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昭陵由于陵南为陡山，石刻集中布置于陵山北阙前，其东西两庑陈列太宗生前所骑乘的六匹战马——昭陵六骏；北司马院内陈列唐高宗永徽年间所刻十四尊蕃酋长石像。两组石刻真实地反映了太宗李世民创建唐王朝的功绩和与周边国家、民族的友好关系。
　　1．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削平群雄建立唐王朝的征战中所乘六匹坐骑的写真石雕，是中外闻名的浮雕艺术作品。贞观十年(636)十一月，文德皇后长孙氏葬昭陵后，李世民为了夸耀自己在创建大唐江山中的武功，宣扬英勇，诏令著名的工艺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把他在初唐征战年代骑过的六匹战马绘成图样，用大块青石刻成浮雕，陈列在陵山北阙。石刻六骏原列置于北阙前的石基上，后世整修时移置于北阙东、西的两庑之中。由南往北，东庑依次是特勤骠、青骓和什伐赤；西庑依次为飒露紫、拳毛*(左马右呙)和白蹄乌。六骏分别雕凿在六块巨大的长方形青石屏上，石屏右上角或左上角有唐太宗自题四言赞美诗，由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577～641)隶书书写。
　　白蹄乌
　　据《全唐文》(卷10)收录唐太宗昭陵《六马图赞》记载，骏马“白蹄乌”是武德元年(618)九月至十一月间，李世民与薛仁杲(薛举之子)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东二北)作战时的坐骑，列于陵山北阙西侧三骏之末位(由南往北排列)。该马通身毛色纯黑，四蹄俱白。隋大业十三年(617)四月，薛举、薛仁杲父子在金城(今甘肃兰州市)郡起兵。七月，薛仁杲称帝。十二月，薛举父子出动10万大军，想趁李渊父子立足未稳，夺取关中长安。次年六月，薛军占领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五里)，后一直开到豳州(今陕西彬县)、岐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唐高祖李渊封李世民为西讨元帅，出兵抗击。两军在高摭城(今陕西长武县北)一带相持了两个多月。十一月，薛军粮草不济，军心浮动，进退两难。李世民看准战机，连夜调兵遣将，趁机内外夹攻。李世民先用少量兵力在浅水原诱敌，拖住薛军精锐罗侯部，然后出其不意，亲率劲旅直捣敌后。他骑着“白蹄乌”，只带了数名精锐骑兵，率先杀人敌阵，薛军大乱，兵卒向折摭城(今甘肃泾川县东北)溃逃。为彻底消灭敌人，李世民又催动“白蹄乌”，带领两千余名骑兵紧紧追赶，一昼夜奔驰二百多里，把薛仁杲败军围定在折摭城内，扼守关口要道，迫使薛仁杲率残部开城投降。浅水塬大战奠定了唐王朝立足关陇的政治经济基础。石刻“白蹄乌”筋骨强健，四蹄腾空，鬃鬣迎风，呈疾速奔驰之状，足见它当年载着李世民在黄土高原上急驰，追击薛军的情景。唐太宗给它题的赞语是：“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关于“白蹄乌”的命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持是一匹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骏马的说法。但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作为“天可汗”唐太宗赫赫战功的赞美之称和坐骑专名，“白蹄乌”的命名不足以说明李世民丰功伟绩的含义。他认为，“白蹄”二字来源于突厥语“bota”，意为幼马或幼骆驼，是“少汗”之意。“白蹄乌”应是一匹冠以突厥语“少汗”之意的荣誉性专名的坐骑，“在立有战功的黑马名称前带有赞美的称衔或加诸各种高贵的官号，其象征意义不仅符合突厥歌颂上层领袖坐骑的习俗，而且也符合唐人颂扬圣皇名君的传统作法。所以，突厥语‘少汗’(bota)应该是汉语‘白蹄’真正的原意。”(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下文所引葛论出处相同)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认为，葛先生之论当是。
　　特勤骠
　　骏马“特勤骠”是武德二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李世民消灭割据马邑(今山西朔县境)的刘武周势力，收复河东失地时，与刘武周大将宋金刚等作战时的坐骑，排列于昭陵北阙东侧三骏之首位。此马毛色黄里透白，喙微黑色。刘武周(?～622)本隋河涧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随父迁马邑。后任马邑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617)杀太守王仁恭，自任太守，遣使附于突厥，受封为“定扬可汗”，割据马邑。武德二年三月，乘唐军与薛仁杲作战之机，勾结突厥向南侵扰。其将宋金刚部数日间攻陷介州，唐军数败。守御太原的齐王李元吉弃城逃回长安。于是，刘武周、宋金刚占据了唐在山西的大片土地和军事要地太原。高祖李渊大惊，打算放弃黄河以东地区，收兵镇守关中。惟李世民坚决反对，他认为失掉了河东，关中就孤立了，只有消灭刘武周势力，收复河东失地，才能久据关中。李渊遂派李世民带兵狙击。十一月，李世民率众直趋龙门关，渡黄河，连挫刘武周军前锋。唐军在柏壁(今山西新绛县西南)集结，与宋金刚对垒。李世民采用“坚营蓄锐，以挫其锋，粮尽计穷，自当遁走”的战略战术。武德三年二月，宋金刚军果然粮尽计穷，军心动摇，李世民率大军乘机穷追猛击，在消灭宋金刚、寻相、尉迟敬德等刘武周势力中，李世民骑着“特勤骠”，曾一昼夜间急追二百多里地，交战数十次。在雀鼠谷(今山西介休县西南)西原，一天连打八次硬仗。这次追歼，李世民曾一连两天水米未进，三天人没解甲，马没卸鞍。石刻“特勤骠”体形健壮，腹小腿长，属突厥名马。这种马是典型的锡尔河流域的大宛马，即汉代著名的“汗血马”，也是隋唐时期中原人寻觅的神奇骏马之一。研究者认为，“特勤”是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号之一，其地位次于叶护和设，只统部落，不领兵马。“唐太宗以突厥‘特勤’官号来命名自己的坐骑，不仅仅是为赞扬名品良种的骏马，更重要的是以突厥赞美英雄、勇士的风俗来纪念和炫耀自己的辉煌战绩。”突厥多以王室子弟为“特勤”，“特勤骠”亦可能是突厥可汗的一个子弟进献的。它载着李世民驰骋汾晋，为收复大唐王业发祥地——太原和河东失地，立下了战功。因此，唐太宗李世民称赞它：“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
　　飒露紫
　　“飒露紫”是李世民东征洛阳，铲平王世充势力时的坐骑，列于陵园北阙西侧三骏之首位，前胸中一箭。“飒露紫”是六骏之中惟一旁伴人像的。据《旧唐书·丘行恭传》(卷59)记载，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邙山的一次交战中，为了探清对方实力，他自己跨上“飒露紫”、只带了数十名骑兵，猛冲敌阵，杀开一条血路，一直冲到敌阵背后。因为来势太猛，王世充军被冲得晕头转向，一片慌乱，几乎无人敢挡其锋。李世民只顾猛冲，和随从将士失散，只有将军丘行恭一人紧随其后。突然，一条长堤横在面前，围追堵截的王世充骑兵又一箭射中战马“飒露紫”，在这危急关头，大将军丘行恭急转马头，向敌兵连射几箭，随即翻身下马，把自己的坐骑让与李世民，自己一手牵着受伤的“飒露紫”，一手持刀和李世民一起“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回到营地，丘行恭为“飒露紫”拔出胸前的箭之后，“飒露紫”就倒下去了。李世民为了表彰丘行恭拼死护驾的战功，特命将拨箭的情形刻于石屏上。石刻“飒露紫”正是捕捉了这一瞬间情形，中箭后的“飒露紫”垂首偎人，眼神低沉，臀部稍微后坐，四肢略显无力，剧烈的疼痛使其全身颤栗，旁伴的丘行恭正在拔箭。这种救护之情，真乃人马难分，情感真挚。李世民为其题赞文曰：“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关于“飒露紫”的含义，人们一般依据唐太宗所题的赞语“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来描绘这匹坐骑像一只轻健飞奔的纯紫色燕子。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飒露”一词来源于突厥语，将“飒露”的读音还原为唐代域外的非汉语词汇时，对应汉泽为“沙钵略”、“始波罗”。在《通典》(卷197)所载突厥十等官号、《隋书》纪传等文献及突厥碑铭中，“沙钵略”和“始波罗”常被突厥人用作为领袖的荣誉性称号，并将其“勇健者”称为“沙钵略”和“始波罗”，是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号之一。用突厥汗国的荣誉性称号和高级官号来称唐太宗的坐骑，既符合对突厥汗国“勇健者”的赞颂，又能表达唐太宗李世民初唐征战疆场的丰功伟绩，体现了唐太宗对突厥“沙钵略”、“始波罗”者的敬佩之情。所以，“飒露紫”的含义应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
