上是按照埋葬时间的先后由北而南排列的，不分文武，也不论官职高低。同时，根据对唐陵的重点勘查和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的发掘情况，黄氏认为从乾陵开始，唐陵陵园和墓室的平面布局分别模仿长安城建制、皇帝内宫的建制。④尽管这些观点莫衷一是，总体而言都是将唐陵建制跟长安城相联系。陪葬墓地布局是理解帝陵建制及其设计理念、制度渊源的关键，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这部分便以昭陵陪葬墓地为个案，进一步探讨唐陵园邑的相关问题。
　　目前，昭陵陪葬墓调查所知为188座(图6-3)，其中将近三分之二为不明墓主的墓葬。为研究之便，不妨暂忽视这部分陪葬墓，另绘制一简图(图6-4)。昭陵陪葬墓地可以分成陵山、陵山南麓以及陵山北部白鹿原等三大区。
　　参较本文附表(表6-1)，若以相应衙署替代墓主人生前官职，结合各墓所在相对位置，可以发现昭陵陪葬墓地存在如下模式：
　　一、陵山区。陵山上除了魏征墓之外，都是妃嫔，公主及宫女的墓葬。这个范围便是墓志中所称的“近茔”、司马院⑤，其南界大体在李思摩、王大礼墓葬一线。据墓志载，这些宫女亡前都在昭陵陵区服务，多服侍于昭陵寝宫。⑥
　　二、陵山南麓陪葬墓区，即瑶台寺和安乐原区。该区主要陪葬文武功臣，也包括部分宗室墓葬。文献记载多称文武功臣依照“文左武右”的原则入葬。⑦但从出土墓志分析，该区墓葬自北而南还有如下规划和安排：
　　1.A区——所谓陵山南趾区，自西而东安排尚书、中书及门下三省的官员。
　　2.B区——所谓澄心寺和安乐原北部区，自西而东先后大体安排了左骁卫、左武卫、左监门、右武卫、右骁卫将军等官员。若从墓主已知的墓葬来看，该区墓位安排与墓主人生前所在长安皇城衙署的实际位置存在左右倒置的现象。
　　3.C区——临川公主、薛收、李承乾及兰陵公主一线，自西而东安排公主、天策府记室参军、太子等宗室成员及王府官员的墓位。
　　4.D区——安乐原东区中部，埋葬尚书、司空、都督等官员的墓葬。
　　5.E区——安乐原东区中南部，由北而南可以分成两列。从入葬后的墓位看，靠北一列自西而东埋葬了左骁卫将军、左卫将军以及公主。靠南一列则安排了右监门卫将军等官员的墓位。可见，其墓位的安排是衙署在皇城左侧者在先在北上，而在皇城右侧者于后在南下。同时，这两列墓葬基本按照墓主人所在长安城皇城衙署的相对位置来安排墓位。在这个规则中，各墓入葬先后却与此顺序有所不同，足见昭陵陪葬墓地计划的周密性。
　　6.F区——瑶台寺南区，自西而东埋葬左金吾将军、左监门将军、左领军将军、右威卫将军以及右武卫将军。同样其墓位的安排规则同E区。
　　E区、F区基本在同一水平区域上，大体可以视为同一个规划区域。
　　7.G区——安乐原南缘区，迁葬的越王李贞及李冲墓葬于此。
　　三、陵山北部白鹿原，今知埋葬右武卫将军乙速孤行俨及其家族，为其家族墓地。
　　从上文可知，陵山南麓A、B区与D、E/F区中已知墓位墓主人的职官顺序与其对应的长安皇城衙署(图6-5)基本顺次对应，且遵循衙署在皇城左侧者墓位在先在北上的原则。更应引起足够重视的是，这一现象在如上四区中始终得到保持。如前文所言，有相当一部分陪葬者生前已得确定入葬昭陵陪葬墓区，其墓位则是通过“赐茔地”的方式固定下来的。如，房玄龄、李靖、李勣等。进言之，这无疑表明唐政府事先已对昭陵陪葬墓区进行了整体规划。尽管上文所用资料不够全面，但是已大体可以看出该排列原则的两度重复。具体而言，A、B区及D、E/F区两组墓葬群都各自成系统地模仿了唐长安城皇城的衙署。从这种重复状况来看，不应只是一种巧合而已。当然，受地形、地貌之影响，陪葬区墓位难以达到整齐划一的理想状态。扩而充之，是否还可以大胆假定，不明墓主的墓葬亦应该在此模式之中?事实是否如此，仍有待今后工作的深入。由此进一步推论，陵山司马院内埋葬妃嫔、宫女等内职以及宗亲，其意恐在于模仿长安城的宫城。这应该也是墓主身份基本与陵山区相同的C区的象征所在。
　　综上，昭陵陵山区、A、B区及C、D、E/F区两组墓葬群都各自成系统地模仿了唐长安城。
　　四、关于陪葬墓的从葬、祔葬情况，从已知资料看，主要有如下几种。
　　1.父为祖坟，子在祖坟南边。如，姜行本、姜遐、姜简墓位。
　　2.父为祖坟，子在祖坟左前方。如，宇文士及、宇文崇嗣父子墓位；唐俭、唐嘉会父子墓位；以及李勣、李震父子墓位。从志文看，李震较其父李勣先入葬昭陵李家茔地，看来这是当时家族墓地的一种入葬模式。
　　3.父为祖坟，子在祖坟右前方。如，豆卢宽与豆卢仁业父子墓位。
　　五、昭陵陪葬墓的外形主要有六种：
　　1.封土呈覆斗形，四周有围墙，南门有一对土阙，阙南立石刻，此种形式一般为皇室人物的墓葬。如，长乐公主墓、城阳公主墓等。长乐公主为嫡出公主，其墓甬道设三道石门，非一般墓葬可比拟。显然，长乐公主墓是一个规格较高的墓葬。⑧该墓葬封土便呈方形覆斗式。唐陵陪葬墓的特殊性可从封土得到体现。现知封土呈覆斗形的陪葬墓都是唐皇室成员，由此看来覆斗形封土好似是皇室成员的专利。⑨尽管后来也有少数皇室成员使用圆锥形封土，如李贞、李冲墓等，但却不见文武大臣墓葬使用覆斗形封土。
　　2.圆锥形墓。多为文武大臣，少数为皇族。
　　3.山形墓，墓为三冢相连，俗称“连三冢”。这是对武臣的一种殊荣。仿照汉茂陵卫青、霍去病墓之建制，昭陵的李靖墓筑阙象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碛石二山。《贞观政要》卷二云：“有诏许坟茔制度依汉卫、霍故事，筑阙象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碛石二山，以旌殊绩。”⑩李勣墓则起冢象征阴山、铁山、乌德犍山。其墓志云“其坟象乌德鞬山及铁山，以旌平延迤、勾丽之功也。遗命薄葬，优诏许焉。皇上亲制碑文，以光粹烈”(11)；又其神道碑亦云“所筑之坟，一准卫、霍故事，象乌德鞬山及阴山、铁山等，以旌破北狄、东夷之功焉”(12)。
　　4.单一山形冢有两座，即阿史那社尔和李思摩二冢。永徽六年(655)，阿史那社尔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冢以象葱山，仍为立碑”(13)。阿史那社尔冢象葱山，而李思摩冢则象白道山，其墓志铭云：“宜令使人持节册命，陪葬昭陵。赐东园秘器，于司马院外高显处葬，冢象白道山。葬事所须，并宜官给。”(14)从山形冢墓主人身份来看，其政治军事性质十分显明。(15)乾陵陪葬墓李谨行墓周围存在一个隐于地下的人工修筑的圆形壕沟，经勘探知其半径为58米，沟宽2.73～3.0米，深2.1米。或以为该圆壕也是为墓主纪功而建，以表彰其对边地民族作战取得的战绩，是象征建立战功地点的湖泊或河流，即仪凤三年(678)墓主大败吐蕃之所青海湖的象征。(16)
　　5.此外，还有一些墓较特殊。如，新城公主墓和魏征墓，分别葬于九嵕山梁的两侧，依山为墓，墓前有土阙和石碑。
　　6.无封土堆，如高士廉墓。高士廉茔兆记称“以其年(贞观廿一年)二月廿八日(647年3月9日)安厝于九嵕山之南趾，墓而不坟”。(17)
　　六、从昭陵陪葬墓的分布位置来看，陪葬墓中，依山为墓和覆斗形陪冢均在山上。如魏征、新城公主、长乐公主、城阳公主等墓均在山上。山下陪冢分布位置一般是根据死者安葬年代，年代越早，离九嵕山越近。山下陪葬墓计102个，冢形可分为山形和圆锥形两种。从已知墓主的墓冢来看，前期墓冢的高低是反映死者身份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后期陪冢大小逾制现象则大量出现。(18)
　　在昭陵陪葬墓地中“文左武右”只是一个大体原则。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昭陵陪葬墓地布局还存在一些其他原则，如对称。具体表现在兰陵公主(清河公主)与临川公主的墓位安排在陵区南部，呈左右对称分布；段志玄与程知节二墓则分别位于陵山南麓陪葬区的西北角与东南角。段志玄生前任右卫大将军，程知节生前任左卫大将军。这两个职官的衙署位置正好是皇城的一左一右，在该区的这种布置方式，是否有限定该区总体范围的寓意也未可知。
　　综上所言，昭陵陵山南麓的陪葬墓区存在有意模仿长安城皇城的行为，其陵山司马院则可能模仿长安城宫城。尽管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并不完全，但是相信这一论断与事实情况相去不远。
　　①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332—337。
　　②傅熹年《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宫室》，《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页322—343。
　　③贺梓城同上揭文，页140上；黄展岳同上揭文，页536左；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年第3期，页47—48；秦浩同上揭书，页87—88。
　　④黄展岳同上揭文，页535、536。
　　⑤李思摩墓志称“赐东园秘器，于司马院外高显处葬”，故知陵山部分为昭陵司马院。详下文。
　　⑥文帝昭容韦尼子墓志称“薨于崇圣宫”；亡宫五品墓志称“卒于昭陵宫”；亡宫三品婕妤金氏墓志称“侍寝昭阳”。志文中崇圣宫、昭陵宫当指昭陵寝宫；昭阳应指昭陵之阳，即在九嵕山之南服侍。
