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1．陵墓位置与名称辩正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陵，位于陕西乾县城北约6公里处的梁山上，距古都西安76公里。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梁山，自周秦即为名胜之地。《孟子·梁惠王》载：“太王(古公亶父)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梁山为岐山支脉，相距颇近，可见，周太王徙居岐山之阳时，梁山属于周原东界。《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载：三十五年，“始皇帝幸梁山宫”，其宫殿遗址即在梁山南隅(今乾县县城西)约5公里处的龟背形缓坡台地上。嗣后，秦御匈奴，西汉张骞通西域，以至唐代的“丝绸之路”都经过此山。梁山地势险要，为东西通衢之咽喉，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至今仍为西(安)兰(州)公路之要冲。梁山为乾县境内各山之祖脉，其山脊长18公里，宽l公里。梁山系石灰岩质山，呈圆锥形，三峰耸立，主(北)峰高踞，海拔1047.3米，为山陵之主体，乾陵寝宫就深凿建于其中。登上峰巅，东望九嵕(唐太宗昭陵所在地)，山势突兀，孤耸回绝；南望太白(山)终南(山)，积雪皑皑，挺拔峻秀；西接翠屏(山)，层峦起伏；北望五峰(山)，遥相对峙。脚下梁山，从黄土高原的台地上拔地而起，东临豹谷，西临漠谷(黄巢沟)，山石崔嵬而苍润，地势高峻而不险，长林丰草环其麓而有“金岭”之称。南二峰较低，东西对峙，浑圆挺秀如乳。从咸阳塬上远望梁山，宛若一位新浴之后的美人，静穆地仰卧于莽莽苍穹之下，梁山主峰(北峰)是其头部，东西对峙之南峰为其乳，其上筑阙观高逾十丈，至今墩台犹存，俗谓之“奶头山”，为陵之天然门阙。乳峰之南坦荡如砥的黄土高原是其修长的身躯；主峰之北碧绿的松林是其飘逸的秀发。武则天选中梁山为其夫高宗李治建造陵寝可能是大有深心的。唐初就很迷信风水之说，术士李淳风出入宫廷，颇为李世民赏识。据说当时堪舆家(风水先生)认为梁山风水“大有利于女主”，唐高宗生前又明白无误地下诏“令天后摄国政”，因此可以说，乾陵是武则天想当女皇的实物佐证，乾陵是一尊“睡美人”，是女皇仰天而卧的绝妙象征。
　　关于乾陵的名称，据两《唐书》、《唐会要》、《通鉴》等文献记载，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李治死于洛阳之贞观殿，唐睿宗文明元年(684)五月，灵驾西返长安，八月葬于梁山，曰乾陵。因此，乾陵之称最早应是唐代人对高宗葬地的称呼，大概在公元684年初武则天命人为高宗选择并营建葬地时就确定了。其由来可能是因为高宗李治生前尊号称“天皇”、“天皇大帝”、“天皇大圣皇帝”，而《易经·说传》上称：“乾，天也”，皇帝有“天子之贵”，所以，埋葬天皇大帝的陵地自然就称天陵了。又《八卦》有“乾为天，坤为地”之说，即乾是天的雅称，故乾陵就是天陵。至于这座陵园恰好“地处长安之西北隅(即以长安为中心所定八卦方位之‘乾’位上)，故曰乾陵”(明《重修陕西乾州志》卷1)，实属一种方位上的偶合，不足为凭。
　　或称“姑婆陵”者，为当地人之俗称。姑婆一词中的“姑”字，当地人读“瓜”音，而“瓜”与“阿”系同韵字，音近，所以，“姑婆陵”被读作“瓜婆陵”亦即“阿婆陵”，它们均属于古今音变中的叠韵音转现象。据考证，大约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阿”字就已成为亲属称谓的词头，如称祖父母为“阿翁”“阿婆”，称父母为“阿公(爷)”“阿母”。后来，“阿婆”一词就逐渐引申为对老年妇女的尊称。唐人张鷟在其《朝野佥载》一书中记叙：“咸亨已后人皆云：‘莫浪语，阿婆嗔，三叔闻时笑杀人。’后果则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则天也。三叔者，孝和为第三也。”说明武则天在世时，民间已有歌谣呼其为“阿婆”了。