　　青骓
　　“青骓”为一匹苍白杂色骏马。据岑仲勉、葛承雍等先生考证，有可能是来自西方“大秦”国的骏马，“青骓”之“青”不是泛指一种颜色，而是来源于突厥文“cin”或“sin”，在汉语中音写为“秦”，“秦”、“青”同音，故称之。据文献记载，骏马“青骓”是李世民和窦建德(隋朝末年河北、山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在洛阳武牢关交战时的坐骑，列于昭陵北阙东侧三骏中间。武牢关大战，李世民最先骑上“青骓”马，率领一支精锐骑兵，似离弦之箭，直入窦建德军长达20里的军阵，左驰右掣，打跨了窦建德和十几万大军，并在牛口渚(今河南省汜水县西北12.5公里处)俘获了窦建德。一场大战下来，骏马“青骓”身上中了五箭(前边一箭，后面四箭)，都是从迎面射来的，足见它奔跑起来迅猛异常。石刻“青骓”呈疾驰之状，显示出飞奔陷阵的情景。武牢关大捷，使唐朝初年的统一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李世民称赞“青骓”马：“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什伐赤
　　“什伐赤”是一匹纯赤色骏马，排列于昭陵北阙东侧三骏末位。关于“什伐赤”的名称，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认为：“什伐”或译作“叱拨”，是波斯语“阿湿婆”的缩译，即汉语“马”的意思(见原田淑人《东亚文化研究》，东京座右宝刊会1944年版)。按原田淑人的说法，这匹马是用波斯语命名，那么“什伐赤”和“桃花叱拨价最殊”(唐代诗人岑参诗句)、“紫陌乱嘶红叱拨”(唐代诗人韦庄诗句)中的“叱拨”马，都应是来自西域波斯(今伊朗)的名马。美国学者费赖伊(R.N.Frye)研究指出，“叱拨”是粟特人主要用来对马的称呼。蔡鸿生先生论证后也认为“叱拨”或“什伐赤”均为大宛的汗血马(蔡鸿生《唐代汗血马“叱拨”考》，见《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什伐赤”是用突厥官号命名的一匹坐骑。他认为，“什伐”来自突厥语，应对音转译为汉文“设发”，而“设”又有“杀”、“察”、“沙”等异译。据《通典·突厥上》注释和《旧唐书·突厥传》等文献记载，“设”是突厥别部领兵的将领。任“设”者都是可汗的直系亲属，即所谓“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通典》卷197《突厥下》)，地位在可汗、叶护之下，可以建立牙帐，率领精锐兵马二万人左右，专制一方。尽管学术界对“设发”的对译与含义有许多不同观点，但大家都公认“设发”或“设”、“失”等是突厥的高级官号。因此，“什伐”就是“设发”(或失发)的异译，昭陵六骏之“什伐赤”当是用突厥官号命名的一匹坐骑(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据文献记载，骏马“什伐赤”是李世民在洛阳城外、武牢关前和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又一匹坐骑。在激烈的战斗中，“什伐赤”身中五箭，而且都在臀部，其中一箭是从背后射来的。石刻“什伐赤”呈带箭飞奔的形象。李世民为其题赞语曰：“瀍(瀍河，水名，在河南省洛阳)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拳毛*(左马右呙)
　　“拳毛*(左马右呙)”是李世民武德四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平定河北，与刘黑闼(原窦建德部将)在洺水(即漳水，在今河北省曲周县境内)作战时所乘的一匹战马，列于陵山北阙西侧三骏石刻中间。马黑嘴头，周身旋毛呈黄色，原名“洛仁*(左马右呙)”，是代州(今河北代县)刺史许洛仁在武牢关前进献给李世民的坐骑，故曾以许洛仁的名字作马名。许洛仁死后陪葬昭陵，其墓碑上就记载着武牢关进马之事(见《昭陵碑石》《许洛仁碑》，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后人或因马周身旋毛卷曲，又称“拳毛*(左马右呙)”。一般认为，马身若有旋毛是贱丑的，但此马矫健善走，蹄大快程，贵不嫌丑，故用“拳毛”作马名，以表彰唐太宗不计毛色，不嫌其丑，善识骏马的眼光。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拳毛”音源于突厥文“khowar，kho”，汉文在《北史》中称为“权于麾国”，在隋唐古音中语音对译极为类似。所以，“拳毛”的标准译名应源于“权于麾”。由此可见，“拳毛*(左马右呙)”有可能是从“权于麾国”来的或者是一匹与“权于麾国”种马通过人工杂交方式培养出来的大良马。“拳毛*(左马右呙)”是太宗李世民的坐骑，在初唐平乱中与李世民立下了大功。唐初武牢关大战后，李渊父子残害了窦建德夫妇，加之，唐朝一控制河北，就实行了高压统治。窦建德原部将范愿、高雅贤怀着复仇的目的，推举刘黑闼为首领，在河北一带起兵反唐。他们攻城陷郡，势如破竹，打败了唐朝著名将领李勣，俘虏了勇猛过人的唐将薛万彻、薛万备。约半年时间，收复了窦建德原来在河北一带占据的大部分土地。
　　武德四年十二月，李世民又一次奉命出征。他采用坚壁挫锐，断粮筑堰的办法，逼迫刘黑闼率两万骑兵南渡洺水，与唐军殊死决战。这次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李世民的坐骑“拳毛*(左马右呙)”竟身中九箭(前中六箭，背中三箭)，战死在两军阵前。石刻六骏中，李世民给它题的赞语是：“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孤矢载戢，氛埃廓清。”把它比作神马。唐代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中也曾提到过“拳毛*(左马右呙)”，诗曰：“昔日太宗拳毛*(左马右呙)，近时郭家狮子花。”狮子花是唐代宗时范阳节度使李德山进献给代宗李豫的一匹骏马，这匹马体毛卷曲似鱼鳞，通体有九道花纹，所以又叫“九花虬”。唐代宗把这匹马赐给了汾阳王郭子仪。诗人把“拳毛*(左马右呙)”与“九花虬”并提，说明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唐太宗李世民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南征北战，其赫赫战功与他的坐骑密不可分。在文德皇后葬昭陵后，他即诏令雕刻自己在初唐征战时的六匹坐骑，借骏马以炫耀自己的战功伟绩。据葛承雍先生研究，唐太宗的这一借骏马讴歌帝王英雄的壮举与突厥人的丧葬习俗和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他指出，马为骑射民族的生活与征战提供了条件。古突厥人一生与马为伍，他们在马上建立了庞大的突厥汗国，在突厥人的丧葬仪式中，以马陪葬英雄是其民族特点。