　　⑦姜宝莲认为：昭陵陪葬墓中封土呈圆锥形的陪葬墓，除了极少数分布于靠近玄宫的陵山上之外，均呈扇形分布于九嵕山下，泔河北岸的台地之上。这一类墓葬的排列规律大致从北向南依时间前后排列，以中轴线“文武分左右”排列。这种文武分左右的排列规律，至少在龙朔二年以前是比较严格遵守的。时间越晚的墓葬，由于地形所限，都集中于中间地段，文武大臣的陪葬墓略有交叉。即使这样，仍可以看出左文右武的排列迹象。详所撰《试论唐代帝陵的陪葬墓》，《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6期，页77—78。
　　⑧陈安利《唐十八陵》，页261。
　　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页37。
　　⑩《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页38。“碛”，《旧唐书》卷一七本传(页2481)作“积”。又李靖碑碑阴游师雄题记云：“坟制如卫、霍故事，起冢象铁山(即“燕然山”)、积石山，以旌殊功。今按，其坟在昭陵之左，北距山麓三里，南距今醴泉县三十五里。冢为三山之状，主山与西山迤逦相属，而东北者，势若断绝，别为一山，疑其一象积石，而一象铁山也。其高五十五尺，东西七十五步，周围一百五十四步。遗迹雄伟，见之者无不想其英概。”《昭陵碑石》，页138下栏。
　　(11)刘祎之《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赠太尉扬州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勣墓志铭并序》，《昭陵碑石》，页173下栏—页174上栏。
　　(12)李治《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上柱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英贞武公李公(勣)之碑》，《昭陵碑石》，页193下栏。
　　(13)《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页3290。
　　(14)《大唐故右武卫大将军赠兵部尚书谥曰顺李君(思摩)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3辑，页339上栏。
　　(15)伍伯常《从窆昭陵：论唐太宗的陪陵之制及其陪葬功臣》，《九州学林》2005年第4期，页2—53。
　　(16)贾二强《唐李谨行墓周围环状壕沟蠡测——也谈“乾陵怪圈”》，《“古都长安与隋唐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西安，2008年7月，页259—264。
　　(17)许敬宗《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赠司徒并州都督申文献公之茔兆记》，《昭陵碑石》，页127上栏。
　　(18)刘庆柱、李毓芳同上揭文，页220。
　　三 桥陵陪葬墓地布局
　　(一)桥陵陪葬墓名位考辨
　　中唐以后对桥陵陪葬墓多寡的记载便有了错漏。《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条云：
　　桥陵陪葬名氏：惠宣太子业、惠庄太子撝、惠文太子范、金仙公主、梁(凉)国公主、鄎国公主、驸马李思训。①
　　共8座。《唐会要》的成书前后历经一百七十余年，三易其人，由私撰变为官修，最后完成于王溥之手。《唐会要》的修撰开始于德宗时代。贞元中，杭州刺史苏弁及其兄苏冕编次高祖至德宗朝之事，为《会要》四十卷。此时的《会要》还只是属于私人编撰，由苏氏兄弟二人利用家藏典籍，“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正”，合作而成。接着，宣宗时，下诏左仆射崔铉主持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七年(853)，以续苏氏《会要》。参与其事者尚有杨绍复、裴德融等人，大中七年(853)十月书成，名《续会要》四十卷。《续会要》已从原先的私人作品变为官修典制文献。到了宋朝初年，司空平章监修国史王溥受命，续修宣宗以后之事，至于唐末，号为《新编唐会要》一百卷。该工作完成于建隆二年(961)。②考《旧唐书》载开元四年(716)睿宗入葬桥陵时，祔葬昭成、肃明二皇后，此事已由考古发现证明属实，而不见载于《唐会要》。根据碑刻资料知代国公主薨于开元廿二年六月二十九日(734年8月2日)，是年十二月三日(735年1月1日)陪葬桥陵。今知最晚陪葬桥陵的王贤妃是在天宝四年十二月七日(746年1月3日)③祔葬的，亦不见载。上述三则皆为玄宗朝事，本当在苏冕及其弟苏弁编次之列，而不见载于其《会要》。虽然苏氏兄弟二人利用的仅是其家藏典籍，但是二万卷书亦不谓不多。这些书籍可以说是苏氏兄弟为了编撰此书而集中搜集的，应该具有比较强的针对性和代表性。故王溥亦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据《唐会要》卷三六《修撰》条的记载，苏氏兄弟缵国朝故事完成《会要》四十卷是在贞元十九年(803)二月杜佑上所撰《通典》之后。此去代国公主、王贤妃陪葬桥陵也就半个多世纪，如此盛大隆重的丧葬活动此时已被社会遗忘，说明德宗朝唐人对桥陵陪葬墓的认识已经模糊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晚唐的急剧变化对社会记忆的抹杀，而并非只是对书籍流布的影响。
　　历代对桥陵陪葬墓的记录互有差异，主要是混入了中宗定陵的陪葬墓。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的《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奉先县》条云：
　　开元四年以县西北三十里有丰山，于此置睿宗桥陵。(中略)
　　惠庄太子陵，在桥陵东南三里。
　　惠宣太子陵，在桥陵东六里。
　　惠文太子陵，在桥陵东三里。并在柏城内。④
　　关于桥陵的陪葬墓，北宋学者仅注录了七座。《长安志》卷一八《唐睿宗桥陵》条云：
　　在县西北三十里丰山《图经》在苏愚山。⑤宣化乡积善邨。封内四十里陪葬太子三，惠庄太子陵在桥陵东南三里，惠文太子陵在东三里，惠宣太子陵在东六里，并在柏城内。公主三。金仙、梁(凉)国、鄎国。〔毕〕沅案：《会要》有驸马李思训。⑥
　　同书同卷《让皇帝惠陵》条云：
　　在县西北一十里《陵庙记》：一十五里。丰阳乡胡邨。封内一十里陪葬诸王三，郑王筠、嗣王宁琳、同安王珣。公主三。蔡国、代国、霍国。〔毕〕沅案：《会要》无代国、霍国。⑦
　　关于桥陵陪葬墓的数目，清代学者的观点较宋代学者多出节愍太子重俊、宜城、金城、长宁、成安、安定五公主，而且都认为代国公主陪葬惠陵。
　　乾隆四十七年(1782)蒲城县衙《蒲城县志》卷二《唐睿宗桥陵》条云：
　　在县西安王村，距城十八里。(中略)《旧志》：桥陵在金帜山前襟，浩泉今涸。陪葬有惠庄太子、惠文太子、惠宣太子祔；金山(仙)、梁(凉)国公主、鄎国公主祔。《王礼考》又有节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金城公主、长宁公主、成安公主、安定公主祔；彭国公李思训祔。⑧
　　又同书同卷《唐让皇帝惠陵》条云：
　　在县西北西曹村距城七里。(中略)《旧志》：让皇帝，元(玄)宗兄宁王宪也。让位元(玄)宗，立薨，尊为帝，葬惠陵。陪葬郑王筠，嗣王琳、同安王珣祔，蔡国公主、代国公主、霍国公主祔，俗称为“兄让冢”。⑨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蒲城县署《蒲城县新志》则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对节愍太子重俊、宜城、金城、长宁、成安、安定五公主陪葬桥陵与否存疑。该书卷一《唐睿宗桥陵》条云：
　　在县西北三十里金帜山，陪葬明肃刘后、昭成窦后；惠庄太子、惠文太子、惠宣太子；金仙、凉国、鄎国三公主及彭国公李思训。《王礼考》又有节愍太子重俊、宜城、金城、长宁、成安、安定五公主祔。(中略)
　　按，《富平志》节愍太子及宜城诸公主陪葬中宗定陵，与《王礼考》歧。俟考。⑩
　　上引《蒲城县志》及《蒲城县新志》所云《王礼考》即指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卷一二五《王礼考》。其《山陵》条云：
　　桥陵陪葬名氏：节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金城公主，长宁公主，城安公主，定安公主，鄎国公主，彭国公王(主)，驸马李思训。(11)
　　惟马氏所考颇有讹谬，已为碑铭及考古所证实。
　　《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条中将惠陵置于即位皇帝陵之末：
　　让皇帝惠陵陪葬名氏：郑王筠，嗣宁王琳，同安王珣，蔡国公主。(12)
　　清人也视惠陵为较高级别的墓葬。《蒲城县新志》卷一《唐睿宗桥陵》条云：
　　乾隆四十年(1775)，知县冯方邺奉文修筑墙垣，周围长一百丈，高六尺，厚三尺，守陵户十名。诸陵并用，惟惠陵稍减。(13)
