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乾陵陵园内城的四门之外，设置了一批体积硕大，雕刻精致的石像生群，这群石刻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在唐高祖献陵陵园和唐太宗昭陵陵园中，不仅从未出现过，而且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陵园石刻史上也是首次出现。唐代帝王陵园之石刻内容，自乾陵之后，始有一定规制。
　　乾陵陵园石刻总计124件，除内城东、西、北三门之外各有石狮两尊，北门外另有仗马和驭手各3对，号称“六龙”外(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乾陵内城北门外埋没多年的石刻进行清理时，出土残石马1件，残石虎1件，石虎基座2件，小型石刻座1件，石狮头部残块1件。其中石虎的发现为重新考虑唐代帝陵北门外石刻组合提供了新的资料)，其余均分布于陵园朱雀门(南神门)外司马道两侧。从陵园南侧双乳峰土阙之间起，向北依次对称排列，计有石柱(又称石望柱或华表)、翼马、鸵鸟、仗马和驭手、拄剑石人像，左置无字碑，右置述圣纪碑，石狮和六十一尊蕃臣石像。它们以陈设位置的高低层次不同和数量的差异，组成了一组中国封建社会帝王陵园内最庞大的石雕刻群，代表了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和石雕刻艺术。
　　1．司马道石刻
　　石柱
　　石柱又称石望柱或华表，源于古代先民用于观测日影的圭表和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测量工具——表木(建筑施工过程中的定位木)，随着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发展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具有礼制意味的装饰性建筑。或称之为恒表、谤木，为封建君主接忠纳谏的象征。晋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中载：“程雅问曰：‘尧设诽谤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所以，至唐代时，宫殿、城垣、桥道、陵墓等皆以为标志或装饰品。乾陵石柱呈八棱柱形，通高约7.80米，直径1.12米，重约40吨，由础座、柱身、柱头三部分构成。础座、柱身均阴线刻蔓草、海石榴纹饰和兽类图案，雕工十分精致。方形础座代表大地，圆球柱头(或以为柱头桃形，代表长寿)代表苍天，中间的八棱柱身代表八卦表示的八个方位。整个造型典型地体现了唐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乾陵石柱的造型，具有中国传统的民族雕刻风格，其阴刻纹饰又浮现出某种欧式情调。础座的方形加覆莲十六瓣与柱头仰莲托火珠的圆球体，寓示着古代先民对人类生殖现象的崇拜。将石柱立于陵墓首位，昭示着生命长存的理念和以“昭其德政”的宏伟气魄，衬托出帝王陵园壮观、肃穆的气氛。
　　翼马
　　翼马，又称天马或飞龙马，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瑞(灵)兽。《山海经》卷三《北山经》载：“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阴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屈原《离骚》中说：“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易·乾》有“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颖达疏：“谓有圣德之人得居王位者御之。”又“天子乘六龙以驭天”，古人以“飞龙”喻帝王，故唐代御厩于禁中增置飞龙厩。营造乾陵时，为了显示陵园的神秘气氛和地下宫殿的磅礴气势，以表墓主人为圣德之君，遂将这种瑞兽形象雕置于陵园内。