在目前发现的古突厥碑文中，每叙述战争胜利时，必涉及可汗或英雄在战役中所乘之骏马及其技巧，并冠以坐骑荣誉性名号，把马的战死作为一件大事记录下来，在可汗或贵族葬仪中更重视良马的象征意义，正是骑射民族的特色与风俗。他还指出，突厥人对高山的崇拜与其对祖先的崇拜习俗影响了唐初的陵墓制度。突厥人认为“祖先亡灵的理想住宅是高地或最好是高山，因为在高山上容易接受天神(即日神)的照耀”，“拜山即拜祖，因之山神在突厥神灵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而突厥这种风俗影响到唐，使唐太宗‘依山为陵’‘旁凿石窟’修建昭陵。中国陵墓制度中‘依山为陵’创始于唐太宗，无疑是受突厥信仰风俗的浸染”。另外，唐太宗李世民身经百战，骑过的战马无数，而在昭陵，单单选择“六骏”来旌表战功，每边三幅浮雕陈列，这也与突厥人信仰祆教(拜火教)有关。起源于波斯和中亚的祆教于公元518年前后(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唐贞观五年(631)曾建寺于长安，名“波斯寺”。“而祆教古经《阿维斯塔》及其他文献中反复出现神秘数字‘三’及其倍数，含有‘无限多’的寓意，如六天神、六季、六节、六桥、六百男女等等，属于琐罗亚斯德教神话的原型数字，这与昭陵六骏又非常吻合。特别是用马来歌颂‘得灵光神助创业立国的帝王’是祆教神光的基本内容，赞颂战马具有武士的功能。如果昭陵六骏是祆教祭司共同参与的杰作，将唐太宗歌颂为‘永生的圣者’，也是符合祆教进入中国后鼓吹君权神授‘灵光说’思想以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
　　昭陵六骏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在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都是一个创新，它吸取了佛教雕刻艺术的减底浮雕手法，各有姿态，各具性格；风采独特，质朴雄健；棱棱露骨，栩栩如生，是唐代石雕艺术的珍品和华夏文物的稀世珍宝，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鲁迅先生曾称赞说：“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鲁迅《坟·看镜有感》。此文初载于1925年3月2日《语丝》第16期)
　　由于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回定乾坤、统一天下的坐骑，并且出于李世民这一气度不凡的古代帝王的不同凡响的构思和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的精心设计，出于古代工匠们精湛的雕刻技艺和传神的石雕艺术魅力，六骏遂被人们视为神圣之物。传说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治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发动叛乱，率15万大军直扑唐京都长安。次年六月，唐将哥舒翰与叛将崔乾祐在潼关以东的灵宝西原大战，叛将崔乾祐忽然看见前方黄旗招展，飞沙走石，杀出骑兵数百队，叛军仓皇自溃，崔乾祐落慌而逃。唐军金鼓偃息，骑兵队焉然消失，不知去向。后来，昭陵守陵官奏报朝廷说，潼关交战那天，昭陵石马、石人皆汗湿欲滴。这显然是说，六骏显灵神驰，参加了潼关大战。宋代苏门四学士(宋代秦观、晁补之、黄庭坚、张耒四人皆从苏轼游，合称“苏门四学士”)之张耒(1054～1114)作《昭陵六骏》赞曰：
　　天将铲隋乱，帝遣六龙来；森然风云姿，飒爽毛骨开。
　　飚驰不及视，山川俨莫回；长鸣视八表，扰扰万弩骀。
　　秦王龙凤姿，鱼马不足摧；腰间大白羽，中物如风雷。
　　区区数竖子，缚取若提孩；手持扫天帚，六合无尘埃。
　　艰难济大业，一一非常才；惟时六骥足，绩多英卫陪。
　　功成锵八鸾，玉辂行天街；寂寞昭陵阙，古石满苍苔。
　　据《礼泉县志》载，清人张弨曾作《昭陵六骏赞辩》，言其曾亲临昭陵考察，“登九嵕甬道，恭谒殿前，上下历览……及审视六骏，其制琢石如屏风，每方高四尺五寸，广五尺五寸，厚一尺，周遭边界棱起，马身半凿空处，刳下三寸。西第一四蹄端立，有马圉前立拔箭。东第一、西第二则三蹄立，前左一蹄作驰势，余三则绝尘而奔。各马头之上一隅留石一尺，正方，与边界相平，隐隐有字迹，是当日刻赞处也。下座每边三马相连，各离尺许，其置一座，座面之石即与地平，合缝有铁锭连属……”。说明此时六骏仍然屹立在昭陵北阙祭坛之上，惟题刻赞语字迹漫漶，大多不可辨认。
　　可惜的是这批弥足珍贵的艺术品，在20世纪20年代却遭到被盗卖的厄运。关于昭陵六骏被盗卖的经过，郭琦、李新民、武伯伦、傅振伦等有关专家的记述不尽相同。民国三年(1914)，闻知昭陵六骏盛名的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与卢芹斋·中国艺术公司敲定了盗卖全部昭陵六骏群雕的生意，遂后即派文化奸商毕士博(Bishop，或译作卑斯薄、卑士薄)来华预谋盗运这一组大型文物。这位披着“汉学家”、“考古学家”外衣的文化劫掠分子和在北京琉璃厂开“卢芹斋”的大古董商黄诃舫联系后，黄即托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写信，介绍毕士博来陕结识陕西督军陆建章(字朗齐)。在陆建章和地方官吏的包庇下，以24万银元盗卖了六骏中最优秀的两骏，即“飒露紫”和“拳毛*(左马右呙)”。于右任先生诗句“石马先群超海去”说的就是此事。
　　需要说明的是，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飒露紫和拳毛*(左马右呙)，并不是由礼泉昭陵直接盗运出境的。据《苏庵杂志》(卷3)“昭陵六骏”条和《西北革命史征稿·张云山传》记载，辛亥革命后，曾任陕西军政府兵马大都督的张云山(陕西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尝取六骏之二(飒露紫和拳毛*(左马右呙))移置旧督署(时俗称南院)。迨至陆建章督陕后，张云山被削夺兵权，改任陕北镇守使。陆建章见张云山“位隆而财多”，遂多方设障不许其赴任。张云山为保全自己的性命，遂将二骏石雕送予陆建章。陆建章接到袁克文的信后，为表效忠袁世凯之心，接受了袁克文的嘱托，帮助毕士博将二骏盗运出境。按《苏庵杂志》的作者宋联奎，也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元老之一，民国三年(1914)任陕西巡按使，与张云山为同事。其著文所述张云山移置昭陵六骏之二于南院之事，必亲历亲见，当是实录无稽。
　　民国七年(1918)夏秋之交，毕士博再次来华，企图盗运其余四骏。他又勾结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字伯生)之父丝绸商人陈配岳，协助他办理偷运事宜。由于上次盗卖事件败露，经办人遂向群众谎说将此四骏运往省城保存，但礼泉爱国人士很不放心，便一直跟随载运大车。他们沿渭河行至西安城北草滩(即位于西安城正北的古草滩镇码头，今西安市草滩街道贾家滩村一带)时，竟把四骏浮雕锯成小块装箱，准备从水路偷运出境，此事幸被民众发觉，贼船到潼关时即被截住(一说是在西安草滩码头装船时就被群众扣留)。这时，驻渭河北与北洋军阀对立的靖国军闻知此讯，他们立即张贴布告，谴责陈树藩盗卖国宝，出卖祖先文物等等。陈树藩得知此事是他父所为，便将其父的马弁痛打一顿，并命将四骏碎块运至西安图书馆保存。美国文化奸商盗运其余四骏的阴谋才未得逞。四骏虽得以保存，但已不完整。《礼泉县志》载邑人曹骥观《昭陵六骏歌》，表现了人们对这件事的痛惜心情，歌曰：
　　唐家创业扫群雄，马上得之为太宗。
　　真人出世姿神武，驰骋纵横驾六龙。
　　六龙神骏皆汗血，陷阵冲锋惊电瞥。
　　双瞳垂镜权协月，五花连钱蹄蹴铁。
　　擒充戮窦西复东，飞镞血溅鬃毛红。
　　帝嘉汝绩传不朽，制赞图形召石工。
　　琢成玲珑气深稳，丹青惟数阎立本。
　　立仗永置昭陵宫，万岁千秋表忠悃。
　　于今陵殿久无主，瓦败颓垣窜狐鼠。
　　独留六骏尚嘶风，犹指唐家一抔土。
　　何物奸人居奇货，大车捆载咸阳过。
　　纵说神物有护持，到此已嗟缺两个。
　　我家结庐嵕山阳，儿时习见真乘黄。
　　今日重逢长安市，感时抚事增忧伤。
　　吁嗟呼!