　　又同书同卷《让皇帝惠陵》条云：
　　在县西北八里。《唐书·宗室传》：让皇帝，元(玄)宗兄宁王宪也，逊位。元(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薨，追尊为帝，葬惠陵。陪葬郑王锷、嗣王琳、同安王珣，蔡国、代国、霍国三公主祔，俗呼“兄让冢”。(14)
　　王仲谋等人根据《蒲城县志》所载亦认为惠陵陪葬墓有元氏恭皇后、同安郡王李珣、嗣宁王李琳等。(15)
　　的确，惠陵较特殊，非一般唐陵陪葬墓可比，而是近于帝陵的墓葬。《旧唐书》卷九五《让皇帝宪传》云：
　　制追赠宪妃元氏为恭皇后，祔葬于桥陵之侧。及将葬，上(玄宗)遣中使敕琎等务令俭约，送终之物，皆令众见。所司请依诸陵旧例，圹内置千味食，监护使、左仆射裴耀卿奏曰：“……千味不供，礼无所阙。伏望依礼减省，以取折衷。”制从之。及发引，时属大雨，上令庆王潭已下泥中步送十数里，制号其墓为惠陵。(16)
　　尽管身为长兄的李宪并未登基，但正是他让位给玄宗，故得以追崇让皇帝下葬(17)，从而使得其陵寝具有如下五个唐陵一般陪葬墓所缺的特殊性。
　　第一，称“陵”。第二，其陵园布局组成基本与唐陵同。如，献殿、下宫及石刻等。这是一般陪葬墓所没有的，即便是“号墓为陵”者也不见。第三，石刻组合同唐陵组合，惟个体小。第四，亦有自己的陪葬墓，但位于惠陵的东北部。第五，堆土为陵，其封土亦是覆斗形。这跟献陵、端陵及庄陵的封土一样。可见，它的确是依诸陵旧例入葬的。
　　但是，如前所言唐陵中积土为陵者除了晚唐的靖陵在乾县外，余者尽在三原县，而惠陵在北山地区却堆土为陵。唐陵中高等级陪葬墓的封土也是覆斗形，这一点可以说惠陵更多地是表现出与高等级陪葬墓的一致性。此外，惠陵随葬俑存在两套不同规格的组合，其一基本符合追赠太子的使用标准，其二是准皇帝等级的规格。(18)因此，仍宜以桥陵陪葬墓的级别来对待惠陵。
　　目前，根据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桥陵的陪葬墓可以确定的至少有12座。其中有惠庄太子、惠文太子、惠宣太子三座太子墓；昭成、肃明二皇后墓；王贤妃墓；让皇帝李宪惠陵；李思训墓；金仙公主、凉国公主、鄎国公主、代国公主等四座公主墓。
　　让皇帝李宪薨时63岁(19)，徐安贞《让皇帝哀册文》云：
　　维开元二十九年岁次辛巳十一月戊申朔二十四日辛未(742年1月5日)，宁王(李宪)薨于西京之邸第，旋殡于寝门之西阶。翌日有制，册王为让皇帝。盖景龙岁先帝即位，王嫡长，将立为皇太子，让大功于我皇。洎薨落让存，有追崇之义。粤若天宝元年夏五月乙巳朔十七日辛酉(742年6月24日)，将迁座于惠陵，礼也。(20)
　　《旧唐书》卷九五《让皇帝宪传》载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
　　制追赠宪妃元氏为恭皇后，祔葬于桥陵之侧。(21)
　　恭皇后与李宪夫妇合祔自是情理中事，原本毋庸多言。但是引文所言“祔葬于桥陵之侧”是指祔葬惠陵还是衬葬桥陵，曾引起讨论，于此不得不赘言。“衬”应为“合衬”之意。如，惠文太子墓陪葬桥陵，在桥陵兆域之中。此种情况，苏颋《惠文太子哀册文》便描述为：“祔于桥陵。”(22)如前所言，唐玄宗以天子之礼，依诸陵旧例下葬让皇帝李宪。若依“帝后同陵谓之合葬，同茔兆谓之祔葬”之故事，则李宪妃元氏当与惠陵在同一茔兆之中。
　　《唐大诏令集》的记载无疑更为明确。该书卷二六《恭皇后哀册文》云：
　　维开元二十八年岁次庚辰月朔日，宁王妃元氏薨于西京之第，旋窆于某茔。天未忘衅，相次徂落。其明岁十一月二十四日(742年1月5日)，王薨在殡，制册为让皇帝；且有后命，追谥妃为恭皇后。盖以王有让统之实，而妃有恭德之美，所以孝行追崇，皆圣王天伦笃爱，有光于古先者也。粤天宝元年五月乙巳朔十七日庚申将迁祔于惠陵。王薨及葬，凡为七月，天子之礼也。(23)
　　由上可见，恭皇后先李宪而亡，其祔葬李宪惠陵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了。在李宪墓中发现的让皇帝和恭皇后的哀册也证实这个判断。
　　《旧唐书》卷九五记载李宪的儿子李珣：
　　开元二十五年(737)〔李殉〕薨，玄宗甚悼之，辍朝三日，制曰：犹子之恩特深于情礼，睦亲之义必备于哀荣。同安郡王珣，禀气淳和，执心忠顺。邦国垣翰，宗枝羽仪，盘石疏封，将期永固。逝川不舍，俄叹促龄，悼往之怀，因心所切。宜增宠命，用饰幽泉。可赠太子少保，葬事官给，陪葬桥陵。(24)
　　检李珣死年为开元二十五年(737)，李宪死年为开元二十九年(741)十一月，睿宗入葬桥陵时在开元四年(716)。也就是说李荀之死在让皇帝李宪死前，考诸文献及碑刻皆不见李珣入葬先茔的记载。因此，可以排除李殉陪葬惠陵的可能性，他也是以桥陵陪葬墓的身份入葬的。换言之，《旧唐书》此条记载不误。只是目前尚未能发现有关线索。但是，随着考古调查的开展，相信该问题必定能够得到澄清。
　　1943年，于桥陵南墙外东侧石狮之南数米处发现南方镇墓石一方；1980年代，又于陵墙西门外北侧石狮背后发现北方镇墓石一方。(25)所见南方镇墓石言及睿宗肃明圣皇后刘氏、昭成顺圣皇后窦氏二皇后陪葬桥陵一事。二皇后同于长寿二年(691)被则天皇后秘杀，后招魂葬于东都城南时已不知葬所。一般认为，镇墓石是始见于唐代墓葬的一种随葬物品。镇墓石共有五方，其颜色各对应一个五方色，在墓室中依照方色对应的方位摆放。(26)倘从长时段来看，镇墓石跟东汉长安、洛阳地区流行的五石镇墓瓶颇有渊源。因融入《五炼经》的影响，北周时期丧葬时所用之五枚五色石应便是五方镇墓石的前身，它直接通过石头的颜色来表示方位。收录于道宣《广弘明集》卷九的北周甄鸾《笑道论·五炼生尸》条云：
　　《五炼经》云：“灭度者用色缯，天子一匹，公王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两而作一龙，庶民用铁；五色石五枚，以书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即出长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饭，三十二年，还其故形，而更生矣。’”(27)
　　其“通夜露埋，深三尺”的埋葬仪式，表明五色石的埋藏地点不应在墓室之中，很可能位于茔域四维——这也是目前鲜有发现的重要原因。结合此葬仪，考虑到二皇肃明、昭成后衬葬桥陵时的状态，推测玄宗很可能利用桥陵玄宫，将二皇后祔葬其中。
　　综上，桥陵至少有13座陪葬墓，其中李珣的墓位仍有待进一步考辨。李宪妃元氏迁祔惠陵，夫妻一同陪葬桥陵。李珣与李宪妃应是玄宗为嘉其兄让位之举，特敕李宪家室葬于桥陵柏城。
　　①《唐会要》，页482。
　　②有关《唐会要》撰写以及版本流布的详细情况，可参黄永年《唐史史料学》，页69—71。
　　③《大唐睿宗大圣真皇帝贤妃王氏(芳媚)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1辑，页163上栏。孙怀彦、李百福同上揭文，页61。
　　④(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6月，页9。
　　⑤苏愚山即丰山。见(清)张心镜纂修，王学礼编纂《蒲城县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光绪三十一年(1905)蒲城县署重刻本，册1，叶3背面)卷二《丰山》条云：“丰山一名苏愚山。“愚”，一作“鱼”。《长安志》：在县西北三十里，一名苏愚山。《唐书·地理志》：桥陵在奉先县丰山。《县志·县之名山》：在金帜山东，其相近有炭谷，又县西北三十五里有佛空谷，谷内有佛空院，唐置今废。”
　　⑥《长安志》，页185上栏。
　　⑦《长安志》，页185下栏。
　　⑧《蒲城县志》，册1，叶7背面。
　　⑨《蒲城县志》，册1，叶8正面。
　　⑩(清)李体仁重修，王学礼编纂《蒲城县新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49号，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蒲城县署重雕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页79—80。
　　(11)《文献通考》卷一二五《王礼考二〇·山陵》，页考1126中栏。
　　(12)《唐会要》卷二一，页483。
　　(13)《蒲城县新志》，页79—80。
　　(14)同上书，页81。
　　(15)王仲谋、陶仲云同上揭文，页108。
　　(16)《旧唐书》，页3013—3014。
　　(17)另一座以皇帝资格下葬的唐代太子陵寝为至德元年(756)改葬的奉天皇帝李琮齐陵。李琮为唐玄宗长子，亦为肃宗皇帝李亨长兄，卒于天宝十载(751)，原葬于灞河边细柳原，玄宗封其为靖德太子。肃宗至德元年(756)改葬于临潼新丰，追封为“奉天皇帝”，与“恭应皇后”合葬(详原建军《唐玄宗长子墓出土文物两千余件 发现汉白玉谥宝》，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3042)。但此二者又有区别。李宪以让皇帝的身份直接下葬惠陵，而李琮则改葬于齐陵时始以奉天皇帝的身份。更为重要的是，齐陵并没有进入关中唐陵区，特别是玄宗泰陵的陪陵区。显然，此为肃宗效颦之举。