据明《乾州志》(卷40)录金人杨遣《咏乾陵》诗云：“牝鸡一啄血波流，天下何缘不姓周?今日阿婆心力尽，乾陵秃似老僧头。”明人魏槐川诗曰：“阿婆顿忘贞观事，野老指传嗣圣年。”说明“姑婆陵”之称是因民间呼武则天为阿婆而得名。另清末光绪举人、邑人梁文典《乾陵怀古》诗中有“帝后威严从昔显，姑婆名号至今传”句，由此可知，民间称乾陵为“姑婆陵”最迟应在清末光绪年间(1875～1908)以前。另外，据说武则天合葬乾陵时，主持葬礼仪式的是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对武三思及其族人来说，是埋葬自己的姑婆，所以，民间也就顺从武氏后代称乾陵为“姑婆陵”了。
　　2．陵园礼制建筑及其勘探发掘
　　关于乾陵的营建，史籍无详细记载，据两《唐书》、《唐会要·陵议》(卷20)、乾陵《述圣纪》碑和《新唐书·陈子昂传》(卷107)等记载，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死后，武则天遵照高宗“得还长安”的遗愿，选取雍州好畤县之梁山为陵址，以司徒摄司空霍王李元轨(高祖李渊第14子，高宗李治叔父)为山陵使，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刘齐贤(《旧唐书》卷64《霍王元轨传》)和吏部尚书韦待价(贞观旧臣韦挺之子)为山陵副使，户部郎中、朝散大夫韦泰真(两《唐书》无传，墓志藏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馆)为将作大匠，共同护营乾陵工程。按照“因山为陵”的葬制，乾陵是依梁山之自然山势，将山头作为陵冢，在山腰凿洞修建地下玄宫，工程艰巨浩大。《新唐书·陈子昂传》(卷107)载：“山陵穿复，必资徒役，率癯弊之众，兴数万之军，调发近畿，督扶稚老，铲山背石，驱以就功。”到文明元年(684)八月埋葬时，主要工程竣工。埋葬高宗后乾陵营建工程继续进行，及中宗李显继位，于神龙二年(706)五月重启乾陵玄宫隧道，合葬母后武则天、迁葬永泰公主李仙蕙、懿德太子李重润、雍王李贤等陪葬乾陵；及睿宗李旦追封李贤为章怀太子，令合葬章怀太子妃清河房氏，到开元二十九年(741)玄宗李隆基赐赠邠王李守礼等陪葬乾陵，因此，乾陵陵园的所有营建工程，经历了武则天、中宗、睿宗至玄宗执政初期才始告全部竣工，历时长达57年之久。
　　乾陵营建时值盛唐，国力充盈，陵园规模宏大，建筑富丽雄伟，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其陵园地面建筑仿唐长安城格局营造，陵园分为内城、外城和陪葬墓区三个部分(分别相当于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和外廓城)。据元朝李好文《长安志图·唐高宗乾陵图》记载，乾陵“周八十里”，陵园原有城垣两重，“内城城墙南北一千一百步(唐代一步等于五尺，每尺合今29.5厘米)，东西九百步。外城城墙南北二千五十步，东西一千二百步。”城内有献殿、偏房、回廊、阙楼、碑亭、狄仁杰等六十朝臣画像祠堂、下宫等辉煌建筑群多处。“安史之乱”后，乾陵地面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唐会要》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乾陵造屋378间(《旧唐书》卷136《崔损传》记为“五百七十间”)。这是乾陵地面建筑被破坏后的第一次修葺重建，与埋葬武则天相隔92年。唐文宗李昂开成二年(837)，“乾陵寝宫火”(《新唐书》卷8《文宗本纪》)；唐哀帝末年(907)，“盗焚乾陵下宫”(《新唐书》卷10《哀帝本纪》)，乾陵地面建筑又遭破坏。唐亡以后，公元934年，后唐末帝李从珂《修奉列圣陵寝诏》曰：“列圣陵寝多在关西，中兴已(以)来，未暇修奉，宜令京兆河南、凤翔等府，耀州、乾州奉陵诸县，其陵园有所缺漏，本处量工差人修奉。仍人给口粮祭告，下太常宗正参详奏闻。”(《全唐文》卷113)清泰三年(936)五月丁酉又诏：“京兆河南府、凤翔、耀州、乾州等奉陵州县，缘本庙陵寝中为盗发修奉未备，宜令本管州府量事差人修奉，其人工给食祭料并从官给。”(《册府元龟》卷174《帝王部·修废》)这是乾陵陵园第二次修缮的记载。史载第三次修葺是在金代天会年间，镌刻在乾陵无字碑阳面正中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铭文，有“至唐乾陵，殿庑颓然，一无所睹。爰命有司，鸠工修饰。今复谒陵下，绘像一新，迥廊四起，不胜欣怿。”记载了金天会十二年(1134)的修葺情况。此后再未见修葺的记载。因此，从目前的文献可知，乾陵陵园至建国前，前后修建过三次。