　　唐代自高宗乾陵开始，诸唐陵(除桥陵为翼兽之外)各有翼马1对。乾陵翼马位于石柱之北，鸵鸟之南。以司马道西侧翼马为例，马高3.45米，长3.53米，重约40吨；础座三层，上层东西长3.02米，南北宽1.22米，高0.24米，中层东西长3.31米，南北宽1.45米，高0.57米；下层多半埋入地下。两马东西相距25米，头相对，均用优质巨型墨玉石精琢而成，马腹下镂空，筋骨坚实，体态结构清晰，姿态雄伟骏逸，表情生动刚烈。从外形看，马雕琢细腻，昂首、突目、闭口、鼻孔扩张，额部一犄角直刺当空，鬃毛成绺，披于颈右侧。双翼雕刻成优美的卷云纹浮雕图案，紧贴马肩两侧向后部飘逸，四蹄蹬地，坚实有力，强悍而自豪的性格非常突出。洗炼而有力的刀法，使马的神态潇洒自如，英姿焕发。
　　乾陵翼马属波斯马的身型，然又各有其自身特点。西边的一匹挺拔雄健，表情刚烈，轮廓与阴影的交界分明。肩部两侧的翼面重叠涡卷，弧棱鲜明，宛若江中掀起的条条波浪，浪头旋绕，冲向向上，带有犍陀罗式的雕刻风格。东边翼马的头胸虽然没有西边翼马挺得那么起，但体态却颇为丰满圆润。突目、闭唇，神态凝聚而力量含蓄。马肩两侧的翼面以流畅的涡线弧面构成，弧棱圆润细密，犹如花卉簇拥。刻工细腻，手法柔和，属于阿旃陀式的雕刻风格。这种风格，是汉魏以来中国传统石刻艺术与外来的雕刻技法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雕刻类型。
　　翼马石座两侧，分别刻有特别精致的《行龙图》、《双獬豸图》和《狮象图》线刻画。《行龙图》长2.48米，宽0.51米，龙身硕长，回首疾行。龙的头前尾后均饰以缠枝卷叶纹样，龙身上下刻有卧式如意云头数十朵，以示龙行之迅疾。《双獬豸图》长2.54米，宽0.65米。獬豸又名独角兽或神羊，是古代传说中能识善恶、分辨忠佞是非之灵兽。据说皋陶被舜任命为法官，常让獬豸决疑案，獬豸遂用角触奸佞之徒。古代法官戴的獬豸冠亦取此意。《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法冠”条载：法冠“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翼马座所刻獬豸，昂首峙立，巨目阔口，竖耳牛鼻，独角高耸，神情凶猛犷悍，颇具气吞山河之势。中国传统雕刻艺术寓动于静的手法，使这一意念之物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出现在唐代的许多纹饰图案中。《狮象图》刻于东侧翼马座的中层北侧，长3.58米，宽0.69米，狮象均刻于缠枝卷叶纹底上，狮在前，呈腾跃奋进之态；象居后，身饰鞍鞯缨穗銙具，说明唐代驯象事业之发达。这些线刻画取材多为幻想中的神瑞兽形象，图案鲜明，形神兼备，线条犀锐，简洁有力，富有浓厚的装饰效果和艺术魅力。
　　鸵鸟
　　鸵鸟，位于翼马之北约230米处，左右对称排列，为镂空立体高浮雕。两鸟各雕刻在一块高2.08～2.26米，宽1.64～1.73米，厚0.35～0.38米的石屏上，鸵鸟、石屏、底座为一整块石料凿成，重约9.6～9.8吨。鸟高1.73～1.76米，宽1.32～1.38米，厚0.40～0.42米。两鸟各损一条腿，余皆完整。鸟皆作行进状，体态活跃，羽毛丰满，昂首挺胸，生动自然，造型写实独特，刀法简洁圆润，显示了唐代工匠朴实的雕刻风格。其下础座周围阴线刻蔓草纹饰。在东侧鸵鸟础座的背面蔓草纹饰中，有一个站立的线刻鸵鸟，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鸵鸟产于非洲、西亚，汉代由波斯(今伊朗)传入中国，先传入的是鸵鸟蛋，《汉书》称为“大雀卵”或“大鸟卵”。《旧唐书·波斯传》(卷198)载：鸵鸟“形如橐驼，飞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啖犬攫羊，土人极为患。”《旧唐书·高宗本纪上》(卷4)载：永徽元年(650)“吐火罗(今阿富汗境内)遣使献大鸟如驼，食铜铁，上遣献于昭陵。”石刻鸵鸟是一千多年前，唐朝同非洲人民友好往来的物证。高宗李治死后，刻石鸵鸟置于陵前，似有纪念性质。另颜师古(581～645)称鸵鸟为“金吾”，“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以警非常，故执此鸟向前。”所以，刻置陵园司马道前，亦示意祥瑞。唐代帝王陵园置石刻鸵鸟自乾陵开始，以后各帝陵前置石刻鸵鸟，均沿袭乾陵，且体态有所改变。
　　仗马和控马驭手