　　(18)张蕴《关于李宪墓随葬陶俑的等级讨论》，《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页60—63。
　　(19)《旧唐书》，页3012。
　　(20)《全唐文》卷三〇五，页3100上栏一下栏。
　　(21)《旧唐书》，页3013。《新唐书》卷八一云：“及敛，出天子服一称，诏右监门大将军高力士以手书置灵坐，赠〔李宪〕妃元为恭皇后，葬桥陵旁。”详页3598。
　　(22)《唐大诏令集》卷三二，页130。
　　(23)《唐大诏令集》卷二六，页89。
　　(24)《旧唐书》，页3014—3015。可参检《全唐文》卷二四《赠同安郡王珣太子少保制》，页276上栏。
　　(25)王世和、楼宇栋同上揭文，页60—61，69。西安乔连学亦收藏一方睿宗窦氏皇后的镇墓石，详惠毅《西安新发现大唐睿宗黄天真文镇墓刻石》，页47，封三。
　　(26)关于镇墓石的研究，详〔日〕加地有定《中国唐代镇墓石の研究：死者の再生と昆仑山への升仙》，大阪：株式会社，2005年5月；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页95；后收入所撰《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页296—297；张勋燎《川西宋墓和陕西、河南唐墓出土镇墓文石刻之研究》，《南方民族考古》(1992)5辑，页119—148。
　　(27)(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No.2103，页146上栏—中栏。
　　(二)桥陵陪葬墓地布局分析
　　除去尚未发现确切墓位的李珣墓，本文的这一部分将主要依据碑刻资料，结合其余12座陪葬墓的墓位对桥陵陪葬墓地的布局进行分析。现将陪葬墓主人的殁年或陪葬桥陵的时间条列于后：
　　苏颋《凉国长公主神道碑》云：
　　〔凉国〕公主讳*(上少下免)，字花妆。(中略)开元十二载八月辛巳(724年10月16日)，遇疾薨于京邸永嘉里第，享年三十八。呜呼哀哉!上彻悬久悼，临次增涕，京尹护丧，群司蒇事。其年仲冬壬午，陪葬于桥陵。①
　　李邕《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下文简称《李府君神道碑》)云：
　　亢宗以长其代，迈德以闶其门者，其惟我彭国公欤?公讳思训，字建，陇西狄道人也。……呜呼!春秋六十六，以开元阙一字。(六)年八月阙九字。第阙十四字。州郡督赗布绢四百端匹，米粟四百石，葬日官给，谥曰昭公。宜家魏国夫人窦氏，德心守彝，礼容宏矩，阙十三字。呜呼!阙十四字。不阙一字。悲夫。以八年六月廿八日(720年8月6日)，合祔陪于桥陵园，礼也。②
　　参互《旧唐书》卷六〇《长平王〔李〕叔良传》附《李思训传》所载：
　　〔李〕思训，高宗时累转江都令。属则天革命，宗室多见构陷，思训遂弃官潜匿。神龙初，中宗初复宗社，以思训旧齿，骤迁宗正卿，封陇西郡公，实封二百户。历益州长史。开元初，左羽林大将军，进封彭国公，更加实封二百户，寻转右武卫大将军。开元六年卒，赠秦州都督，陪葬桥陵。思训尤善丹青，迄今绘事者推李将军山水。③
　　又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李思训》条亦云：
　　李思训，宗室也，即林甫之伯父。早以艺称于当时，一家五人，并善丹青。李思训弟思诲，思诲子林甫，林甫弟昭道，林甫侄凑。世咸重之，书画称一时之妙，官至左武卫大将军，封彭城公。开元六年，赠秦州都督。(中略)时人谓之大将军，其人也。④
　　可知李思训卒于开元六年八月，赠秦州都督，开元八年六月廿八日与魏国夫人窦氏合祔陆葬桥陵。
　　郑万钧《代国长公主碑》云：
　　〔代国公主〕以其月(开元廿二年六月)廿九日(734年8月2日)薨于河南修业里第，享年卌八。(中略)阙一字。作阙四字。监护，永穆公主及驸马王繇、同安王洵(珣)送往，并为写一切经。以其年十二月三日(735年1月2日)陪葬桥陵，孝也。⑤
　　徐峤《金仙公主志石铭并序》云：
　　〔金仙公主〕以壬申之年(开元二十年)建午之月(十二月)十日辛巳(732年12月31日)薨于洛阳之开元观，春秋卌有四。越以景(丙)子之年(开元二十四年)七月己卯朔四日壬午(736年8月14日)，启旧茔而自洛，即陪葬于桥陵，礼也。⑥
　　金仙公主开元二十年(732)死于洛阳，四年后陪葬桥陵。
　　张说《鄎国长公主神道碑铭》云：
　　开元十三年二月庚午(725年4月3日)，薨于河南县之修业里，春秋三十有七。震悼紫庭，哀伤朱邸，倾家若坠，举国同悲。有诏光禄卿孟温礼监护丧葬，京兆尹冯延休副焉。窀穸之礼，一如凉国长公主故事。夏四月，恩旨陪葬于桥陵，不祔不从，古之道也。⑦
　　可知，鄎国公主于开元十三年夏四月(725年5月17日—6月14日)下葬桥陵墓地。
　　《旧唐书》卷五一《睿宗肃明圣皇后刘氏传》云：
　　长寿中，与昭成皇后同被遣，为则天所杀。景云元年(710)，追谥肃明皇后，招魂葬于东都城南，陵曰惠陵。睿宗崩，迁祔桥陵。以昭成太后故，不得入太庙配飨，常别祀于仪坤庙。开元二十年，始祔太庙。⑧
　　同书同卷《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传》略云：
　　〔窦氏〕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长寿二年，正月二日(693年2月12日)遇害。梓宫秘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谥曰昭成皇后，招魂葬于都城之南，陵曰靖陵。睿宗崩，后以帝母之重，追尊为皇太后，谥仍旧，祔葬桥陵，迁神主于太庙。⑨
　　睿宗崩于开元四年六月甲子(716年7月13日)，入葬桥陵时在开元四年十月庚午(716年11月16日)。刘子元《昭成皇太后哀册文》云：
　　维开元四年岁次景辰秋八月甲辰朔十七日庚申(716年9月7日)，昭成皇太后梓宫启自靖陵，将迁祔于桥陵。皇帝乃使某官姓名设祖于行宫，礼也。丹旐既舒，元(玄)宫载辟，俶龙辒而命驾，指鲋隅而卜宅。哀子嗣皇帝讳，瞻蓼莪而罔极，感芣苢而增伤，嗟镜奁之不御，痛珠匣之沉光。缅考前烈，旁稽旧史，顾西陵以永怀，托东观而书美。⑩
　　明显地，昭成、肃明二皇后祔葬桥陵是在睿宗崩后入葬桥陵之前。睿宗崩后，玄宗改道光坊景云寺寻为昭成寺，为其生母昭成皇后追福；(11)为提高生母昭成皇后的地位，更追尊其为皇太后，并迁其神主祔于睿宗之室，惟留肃明神主于仪坤庙。(12)迁葬桥陵当是玄宗嘱意的安排。这应该是开元二年，玄宗令其舅窦希瓘往洛阳昭成皇后靖陵树碑(13)的后续。尽管当时靖陵已不知所在，由此益见玄宗之用心。可见，这是玄宗有计划的行为。既然在睿宗最终入葬桥陵玄宫之前，玄宗便为昭成、肃明二皇后举行了祔葬礼。唯一的可能性，便是葬二皇后的衣冠、灵位于桥陵玄宫之中。否则，便于情理不合。至此，可进一步确定二皇后的葬位为桥陵玄宫。从《昭成皇太后哀册文》所言“元宫载辟”可知，桥陵玄宫至迟在716年9月7日已经完工。同样的情形在后来也出现过。代宗即位之年(宝应元年，762)十二月，群臣以肃宗山陵有期，准礼以先太后代宗生母吴氏祔陵庙。宰臣郭子仪等上表谏请追谥吴氏为“章敬皇后”。宝应二年三月，启春明门外旧垄，祔葬建陵。(14)
　　王贤妃墓在惠陵西北，位于三合乡西南庄东100米处。(15)该墓曾被误会成景陵的陪葬墓。如，《蒲城县新志》卷一《宪宗景陵》条云：
　　在县西北十五里丰山。陪葬懿安郭太后、孝明郑太后、王贤妃。《王礼考》又有惠昭太子宁衬。(16)
　　又《蒲城县志》卷二《唐宪宗景陵》条也持相同观点：
　　在县北义龙村，距城十五里。(中略)
　　《旧志》景陵在丰山。陵南下宫有宋重修庙记。陪葬有懿安郭太后、孝明郑太后、王贤妃冢。《王礼考》又有惠昭太子宁祔。(17)
　　王贤妃墓志铭证明了上述所言之误。其墓志云：“天宝四载秋八月疾亟，阖门求医。顾谓之曰：吾年过耳顺，待终可也。何药之为?因摄心谛观，归于愿力。洎旬有八日而薨，春秋七十三。呜呼哀哉!皇上哀轸，辍朝三日。申命京兆尹萧炅监护。仍以惠宣第十五男尚舍奉御琇主丧祭，以宠终也。至其载十二月七日(746年1月3日)陪葬于桥陵，礼也。”(18)
　　张九龄《惠庄太子哀册文》云：
　　维开元十二年岁次甲子十二月丁巳朔二十四日庚辰(725年1月13日)，司徒申王薨于行在所，册谥惠庄太子，旋殡于寝。粤闰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午(725年2月14日)，将陪葬于桥林之柏城。(19)
　　苏颋《惠文太子哀册文》云：
　　维开元十四年岁次景寅四月己酉朔十九日丁卯(726年5月25日)，太子太傅岐王薨于洛，册谥惠文太子，殡于正寝之西阶，仲夏景申(726年6月23日)，将祔于桥陵，礼也。(20)
　　韩休《惠宣太子哀册文》云：
　　维开元二十二年岁次甲戌七月庚申朔十日已巳(734年8月13日)，司徒薛王薨于洛，册谥惠宣太子。翌日，殡于正殿之西阶。粤八月二日庚寅(734年9月3日)，将陪葬于桥陵，礼也。(21)
　　从上面的胪列，可以排比出他们陪葬桥陵的先后顺序为：肃明圣皇后刘氏(716)、昭成顺圣皇后窦氏(716)、李思训(720)、惠庄太子(725)、凉国公主(724)、鄎国公主(725)、惠文太子(726)、惠宣太子(734)、金仙公主(736)、代国公主(734)、李珣(737)、让皇帝李宪与恭皇后(742)、王贤妃(746)。