　　金人辞汉泪犹流，应知六骏多烦忧。
　　歌罢不禁三叹息，恍睹石马向我齐昂首。
　　建国以后，四骏石块移交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展。今天我们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陈列室看到的六骏中，“飒露紫”和“拳毛*(左马右呙)”为复制品，其余四骏是由碎石块重新拼接起来的。历尽磨难的石刻六骏上的题字已看不到了，马的细部也看不清了。所幸的是，北宋陕西转运使游师雄元祐四年(1089)所立的《昭陵六骏碑》缩小了原来六骏浮雕的形状，用线刻的手法记录了六骏浮雕的细部，同时刻录了六骏的名称、毛色特点、参加的战役和唐太宗六马赞全文，成为研究六骏的极有权威的资料。今天广为流传的昭陵六骏图形，特别是鞍鞯细部和中箭的位置，都是以游师雄所立碑石上的线刻六骏为蓝本的。
　　2002年9月，供职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以下简称宾大博物馆)的周秀琴女士，应西安碑林博物馆之邀，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关于昭陵两骏流失美国的全部资料和自1995年以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结果重新整理，撰成《昭陵两骏流失始末》(以下简称周文)一文，刊于《碑林集刊》[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9月版)之上。周文公开了昭陵两骏离开昭陵、西安与北京之始末；两骏入藏宾大博物馆之经过以及卢芹斋、毕士博与宾大博物馆等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希冀有助解开扑朔之谜，并促进对昭陵六骏的讨论与研究，以增进中美博物馆之间的相互了解。”同时将其中的待解谜团提供给昭陵六骏的研究者，以待有关专家考证。笔者辑录周文有关资料，以飨读者。
　　据周文介绍，最早垂涎昭陵六骏的是法国巴黎商人保尔·马龙(Paul Mallon)，他拥有的中国印度支那进口公司(Importation de Chine et deslndes)亦从事进口中国古董的生意。1912年，在京的马龙合伙人格鲁尚(A．Grosjean，法国古董商)抢在德国古董商阿道夫·沃什(Adolf Worth)和马塞尔·宾(Marcel Bing)的进货员达尔美达(d' Almeida)之前，派遣了一位名叫戈兰兹(Galenzi)的助手去昭陵，“指示他以最快的速度最妥的方式将石骏运出当地。”1913年5月，石骏被运出昭陵。途中，运输队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拦击，石骏被推下山崖摔碎。民众将没收的残碎石骏托交西安图书馆保存，后被陕西督军张云山占有，并移置长安旧督署(俗称南院)。1914年陆建章督陕，张云山被削夺兵权，为图保全，张遂拿两骏去讨好陆建章。两骏又转到陆建章手中。与此同时，欲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北京筹建“袁家花园”，与袁家二少爷袁克文结好的北京延吉斋老板赵福龄(1881～1936，字鹤舫；一说黄鹤舫)，“主动向袁克文提出要为花园建造出点力，计划从外地运些奇花异革、怪石古树，需要封条作护，袁府的封条如同‘皇封’，两骏畅通无阻地抵达北京。”(见陈重远《文物话春秋》，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笔者推测，作为古董商的赵鹤舫深知稀世之宝“昭陵六骏”的文化艺术价值，他在向袁克文讨要封条时，可能早已窥中了存放于西安的昭陵两骏。有了给“袁家花园”运“奇花异草、怪石古树”的托词和封条，加上陆建章为表效忠袁世凯之心，又受袁克文的嘱托，两骏自然就会“畅通无阻地抵达北京”，转入赵鹤舫的手中，其中也可能隐藏着赵欲据为已有的用心。两骏运抵北京的时间，当在1915年初。
　　两骏“抵达北京数月后，由他人转卖给我们。”这是卢芹斋1927年9月10日致宾大博物馆董事会会长哈里森(Charles Custis Harrison，1844～1929)博士的信函中说的。卢芹斋(1880～1957)于1900年左右到法国巴黎求学经商，在同乡、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提携和投资下，卢与几位驻巴黎的中国使馆人员一起开办了通运古玩公司，后来相继在巴黎、北京、上海和美国纽约开设了来远公司。“在此后五十年内，中国古董包括陶瓷、绘画、青铜及雕刻通过他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与美国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手中。”在谁把两骏转卖给卢芹斋这个问题上，周文指出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来自卢芹斋，他在1927年9月10日致信哈里森说：“1915年，前袁世凯大总统下令他们正式移置北京。数月后，两骏通过他人售于我们。”卢强调说：“这桩买卖是绝对合法的，这些石骏是由中国最高领导出售给我们的。”这种说法把矛头直接指向袁世凯或以袁为首的最高领导。周文认为：“卢很有可能意指两骏出售既有中间人也有后台。”在中间人的问题上，“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赵鹤舫充当中间人的可能性最大。”同时，周文对“最高领导”又提出质疑：赵鹤舫借用袁的势力从陕西牵两骏到北京后，会不会时值国人竭力声讨袁的皇帝梦，“袁家花园”一事搁浅，两骏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深知六骏价值的赵鹤舫或其他中间人会不会得到高层领导或部门的指使或支持而将两骏卖给卢芹斋?赵鹤舫会不会假借“最高领导”的名义倒卖两骏?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不法古董商个人的行为。根据陈重远先生提供的情况，周文推测：“赵鹤舫把两骏运至北京后，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它们转卖了。”同时又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两骏进京之事涉及到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与陕西督军陆建章，赵鹤舫想蒙过这两位上层人物实属不易。万一此事被戳穿，带给赵的后果不堪设想。”不法古董商是指赵鹤舫还是知道两骏底细的其他人?“上述疑团还有待发掘国内外有关资料予以解答，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这一问题弄个水落石出。”
　　两骏由谁卖给卢芹斋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它们毕竟被转卖到卢芹斋的手中，有可能被藏匿，也可能当年就离开了中国。“宾大博物馆通过古董商卢芹斋直接从美国纽约获得了昭陵两骏，这桩买卖完全局限在相距150公里的纽约与费城之间。”卢芹斋于1914年首次来美开拓生意，结识了宾大博物馆的乔治·高登(George Byron Gordon，1870～1927)馆长，“也有可能是应高登馆长参展之邀请而来。”高登馆长“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鉴赏能力，对博物馆藏品的征集具有独到的见解，宾大博物馆的现有藏品优势基本在他的任期内形成。”他常用“借展——认购——捐赠”的创新做法使绝大部分参展品先后“成为宾大博物馆的固定收藏”。