　　在鸵鸟之北，有5对身披鞍鞯的仗马和控马驭手，皆圆雕。帝陵置石马，始于东汉光武帝原陵，据《水经注·阴沟水》载：曹嵩(曹操之父)墓前“夹碑东西，列两对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由此可知，东汉光武帝原陵的神道两旁，列置有高大精美的石象、石马等石刻群。唐代帝陵除高祖献陵外均置石马。乾陵司马道5对仗马中，l对完整，l马不知下落，余皆残缺。完整者为西列南数第4匹，马高1.95米，宽0.94米，长2.60米，马头衔镳，背披鞍袱，置鞍鞯，饰马镫，身着鞅鞦。石马底座长1.91米，宽0.89米，高0.26米；础座长2.50米，宽1.50米，裸露地面高0.73米。控马驭手立于马首北侧，现仅存8尊，其中两尊身躯完好，两尊不知下落，余皆残缺。牵马驭手皆缺头，身穿圆领紧袖武士袍，腰束带，脚著靴，双手置胸前作牵缰状，保存最高者为东列南数第一尊牵马驭手，无头，残高1.54米，宽0.62米。仗马、牵马驭手和石座皆分别雕凿，拼合而成，总重约16.30～18.25吨。这类石马石人均系陵前装饰物，或以为象征“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的仪卫(《新唐书》卷50《兵志》)，或以为象征御马厩和夸耀其武功业绩。陵园北门仗马形制和司马道相同，现存四马和一个石座，控马驭手中仅存西侧最南边驭手的小腿及双足部分，其余皆失。
　　拄剑石人像
　　拄剑石人像(或称翁仲或直阁将军)，10对，分置于朱雀门外司马道两侧，保存基本完好。石人像又称翁仲。翁仲系一人名，本姓阮，为秦朝大将，身高一丈三尺(合今2.399米)，气质端勇，异于常人。秦始皇东向统一六国时，命阮翁仲率兵守临洮(今甘肃省临洮县)，翁仲多次击退外族的侵犯，威振夷狄。翁仲死后，秦始皇遂铸铜为像，置咸阳宫司马门外，以作纪念。匈奴至，有见之者，犹以为生，遂遁去。以后的帝王纷纷仿效，相沿成习。秦汉以后，随着金属用途的广泛化，翁仲像逐渐改用石头雕刻，后人因称铜人、石人像曰翁仲。唐柳宗元(772～819)《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中有“伏波古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坪”句；明代孙友篪《过古墓》诗云：“野火空山拜墓堂，松风湿翠洒衣裳。行人欲问前朝事，翁仲无言对夕阳。”(《列朝诗集》[15])句中翁仲皆指陵墓前的石人。直阁将军又名中郎将，为官名，名称及职责源于秦代郎中令，掌宫掖门户。西汉武帝时更名为光禄勋，平帝时称为中郎将，皆统帅皇帝侍卫而随从左右。东汉时有左、右、虎、贲、羽林等中郎将，均隶属于光禄勋。东汉、魏晋时还有武卫、使匈奴等杂中郎将。唐代各卫的中郎将则为低级军官，其职责是侍卫皇帝的将官。
　　乾陵石人像，皆圆雕，高3.75～4.16米，胸宽1.05～1.24米，侧厚0.64～0.90米。石人头带冠(东列北数第一尊无冠，疑为后人破坏)，腰束带，宽袍大袖，身材魁梧壮伟，肥头大耳，八字胡须(有的没有胡须)，双手拄剑恭立，双目注视前方，威严肃穆的守卫着陵墓。这些精诚的侍卫将军被雕刻大师们赋予了不同的个性神态：有的皱眉，若有所思；有的庄重严肃，气宇森然；有的神态虔诚，小心谨慎；有的精神愉快，嘴角挂着微笑；有的面带忧虑，心情略显悲伤。这些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武士石雕像，充分体现了唐代工匠的聪明才智。
　　2．述圣纪碑
　　述圣纪碑竖于陵园朱雀门外司马道西侧阙楼遗址前，碑身通高6.78米(其中庑殿式顶高1.10米)，宽1.86米。碑座长宽均2.97米，裸露地面高0.38米，总重约89.6吨。碑由顶、身、座三部分构成。其顶呈一完整的庑殿式房屋建筑模具，四檐角各雕一头顶斗拱的护法力士像，其中北边两角石人已毁；碑身由五块方石以榫卯扣接而成；座呈方形，由四块方石拼成，其正面阴线刻海石榴纹饰和瑞兽《獬豸图》，长2.54米，宽0.63米。獬豸形态与翼马座所刻相同。碑的顶、身、座正好七节，故当地群众俗称之为“七节碑”，节数取于“七曜”(指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意即李治的“文治武功”如“七曜”光照天下。
　　据《来斋金石刻考略》载，《述圣纪》碑碑文为武则天亲撰，中宗李显(哲，李治与武则天第三子)书丹，“字法遒健，深得欧(阳询)、虞(世南)遗意。”碑文主要记述了唐高宗李治的生平史略和执政时期的“文治武功”，共46行，每行120字，碑文约5600字(讹为8000余字)。因为此碑至少在明万历(1573～1620)年间就倒仆为数段，所以不为金石家所著录，更为世人所少见。1957年修复此碑时，所见文字已不足十之一二。现经笔者考证，碑文实存2011字。除碑身第一石无字外，分别竖行阴刻于二、三、五石阳面，第四石文字已漫泐不清，无法辨认。文字初刻时“填以金屑”，光照陵园。由于年代久远和风雨的剥蚀，金饰已自然剥落，但仔细查看，仍可见金屑痕迹。碑身东西两侧为宋、明时代文人学士游乾陵时的题诗刻文。