　　这里还需要重点讨论一下李思训墓。从前文已知李思训卒于开元六年八月，尽管他亦贵为李唐宗室，但此刻只是葬于某茔，并未得以直接陪葬桥陵。待其妻魏国夫人窦氏卒后，始与窦氏合祔陪葬桥陵，时在开元八年六月廿八日。虽《李府君神道碑》对魏国夫人的卒年正好阙文，但从魏国夫人窦氏死后二人合祔，可以推测窦氏卒年很可能便是开元八年。为什么先死的李思训并没有陪葬桥陵，而要等到其妻魏国夫人窦氏死后才一起合祔陪葬桥陵?这种合祔陪葬帝陵的方式一反常态，显然寓示着二人的陪葬桥陵主要是由魏国夫人窦氏所致，即窦氏的地位要比李思训来得高。这可能跟窦氏一支跟李唐皇室关系一直甚密有关。如，太宗生母窦氏为高祖太穆皇后、玄宗生母为昭成皇后窦氏等。(22)魏国夫人窦氏的详情已经不得而知，推测她与唐玄宗生母昭成皇后窦氏该有血缘关系，且关系较为亲密，亦即外戚。故作为昭成皇后窦氏子嗣的玄宗才会如此处理其后事。此举跟玄宗一再提高生母昭成皇后窦氏的措施是一脉相承的。又恰李思训为宗室。若此，李思训夫妇合祔陪葬桥陵的方式便可理解。所以，李思训与魏国夫人窦氏合葬墓当以窦氏为主，亦即李思训墓应归入女性墓葬类。(23)
　　根据以往发表的简报，示意桥陵陪葬墓地情况大致如图(图6-6)。若比较一下各陪葬墓的相对墓位及其入葬桥陵的时间，可以明晰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桥陵陪葬墓地布局是分成男性及女性两个系统来安排的。具体地说即惠庄太子、惠文太子、惠宣太子、李珣、让皇帝李宪(恭皇后)为一组；而肃明圣皇后刘氏、昭成顺圣皇后窦氏、魏国夫人窦氏(李思训)、凉国公主、鄎国公主、金仙公主、代国公主、王贤妃为一组。这些陪葬墓是以桥陵神道为西界，依陪葬者入葬的先后往东(自右向左)分别按照男性、女性两个系统埋葬在桥陵的东南域。一般情况下，陪葬者入葬的先后也正是其殁年的先后次序。而其陪葬墓位的墓序则严格依照葬年的次序。其中男性往东南方向呈下降的趋势，女性者又分成南北二列，且分别对应前后两个阶段，肃明圣皇后刘氏、昭成顺圣皇后窦氏、魏国夫人窦氏(李思训)、凉国公主、鄎国公主、代国公主等墓，是为桥陵安排女性陪葬墓墓位的第一阶段；后因为代国公主墓位已经过了景陵神道东侧，故又重新在桥陵墓区安置金仙公主、王贤妃等墓，是为第二阶段。这与盛唐以前帝陵陪葬墓地的安排原则是不同的。其最大特点就是墓地的安排不依照死者尊卑、辈份的大小，而是决定于死者入葬之先后。
　　如前所述，李珣开元二十五年(737)薨，晚于惠宣太子而早于让皇帝李宪，根据如上法则姑且推断如下：李珣的墓位当在惠宣太子墓偏东偏南处、惠陵之西。经考古调查，在惠陵封土西南约450米处三合村村西边沿，有一较大规模唐墓，或推测其墓主为李珣。(24)根据上文所得桥陵分布规则，该结论当无偏颇。迁祔惠陵的宪妃元氏恭皇后，在某种意义上，她是跟李宪一同陪葬桥陵。
　　其实，这一特点早在湖北郧县城关砖瓦厂李泰家族墓地的布局上就已体现出来了。(25)因政治权力斗争(储君之争)而客死他乡的李唐宗室，绝大多数都能获准迁回陪葬帝陵。惟独李泰死而不赦，被摒弃他乡。也正因如此才留下了一处相当完整的唐代家族墓地的排葬方式。根据间接的材料，可推知李泰这一家族墓地的安排情况。现已发掘的四座墓葬，它们以李泰墓为中心，由南而北排列，今知顺次为李泰墓、李泰夫人阎婉墓、李徽墓及李欣墓(图6-7)。李泰被黜后，永徽三年(653)客死郧乡，就地葬入郧乡马檀山。2006年11月起，考古人员对该墓地开展了进一步抢救性发掘。通过最新勘探，发现了李泰墓的东、南围墙。目前发现的东围墙长约120米，南围墙长约55米，围墙宽1.1～2.4米。(26)据墓志知，李徽、阎婉、李欣等皆为二次葬，即由他处迁葬马檀山墓地。
　　次子李徽入葬该墓地，其墓志云：
　　以大唐永淳二年九月廿三日(683年10月18日)寝疾薨于均州郧乡县之第，春秋卌。(中略)以嗣圣元年三月十四日(684年4月4日)迁窆于马檀山，礼也。(27)
　　阎婉乃是迁葬，其墓志云：
　　以天授元年九月八日(690年10月15日)奄薨于邵州官舍，春秋六十又九。(中略)以证圣元年正月六日(695年1月26日)遂权窆于洛州龙门之北原。(中略)粤以开元十二年岁次甲子六月二日(724年6月24日)祔葬于恭王墓西北隅，遵先志，礼也。(28)
　　同时，从阎婉墓志尚可得知其长子李欣薨于垂拱年间(685—689)，其墓志称：
　　陷酷吏，谪居环州，中途遇祸，薨于桂州馆舍。(中略)妃周氏互奉灵绋旋于汉滨，未遂迁厝权殡旧茔。嗣子国子监祭酒嗣濮王峤，情深罔极，孝切因心。频抗哀逆之诉，*(左员右页)备饰终之礼。皇上感悼。优制特从仍赠夔州都督赠物四百段，米四百石，即以开元十二年岁次甲子六月二日(724年6月26日)葬于茔，礼也。(29)
　　如此不辞辛苦，百般设法从他处迁葬郧乡，一方面说明家族观念的强大，一方面可能也蕴涵着李泰一支因其政治遭遇而产生远离长安的心态。或许这正是李泰生前对本支特别强调的一个内容。
　　由上可以看出这几个人入葬的先后顺序是：李泰(653)、次子李徽(684)、阎婉(724)、长子李欣(724)。阎婉及长子李欣是因李欣之子李峤之请而得以从洛阳龙门迁葬郧乡的。但是二者墓位的安排是不同的。身为长辈(母亲)的阎婉被安排在靠近李泰墓的西北隅，而李欣墓则被安排在先其入葬的弟弟李徽墓的北侧。是否可以大胆地推论该家族墓地的安排是以(男性)墓主人入葬之先后为序的，其中将夫妇的墓位安排在相毗邻的地段。这个安排原则跟同时期的家族墓地有很大的不同。李泰墓地尚有不少墓葬仍待进一步的工作。上述虽为少数的四座墓葬，但是通过分析，其余墓葬的安排很可能也是依照这个原则。如此，结合李泰家族谱系与史实，可推断其余各墓主人。
　　一般地，中古时期的家族墓地是以两个方向来安排的，一个是夫妻轴，一个是父母一子女轴。这种埋葬图式多以夫妻为横轴，子女为纵轴，依照辈份的大小来安排葬地。其中辈份高的，葬地离祖、父墓也就近；反之，亦然。整个墓地呈现出以男性为中心，以辈份为埋葬秩序的图式，以平面的形式展示着宗族的谱系(图6-8)。
　　李泰家族墓地显然是跟这个普遍原则不同的，以男性入葬该墓地之先后为序而不是以其死期为序无疑是它的一个醒目特点。可以想象对家族成员政治命运的难以把握和预期对家族墓地规划所产生的冲击，也就愈发凸显出李泰家族的政治命运。而对帝陵而言，统一按照入葬先后来规划陪葬墓的位置无疑可以免去由此引起的矛盾与争端。这可以说是玄宗朝的一个发明。通过时间来统一规划空间，欲图削弱乃至掩盖空间所蕴含的权力与地位的意义。于是，空间按次序被分割成若干个时间片断和序列，时间成为空间唯一的特性。权力直接作用于时间，正是通过对时间的使用和控制，实现了权力自身的权威。这是权力在帝陵陪葬墓地规划上新出现的一种运作方式，由此也导致了唐陵司马院平面和神道石人设计思路的适时变化。
　　李泰家族墓地的使用时间始于李泰入葬的永徽四年(654)，至迟不早于大中九年(855)。(30)该家族墓地的安排原则在桥陵陪葬墓地上得到反映，这正好说明了桥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处家族墓地，只不过这一处是唐王朝最高级别的家族墓地罢了。换言之，桥陵已经完全具备聚族而葬的性质了。无疑地，它展示了唐代土族墓地的一种家族埋葬图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社会族姓专制的性质。
　　①《全唐文》卷二五八，页2613下栏一页2614上栏。
　　②《全唐文》卷二六五，页2689下栏一页2691上栏；李思训夫妇合祔桥陵，《金石萃编》亦作开元“八年六月廿八日”。详《金石萃编》卷七二《唐三十二》，叶5正面下栏。赵明诚《金石录》作“开元六年八月”，此当为李思训死亡的时间。详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五，页86及页93注释〔四四〕。
　　③《旧唐书》卷六〇，页2346。
　　④(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1月，页181。
　　⑤《全唐文》卷二七九《代国长公主碑》，页2827下栏一页2828上栏；《金石萃编》卷七八《唐三十八》，叶7正面上栏。
　　⑥《大唐故金仙公主志石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1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553。
　　⑦《全唐文》卷二三〇，页2331上栏。
　　⑧《旧唐书》，页2176。
　　⑨《旧唐书》，页2176。
　　⑩《全唐文》卷二七四，页2792上栏。
　　(11)《唐会要》卷四八《昭成寺》条，页994；《唐会要》卷五〇《昭成观》条，页1027。
　　(12)《旧唐书》卷二五《礼仪志》云“迁昭成皇后神主祔于睿宗之室，惟留肃明神主于仪坤庙”，详页951。《唐会要》卷一九《仪坤庙》条(页440—441)云：“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716年12月3日)，昭成皇后祔于太庙。至八月九日，敕肃明皇后依前仪坤庙安置。”“八月九日”前当有关于纪年的脱字，记载此事的文献皆同。
　　(13)后玄宗从中书侍郎苏颋所言而止。《唐会要》卷二一《诸陵杂录》条，页486。
　　(14)《旧唐书》卷五二《肃宗章敬皇后吴氏传》，页2187—2188。
　　(15)王贤妃墓“文革”期间遭破坏，石棺椁被炸成碎块。1971年，蒲城县文化馆将农民挖出线雕石椁6块砌于蒲城县文管所墙中，惜纹样朝里，不得一观。同时，还有墓志一方。承巩启明先生1998年12月23日来信见告，谨致谢忱!