　　乾陵陵园的地面建筑虽然经过多次重建和维修，但今已荡然无存，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数次勘查，陵园建筑和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兹分述如下：
　　献殿又叫寝宫，是供后世帝王子孙上陵朝拜、举行祭献仪式的主要活动场所，是陵园中的主体建筑，位于陵园内城南神门(或称朱雀门)之北，呈长方形。关于献殿的规模及形状，目前无有实物资料佐证。我们只能看到遗址上茂密的松柏树林和俯首可拾的残砖断瓦。据研究者推断，乾陵陵园内的建筑仿唐长安城格局营造，其献殿的建筑形式当与唐长安城大明宫内的殿宇建筑相似。
　　上仙观是一种仪制性的建筑物。古时，人们称帝王去世为“上仙”，并根据所谓“死后登仙”之类的封建迷信思想虚拟了灵魂的栖息处——上仙观。乾陵上仙观为一组建筑物。据《旧唐书·代宗本纪》(卷11)载，大历八年(773)“夏四月戊申，乾陵上仙观天尊殿有双鹊衔紫泥补殿之隙缺，凡十五处。”大历八年距神龙二年(706)仅67年，这段史料的记载当准确无误，同时也说明了乾陵上仙观确为一组建筑物，天尊殿只是其中之一。今梁山北峰顶上有一东西长27.5米，南北宽16.5米的石城遗址，当属上仙观基址。
　　六十朝臣画像祠堂，位于司马道东侧东乳峰脚下。是一座坐东向西，呈长方形的祠殿，内画狄仁杰等六十朝臣像。据《长安志图》载有：张说、苏颋、狄仁杰、娄师德、刘仁轨、唐休璟、宋璟、李峤、贺知章、马周、李昭德、王綝、张仁愿、崔神庆、李务光、张柬之、魏元忠、陆元方、李怀远、毕珹、杜景佺(误为俭)、武三思、韦巨源、崔湜、武承嗣、苏味道、封德彝等。关于祠堂的形制，现祠殿已毁，仅存遗址，无法考证。据文献记载，贞观十七年(643)二月，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大明宫内三清殿侧修建了一座凌烟阁，内画赵公长孙无忌、赵郡元公李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庐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国公李世勣、胡壮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位功臣像。《通鉴》卷196注引“程大昌曰：閤中凡设三隔，内一层画功臣高宰辅，外一层写功高侯王，又外一层次第功臣……所画功臣像貌皆面北……(以表君)臣礼也”。由此推测，乾陵狄仁杰等六十朝臣画像祠堂与此大体相同，即楼阁内用隔墙隔成小间，每一小间内南壁和东壁各画一人像，北壁书写事迹和赞语。画像者应系当时宫廷内名家，如阎立本兄弟、尉迟乙僧等。
　　下宫是后代皇帝谒陵祭奠时驻跸与斋沐的行宫，平时是守陵官员和日常侍奉人员居住的地方。据《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二年(691)正月条下载：“唐诸陵有署令一人，从五品上；府二人，史四人，主衣四人，主辇四人、主药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二人。又有陵令一人，掌山陵，率陵户守卫之；丞为之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土碑石资料记载的守陵官员和宿卫人员有：乾陵宿卫庞同本(《大周故忠武将军守左千牛卫将军检校太子右卫率上柱国安化县开国男庞府君墓志铭》，长寿二年，693)、乾陵署令独孤思贞(《大周行乾陵令独孤思贞墓志》，神功二年，698)、乾陵令宗瑾(《唐故常州长史宗君墓志铭》，开元五年，717)、乾陵令封思敏(《唐故朝议郎行彬州资兴县主薄[簿]陇西李府君夫人封氏墓志铭》，开元十六年，728。