　　从现存碑文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高祖李渊顺应天时，叛隋兴唐之举；
　　(2)太宗李世民平定叛乱，奠定贞观盛世之业基；
　　(3)皇后怀高宗时有吉祥之兆。皇后“初在孕，及乎载诞，见龙登寝，其霄有梦象之符体”；太宗见“鲤鱼腾波，回溯迎舟，□□□于大帝之怀，紫翼锦鳞，与常有异。”
　　(4)高宗初立为皇太子事，“埋玺于相思殿前，因告天地明祗及山川群望曰：‘当玺而立。’”
　　(5)叙述对外战争失败后，太宗令高宗总知军国事；
　　(6)太宗患病后对高宗孝行之嘉奖；
　　(7)记高宗即位之事和在位时的文治武功，“侍臣衔涕敦劝，扶而……谋臣若雨，猛将如云，竟献九攻之能事。”
　　(8)高宗遗嘱：戒厚葬，藏习书。“自古圣皇，咸尊菲葬，谷林稽岭，惟闻简素……德弥厚者葬弥薄，圣逾重者瘗逾轻，且珠宝……安厝之时，必□□绝明器，惟施凡木，灵物止。……因天造无侍人功，微将所习之书，以示不忘圣道。自钦承顾命，奉以周旋，藏殓之资，一遵遗志。”
　　唐人多爱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墨迹，李治和武则天尤甚，曾亲自摹写和收藏。据《谭宾录》和《旧唐书·王方庆传》(卷89)载，李治与武则天“尝就求羲之书，凤阁侍郎王方庆献之，书共十篇。御武成殿，遍示群臣，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自为《宝章集》，以赐方庆，士人韵其宠。”根据《述圣纪》碑所记高宗临终遗嘱，将其所藏字画都埋入墓内，可以推测：乾陵地官内可能藏有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宝章集》全文和唐高宗的飞白书手迹。乾陵玄宫发掘之时，或许能使唐代藏之于秘阁的重要典籍重见天日。正如郭沫若先生《咏乾陵》诗云：“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
　　3．无字碑
　　无字碑立于朱雀门外司马道东侧阙楼遗址前，为我国历代群碑中的巨制。圆首方趺，碑通高8.03米。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高6.54米，宽2.10米，厚1.49米；座为方形，东西长3.38米，南北宽2.46米，高1.43米，裸露地面高1.07米。总重98.84吨。碑首刻有八条相互缠绕生动有力的螭龙，螭首下垂两侧。螭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喜好登高，其形常见于古代青铜彝器、碑头、屋脊、殿柱及印章之上。碑身两侧各刻有国内目前最大的《升龙图》一幅，高4.12米，宽1.19米，龙爪锋劲尖利，身躯矫健扭动，腾云驾雾，充满活力。碑座阳面正中线刻《狮马图》，长2.14米，宽0.66米。图中雄狮昂首怒目，威猛强健，骏马俯首屈蹄，安然就食；其余三面漫泐不清。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前立“无字碑”者，以唐乾陵为最早。乾陵“无字碑”盛唐时立，但却未刻唐人一字，个中缘由，后人纷纷猜测。如今留在碑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是北宋崇宁二年(1103)至明崇祯六年(1633)530年间文人学士游乾陵时的题诗刻文，计42段，阳面32段，阴面10段，且大多数已模糊不清，惟碑阳面正中的少数民族文字清晰可见。这段文字经有关语言文字专家研究考证，被确认为是失传几百年，当今最难读的死文字，曾被日本学者山路广明称为“20世纪之谜”的契丹小字，旁有汉字译文，额称“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铭文曰“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向*(以)疆场，无事，猎于梁山之阳。至唐乾陵，殿庑颓然，一无所睹，爰命有司，鸠工修饰。今复谒陵下，绘像一新，回廊四起，不胜欣怿。与礼阳太守酣饮而归。时天会十二年(1134)岁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尚书职方郎中黄应期、宥州刺史王圭从行，奉命题，右译前言。”