　　“据宾大博物馆档案室所藏资料记载，高登馆长于1918年3月9日在纽约首次见到昭陵两骏。”同年“4月19日宾大博物馆董事会会议记载：‘馆长汇报卢芹斋愿意将来自古都西安府的两块深浮雕免费借展于我馆。’”以借展的方式最终达到购买的目的是高登馆长与卢芹斋多年合作的“常用手法”。两骏于1918年5月8日抵达费城，并由宾大博物馆将碎块拼合复原后展出。此后，在长达三年(1918年6月至1921年初)的时间里，卢芹斋与宾大博物馆经过数次曲折的磋商后，宾大博物馆终以12.5万美元购买了已在该馆陈列展览的昭陵两骏。“宾大博物馆沉浸在终获昭陵两骏的喜悦之中，但末曾料到购置两骏所引起的误解与谴责会从此伴随着宾大博物馆达大半个世纪。”这里面牵扯到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卡尔·毕士博(Carl Whitng Bishop，1881～1942)。
　　据周文介绍，毕士博从1914年至1918年初任宾大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的四年时间内，曾两次赴华探险。第一次探险历时16个月(1915年1月至1916年5月)，主要考察了四川地区的文化遗存并为继之而来的宾大探险规划作准备。第二次探险始于1917年3月。这次，宾大博物馆规划了中国古都西安的三年探险计划。毕士博于1917年3月12日离开旧金山，在日本横滨停留了二个月后，于5月26日抵达北京。由于当时中国国内军阀混战、洪水冲垮铁路等诸多不利因素，毕士博一路辗转，终于在10月14日傍晚抵达西安府。由于当时正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紧缩时期，尽管毕士博在10月18日向高登馆长汇报的信中肯定了对陕西一带进行大力发掘的重要性，但由于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宾大博物馆董事会停止了中国的探险计划，毕士博遂于12月15日离开北京返回美国。“毕于1918年3月初回到宾大博物馆后，大都在整理二次东亚探险的资料。档案中未记载他参与两骏的购置事宜。他在1918年中开始半脱离宾大博物馆，年底正式离任。弃笔从戎两年余，任美国海军中尉和驻华海军助理武官。1921年至192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考古教学。从1922年始受聘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东方部副主任直至1942年逝世。在为弗利尔艺术馆服务的20年中，他在中国考察达9年之久，完成了两次小规模的发掘。”
　　“由于毕士博代表宾大博物馆两次赴华探险，每次都在北京逗留一段时间，广泛接触各界人士。1923年以后，毕又代表弗利尔艺术馆在中国考察发掘达9年之久。他多年在华活动，必然为很多中国人所知道。当得知两骏最终到达宾大博物馆后，人们很容易把毕广泛的串联活动、对文物的兴趣以及在陕西的探险同两骏被盗联系起来。加之格鲁尚派遣的助手是外国人，中国人很可能没有分清外国人的名字而将戈兰兹和毕士博混为一人，张冠李戴，这恐怕是一场误会。”
　　依据周文提供的资料，毕士博1918年春不可能再来陕西谋盗剩余的四骏，那么《苏庵杂志》所载“乃未几复为某洋商所觊觎，竟举陵北所余四石辇之而去，当道者急追之，始璧还。”这里的“某洋商”可能是戈兰兹或其他外国古董商人，有待考证。
　　2．十四国酋长石刻像
　　和石刻六骏一同列置在昭陵北阙上的还有十四尊酋长石刻像。据《唐会要》(卷20)载：“上(唐高宗李治)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突厥颉利可汗、右(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
　　昭陵十四尊酋长石像，雕刻于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置于陵园北司马门内。关于其形象，清人林侗《唐昭陵石迹考略》记述：“凡十四人，拱立于享殿之前。皆深目大鼻，弓刀杂佩。壮哉，诚异观也。……诸石像高九尺，逾常形，座高三尺许。或兜鍪戎服，或冠裳绂冕，极为伟观。”这组石像出于写实，有名有姓，各有所指。他们是：
　　突厥颉利可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
　　突厥是一个多民族、多部落的国家，从6世纪中叶起，就占据着漠北的广大地域。隋开皇三年(583)，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颉利可汗是继其父启民可汗、其兄始毕可汗、处罗可汗相继去世后，于唐武德三年(620)继位为东突厥可汗的。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颉利可汗乘新帝初立，国内局势动荡之机，率20万大军南侵，八月二十八日(626年9月23日)，兵临渭水北岸，直接威胁着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在渭河桥上“刑白马设盟”，以智勇巧退强敌。此后，唐太宗积极备战，侍机反攻，以彻底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贞观三年(629)，突厥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分崩离析，唐朝反攻的时机成熟了。十一月，唐太宗派李靖、李勣、柴绍、薛万彻领兵10万，分路出击。经过马邑(今山西朔县)、云中(今山西大同东)、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等几场战斗，颉利大败。贞观四年三月十五日(630年5月2日)，颉利在逃往吐谷浑的途中被唐军活捉。唐太宗感念自渭水结盟以来颉利没有入侵中原，赦免了颉利，并授任左卫大将军之职。贞观八年，颉利可汗在长安去世，唐太宗诏赠归义王，让突厥人按其俗将颉利可汗安葬。
　　突厥突列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
　　阿史那什钵苾是突厥始毕可汗的儿子，颉利可汗的侄儿。颉利在位时，封阿史那什钵苾为小可汗，管辖契丹、靺鞨属地。后因叔侄之间矛盾激化，突利可汗于贞观三年十二月投奔唐朝。唐太宗授突利右卫大将军(《长安志》作左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顺州(今河北顺义县)都督。让他仍回旧地，以大唐法度治理所管辖的地区。这种对突厥的安置办法，实际上是唐太宗“羁縻”、“自治”政策的开始。贞观五年，突利从任上朝觐时，途中得重病，死于并州(今山西太原)，年仅29岁。唐太宗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命中书侍郎岑文本撰写了碑文，并让其子贺逻鹘继袭了爵位。
　　突厥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
　　阿史那思摩和颉利可汗是同一个宗族。隋开皇十九年(599)，突厥族发生内讧，东突厥都兰可汗与西突厥达头可汗结成联盟，联合攻击启民可汗(颉利可汗之父)。启民可汗被打败后投奔了隋朝。此后，碛北各部公推阿史那思摩为可汗。后来，隋朝扶植启民可汗回到旧部，思摩被除去可汗称号。武德初年，思摩作为突厥使者几次来到长安，唐高祖封其为和顺郡王。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败北向西逃走时，只有思摩一直跟着，因而和颉利可汗同时被俘。唐太宗赐其皇家姓，并封为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又封思摩为怀化郡王，让他管辖颉利原来所属的部落，屯居在定襄一带。后来，思摩回到长安，被封为右武卫大将军，并随唐太宗参加了辽东战役，在战斗中思摩中箭负伤，唐太宗亲自为他吮吸伤口的污血。辽东战事结束后不久，思摩死于长安，唐太宗下诏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并赐陪葬昭陵。为表彰他贞观十五年至十七年间统帅颉利旧部的成绩，把他的墓地封土堆成白道山(在定襄城北)的形状，并在化州(今陕西横山县)为他立了一块碑石。
　　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