志主为乾陵令封思敏之女)、乾陵丞张玮(《唐徐州滕县主薄[簿]王慎疑妻张氏墓志铭》，开元廿二年，734。志主为乾陵丞张玮之女)、乾陵使李镐(《唐守左金吾卫翊府中郎将李镐墓志》，乾元元年，758)、乾陵丞尚弘简(《唐道州长史尚弘简墓志》，咸通八年，867)等，这些官员和侍从人员平时就居住在下宫。乾陵下宫“去陵五里”，位于陵山下御道的西边(今陵前村南、邀驾宫村东北)，按照地形高低建筑在由南向北分布的黄土台地上，此处西临漠河，北近陵寝。勘查资料表明，下宫遗址略呈方形，其中东、西、北三面有内外两重城垣，南面共用一道城垣。内、外城墙垣均夯筑而成，墙基宽2.7米～3.O米不等。其中，外垣东墙长383米，南墙长379.7米，西墙长382米，北墙长380米，总面积约145102.7平方米。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围墙地面遗址已残缺不全，断断续续。20世纪60年代初期勘查时，东墙残高0.45米～2.1米，西墙残高0.35米～1.3米，北墙残高0.45米～1.6米。南面地形较低，地面东西平直如砥，遗迹无存，只在东南隅耕土以下0.2米处，保存有夯土层，深0.55米。内城及内外城之间发现多处建筑夯土遗迹，整个遗址地面散布唐莲花方砖、筒瓦、板瓦、瓦当等残片。耕种者拣拾的瓦砾堆积，大者长12米，宽8米，高2.5米，由此可见，当年的下宫殿宇建筑是宏丽无比的。
　　另外，陕西考古工作者于1995年深秋发掘清理了陵园朱雀门外东西两侧的述圣纪碑和无字碑碑亭遗址。“无字碑亭遗址为一面阔15.8米、进深15.55米的九间方形碑亭。基址为一夯土台基，无字碑在其中心，围绕碑座四侧均匀排列方形素面石柱础。每侧四础，因角柱共角，共有12础，柱础为0.6米～0.7米见方的青石，厚重稳固，个别柱础中心还有榫眼。碑亭四周有宽1.45米的砖砌散水，散水东西18.4米、南北18.6米，散水外沿将砖斜竖露出砖角以防散水外移松动，属唐代铺砖散水的典型手法。”(韩伟《维修乾陵地面建筑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5年12月24日)
　　六十一王宾殿遗址，位于朱雀门外东、西两侧，南邻东、西阙楼遗址，北与东、西偏庑相接，为同一建筑群体。1997年5月至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派员与乾陵博物馆共同对此进行了清理发掘。资料表明：东侧王宾殿基址东西长19.7米，南北宽12.8米，面阔三间，进深三间；西侧王宾殿基址东西长20.65米，南北宽12.5米，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北侧偏房长12.6米，宽12.5米，其北墙为夹层，用途或为列戟廊，有待专家研究考证。遗址内出土残唐砖、莲花纹瓦当、残脊兽、彩绘墙皮、残板瓦等建筑遗物。
　　1999年4月，陕西文物考古工作者借用现代航拍的大面积俯视照片与大比例尺地形图对乾陵的地形地貌、局部地质结构进行对照分析，并经实地勘查，在已经被考古调查证实的平面略呈方形的乾陵陵园内城城垣遗址之外，发现了一座构筑宏伟的外城城垣遗址。新发现的外城城垣遗址的走向与内城城垣大体平行，两者间距约220米。这次调查首先发现乾陵外围山城下分布着许多高大绵长的陡坎，考古工作者称为“地阶”。这些地阶高度一般约为3～4米，外低内高，其上下地表比较平整，地阶外侧上部暴露出大面积的夯土结构。从地表上观察，这些表现为内高外低的地阶形态，其许多地方借助于环绕梁山内高外低的地势，运用下部堑切上部夯筑的方法建成。其次，考古工作者借助早年拍摄的1：12000的黑白航空照片和大比例尺的地形图，并结合地面调查，发现已经被考古调查证实的乾陵内城城垣遗址在航空照片上表现为以梁山主峰(乾陵地宫所在山峰)为中心，四周呈现为规范的线状结构，四角的角楼建筑遗址和四面门阙的位置在图上也能一一确定。同时也发现，在这重城垣之外，还分布有一周与城垣平行的线条，分外醒目，两条线间的间距基本相等，均为220米左右。其间地形亦较它处平整。经现场勘察测量，其外侧线条即为新发现的地阶，与古代文献《长安志图·唐高宗乾陵图》上注记的内外城城垣尺寸对比，证实新发现的地阶确为文献上记载的乾陵陵园外城城垣遗址。该图记载乾陵内城城垣“东西九百步”，外城城垣“东西一千二百步”，其长度之比约为9：12。今从地形图上测量，内外垣北端的东西长度分别约为1320米和1760米，长度之比也约为9：12，两者十分吻合(唐代一步约合今1.47米)。新发现的外城城垣遗址大部分边界清晰，设计规范，跨山越谷，气势恢宏，是一处工程浩大的陵园附属建筑(《考古工作者将航拍照片和地面调查相结合获重大发现：乾陵外城垣跨山越谷气势恢宏》陕西日报2000年4月23日)。