“天会”为金太宗完颜晟(原名吴乞买)年号，皇弟应为金太宗之弟。查《金史·始祖以下诸子传》知，完颜晟之父金世祖劾里钵一生娶六妻生十一子，加上收养的义子共十二子。据《金史·杲传》、《宋史·吴玠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大金国志校证》(卷上)等史料记载的十二子中，有一位名叫撤离喝的皇子在攻打中原时到过陕西，并且任陕西的最高行政长官——都统经略。从天会九年到十四年之间，曾驻军于乾陵西南方向的凤翔府。该人在时间及职务上都与碑文记载相吻合。那么，他就是碑文中提到的大金国皇弟——撤离喝了。撤离喝因与宋人作战失败“惧而泣”，被宋人称为“啼哭郎君”。从这段铭文可知，金代时唐乾陵陵园仍旧松柏茂密成林，但地面建筑已颓塌无遗，荒凉无睹，并在金天会十二年以前有过一次大的修葺。因而，这段铭文及其书体，对于今人研究契丹文字的历史、书法艺术、陕西地方史和乾陵陵园的营建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石碑是用来旌表死者德功政绩的，对武则天立碑却不铭一字的原因，历史学家争执不休，聚讼纷纭。到目前为止，主要有“德大说”、“称谓说”、“遗言说”、“自惭说”、“非碑说”、“政局动荡说”等六种(参见拙稿《独具匠心悬素简，故留疑笔对苍穹——唐乾陵无字碑之谜》，《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第十二卷第4期)。笔者考察无字碑时发现，在碑之阳面，从上到下布满了4.5厘米见方的格子，计95行，行44格。这些格子，绝对不是后人刻上去的，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当初立碑时是准备往上面刻字的，而且已经写好了碑文。根据留在碑面上的方格计算，碑文约4200字。至于为何没有往上刻，这要和当时的形势联系起来分析。以武则天之好大喜功，兴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旨在炫耀本人，颂扬武周革命之举措，定会立碑铭文。因之笔者推测：乾陵“无字碑”是武则天死后由嗣皇帝中宗立的。“无字碑”之所以无字，或因嗣君中宗、睿宗对生母武则天的功过难以启齿；或因继位人对违反祖制立的“述圣纪”碑不赞同；或是与当时朝廷内外的形势，当权者个人的情况以及武则天遗制“祔庙、归陵、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等有关系。
　　4．六十一蕃臣石像
　　蕃臣石像又称王宾像，位于陵园内城南门(朱雀门)外东西两侧。原置64尊，现存60尊(误为61尊)，东群29尊，西群31尊，分东西四列、南北八排站立。原址当初建有两座大型侧殿和偏房，东西相对，石刻像群置于殿中，今殿庑已毁，仅存遗址。
　　石人像皆圆雕，与真人一般大小，现存者残高1.50～1.77米，肩宽0.54～0.65米，础座0.85～0.90米见方，裸露地面高0.08～0.21米。石人多数身穿圆领紧袖右衽或翻领紧袖左衽武士袍，双手拢袖作抱笏或双手作持笏于胸前状，多数腰束革带，带上或系细长小囊(疑装毛笔)，或挂鞢*(左革右燮)(diexie，或作蹀躞)带(鞶囊)，或拴鱼袋(唐制，五品以上官员给随身鱼符，皆盛以袋，谓之“鱼袋”。武周时改鱼符为龟符，称为“龟袋”。《唐会要》载：“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赦文，诸州都督、刺史，并准京官戴鱼袋。”据笔者统计，乾陵石人群像中佩鱼袋者有44人)，足穿系带靴。东群29尊石人头全部被毁，其中一尊身穿圆领宽袖右衽三折武士袍，左手持弓挂于左肩上；一尊身穿翻领紧袖左衽武士袍，头戴风披；一尊身穿圆领紧袖左衽武士袍，腹前横挂一匕首。西群31尊石人中仅两尊头残存者，均身穿翻领紧袖左衽武士袍，一尊头上部残，耳轮以上系发带，发带以下头发分成十三绺，披于背部和两肩(背部五条，两肩部各四条)，颈部带环状饰物；一尊头发结辫盘于头顶后部，留八字胡须。
　　石人像初立时，背部皆刻国名、族别、官职、衔爵和姓名，今模糊可辨者仅七尊，他们是：朱俱半国王斯陁勒(西群第五排北数第2人)、于阗王尉迟敬(西群第二排南数第1人)、吐火罗王子特勤羯达健(西群第四排南数第1人)、吐火罗叶护咄伽十姓大首领盐泊都督阿史那忠节(西群第五排南数第2人)、默啜使移力贪汗达干(西群第六排南数第1人)、播仙城主何伏帝延(西群第八排南数第2人)、故大可汗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西群第一排北数第1人)，余皆漫漶。因而对这些石人的来历、身份和作用，引起了种种的推测。
