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1．陵墓位置、名称与陵园形制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城东北22.5公里处的九嵕山主峰。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九嵕山主峰由九道山梁汇聚而成，山势突兀，主峰海拨1224.9米。地处泾河之阴，渭河之阳，南隔坦荡的关中平原与太白山、终南山诸峰遥相对峙。山峰东西两侧，沟壑纵横，层峦起伏，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昭陵以九嵕山主峰为陵，是李世民生前亲自选定的。唐王朝建国初期，李世民经常率军出征，他曾多次路过九嵕山；唐的统一大业完成后，他又经常在九嵕山一带畋猎，对这里的山川地貌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喜欢上了九嵕山。贞观十年(636)前后，唐太宗对侍臣说：“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工。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关于这条史料，《唐会要·陵议》记为贞观十八年。查《旧唐书·太宗本纪》、《全唐文》、《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均载：贞观十年十一月太宗首葬文德皇后于九嵕山后，于次年二月颁《九嵕山卜陵诏》，其内容与《唐会要》词条史料后所载内容相同。据此分析，笔者以为该条史料的年代应在高祖李渊葬献陵之后至文德皇后去世之前即贞观九年十月至贞观十年六月之间。)贞观十年六月已卯(二十一日，636年7月28日)，文德皇后长孙氏崩于长安城立政殿，唐太宗按照长孙氏“请因山而葬”、“俭薄送终”的遗愿，命人在九嵕山南腰开凿石洞，于其年“十一月庚寅(初四日，636年12月6日)，葬文德皇后于昭陵。”(《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新唐书·太宗纪》所记相同。《通鉴》卷194载：贞观十年“十一月，庚午，葬文德皇后于昭陵。”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知，贞观十年十一月丁亥朔，月内无庚午。《通鉴》“庚午”或为“庚寅”之讹，当从两《唐书·太宗纪》)并决定把昭陵也作为自己的“万年寿域”，等他驾崩后与皇后合葬。于是，在长孙皇后葬九嵕山后不久，既贞观十一年二月，颁发《九嵕山卜陵诏》，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649年7月10日)，太宗驾崩，高宗李治遵照太宗遗愿，葬太宗于九嵕山昭陵。
　　关于昭陵的陵名，文献没有专门的记载，古代谥法释“昭”字说：“圣文周达曰昭，明德有功曰昭”。现代史学者在评论中古前期和中期(5～15世纪)的世界历史时认为，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遥遥领先的国家，唐太宗是当时世界各国统治者中最富有生气和创见的政治家、军事家，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在巨大的历史舞台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等广阔的领域中，竖起如此辉煌和不朽的丰碑。显然，唐太宗葬地的定名，是选择了一个歌功颂德的富有喻意的美好字眼。
　　昭陵开创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埋葬的先例。所谓“因山为陵”就是选择一个自然山峰，从山腰南边凿石洞为埏道，在山峰的底部修造地下玄宫。从昭陵开始的这一埋葬模式，据李世民的说法旨在“不烦费人工”，“务从俭约”。从先葬文德皇后时的“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的数字来看，应当说是很俭约了，但李世民宣扬“薄葬”的目的并非“俭约”，而是为了使“奸盗息心”，免遭“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之难。昭陵从首葬文德皇后到埋葬太宗，营建了13年，其工程之浩繁，用工人数之多是可想而知的。据《唐会要·陵议》(卷20)记载，昭陵玄宫凿造于九嵕山主峰南坡半山腰间，“深七十五丈(约221.25米。唐代大尺合今约29.5厘米)为元(玄)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约339.25米。唐代一步等于五尺，每尺合今约29.5厘米)，始达元(玄)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文德皇后即元(玄)宫后，有五重石门，其门外于双栈道上起舍。”《新五代史》(卷40)记载，五代时，耀州(今陕西耀县)节度使(静胜军节度使)温韬，“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瑶)、王(羲之)笔迹，纸墨如新。”说明昭陵墓室内宽敞富丽，几同于皇宫。
　　2．礼制建筑
　　昭陵自贞观十年首葬文德皇后长孙氏到贞观二十三年葬李世民，营建了13年。这13年间，在陵山周围营造了规模宏大的地面建筑群(现知陵园的重要建筑群遗址有4处，即九嵕山南侧偏东的司马门及献殿遗址、西南侧的寝宫遗址、北侧的北司马院遗址、山腰南侧和北侧的石室遗址)。