　　阿史那社尔是处罗可汗的次子。十一岁时被拜为拓设(突厥官名)，同欲谷设分别统辖着铁勒、回纥、同罗等部落。武德九年(626)，原属突厥的薛延陀、回纥等部族，因统治者频繁的兵役、沉重的课赋而举行起义，欲谷设和阿史那社尔皆被打败。贞观二年(628)，阿史那社尔率残部向西退守至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尔后，他乘西突厥汗国奚利邲咄陆可汗兄弟相争之机，引兵向西，占领了西突厥半数土地。不到半年时间，兵盈10万，并自称答布可汗。为雪曾被薛延陀打败之恨，盛年的阿史那社尔亲自率领5万骑兵与东边的薛延陀交战，结果大败。社尔只好率领残部1万多人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方向撤退。
　　贞观九年(635)，阿史那社尔率部归附唐朝，唐太宗拜社尔为左骁卫大将军，并把其部众安置在灵州(今甘肃灵武)一带。次年，又把衡阳长公主嫁给他，并拜为驸马都尉。贞观十四年，阿史那社尔以行军大总管的身份参加了讨平高昌的战役，因功封为毕国公。贞观十九年，随太宗出征辽东，班师后兼任鸿胪卿。贞观二十一年，阿史那社尔被封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出征龟兹(西域古国，今新疆库车一带)。次年，攻克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活捉了龟兹王诃黎布失毕。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阿史那社尔悲痛欲绝，他请求杀身殉葬为先帝守护陵寝，高宗李治未允，并拜为右卫大将军。永徽六年(655)，阿史那社尔死后，高宗李治诏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赐陪葬昭陵，并在墓前勒碑，把墓地封土堆成葱岭(今新疆西南，疏勒、蒲犁等县西边)形状，以纪念他平定西域的功劳。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
　　薛延陀是我国古代北方部族铁勒十五部之一，聚居在大漠以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隋大业(605～617)中期以后，铁勒各部臣属于东突厥处罗可汗。处罗贵族的苛暴统治逼迫铁勒各部相继起义，大家推举契苾部的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小可汗。随着西突厥势力的迅速强大，聚居在金山(今称阿尔泰山)的乙失钵取掉可汗称号，就近臣属于西突厥。贞观二年，西突厥统领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杀害，举国大乱，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本部族7万余家依附了东边的颉利可汗。此时的颉利政权已不得民心，内外交困。夷男乘机进攻颉利。颉利被打败后，铁勒诸部大部分归附了夷男，大家共推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接受。这时，欲图突厥的唐太宗即派使者至薛延陀，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古代军队里的大旗)。夷男大喜，随即遣使朝贡，并把牙帐设在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下。这时，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今俱伦池一带)的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等部族皆臣属于薛延陀。贞观四年，唐平定东突厥后，夷男又控制了黄河以北原属于东突厥的广大地域，拥兵20万。为了分化日益强大的薛延陀力量，防止原来东突厥连年侵扰边境之事，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慕容宝、朝散大夫任雅相出使薛延陀，诏书册拜夷男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
　　贞观十六年，夷男派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到长安求婚。唐太宗接受了宰相房玄龄的主张，答应把新兴公主嫁给夷男。由于诸多原因，夷男没有按时备齐聘礼，唐朝的一些大臣认为，聘礼没有备齐，就把公主嫁出去，会招致外族的轻视。于是，唐太宗下诏书，与夷男绝婚。
　　贞观十九年九月，夷男患病身亡，唐太宗为他举行了哀悼仪式。夷男死后，其小儿子肆叶护拔灼杀了哥哥突利失可汗，自立为颉利俱多薛沙多弥可汗，在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即统万城一带)一带向唐朝大举进犯，拉开了唐与薛延陀长达九个月的较大规模的战争，结果薛延陀灭亡。铁勒各部的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多览葛、思结、契苾、奚结、浑、斛薛、白霫十二姓酋长都向唐朝称臣。贞观二十一年(647)，唐朝政府在这些地方设置“六都督府七州”，选择各部族酋长担任府都督、州刺史之职，并在古单于台(今呼和浩特市)设置燕然都护府，统领六府七州。至此，唐帝国的势力扩展到大漠以北，与北方各族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更加活跃。
　　吐蕃赞府(普)松赞干布
　　7世纪时，吐蕃在青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国家。松赞干布(617～650)是吐蕃(今藏族)赞普(吐蕃对君主的称呼)朗日论赞(或称论赞弄囊)的独生子，是与唐太宗同时期的我国历史上另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从小受过严格的教育，擅长骑射，善于吟诗，是一个文武全才的王子。620年，朗日论赞完成了土蕃各部的统一。629年，论赞中毒身亡，吐蕃王族内部发生叛乱。年仅13岁的松赞干布依靠中小贵族和自由民的拥护，组织了军队，在632年平息了叛乱，恢复并巩固了吐蕃王朝的统一，定都逻些城(今西藏拉萨市)，制定了法律，创造了文字，建立了官制和兵制，逐步建成了吐蕃奴隶制政权。
　　贞观八年(634)，松赞干布派使者到长安，和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听说吐谷浑的慕容诺曷钵、突厥的答布可汗阿史那社尔都娶了大唐公主为妻，就两次派使者到长安求婚。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唐太宗派位尊望隆的族弟江夏王李道宗送宗室女文成公主入吐蕃成亲。松赞干布亲率大队人马到柏海(今青海扎陵湖)迎接，在都城逻些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穿着汉族服装，恭恭敬敬地向李道宗行子婿大礼。
　　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丰盛华贵的嫁妆，除各种珍宝、丝绸、器皿外，还有经、史及有关历法、种植、医药、工艺的书籍和粮食、蔬菜种子、生产工具，并带去了善于纺织、刺绣的宫女和一些能工巧匠。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礼仪服饰使松赞干布十分倾慕，他特地在逻些城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唐式宫殿，同时派贵族子弟到长安求学，并聘请唐朝文人到吐蕃掌管文书。后来，他又请求唐朝发给蚕种，派会酿酒、琢碾、装礳、造纸、制墨的工匠往吐蕃传授技术。