　　(16)《蒲城县新志》，页80。
　　(17)《蒲城县志》，册1，叶8背面。
　　(18)《大唐睿宗大圣真皇帝贤妃王氏(芳媚)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1辑，页163上栏；孙怀彦、李百福同上揭文，页61。
　　(19)《全唐文》卷二九三，页2971上栏。
　　(20)《全唐文》卷二五八，页2621上栏。
　　(21)《全唐文》卷二九五，页2991上栏。《旧唐书》记载有异，称惠宣太子薨于开元二十二年正月。详该书卷四五《惠宣太子业传》，页3018—3019。
　　(22)李向群《唐室与原代北窦姓的联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页95。
　　(23)唐代等级制度是按照职事官的品阶(参甘怀真《唐代家庙礼研究》，页41—45)。《五代会要》卷八《丧葬上》称“诸丧葬不得备礼者，贵得同贱，贱不得同贵”((宋)王溥撰《五代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1月，页102)，这是一条沿自唐代的令文(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页46)。不过，在已经发掘的唐代夫妇合葬墓中，总是依照高品级的一方来埋葬或改造墓葬形制的。如，金乡县主墓。该墓前后两次埋葬了身份不同的墓主人，其墓葬等级也随之发生变化。据墓志载，金乡县主丈夫于隐的散官官衔为“朝散大夫”，从五品下，职事官为“蜀州司法参军”，从七品下，地位不高，属中下级官吏。此墓为安葬于隐而开凿，使用的单室方形土洞墓与其身份相符。开元十二年(724)，金乡县主与于隐合葬时，没有另行建墓，而是利用原来埋葬于隐的墓穴，没有改动墓葬的形制大小，但重绘壁画、撤换随葬品、使用石椁，使该墓发生很大变化，以尽量符合县主的身份和地位(详王自力、孙福喜编著《唐金乡县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11月，页103)。如，隋丰宁公主与韦圆照合葬墓虽属于唐墓，但随葬品有两套，其中大多是大业年间丰宁公主下葬时的物品，二十四年后迁葬时仍原封不动地移入新墓之中。这显然意味着仍依照丰宁公主的等级来安排该墓葬，只因已改朝换代加以变通而已(详戴应新《隋丰宁公主与韦圆照合葬墓》，《故宫文物月刊》1998年第6期，页76—93)。又如，昭陵陪葬墓中的阿史那忠与定襄县主合葬墓，据志文载，定襄县主是纪王慎的同母姐(胞姐)，而纪王慎为太宗子，所以县主与慎为同母异父。定襄县主死于永徽四年(653)，死后作为皇亲陪葬昭陵，而阿史那忠死于上元二年(675)，与之合葬，故埋于昭陵左厢(详姜宝莲《试论唐代帝陵的陪葬墓》，页78)。这说明在公主、县主夫妇合葬墓中，也是依照公主、县主的等级来处理葬制的。
　　(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唐李宪墓发掘报告》，页7。
　　(25)有关研究可参：全锦云《试论郧县唐李泰家族墓地》，《江汉考古》1986年第3期，页76—78；杨华山、李峻《郧县唐濮王李泰家族墓研究》，《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页66—69。
　　(26)廖君《湖北：唐太宗之子李泰之墓首次发现东、南围墙》，http://www．hb．xinhuanet.com/cwh/2008-01/23/content_12305007.htm。
　　(27)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8期，页35，图九。
　　(28)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同上揭文，页39，图一七。
　　(29)高仲达《唐嗣濮王李欣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页91—92。
　　(30)全锦云同上揭文，页78。
　　三 桥陵陪葬墓地布局
　　1963年4月至11月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蒲城县境内的四座唐陵进行勘察，其中对唐睿宗桥陵做了重点勘察，试掘了墓道，探查了城墙，并先后发表了调查简报。①在《唐桥陵调查简报》一文中，调查者认为桥陵的陪葬墓有9座，包括3座太子墓，4座公主墓，以及推测的昭成、肃明二皇后墓。同时，他们认为在陵南5公里的后泉刘家村尽西北的一并蒂土冢可能就是昭成、肃明二皇后墓。1980年发表的《唐桥陵勘查记》认为鄎国公主墓北约230米的一座无碑冢似与桥陵陪葬无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德国美茵兹罗马一日耳曼中央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勘查队，合作调查研究唐陵。目前，已对蒲城四陵进行航拍和实测。对睿宗桥陵的勘查工作开展于1993年9月29日至11月30日，前后历时63天，该工作报告亦已付梓出版。②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对桥陵调查的同时，始终注意对其陪葬墓的调查与研究。其中，金仙公主墓已于1973年发掘③；1994年刊布了王贤妃墓志文④；1995年10月至1996年5月，发掘了惠庄太子墓⑤，1985年发表的《唐让皇帝惠陵》⑥一文除了提供惠陵的有关材料之外，尚标识出桥陵另一陪葬墓——王贤妃墓的相对准确位置。2000年3月至2001年1月，对惠陵的抢救性发掘及其报告的正式出版，又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资料。
　　①雒忠如等《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页43—45；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页54—61、69。
　　②美茵兹罗马一日耳曼中央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睿宗桥陵》，达尔马斯德特，2002年。
　　③该墓资料尚未发表，转引自王世和、楼宇栋同上揭文，页61。
　　④《大唐睿宗大圣真皇帝贤妃王氏(芳媚)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1辑，页162下栏一页163下栏。孙怀彦、李百福《唐桥陵陪葬墓睿宗贤妃王芳媚墓志考略》，《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页61—62、68；樊英民《王芳媚墓志录文勘误》，《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页57、62。
　　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蒲城县文体广电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页3—22。另，有关资料可参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页164—17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
　　⑥王仲谋、陶仲云《唐让皇帝惠陵》，《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页107—108。该简报描述有误，如：称惠陵封土呈圆锥状，有两层围墙等。实际上，惠陵封土为覆斗形，只有一层围墙，其内层围墙为清代修陵园的围墙。
　　四 唐陵设计思想
　　上文已经论及，昭陵陵园区和陪葬墓区有着严密的区划。在这个区划里，表现出帝陵陵寝意象与帝都长安城的重合。墓葬通过墓主人身份而被巧妙地赋予长安城宫城及皇城衙署的符号意义，从而与墓葬所在墓位共同营造成长安城宫城与皇城的意象。如此，空间也就被赋予了权力和时间的含义，由此形成一个独特、完整的礼仪空间。藉助这个空间与长安城的关系，又进而得以与帝国的秩序相联结。这种巧夺天工的设计思路从何而来?
　　《旧唐书》卷七七《阎立德传》载：
　　贞观初，〔阎立德〕历迁将作少匠，封大安县男。高祖崩，立德以营山陵(献陵)功，擢为将作大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摄司空，营昭陵，坐怠慢解职，俄起为博州刺史。十三年，复为将作大匠。……俄迁工部尚书。二十三年，摄司空，营护太宗山陵。事毕，进封为公。显庆元年，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①
　　阎立德先后主持了高祖献陵和太宗昭陵的营造。其父阎毗，为隋殿内少监，本以工艺进。因家庭之影响，立德与弟立本皆机巧有思。唐初的翠微宫、玉华宫，皆由阎立德设计营造。②永徽五年(654)三月，“以工部尚书阎立德领丁夫四万筑长安罗郭”③。如此，昭陵出现与长安城之对应关系就不足为奇了。昭陵意象的营造实也足以映衬阎氏之“机巧有思”。不仅如此，将帝陵陵寝意象与长安城重合更成为此后唐陵一个重要的营造原则。
　　但是，昭陵的这种表现手法在后来的唐陵中未能得以再现。由此导致了作为出行仪仗的唐陵神道石人被赋予多重意义。到定陵时，其陪葬墓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皇族族葬墓区，以陪葬墓代表皇城的功能被削弱了。后来的皇帝似乎也已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陪葬墓地也是一个皇族族葬墓区的桥陵，其司马院的形状便对长安城平面进行真实的摹写。从目前的调查情况看，最为典型的便是桥陵了。这显然是对陪葬墓地意象发生变化的一种弥补。
　　有关桥陵的营建情况，所知甚少。从陵园石刻刻铭来看，其神道御马和东侧异兽底座分别刻有“富平”和“富平田氏”的字样，似能说明桥陵石刻之石料，取材于陕西富平境内的将军山和万斛山。④
　　从文献记载来看，只知唐玄宗命将作少监李尚隐营陵⑤。李尚隐，其先赵郡人，世居潞州之铜鞮，后来又徙家京兆之万年，弱冠明经累举，详练故实。开元四年，李杰护桥陵作，侍御史王旭为护陵判官。李杰为相州人氏，李宝之后。王旭为太原祁人，其曾祖为王珪。《旧唐书》卷一〇〇《李杰传》记载：“〔李〕杰明年(开元四年)以护桥陵作，赐爵武威子。初，杰护作时，引侍御史王旭为〔护陵〕判官。旭贪冒受赃，杰将绳之而不得其实，反为旭所构，出为衢州刺史。俄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又为御史所劾，免官归第。寻卒，赠户部尚书。”⑥京兆尹严武则充任山陵桥道使。⑦又《太平广记》卷一四七《田预条》引《定命录》云：“及大帝(睿宗)崩，田(预)果任桥陵丞。后为奉御，二十四年而改。”⑧则田预可能为第一任桥陵丞。到了咸通年间，因受殷裕文状閤门使田献锸夺紫改桥陵使。⑨此外，再难搜集到有关资料，藉此亦难以深究其具体营造细节。
　　桥陵陪葬墓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其陪葬墓的主人已由初唐的功臣密戚一变而为清一色的皇室成员。这个变化应该是跟桥陵整体设计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将自己的陵寝建造成另一个都邑，这是唐陵的一个共性。唐太宗通过昭陵陪葬墓地的巧妙安排来比拟长安城的宫城与皇城，而桥陵则是通过陵园司马院平面形状对长安城的忠实摹写来表现它与帝都的关系。在后者中，原本担当重要角色的陪葬墓已经让位给司马院的垣墙，仅仅只是停留在陪葬而已，其象征意义已被大大地削弱。