　　关于乾陵石人像群，据《陕西通志》卷71载，论者谓“高宗之葬，诸蕃酋来助者甚众，武后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其事，刻之以夸耀后世也。”因此，一般认为，乾陵石人群像是前来参加高宗葬礼的诸少数民族首领或特使，葬礼之后，武则天为纪念这件事，因刻石像列乾陵陵园朱雀门外两侧，象征唐王朝的国威以及和这些边境民族、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称为“六十一王宾像”；日本学者足立喜六研究后，认为“是乾陵营造之际来助工役的人”(见《长安史迹考》)；也有人根据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客使图》认为是“谒陵吊唁客使”(参见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
　　乾陵石人像群，依据其紧袖阔裾，束腰著靴的服饰和双足并立、两手前拱的姿态，当直接效法于唐太宗昭陵。《通鉴》(卷199)载，唐太宗葬昭陵时，高宗为再现太宗生前“四夷宾服”的状况，“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伏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羊虎”条说：“太宗葬九嵕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臣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像，皆刻其官名。”历史上称这14尊背刻衔名的太宗朝周边民族首领或酋长石雕像为“蕃臣像”或“蕃酋像”。因而，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亦仿昭陵制度，在以入朝蕃将李谨行陪葬乾陵的同时，又在陵园朱雀门前东、西两侧，树立为高宗、武则天朝侍立过“轩禁”的诸蕃臣酋长石像64尊，并背刻其官职姓名，明显地表示侍卫宫阙，如生前之仪卫的性质。唐人封演既然认为昭陵石像是“高宗为了阐扬其父徽烈”，那么，乾陵石人群像当也有“夸耀后世”，以宣扬高宗、武则天朝的国威之意。
　　乾陵石人像背刻的衔名，历经千百年风雨的剥蚀和人为的破坏，大部分已漫泐不清。现存的唐代史籍里也无任何记载。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陕西转运使游师雄曾查考过乾陵石人群像背部所铭文字，访得当地旧家所藏石人背部铭刻拓本，复录转刻成四块碑石，分立于东、西石人像之前，可惜碑已毁失。元朝李好文在编《长安志图》时觅得游氏所刻石碑中的三块，录得补阙者记39人；清初叶奕苞《金石录补》校记为38人。后经史学者岑仲勉、陈国灿先生释读考补，现存衔名只有36位，其中有些人的生平事迹在唐代史籍里就有记载。从现存的36条衔名来看，这些石人并非是参加高宗葬礼者，他们中真正的客使和侨居长安的王宾也不过五、六人，绝大多数是唐王朝属下的各族官员或质宿京师的诸属国国王、王子，其中绝大多数又是被唐朝廷敕封的大将、十二卫将军，并且同时受命兼任唐安北、北庭、安西等都护府属下的地方官员和民族首领。也有未授予将军而直接任命为边境地方官员者。如今天可辨认出的西侧第五排靠南第2尊是西突厥阿史那忠节的立像。忠节是唐西突厥十姓部落中胡禄屋部的首领。显庆二年(657)，唐政府以胡禄屋部为“盐泊都督府”(由唐昆陵都护府统辖，地在今新疆准葛尔盆地北部玛拉斯湖一带)，忠节既是胡禄屋部的首领，都督府都督一职自然非他莫属。名前的“吐火罗”是古代居住在中亚阿姆河上游(今阿富汗北部)的一个民族，唐初“役属于西突厥”；“叶护咄伽”在突厥语中意为“大臣统领”，为突厥官职名称。此衔名表明忠节又是统领吐火罗的大臣。