　　松赞干布一生没有到过长安，但自从和亲后，随着汉藏两族文化、经济的融合与交流，吐蕃和唐朝的关系日见亲近。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病逝，高宗李治即位，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督，授西海郡王。松赞干布进献金银珠宝15种，请放置在太宗灵前，以表哀思。永徽元年(650)五月，年仅34岁的松赞干布去世，高宗李治特地在长安为他设置灵堂致哀，并派右武候将军鲜于臣济持节去逻些城吊祭，参加送葬仪式；又命人雕刻了松赞干布的石像，列置在昭陵北阙上，以褒彰他缔结汉藏两族人民友好团结关系的功绩和对汉藏两族经济文化融合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新罗乐浪郡王金真德(女)
　　新罗与百济、高丽同位于今朝鲜半岛，新罗居东南部，北接高丽，西邻百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3)，授新罗王金真平上开府、乐浪郡公。
　　唐武德四年(621)，新罗王派使者来到长安，与唐王朝建立了友好关系。武德七年，唐高祖派使者出使新罗，册拜金真平为柱国、乐浪郡王。贞观五年，金真平去世，立其女儿金善德为王。贞观九年，唐太宗李世民派使者册拜金善德为柱国、封乐浪郡王。贞观二十一年，金善德去世，其妹金真德继承王位，唐又加授柱国、乐浪郡王。贞观二十二年，金真德派其弟、国相伊赞干金春秋和其子文王客使长安，唐太宗“以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通鉴》卷199)。永徽元年(650)，金真德作五言诗《太平颂》，织在丝绵上送给高宗，诗曰：
　　大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继百王。
　　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偕日月，抚运迈陶唐。
　　幡旗即赫赫，钲鼓何锽锽。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
　　淳风凝幽显，遐迩兢呈祥。四时和玉烛，七曜巡万方。
　　维岳降宰辅，维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
　　永徽三年，新罗王金真德去世，高宗李治在长安城专门设灵致祭。
　　唐朝初年与新罗国的友好往来关系，为后来双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罗的工艺技术、药材等大量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
　　吐谷浑乌地也拔立(勒)豆可汗
　　吐谷浑原是鲜卑族的一支，以游牧生活为主，聚居在今辽宁省锦县一带。西晋末年，其首领吐谷浑率领族人越过陇山以西地区，迁居今青海一带，到了吐谷浑的孙子叶延时，开始以吐谷浑为姓氏。
　　隋炀帝时，吐谷浑王伏允曾数次扰边，炀帝亲总六军讨伐，伏允数败。为表示臣服，伏允以嫡子顺作为人质，宿居长安。炀帝南巡时，顺随之南下，始居江都。唐朝建国后，顺从江都来到长安。当时，李轨占据凉州(今甘肃天祝以西、永昌以东地区)。李渊便以联合打击李轨为条件，送顺回国。李世民即位后，吐谷浑曾几次与唐朝作对，战败后，伏允自杀，其嫡子顺继位为吐谷浑可汗，与唐朝和好。不久，顺被臣下杀害，他的儿子诺曷钵继位。因诺曷钵年幼，臣下争权夺利异常激烈，国内非常混乱。唐太宗即派兵援助诺曷钵稳定了局面，并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立(勒)豆可汗。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把弘化公主嫁给了诺曷钵。次年，吐谷浑丞相宣王图谋叛乱，诺曷钵带着公主逃到鄯州(今青海乐都)，鄯州刺史杜凤举和威信王立即出兵，打败了宣王，护送诺曷钵和公主回国。唐太宗派民(户)部尚书唐俭持节慰问。此后，吐谷浑与唐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太宗崩，刻石图诺曷钵之形，列于昭陵之下。”(《旧唐书》卷198《西戎·吐谷浑》)高宗李治继位后，拜诺曷钵为驸马都尉。其后，吐谷浑与吐蕃发生战争，几尽吞并，诺曷钵偕公主率众逃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唐派苏定方为安置大使，把吐谷浑部属安置在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一带，并设置安乐州，封诺曷钵为刺史，管理该地区。武则天垂拱四年(688)，诺曷钵卒于安乐州。
　　龟兹王诃黎布失毕
　　龟兹是我国古代西域的一个国家，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唐高祖李渊称帝后，龟兹王苏伐勃駃派使者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苏伐勃駃卒后，其子苏伐叠继位，双方一直友好往来。后来，随着西突厥势力的壮大，龟兹就近称臣于西突厥。
　　贞观十八年(645)，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军讨伐焉耆时，龟兹竟出兵援助焉耆，唐朝与龟兹的关系开始恶化。苏伐叠死后，其弟诃黎布失毕继承王位，与唐朝的关系更加恶化。贞观二十年，唐太宗派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昆山道行军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调集铁勒十三部兵十余万人讨伐龟兹，活捉了诃黎布失毕，并随军解至长安，唐太宗封其为左武翊卫中郎将。唐太宗葬昭陵，“乃刻石像其形，列于(昭陵)玄阙之前。”(《旧唐书》卷198《西戎·龟兹国》)永徽元年(650)，高宗册封诃黎布失毕为右骁卫大将军，送他回国，仍做龟兹国王。
　　于阗王伏阇信
　　于阗(今新疆和田县一带)与龟兹东西相邻，同属西域古国。贞观六年，于阗国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玉带等物什，请求通好。贞观十三年，于阗王伏阇信送其子至长安，宿卫京城，表明两国关系亲密无间。贞观二十年，唐将阿史那社尔率大军讨伐龟兹时，伏阇信深恐祸及自己，即派儿子带着万余匹骆驼去慰问唐朝军队。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唐军从龟兹班师时，行军长史薛万备建议阿史那社尔，借讨平龟兹之机羁取于阗国王。阿史那社尔听从了薛万备的建议，即派薛万备率50余名骑兵去于阗国。薛万备把唐王朝的强盛夸耀了一番，劝伏阇信到长安朝见天子。当伏阇信随薛万备大军来到长安时，已是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了，唐太宗已驾崩。高宗李治遂拜伏阇信为右骁卫大将军，并赐金带、锦袍、布帛和宅邸。伏阇信在长安住了几个月后，又回到于阗国。临走时，为表示他对唐王朝的忠诚和友好，请求留其子弟宿卫皇宫。“太宗葬昭陵，刻石像其形，列于玄阙之下。”(《旧唐书》卷198《西戎·于阗国》)
　　焉耆王龙突骑支
　　焉耆古国，东邻高昌，西接龟兹，治今新疆焉耆一带。隋朝末年，由于高昌、焉耆、龟兹三国互相争夺地盘，阻塞了内地通往西域经过沙漠的那一段路。贞观六年，焉耆王龙突骑支来到长安，请求疏通大漠中东西交往的那条道路。龙突骑支的行动，惹恼了高昌王麴文泰，他把一切怨忿都向焉耆发泄，即刻派兵袭击焉耆，占领了焉耆的大片土地，掠夺了大批人口和财物。为了焉耆与高昌的关系，唐太宗曾几次派使者调解，但毫无结果。
　　贞观十四年，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聘娶了焉耆王的女儿，焉耆遂倒向突厥，加入了反唐势力。贞观十八年，安西都护郭孝恪征得唐太宗的同意后，出兵焉耆。焉耆王自恃都城四面环水，易守难攻。郭孝恪率军昼夜兼行，趁天黑渡水攻城，拂晓时分，唐军冲进焉耆都城，俘虏了龙突骑支。郭孝恪留下龙突骑支的弟弟粟婆准处理焉耆国内事务，把龙突骑支夫妇送至长安。唐太宗亲下诏书，赦免了龙突骑支，并让他留居长安。
　　唐朝廷出兵焉耆，间接地打击了西突厥的反唐势力，成为唐太宗统一西域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焉耆国民请求放归龙突骑支，高宗答应了这一请求，遂封龙突骑支为左卫大将军，并送他回国。