　　到了泰陵，神道石人便分“文左武右”——此与文献所言昭陵陪葬墓地文武功臣“文左武右”的布列原则同，神道文武侍从石刻此后便自然地承担起原先用文武功臣墓葬象征皇城的功能，以弥补陪葬墓地格局变化后的缺憾。也就是说，从泰陵起神道石刻在象征出行仪仗之外又开始承担起象征皇城的功能。显然，这种简化的方式自然要比用司马院平面摹写长安城平面又来得可行、便捷。因为摹写长安城平面的手法因受陵区具体形胜的影响不仅费时，而且费力。
　　神道石刻的最北处多有小石人像，皆呈宫女装扮。意在表现侍卫太宗轩禁是昭陵十四蕃臣像意义的一个方面。⑩也就是说昭陵在极力描绘太宗生前的情状，俨然就是太宗生前的再现。从司马院内出土的亡宫墓志看，这些亡宫大多在昭陵寝宫服侍如帝生时。
　　唐陵关中诸陵陵园区和陪葬墓有严密的区划。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园的北、东北，这可能是受了汉陵陪葬墓制度的影响(汉陵陪葬墓多在陵东)；从昭陵开始诸陵陪葬墓(除庄陵者在东北处外)出现在陵园的南和东南。这种变化是与唐陵坐北朝南的总体设计有关的。(11)因为陪葬墓位于帝陵神道左前方的布局思想实际上仍丝毫未变。
　　唐陵陵园平面形状大体都以南司马门为正门，南、北司马门联线为中轴线，呈左右(未必为东西向)对称布局(12)，这种设计思想明显地是受唐长安城(图6-9)布局的影响，该布局甚而影响到以后历代帝陵。其中平面为多边形的桥陵(图6-10)(13)、泰陵(14)、建陵(15)平面状似长安城。
　　在唐陵陵垣平面的东北角中有意突显大明宫之形状，尤其是桥陵陵垣的东南角往内凹，与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池处似。如果说这是一种巧合，那么桥陵东北部形状与大明宫的神似(16)，就不能不让我们对这一现象审慎起来。玄宫或许更大的可能性是模仿皇帝生时的居所，至少是以此为目的。惜其详今已不得而知，有待重见天日方才明了。
　　关于唐陵玄宫的形制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前后双室说”，此说由黄展岳首倡于1981年。黄氏认为从乾陵开始，唐陵墓室平面布局模仿皇帝内宫的建制，并以懿德太子墓为例具体阐述。结合懿德太子墓墓葬结构和平面布局，黄氏推论其“第一过洞就相当于宫城门，第二过洞相当于宫门，第三过洞相当于殿门。前墓室象征前朝，后墓室象征后寝”(17)。2000年，神目女士对乾陵玄宫进行推测，提出不同看法并描绘了一张示意图(图6-11)。(18)王双怀认为即使是大型单室墓也可能象征性地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19)王维坤认为在已经发掘的唐代墓葬中，无论是帝王陵墓，还是太子、公主墓，甚至包括一些大臣墓，迄今为止还尚未发现“前中后三室墓”的墓例，即便是“号墓为陵”的永泰公主墓和懿德太子墓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前后双室墓”的建制。据此，他进一步认定乾陵陵寝应为“前后双室墓”的建制，推测为前中后三室墓并不可靠。(20)
　　惠焕章、张劲辉则持第二种观点，即“前后左右四室说”。他们认为玄宫前室稍小于后室，而左右墓室位于前室两侧，比前后墓室均小。(21)据《新五代史》卷四〇《温韬传》载温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22)，南唐二陵后室便有两侧室，其须弥式砖台即为石床。从这个情况来看，此说亦有一定的道理。
　　第三种观点便是“前中后三室说”，此说以宿白为代表。宿氏根据西安地区唐墓的墓葬制度，结合文献记载以及明清帝王陵寝建筑形式，对唐陵玄宫的建筑形式做了推断(23)，认为唐陵玄宫与大明宫有着某种契合关系，即唐陵玄宫是前中后三室的制度。宿白认为唐代以后的帝陵皆为前中后三室墓，可能是受唐陵影响所致。宿氏推断唐陵地宫与大明宫有着密切关系。现不妨将这段文字迻录于此：
　　唐代地宫没有发掘过，如何考虑它的形制?首先可了解一下已发掘的五代时期较早的前蜀、较晚的南唐的陵内地宫的情况。成都前蜀王建永陵，是一个直筒式的前中后三室建置，南京南唐李昪、李璟两陵都是带有耳室的前中后三室。前蜀、南唐都号称继承唐制，这三座陵的地宫内都发现了唐陵使用的玉质哀册，号称继承唐制，也许是有些根据的。其次，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即圣、兴、道三宗的地宫都清理过了，也都是带有耳室的前、中、后三室。第三，宋陵地宫没有发掘，但明、清陵已发掘，清理了几座。北京明十三陵中的万历朱翊钧定陵地宫也是带耳室的前、中、后三室。清东、西两陵地宫有的清理了几座，有的遗留下当时建地宫的档案、模型，现以易县清西陵为例，仁宗颙琰昌陵地宫、德宗载湉崇陵地宫都设三重门直筒式三室，档案中记它们的名称，从前到后叫“明堂券”(前室)、“穿堂券”(中室)、“金券”(后室)。第四，墓葬仿居室，明清宫殿中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是外朝三殿(皇极[太和]、中极[中和]、建极[保和])、内廷三殿(乾清、交泰、坤宁)，唐大明宫中轴主殿也是三座(含元、宣政、紫宸)，大明宫内另一处重要宫殿——麟德殿更是前、中、后三个空间勾连接建，所以唐人又名之曰三殿。第五，佛教教主释伽牟尼从南北朝起即被比拟为人主，前些年陕西扶风法门寺佛舍利塔地宫，它的直筒式构造也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以上五例都可以作为我们推测唐陵地宫形制的参考，恰恰又都是前、中、后三室，又恰恰比上述I型墓(此指双室弧方形砖墓)多了一室。究竟如何，当然还需要后世考古发掘来证实。(24)
　　唐代地宫仿墓室建筑，法门寺塔基安放舍利的地宫，是模拟人间埋葬皇帝的最高规格的墓室构筑的。(25)而法门寺地宫便是前、中、后三室的形制(26)，由此视之，这个结论有其合理性。
　　总之，诸说都忽视了唐陵建制本身也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变化，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唐陵的整体布局思想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并非始终如一。唐陵地宫在某一阶段极有可能是前中后三室，这一点从文献记载以及后世帝陵地宫可以证明。同时，已经发掘的北京史思明墓(27)也可为补证，该墓大体可以看成一个前中后三个墓室的墓葬。1995年，陕西省考古所对靖陵做了考古发掘。(28)这是考古发掘的第一座唐代即位皇帝陵，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其具体形制。尽管其结果出乎意表之外，但正是这个意表之外益发使得其学术意义难以估量。它不仅展示了唐陵的一种状态，而且启示宜以一种动态的视角去观察唐陵陵制。如此才有可能避免陷于僵化的程式之中，也才有可能更近距离地触摸到历史的真实。唐僖宗靖陵只是单室土洞墓而已，估计昭宗、哀帝二陵的玄宫也不外乎如此。这种建筑形式应该是受制于晚唐的政治、经济情况。
　　不论如何，应该可以说在墓葬结构方面，唐代建立了帝陵前中后三室的制度。《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条称昭陵有“五重石门”，由此推测昭陵应该是前中后三室墓。通过对五代、赵宋帝陵规制的梳理，可以说唐陵建立了前中后三室的石室规制，并为后世所沿用。(29)唐陵玄宫石室规制应源于帝都三朝及其前、中、后三殿的建制。
　　太极宫在唐代政治中的地位毋需多言，大明宫的作用也毫不逊色。大明宫初建于贞观八年(634)，初名“永安宫”，后又数易其名，至神龙元年(705)又改为“大明宫”，此后其名始定。龙朔三年(663)大明宫落成，不久遂与唐代的政治生活不可或分，其“三朝”替代了太极宫的“三朝”。(30)自高宗以后诸帝，便经常居大明宫听政。这样，在唐陵玄宫模仿三朝建制并在陵园中特意突出大明宫的形状，其寓意便不言自明了。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昭陵六骏的做法，虽然仿自霍去病墓，但六马设置在九嵕山北司马门内。唐陵北门设置六马可理解为设计者是把帝陵作为帝都长安的缩影来安排的。(31)这一点在后来的唐陵陵园中一仍如是。
　　①《旧唐书》，页2679。另可参《新唐书》卷一〇〇《阎立德传》，页3941。
　　②有关阎立德和阎立本的研究可参：〔日〕长广敏雄《阎立德と阎立本について》，《东方学报》第29册(1959年3月)，页1—50；〔日〕田村孝弘《阎立德と阎立本について》，《东洋史苑》39号，1992年，页49—74。
　　③《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页72。
　　④刘向阳同上揭书，页173。
　　⑤《新唐书》卷一三〇《李尚隐传》云：“尚隐以将作少监营桥陵，封高邑县男。未几，进御史中丞。”页4499。
　　⑥《旧唐书》卷一〇〇《李杰传》，页3111—3112。《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庚午，葬睿宗于桥陵”条云：“御史大夫李杰护桥陵作，判官王旭犯赃，杰按之反为所构，左迁衢州刺史。”页6722。
　　⑦《新唐书》卷一二九《严武传》，页4484。
　　⑧《太平广记》，页1056。
　　⑨《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本纪》记载咸通十三年五月乙亥(872年6月15日)：“閤门使田献铦夺紫，配于桥陵，閤门司阎敬直决十五，配南衙，为受殷裕文状故也。”详页679。《资治通鉴》卷二五二(页8163)亦称“乙亥，閤门使田献铦夺紫改桥陵使，以其受殷裕状故也。”
　　⑩详本书伍《昭陵六骏与十四国君长像》。
　　(11)刘庆柱，李毓芳同上揭文，页245。
　　(12)唐陵埏道与神道存在不在同一直线上的现象。如，桥陵神道石刻皆为正南北方向，而埏道却是在北偏东5度的山脊上；昭陵神道方向为北偏东2度，其埏道则位于山脊上，也偏离神道；献陵封土较神道偏东；乾陵神道在埏道前偏西(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页59图20)。又，定陵、崇陵、景陵、贞陵神道皆为北偏西(见刘庆柱，李毓芳同上揭文，页224图四，231图七，235图九，241图一三)。有学者认为唐陵神道与埏道不在同一条直线上是因为地势的缘故。该观点值得商榷，很明显的反证就是献陵。献陵位于三原县徐木原上，地势极为平坦开阔，按理已经不再受地形地势的限制了。但实际情况如上所言的，献陵封土在神道的东部。唐陵仿帝都而建，故可能同样存在一个避开“泄气”、“冲”的原因。此堪舆术在隋文帝营建大兴城时便有之，隋文帝对宫城和皇城十分重视，设计依风水观念，下令宫城、皇城之南，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每坊但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而已，盖以在宫城直南，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详《长安志》卷七《唐京城·外郭城条》，《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页109下栏)在长安城布局设计中，该理念终唐一代得到沿袭，可为一证。
　　(13)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页56图二。
　　(14)泰陵的平面形状承蒙巩启明先生告知，谨致谢忱!