　　这次发现虽然有待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但它是我国唐代帝陵考古中首次发现双重城垣。与唐长安城对比，乾陵内城相当于长安城的宫城，其中心修筑陵墓玄宫；外城垣以内相当于长安城的皇城，列置众多巨型石雕刻，以象征百官衙署；陵园东南部的陪葬墓区相当于臣民居住的外郭城。从某种意义上说，乾陵陵园的整体布局与长安城的建筑格局极为相似，说明乾陵陵园的布局可能还反映着中国古代的一种都城格局。
　　3．陵园内城墙基及门阙的勘探发掘
　　据20世纪60年代勘探得知，乾陵陵园内城基本呈方形，内城城墙总长5920米，总面积约229.3万平方米。墙厚2.1～2.5米，其中：东城墙基南起今沈家潦池村，向北经过东华门村西，再稍向西北至824米处止，全长1582米，呈北偏西2度；南城墙基东起沈家池村北(即东南城角)，向西经过今石马道村，再向西随地形下沟，经过黄巢沟上坡岭(当地群众称棒槌岭)止，全长1450米，呈东偏北3度。在该城墙基由东向西657米处即石狮背后，有高出地面约1米，直径约10米的夯土墩遗址，周围遗存有大量的瓦片堆、残砖块、石灰渣等，为朱雀门遗址。西城墙基由今西华门村北842米处(即西北城角)，向南经过西华门村何家沟沟底，再上坡到岭上止，全长1438米，呈北偏西2度。何家沟底之城墙基，均有用石条砌筑的走水洞。北城墙基从今东华门村北842米处(即东北城角)起，向西经过后宰门村，再向西至708米处(即西北城角)止，全长1450米，呈东偏北2度。陵园四城墙角阙楼遗址尚存，东南城角阙楼遗址残高7.5米，西南城角阙楼遗址高10米，东北城角阙楼遗址残高5.1米，西北城角阙楼遗址残高5.5米，均为夯土筑成，周围残存唐代砖块、残瓦当、瓦片及石渣等。东南城角和西北城角有石条筑砌的地基存在。角阙楼的设置，在秦始皇陵、汉代帝陵中均未见采用。自唐乾陵以后，各后世帝王陵才在陵园内城四角设置“角阙”，反映了封建帝王把陵墓当作生前所居宫城来建造的思想。
　　在内城四城墙正对梁山主(北)峰处，各辟一门，以四神命名，东曰青龙门(亦称东华门)，南曰朱雀门(陵园正门)，西曰白虎门(亦称西华门)，北曰玄武门(亦称后宰门)，门址宽约27米。四神门外各有阙楼遗址一对，左右分列。乾陵陵园现残存土阙台五对(南神门外两对，其它三门外各一对)，阙台用土夯筑，夯层清晰，外表砌砖，上小下大，呈梯形，上建楼观。陵墓前立阙，可能由汉代墓前置石阙的习俗沿袭而来。在唐代，阙的意义侧重于观。据《中华古今注》(卷上)载：“阙者，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古谓之观。人臣将相，至此则思其所阙(缺)，故谓之阙。其上皆丹垩，其下皆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暗示万民焉，苍龙阙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而乾陵陵园内的两组三出阙(一个母阙，两个子阙)是标示帝王陵园的重要礼制建筑。