　　在36条石人衔名中，有不少开头冠有“故”字，说明他们在立像乾陵时已经亡故。如现存西侧石人像群第一排靠北第1人是阿史那弥射，衔名前就带一“故”字。两《唐书》载，弥射是“贞观十三年率所部处月、处密部落入朝”的西突厥首领，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唐高宗继位后，曾奉命率师平叛西突厥内乱，因功于显庆二年初册封为兴昔亡可汗兼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弥射成为唐王朝在碎叶河(今楚河)以东辖地的最高地方军政长官。就是这位唐王朝初年著名的军事将领，在唐高宗龙朔二年(662)遭人陷害致死。咸亨四年(673)朝廷为之昭雪后，又在长安为之新立了墓碑。而唐高宗李治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病死于洛阳贞观殿，次年八月葬于乾陵。那么在他死前20余年即身殁的阿史那弥射是不可能参加高宗葬礼的，更不可能为武则天奔丧。因此，立像的衔名前冠以“故”字。类似弥射这样在衔名前冠以“故”字的石人衔名有十余条，这些足以说明，乾陵石人不是高宗或武则天入葬时来助葬役或祭奠的人。
　　至于现存衔名中称“国王”和“王子”者，都是唐朝廷敕封的王号，是隶属或臣属于唐朝廷的属国或少数民族首领。如现存西侧石人像中的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王尉迟敬；朱俱半国(即《大唐西域记》中的“斫句迦”，今新疆叶城一带)王斯陁勒。衔名中称王子者，在西侧石人群像中第四排靠南边的第1个是吐火罗王子特勤羯达健。6世纪末，吐火罗受西突厥统治。7世纪中期，西突厥归属唐朝，吐火罗也随着臣属于唐。当时，唐朝周边的属国或在蕃蕃将，为了表示对唐天子的臣属忠顺，邀取朝廷的信任，常派遣自己的亲王、子弟入质京师，宿卫宫城，称为质子宿卫制度。宿卫朝廷的质子，多被授予禁卫军郎将、将军和大将军。吐火罗王子特勤羯达健就是以这种身份来到长安的。
　　现存36条衔名中，真正的客使只有3名，他们是武则天朝东突厥族可汗默啜派到长安来的使臣移力贪汗达干、漠贺达干和吐蕃使大宰相悉曩热，他们都是为了求婚和亲而来的民族特使。除人们所共知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与吐蕃等联姻外，唐代与蕃国、蕃州君长联姻达6国28人之多，所以，广为联姻，是唐朝团结少数民族的策略之一。
　　乾陵石人像群中已知石人的事迹，多数都发生在唐高宗李治死后，武则天至中宗李显执政时期。可见这批石人是在武则天至中宗李显执政时期雕琢，而在武则天合葬乾陵以后才树立起来的。他们在乾陵双足并立，两手前拱的仪态，表现了蕃臣归命中央，拱卫天子，侍卫宫阙所特有的气质，成为太宗、高宗时期民族团结融合和统治集团多民族成份的历史见证；也反映了作为地方官或部落首领，到长安、洛阳来朝觐天子，听命召唤的历史史实。这恰是太宗、高宗和武则天朝“统治四夷”的最生动写照。它既体现了唐王朝前期在“四海同归”、“蕃汉一家”的思想指导下，笼络、优待蕃将的政策，也表现了蕃将“依唐如父母”的动人情景。因而，明朝刘伯温(1311—1375，本名刘基，字伯温，元末明初的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曾赋诗曰：“蕃王俨侍立层层，天马排行势欲腾。自是登临多好景，岐山望足看昭陵。”
　　5．石狮
　　唐代帝王陵园四门置石狮以太子李弘(唐高宗与武则天长子)恭陵为最早，自乾陵开始，以后诸唐陵之陵园四门之外各置石狮一对。乾陵陵园原置四对8尊石狮，分置于内城四门之外。现存5尊，惟朱雀门前的一对石狮，在雕刻技巧和艺术造型上为其它三门石狮所不及。这两尊石狮为蹲式，皆用一整块纯青色墨玉石圆雕而成。两狮相距约16米。东边石狮高3.02米，宽1.40米，长2.32米，胸宽1.50米。狮座两层：上座长2.35米，宽1.40米，高0.29米；底座长3.30米，宽1.65米，高1.08米。西边石狮高2.77米，宽1.76米，长2.83米，胸宽1.38米。狮座两层：上座长2.60米，宽1.42米，高0.29米，底座长3.33米，宽1.66米，高1.13米，两狮均重约40吨。石狮造型皆呈金字塔状，昂首挺胸，前肢挺拔；胸肌突兀，丰腴发达；巨头卷毛，似层层鳞披；硬额浓眉，突目隆鼻，阔口利齿，舌顶上颌(东列石狮上腭粘接），似闻隆隆吼声；身躯后蹲，稳如泰山。整个造型浑润传神，有顶天立地之势，表现出兽中之王凶猛异常、威武无比的神情。巍巍然不可撼动之状，给人以气宇高昂，雄健挺拔之美感。置石狮于陵前，使整个陵区蒙上了一层神圣、尊严、凛然不可侵犯之态，从而渲染了乾陵的威势和唐帝国的强盛。