　　从埋葬文德皇后起到太宗入葬时，于玄宫门外沿山腰建有房舍，山顶上筑游殿，以供墓主人的灵魂游乐。因山南地势陡峭，往来不便，又缘山崖凿石孔，立铁桩，架石板作为栈道，栈道绕山腰长230步(约339.25米)，悬绝百仞，盘曲而上，直达玄宫门，使“宫人供养如平常”。后来，为了墓葬的隐秘安全，使之“固同山岳”，又将栈道拆除。从此，“陵寝高悬，始与外界隔绝。”唐代诗人杜甫(712～770)《重经昭陵》诗曰：“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全唐诗》卷225)描述了昭陵玄宫高悬凌空的景象。
　　昭陵陵山四周原有城垣环绕，四隅建有角(阙)楼，东、西和南、北两角楼之中间各开一门，南曰朱雀门，北曰司马门。陵园内主要有献殿、北司马院、寝宫(下宫)等辉煌建筑群。
　　献殿位于陵山南侧朱雀门内，是供祭日上陵朝拜、祭献和陈列死者生前用物的地方。据《昭陵志》载：“高力士于太宗献殿见小梳厢一，柞木梳一，黑角篦子一、草根刷子一。叹曰：‘此先帝首创义旗，新王皇极，遂身服用，惟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唐人郭湜《高力士外传》载：“高力士于太宗陵寝宫，见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叹曰：‘先帝首建义旗，新正皇极十有余载，方致升平，随身服用，惟留此物，将欲传示孝孙，永存节俭。’”)今当地群众俗称之砖瓦岭，即为昭陵献殿遗址。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残存的两个阙基和成堆的断砖残瓦。献殿遗址曾出土了一件古建筑脊饰实物——鸱尾，该鸱尾弯弓高直，体高1.5米，长1.O米，宽0.65米，重约150公斤。由此，我们可推想当年献殿建筑的高大雄伟。
　　北司马院，位于陵山之北，是一组完整的南北向轴对称建筑群，南北纵长86米，东西最宽处61米。后世文献称为祭坛。唐代营建昭陵时，并无祭坛。唐代中期以后，历代帝王祭陵时，由于去献殿的山路崎岖难行，便改在北司马院进行，久而久之，人们便把这里称为祭坛。闻名中外的昭陵六骏和十四国酋长石刻像就列置在祭坛上，今祭坛遗址清晰可见，石马和部分石像的基座及后世帝王祭陵时所立的石碑多数保存完好。
　　2002年8月至2003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考古队对北司马院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清代在这里建成的祭祀建筑群，叠压在唐代北司马院建筑遗址之上。发掘资料显示：清代祭祀建筑由长方形的砖砌围墙环绕，从北向南依次为山门、砖铺道路、偏殿、大殿和清代放置“六骏”的庑房等建筑遗迹。遗址范围南北长95.5米，东西宽54.5米，依山势分为五个台阶。遗址内的唐代残瓦断砖，俯拾皆是。在一些唐砖上戳印有工官或工匠名字的陶文，如“官匠张”、“工匠郑”、“官罗通”等等。
　　叠压在清代祭祀建筑群遗址下的唐代昭陵北司马院建筑遗址，是一组完整的轴对称建筑群，分布于九嵕山北侧山坡的三个小台地上，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第一台地从北向南依次为三出阙台基一对，南北长10米、东西宽5.7米的长方形建筑台基廊址一对(推测或为列戟廊)，殿堂式门址，北围墙及砖砌排水沟。在北围墙外发现小型建筑4座。第二台地以上仅残存西侧建筑遗迹，从南往北依次为偏殿、方形小建筑、阶梯状长廊。建筑外环绕带铺砖散水的夯土墙。在遗址南部两侧发现4座小房基址，其位置偏离主体建筑，也不符合中心轴对称的统一规划，其性质、用途有待研究考证。位于第一台地上的殿堂式门址，面阔五间，进深两间，残存有夯土台基，夯土墙、砖铺散水、柱础石、门砧石。中间三间开三门，东西两间分别有隔墙分为南北间，与东西两端的夯土围墙相接。这种殿堂式门址与唐长安城大明宫玄武门的内重门结构基本一致。位于第二台地上的阶梯状长廊为唐代放置“十四国蕃君长石雕像”的基址，其进深一间，面阔七间，残存有柱础石和置于原位的石像座。发掘出土的唐代遗物以各类建筑材料为主，包括大量的筒瓦、板瓦、瓦当、鸱尾残片和条砖、方砖。砖瓦上的工匠姓名戳印有60余种，如“官某某”、“官匠某某”、“匠某某”、“官”等等。筒瓦的瓦唇上还出现较小的“官”字。特别重要的是，在出土的石刻文物中有4件“昭陵六骏”的残块，其中有2件残块已与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青骓”、“什伐赤”的残损部位相拼接；另有“十四国蕃君长石像”残躯、残头和带题铭的像座残块20余件；还新发现唐肃宗李亨至德二年(757)立的告祭碑一通。
　　寝宫(或称下宫)是供墓主人灵魂饮食起居、后世帝王谒陵时驻跸沐斋、守陵官员和日常侍奉人员居住的地方，其遗址位于陵山南垣墙外偏西南角处。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近年调查，宫城遗址南北长301米，东西宽238.5米，外围墙墙基宽约3.5米，整个范围略呈一比较正规的长方形，总面积约71800平方米。“宫城内的建筑由南到北共有三组，基本呈中轴对称的建筑格局。最南端的一组建筑基本呈哑铃状，中间为东西向的长条状建筑，东西长73米，南北宽15米。长廊东边显示出一座用围墙围起的小院落，西边是一座面积较大的长方形建筑，南北82米，东西52米。第二组建筑位于宫城中间，是面积较大的建筑遗迹，平面长方形，东西59米，南北38米。该组建筑和南端的第一组以及两边的长条状建筑共同围成一个东西71米，南北44米的大型长方形广场，广场普遍存在较坚硬的踩踏面。第三组建筑位于北端，形状近似不规则的‘凸字形’。”宋敏求《长安志》卷16记载，昭陵寝宫原在山上，唐德宗李适贞元十四年(798)遭野火焚毁，由右谏议大夫崔损主持，移建于陵山西南十八里的瑶台寺旁边，当时造屋378间(《旧唐书》卷136《崔损传》记为五百七十间)。
　　

唐代帝王陵墓（修订本）/刘向阳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