　　位于陵园正南司马道南端东、西两侧乳峰上的一组三出阙，高耸于峰巅，崇阙凌霄，可谓“表南山之颠(巅)以为阙”(《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显现出帝王陵园的威严和肃穆。东、西乳峰分别海拔941.8米和932.5米，二峰呈东北——西南方向，间距约380米，距梁山主峰分别为1290米和1550米。1995年深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派员科学发掘了东、西乳峰阙楼遗址。发掘资料表明，东乳峰阙台遗址高14.4米，顶部有部分铺地砖，其高度应是东乳峰三出阙台的原始高度。西乳峰阙台由于常年的雨水冲刷，残存高度仅9.7米。西乳峰之三出阙基址平面呈双重“凸”字形，面阔23米，最大进深12.85米，最小进深10.50米。基址大端在东，小端在西面(东乳峰阙台基址与之相反）。由大端向西15米处，基座长约4.4米的南北石条各向座心东西轴线内移0.7米，使这段基址进深缩小为11.45米；而由此向西长约3.6米的南北石条，又各向座心轴线内移0.70米，使这段基座进深为10.50米。整个阙台基础以石条平砌构成，基座平面四边有砖砌线，中心为夯土筑成的阙台，上下收分显著，夯筑坚实，四周向上收分叠压平砌砖墙，将夯土阙台包裹在内。墙脚嵌入减地之砖砌线内，使阙墙不致外侈。从剖面看，西乳峰阙台基址平面形成的双重凸字形基座的突出部分呈阶梯状，东端通高0.76米，中间台阶高0.57米，最西端台阶高0.30米。依照基址高低所夯筑铺就的阙台顶面，亦呈错落有致的阶梯状。由此可以想见当年三出阙阙顶必是飞楼复阁，崇弘华丽，显示出帝陵阙台巍峨的宏伟气势，无与伦比。据《芜史》记载：“宫城门左右垛城二，垛楼登门两斜庑，十二门阙。”由此推知，每侧三出阙上修建有相连的三座楼阁，每一楼阁南北两门，三座共六门。与其对称的另一侧三出阙亦六门，合称十二门阙。
　　位于内城朱雀门外东西两侧的三出阙阙台，东阙遗址残高11米，西阙遗址残高12米。两者相距42米。其形状、结构与东、西乳峰双阙构筑形式大体相同，基址亦用石条铺砌，中心阙台夯土筑成，外包砖墙在砌砖线内向上收分，平砌叠涩。以东侧阙台基础为例，基址在一个水平面上呈双重凸字型，面阔23.5米，最大进深12.45米，最小进深9.8米。基址凸字型突出部分南北边沿第一阶内收0.725米，第二阶内收0.625米。阙台大端在西，小端在东，而西侧阙台则与之相反。
　　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派员对乾陵陵园内城东、西、北三处门址进行了全面钻探。钻探资料显示，东、西、北三处门址结构相同，均由一对三出阙、一对列戟廊和殿堂式大门组成。殿堂式大门均建于夯土台基上，周边用砖包砌，并有砖铺散水，两侧与陵园墙垣相连。列戟廊建筑遗迹多破坏严重，西门列戟廊周围有砖铺散水。
　　4．乾陵玄宫是否被盗及隧道的勘探发掘
　　乾陵玄宫是否被盗一直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据《新五代史·温韬传》(卷40)记载，温韬，京兆华原人，后唐末帝时，为后梁耀州(今陕西耀县)静胜军节度使，“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惟乾陵风雨不可发。”说明温韬曾盗掘乾陵，因故没有得逞。《宋史·太祖本纪二》(卷2)载，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三年(970)九月甲辰，“诏：西京、凤翔、雄、耀等州，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汉高、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后魏孝文，西魏文帝，后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肃宗、代宗、德、顺、文、武、宣、懿、僖、昭诸帝，凡二十七陵尝被盗发者，有司备法服、常服各一袭，具棺椁重葬，所在长吏致祭。”显然，乾陵不在被盗发者之列。
　　乾陵玄宫所在的梁山主峰，拔地高度104米，从献殿遗址上的“唐高宗乾陵”碑(清代陕西巡抚毕沅立)至主峰东南坡中腰墓门口，全长314米，玄宫隧道由此通进山腹。从外观看，没有一点加工的痕迹，如同自然山坡，乱石荒草遮蔽，自古以来未曾干扰过。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唐高宗与武则天葬于此山中，但是，地下玄宫的具体所在，一直是个谜。建国后，在修筑西(安)兰(州)公路时，群众在山上采石，发现裸露石条，千年之谜，一旦昭然。