　　高昌王麴智勇(两《唐书》、《唐会要》、《通鉴》均记为麴智盛，惟昭陵今存石像座题名为“智勇”)
　　高昌国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武德二年，高昌王麴伯雅卒，其子麴文泰继位。武德七年，文泰向唐高祖进献了一对“拂菻狗”。贞观四年，麴文泰亲至长安，觐见唐太宗。临回国时，唐太宗赠给物什，并应其妻宇文氏(即隋炀帝所赐华容公主)的请求，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此时，唐朝与高昌的友好关系达到顶峰。后来，随着西突厥势力的扩张，加之麴文泰贞观四年来长安时，亲见秦、陇一带“城黾萧条”，遂产生了轻视唐朝的心理，后来，竟发展到同西突厥结成反唐同盟，对东西来往的各国使者横加阻拦，甚至扣留，严重地阻塞了中西交通。
　　其实，唐太宗早就有统一西域诸国的打算，因而十分关注那里的局势。他清醒地认识到，统一西域的关键是分裂西突厥的势力。此时，地处丝绸之路中道的高昌国国王麴文泰，倒向西突厥，助桀为虐，成为统一西域大业中的首要障碍。太宗曾数次派使者向麴文泰陈述利害关系，“冀其悔过”，与唐朝重建友好。麴文泰不但不听劝阻，竟变本加厉，挑拨薛延陀跟唐朝的关系。唐太宗看到麴文泰死心塌地地跟唐朝作对，遂决定出兵平定高昌。
　　在出兵高昌问题上，一向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不顾朝臣的反对，毫不动摇自己的主张和统一西域的决心。当时，麴文泰的倒行逆施已引起高昌人民的不满，民间童谣曰：“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旧唐书》卷198《高昌》)。反映出人心的背向，预示着高昌统治者末日的临近。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唐太宗颁发《讨高昌王麴文泰诏》，敕兵部尚书侯君集和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为交河道正、副大总管(《唐会要》卷95记副总管为牛进达)，调集突厥、契苾数万步、骑兵讨伐高昌。麴文泰原以为唐朝离高昌有七千里路程，其沙漠涸地约二千多里。诺大的沙漠，无水无草，冬寒凛冽，夏热流火，大批的军队是没法通过的。因此，他并不把唐朝的这次出兵放在心上。当侯君集率领的大军忽然出现在碛口时，麴文泰惊恐万状。原来跟麴文泰有盟约的西突厥欲谷设先向西退了一千多里。麴文泰惶骇无策，发病而死。
　　侯君集率领的大军向西逼近，很快攻下田地城(在今鄯善附近)，并包围了高昌都城。麴文泰死后，其子麴智勇继承了王位，他立即给侯君集写了一封信，陈述了先王的过错，请求放过他们。侯君集答复他说：“如果你想追悔祸乱，就该把自己绑着到军营来请罪。”正当麴智勇犹豫不决时，侯君集命令军队用闯车攻城，用抛石机向城内抛石头。麴智勇无法抵挡，只好打开城门投降了。麴氏在高昌地区144年的统治到此结束(《唐会要》卷95)。贞观十四年十二月，高昌王麴智勇被侯君集送到长安，唐太宗赦免了麴文泰父子的死罪，并拜麴智勇为左武卫将军，封金城郡公。后来，唐朝在高昌地区置西州，曾一度把安西都护府设于此地。“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勇)之形，列于昭陵玄阙之下”(《旧唐书》卷198《高昌》)。
　　林邑王范头黎
　　林邑国，治今越南中部广治、承天、广南三省一带。武德六年(623)，林邑王范梵志始派使者到长安，与唐王朝建立了友好关系。武德八年(625)，林邑王以南方的土特产贡奉朝廷，唐高祖李渊专门设九部乐宴请使者，并赐给林邑王锦缎、彩绢等物品。李世民继位后，范梵志派使者将一头经过驯养的犀牛作为贡品进献给唐太宗。贞观四年，范头黎继位林邑国国王，他向唐太宗进献的一颗火珠大似鸡蛋，晶莹透亮如水晶石，据说正午的时候，对着太阳能把艾条点燃。后来，范头黎还向唐太宗进献了几只鹦鹉，而且年年有贡物进献，唐朝与林邑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范头黎一生未到过长安。“太宗崩，诏于陵所刊石图头黎之形，列于玄阙之前”(《旧唐书·林邑》卷197)。
　　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阿那顺
　　婆罗门即古印度国。汉代时称“身毒”、“摩伽陀”或“婆罗门”。唐代时称“天竺”(地居葱岭以南，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大唐高僧玄奘在其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改译为印度。奴隶制时代，印度把国人分为四个种姓(等级)，婆罗门是最高的一等，掌管神权，是政教合一的统治者。
　　武德年间，曾热情接待并支持唐僧玄奘的中天竺曷利沙帝国戎日王尸逻逸多统一了印度北部。贞观年间，尸逻逸多曾几次派使者到唐都长安通好。唐太宗也曾派梁怀敬、李义素、王玄策等人出使印度。印度的火珠、郁金香、菩提树等特产传入中国。中国的《道德经》、老子像等也传入印度。《资治通鉴》(卷199)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右卫率长史王玄策再次奉命出使印度等国的途中，戒日王尸逻逸多去世，国中大乱，大臣阿那顺自立为王，建立婆罗门帝那伏帝国，并出兵袭击唐朝的使者，沿途各国的贡物被抢掠一空，王玄策及诸国遣使三十余人悉为所擒，只有王玄策一个人趁黑夜逃脱。王玄策逃到吐蕃西境，召集吐蕃和泥婆罗(今泥泊尔，当时臣于吐蕃)精锐军队八千余人，大举南下，攻克了帝那伏帝国所居茶馎和罗城，活捉了阿那顺。贞观二十二年五月，阿那顺随王玄策来到长安，唐太宗以王玄策为朝散大夫。
　　昭陵北阙前列置的十四国酋长石像，是唐太宗死后高宗李治命人雕琢而成的。十四国酋长代表十一个民族、十四个国家。他们之中有擒伏的、归顺的，也有通好的，体现了唐朝跟邻邦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颂扬了唐太宗李世民开拓中西交往、反对外来侵略、志在统一海内的功绩。唐太宗生前，平定突厥，和亲吐蕃，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护。贞观四年四月，西域各族请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即各族人民共同的皇帝。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大漠以北各部族的酋长请求在漠北专门开辟一条疏通南北交通的大道，叫“参天可汗道”，在这条道上沿途设置了68个驿站，各驿站配备马匹，供给食宿。因此，昭陵十四尊少数民族酋长石雕像再现了贞观年间西域诸王向唐太宗朝圣的情形，是唐太宗时期周边民族团结友好，亲密往来的缩影。
　　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些石像的毁坏当在唐朝末年至五代时期，后世关于这些石像的文献记载大多以讹传讹。1965年秋天，由陕西省文管会和礼泉县文教局组成的昭陵碑石调查组，在昭陵北阙遗址内发现了阿史那社尔、吐蕃赞普、龙突骑支、麴智勇四个石像座。1982年，昭陵博物馆在清理昭陵北阙遗址时，又发现了于阗王伏阇信、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和婆罗门帝国王阿那顺三个石像座，同时还发现了一尊石像的上半身和几个石像的头部残块。这些石像座的正面上部中间都刻有初唐书法家殷仲容隶书题写的石像衔名，由于埋在地下年深日久，因而刻字如新。从这些仅有的发现中可以看出，昭陵十四国酋长石刻像是按照他们各自的状貌特征刻制的，即“肖其形”，石像的发型、服饰各有所指。据文献记载，十四人中，松赞干布、金真德、范头黎、夷男一生中没有到过长安。但刻制石像时，松赞干布、阿史那社尔、诺曷钵、诃黎布失毕、伏阇信、龙突骑支等仍然健在，除松赞干布外，其他人还在长安，他们几位的石刻像应该真如其人无疑。
　　

唐代帝王陵墓（修订本）/刘向阳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