　　狮子的故乡在非洲、西亚和美洲等地。据《汉书·西域传》(卷96下)载，汉武帝派张骞(?～前114)通西域后，狮子才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东汉顺帝时，西域疏勒国国王曾派使者至洛阳贡狮子，这是传入我国的第一只活狮子，当时饲养在都城洛阳的囿苑之内，平民百姓很难见到。因此，汉代的民间艺术家们对狮子充满了神异感，认为它是能“食虎豹”的“殊方异物”，在塑造狮子的形象时，用传统的神瑞化装饰手法，展开幻想的翅膀，突出地表现了狮子威武、强健和凶猛的气质：有的给狮子的肩上平添了双翼，称为狻猊；有的给狮子头上饰以单角或双角，身上雕以云纹或火焰纹，叫做獬豸，也有称为天禄、辟邪或瑞兽的。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周围友好国家把狮子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礼品，频频赠与大唐帝国。《旧唐书·康国传》(卷198)载，唐贞观九年(635)，康国遣使贡狮子，太宗李世民嘉其远至，特命秘书监虞世南(558～638)作《狮子赋》。当时的名画家阎立本(?～673)还曾绘过狮子图。随着数量的增加，狮子的原形日趋明显，到这时，人们心目中才出现了狮子的正式形象。乾陵石狮就是当时这种猛兽形象的真实写照。
　　乾陵陵园的石雕刻群，雕成于武则天光宅元年至唐中宗景龙初年(约684～708)之间。根据各自的性质用途可分为五类：
　　(1)标志记事类，有石柱(华表)和石碑；
　　(2)守卫祛邪类，有石人、石狮、石虎；
　　(3)仪仗类，有武将、仗马和控马驭手；
　　(4)中外文化交流类，有鸵鸟、蕃臣像；
　　(5)升仙思想类，有翼(飞)马和北门六马(龙)。
　　雕刻群如此庞大，种类又如此繁多，那么，它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又是什么呢?
　　根据分析研究，笔者认为这些石刻不论何种品类，除了具有守卫“轩禁”和仪卫的作用之外，都是服从于整个陵园所要表达的主题，既显示封建王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国的强盛和天下归心的思想。既然如此，雕刻群中的内容就有了继承，有了创新。从石刻平面布局看，主要是继承了北朝帝陵和初唐兴宁陵(唐世祖李昞)、献陵(唐高祖李渊)在陵园南神门外神道两侧列置石仪的作法，同时，也继承了北魏静陵(孝庄帝元子攸)、初唐兴宁陵、恭陵(孝敬皇帝李弘——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长子)等在陵园南神门外设置坐狮的制度。翼马，则是依照隆尧唐陵(河北隆尧，李渊第四代祖和第三代祖)、恭陵置飞马的作法。而帝陵列置鸵鸟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实物例子，因此，它是乾陵石刻内容创新的实例。
　　以石狮作为陵园四门的主要饰物是从唐乾陵陵园开始的，它应是完全在“尊君”思想的指导下列置的。石狮在诸石刻中不但雄伟高大，而且在雕技、造型、神态等方面也在其它石刻之上。置石狮于陵前，其威慑、炫耀之意不言而喻，反映出唐代帝王生前专制独尊，死后还要保持其陵寝神圣不可侵犯的用意。翼马和鸵鸟这两种动物是作为远方、异国的象征而雕置的。翼马即传说中从西极“陟流沙”而来的“天马”；鸵鸟则是唐高宗、武则天朝和周围各国睦邻友好交往的象征。这两种动物雕刻的设置，更加突出了以前帝陵石刻中的武将、仗马和控马者的仪仗内容，加上朱雀门前东、西两厢侍列的64尊(现存60尊)蕃臣石像中有一些深目浓眉，高鼻短须，身著翻领服装的唐西部周边少数民族酋领形象，明显的表现了唐王朝统治者以为天下中心的思想，形象地反映了唐王朝初期声威宣远，周边民族臣服于唐中央政权，邻邦使者纷纷朝觐天子，经济文化交流已进入盛期的状况，成为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时代特征的体现。
　　乾陵石雕群内容如此丰富，种类如此繁多，把这些不同文化内涵的石刻有机组合，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建筑史上的第一次，这种陵墓前石刻的组合，包括品类、数量、造型及陈列的位置等，出现在封建皇权更加稳固，经济文化趋向更加繁荣的时期，因此，更能强烈地表现出帝王陵山的宏伟气势和庄重肃穆的气氛，更能强烈地表现出“君权至上”的思想。这类石刻的雕琢艺术独特，陈设气势雄伟，布局富丽堂皇，有条有序，因此，后来诸帝陵也都仿效沿用，成为唐代及后世帝王陵园石刻设置的楷模。
　　

唐代帝王陵墓（修订本）/刘向阳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