　　(1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年第7期，页32图一。1983年8月，张崇德等人请礼泉县城建局测绘队协助对建陵进行探测，在1961年陕西省文管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复查(张崇德《唐代建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页41—44、20)。文中称“整个建陵城垣建筑格局亦如京都长安。除青龙、白虎二门因受山地地形限制略有偏差外，其余都比较规正而对称”。惜文章没有出现建陵平面图。
　　(1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大明宫》，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11月，页2图一，页5图三。
　　(17)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页536。
　　(18)神目《神秘地宫，有此一说》，《各界特刊》2000年9月28日第1版。
　　(19)王双怀《唐陵〈地宫〉初探》，《故宫文物月刊》15卷12期，1998年，页128—133；又见所撰《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页98—99。
　　(20)王维坤《唐代乾陵陵寝制度的初步探讨》，《东方学报》第77册，京都，2005年3月，页377—440，特别是页391。
　　(21)惠焕章、张劲辉编著《陕西历史百谜》，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页221—222。
　　(22)《新五代史》，页441。
　　(23)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页47。
　　(24)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页47—48。
　　(25)杨泓《法门寺塔基墓发掘与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文物》1988年第10期，页30—31。
　　(26)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页94—106；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页1—2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局、扶风县博物馆《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4月，页10—38。
　　(2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页28—39。
　　(28)李建宁、樊英峰《陕西保护性发掘首座唐帝王陵》，《文汇报》1995年4月8日第4版。有关资料可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页185—190、图版说明页22。
　　(29)王静《唐墓石室规制及相关丧葬制度研究——复原唐〈丧葬令〉第25条令文释证》，页439—464。
　　(30)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175。
　　(31)详本书伍《昭陵六骏与十四国君长像》。
　　五 唐陵陪葬制度渊源
　　唐陵制度应该包括陵园、陪葬及石刻、玄宫等方面，这部分专门讨论其陪葬墓制度。
　　宿白认为“残存原始葬制的北魏洛阳北邙陵墓的布局，看来也影响了唐代的陵墓。李渊(高祖)献陵、李治(高宗)乾陵，特别是李世民(太宗)昭陵突出地集中了较多的陪陵墓，大约即渊源于此”①；陈安利亦认为从昭陵的安排可以看出其模仿北魏瀍西墓地布局原则占了绝大部分的比重。②这些观念需要进一步辨析。关于陵园制度，贞观九年(635)高祖李渊遗诏云：
　　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其陵园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③
　　又《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条云：
　　司空房玄龄等议曰：“谨按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伏愿仰遵顾命，俯顺礼经。”④
　　其实，赐功臣葬地始于汉代，这可在文献中得到反映。只是西汉对功臣所赐葬地并不大，有一定区域。从陵墓形制上看，不仅唐陵的封土形制与汉帝陵者有着很深的渊源，其陪葬墓封土形制也是如此。经调查知，西汉高祖长陵陪葬墓冢形常依地方而异，有单冢、双冢(并蒂冢)、三连冢等。⑤唐代坟墓形制和汉代相仿，以方为贵。如，乾陵的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等墓封土亦为覆斗形。此外，双冢、三连冢在唐陵陪葬墓中亦得到体现。如前所述唐陵陪葬墓的外形主要有对武臣一种特殊待遇的山形墓，墓为三冢相连，俗称“连三冢”。仿照汉茂陵卫青、霍去病墓的形制建筑，昭陵的李靖墓起冢象征燕然山、碛石山，李勣墓起冢象征阴山、铁山、乌德犍山。单一山形冢有2座，即阿史那社尔冢象葱山、李思摩冢象白道山。此外，献陵、定陵、桥陵以及庄陵等各有1座，崇陵有5座2冢相连的并蒂形陪葬墓。可见，这种模仿早从献陵就已开始了。这些在西汉高祖长陵上都可以找到源头。
　　关中西汉帝陵，除霸陵以外，其封土形式均为覆斗形，并在封土东、北方向为陪葬者开辟墓地，筑有高大封土。⑥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献陵陪葬墓均位于献陵东及东北方向，也就是献陵左侧。可以看出来唐高祖献陵在自己陵址的选择、封土的形制以及陪葬墓地的选择上都是对西汉关中帝陵的模仿和继承。
　　北魏迁洛后，选择瀍河以西为陵园之所。孝文帝长陵陪葬墓大体以长陵为中心而分布在陵址的西北、北、东和东南三面，主要位于长陵的南部。唐昭陵陪葬墓主人也是功臣密戚、妃嫔，也分布在陵山的北、南、东南、西南等方位，同样也主要分布在陵山南部。但是，昭陵仍有极少数的陪葬墓位于北山，这一点则是保持献陵的规划。比照北魏长陵、磁县东魏北齐皇陵⑦与昭陵陪葬墓地的安排便可以发现后者的渊源所在。就陪葬墓地的整体安排来说，唐陵主要是取法自北魏洛阳北邙陵墓、磁县东魏北齐皇陵陪葬墓地一脉相承的布局原则。
　　拓跋宏及其诸世子孙墓地中父子(女)墓葬的排列有四种方式。这四种方式是父为祖坟，子墓位于祖坟的左前方、左后方、右前方或右后方。而外围的帝族、勋旧等墓地的排列大约也不出此四种方式。⑧这些情况在昭陵陪葬墓地上也可以看到。如姜遐、姜简墓位于其父姜行本墓的左前方，豆卢仁业墓位于豆卢宽墓的右后方，宇文崇嗣墓位于其父宇文士及墓的左前方等。这种布局方式跟磁县东魏北齐皇陵陪葬墓地的布局无关。⑨东魏和北齐时期父与子、兄与弟的墓葬排列顺序如下：第一，父子墓序，长辈在南(前)，晚辈在北(后)；第二，兄弟墓序。除皇陵之外，一般自东向西布列。但有的亦由于地势原因，而有不同。从这看不出它与昭陵陪葬家族墓地安排的关系。因此，昭陵陪葬墓地的安排从整体到局部主要是效法北魏洛阳北邙陵墓陪葬墓的布局。
　　①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页51。
　　②陈安利《唐十八陵》，页237—238。
　　③《唐大诏令集》卷一一《神尧遗诏》条，页67。
　　④《唐会要》，页457。
　　⑤石兴邦、马建熙、孙德润《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页32—45。
　　⑥陈安利《唐十八陵》，页245—246。
　　⑦详本章所附《陵墓与政治——以永固陵与北朝帝陵为例》。
　　⑧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页49—50。
　　⑨马忠理《磁县北朝墓群——东魏北齐陵墓兆域考》，页67。
　　六 小结
　　综上，唐陵陪葬墓封土形制仿自西汉长陵；而陪葬墓制度则斟酌汉魏，具体地说陪葬墓地源自北魏在北邙所创立的原则。根据钻探、调查和解剖的情况来看，长陵陵园平面近方形，陵园四周构筑有夯土垣墙，垣墙外侧挖建壕沟，垣墙的正中开设陵门。垣壕与垣墙相距0.5～3米，断面为梯形，宽2～4米、深0.2～1.8米。①从垣壕环绕陵园的建制来看，北魏长陵陵园可能跟模仿洛阳城有关。②不知这个理念是否曾给予阎立德灵感?
　　模仿帝都长安城是唐陵的总体设计思想，这一点从昭陵陪葬墓地可以很明显地得到印证。昭陵陪葬墓地巧妙地通过墓主人身份及其墓位的有机结合，两度仿效唐长安城的宫城与皇城两部分。昭陵的这种表现手法虽然在后来的唐陵中未能得以再现，但这种内涵应依然被沿用。比如，从现有的几幅实测图可以明显地获得唐陵陵园模仿长安城平面的印象，而在唐陵中存在突出大明宫形状的现象，则使这一印象更为强烈。唐陵玄宫石室规制模仿三朝三殿建制的做法也支持了这一观点。李端《代宗挽歌》云：“祖庭三献罢，严卫百灵朝。警跸移前殿，宫车上渭桥。寒霜凝羽葆，野吹咽笳箫。已向新京兆，谁云天路遥。”③可知唐人也是将皇帝陵寝视作另一个帝都的。
　　①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北魏孝文帝长陵的调查和钻探——“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工作报告》，《文物》2005年第7期，页61；后收入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洛阳考古集成·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3月，页1145。
　　②详本章所附《陵墓与政治——以永固陵与北朝帝陵为例》。
　　③《全唐诗》卷二八五，页3266—3267。

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沈睿文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