　　乾陵玄宫隧道的发掘工作是从1960年4月3日开始的，至5月12日揭完地表夯土层后，隧道砌石全部裸露。发掘情况表明：隧道和玄宫门洞是在自然石灰岩质山体上凿成，隧道堑壕深17米，埋葬后全部用石条填塞，石条上夯打灰土，十分坚固。隧道呈斜坡形，正南北走向，全长63.1米，口宽3.87米，向北逐渐缩小，至玄宫门洞口时东西仅2.75米。由于东侧自然山石低凹，从隧道口向北21米处，用石条砌补六层。隧道内全部用长1.25米，宽0.4～0.6米，厚0.1～0.45米的长方形和方形石条筑砌填塞。石条由南往北顺坡层叠扣砌，共39层，从平面看每层约用石条410块，39层约需石条8000块。石条左右之间凿凹槽，以长18～27厘米，厚5～8厘米，重9至10.5公斤的燕尾形细腰铁栓板嵌固；上下之间凿洞，用铁棍贯穿，使石条固死，不能移动。石条缝隙之间先洒少量石灰粉末，再以溶化之铁锡熔液灌注，与石条融为一体。发掘结果与《旧唐书·严善思传》(卷191)记载：“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完全相同。同时，在主陵周围进行勘查和钻探，也没有发现盗洞和其他扰乱可疑之处。据此推断，乾陵玄宫没有被盗，而且可能是目前惟一未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
　　隧道所砌石条之上多有刻字和编号，如“莱常口”、“常惠”、“常黄”、“常则”、“高便文”、“焦才”、“王积”及“合一”、“合三”、“元二”、“左二”、“开一”、“六十四”“六十五”、“左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百二十九”、“日”、“月”、“星辰”等。刻字笔画均涂有红色，颜色比较鲜艳。这些石条刻字，很可能是当时凿石工匠之名，编号很可能是凿石工匠完成的数量或石条筑砌的位置，如“合一”、“合三”、“左二”、“左五”等，这应是合葬武则天时，凿挖隧道的工匠所做的标记，以便于回填时识别。
　　另外，在隧道中腰南部两侧石墙壁上，残存有石灰和壁画痕迹；北端石壁上用墨笔写有“□中古社至”、“渭南居上□”两行大字。
　　发掘过程发现，隧道砌石上的夯土层厚2.80米，夯层厚16至23厘米。夯土由黄褐土、黑褐土和石灰混合而成，质地坚硬。夯土中夹杂有少量残砖块、小瓦片、石灰块、壁画残块、小石渣块(片)等；石条排列整齐，但刻字编号紊乱，有的石条之间凹槽没有嵌铁栓板，有的填满石灰，有的凹槽口部残破。这些现象，很可能是第二次挖掘隧道，埋葬女皇武则天时扰乱所为。
　　发掘中出土文物有：细腰铁栓板5个；锡铁锭5个，其中刻有“宿五”字样者重18公斤，刻有“钮臼”字样者重17公斤，呈长方形者重16公斤，圆饼形的两个各重14.75公斤；残锡铁铁块重727.5公斤，另有开元通宝钱币一枚和壁画残块等。
　　玄宫隧道发掘清理完毕，未发现有盗掘痕迹。同时在山陵周围也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发掘者拟打开地宫大门，遂派有关人员去北京向中央及文化部有关领导汇报情况，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听后，对周恩来总理恳切地说：“毫无疑问，肯定有不少字画书籍保存在墓室里，打开乾陵，说不定武则天的《垂拱集》可重见天日，武后的画像，上官婉儿的手迹，一定会石破天惊!”他希望尽早挖掘乾陵，使沉寂千年的典籍文物，再临人间。后根据周恩来总理在《乾陵发掘计划》上的亲笔批示“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和国务院关于“全国帝王陵目前先不要发掘，一切力量集中于工程地区，配合清理文物”的决定精神，经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决定，停止了对乾陵的发掘工作。乾陵发掘委员会依原样重新铺砌隧道石条，填平夯实封土，同时在隧道周围修筑排水沟，防止山水注入，以起保护作用。一代考古学家郭沫若，也因未见“幽宫重启”而成终生憾事。
　　

唐代帝王陵墓（修订本）/刘向阳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