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在乾陵陵园内，除了举世闻名的无字碑外，还有一通高大的石碑，这通石碑因镌刻《述圣纪》一文而被后人称为述圣纪碑。
　　过去，学术界只重视了对无字碑等其它一些石刻的研究，而轻视了对这通石碑的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探讨这两通石碑的性质中，学术界普遍认为，无字碑是中宗李显为其母——武则天树立，或者是武则天生前亲自为自己所立，因此，它是属于武则天的碑。而根据《述圣纪》所镌刻的述圣纪碑则是属于高宗李治的，长期以来，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历史学界，唐高宗被斥责为一名“懦弱”的昏君，因而述圣纪碑也处于不公平的地位。作为乾陵范围内一件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物，人们提到它，只能说是武则天撰文，中宗李显书丹，内容是颂扬唐高宗的“文治武功”云云。如此简单的几句话，似乎就成了目前宣传这通石碑的统一口径。这样的宣传并没有揭示出该碑所包含的价值。据笔者统计，从解放后至今，见诸于报刊杂志上的有关乾陵的文章多达110篇，其中，对这通石碑研究的文章仅5篇，占总数的4.5％左右。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估且不谈，就其本身来说，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比其丈夫高宗李治要大的多。历史学家在对武则天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自然就重视了对无字碑的研究，其实，只要对述圣纪碑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就会发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它本身的价值并不亚于乾陵其它石刻，同时，伴随着唐高宗“昏懦”帽子的被摘掉，学术界也应该重新认识、研究这通石碑的文化价值。
　　述圣纪碑位于乾陵陵园朱雀门外司马道西侧，北距朱雀门西阙楼遗址约10米，与东侧的无字碑相望，两者相距约50米，他们几乎同处在东西直线上。碑通高7.3米，碑身宽1.86米，底座方形，高1.2米，四边边长2.94米，系石灰岩质。根据推算，大约重90吨。在目前现存的所有唐代石碑中堪称巨制，是乾陵陵园内第二件大型石刻。
　　在碑的四周，唐代砖瓦碎片俯拾皆是，并堆积了含有大量唐代建筑材料碎片的文化层，层内有莲花图案的方砖、五指手印长条砖，普通长条砖、板瓦、筒瓦和造型各异的莲花纹瓦当等，考古工作者于1995年对碑的基址进行了发掘，结果表明，该碑当年建有保护亭，
　　与中国现存的其它石碑相比，这通碑比较独特，表现在：第一，它的名称特殊，除了以碑文命名的称谓以外，当地群众又叫“七节碑”，因此碑从上到下分为七节，故称之。而七节的节数被后人赋予一定含义。七节恰好与天文上的“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相吻合，意喻高宗李治一生的文治武功犹如“七曜”照耀天下。明代《乾州志》以及《陕西通志》等地方文献上记载了郡人宋廷佑的一段话：“西碑(即述圣纪碑)后自制，碑制四方如棋局，俗称‘七节碑’”。可见，这个俗称至迟在明代就被称呼了。第二，石碑造型与众不同，首先，高约60厘米的碑首的设计与制作并非唐代流行的螭龙盘绕园形，而是唐代建筑形制中最高等级的庑殿式的顶盖，有屋脊、有筒瓦、有滴水、有勾头，与懿德太子、章怀太子、永泰公主墓中石槨槨顶造型一致①，为我们提供了唐代庑殿式建筑的又一实例。碑首无任何形式的碑额，碑身则是用五块石料垒叠而成，长宽各为1.86米，高1.2米，以榫卯相连，稳固可靠，碑的底部则是用四块规格相同的青石拼成一个正方形基座，从而支撑着重约几十吨的碑身。座的南面与东西面均雕刻了大量的线刻画，内容有装饰性的花卉，凶恶的猛兽和流畅的云纹，布局均衡，刻工精细，是乾陵石刻线画中的精品，亦是唐代石刻艺术佳品。总之，这种造型的石碑唯乾陵独有。
　　该碑当初树立时，刻有文字，即《述圣纪》全文，历经千百年的风雨沧桑，述圣纪全文已面目全非，现在看到石碑上的文字，分布于该碑第二、三和第五块石面上，但文字剥落漫患极为严重，远非昔日可比，有些仅可辩其痕迹。其中第二石共46行，行26字；第三石共17行，行27字，第五石共42行，行26字，三石文字共2011个。
　　所有历史文献中都找不出《述圣纪》全文，亦向无拓本流传，仅在清代人编的《全唐文》、《金石萃编》、《唐文拾遗》和《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四部文献中，可见其部分文字，其中《全唐文·97》之“述圣纪”共770余字，《金石萃编·60》之“述圣纪”共1000余字；《唐文拾遗·8》之“述圣纪”共1200余字；《八琼宝金石补正·38》之述圣纪共385字；且有些为重出，因此，不能合成一篇全文，这样，出自女皇武则天之手的这篇述圣纪全文亦就无法看到了。
　　看不到全文，也就无法知道述圣纪一文的字数，但我们可以依据现存文字分布状况，推断出一个大约数目。第二石文字虽风化严重，但从其痕迹中仍有判断出该石从右至左共46行文字，每行26字；第三石虽存17行文字，但都属满行，这样每石应刻字大约在1200左右，五块石料共刻6000字。上述四部文献收录的文字最多才占全部文字的1／3。
　　那么，为何文献中收录不全，亦无拓本流呢?据笔者分析，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此碑高达7米左右，捶拓、收录文字极为不便；第二，此碑大约在明代中期倒塌，五块石料，有一部分石块的阳面(刻字面)沉埋于地下，人们无法看到所刻文字，清人谢质清在《转轩诗存·8》中写道：“石人断首各僵立，述圣字迹埋蓬蒿。”文献中收录的文字估计就是倒塌后石面(刻字面)朝上的石块，人们容易收录抄写。结论是否符合实际，尚待有识之士赐教。
　　建国后，1957年，陕西省文化局会同乾县人民政府整修乾陵石刻时，原陕西省文管会贺梓城先生对此碑考证，收录了1500余字，发表在《文物》杂志1961年第3期上；1980年，乾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写《乾县文物志》时，乾陵博物馆张永祥先生对此碑作了详细全面的文字考证，最后确定，述圣纪碑现存文字1630个，收录在《乾县文物志》上，这是自宋代以来收录文字最多的一次。
　　1995年秋季，笔者再次对此碑现存文字进行考证，并参考前人成果，以张先生收录的文字为基础，试图对述圣纪全文进行文字上的整理，遗憾的是刻石文字无法辨认者较多，缺字者较多，因而，这一目的未能达到，不过多少弥补了一些缺陷，最后确定，述圣纪现存文字2011个，这些字，仅占全文的1／3，从这1／3文字中，可窥视到《述圣纪》一文的大意，现归纳梳理，大约有以下几点：
　　1、高祖李渊顺天应时，叛隋兴唐之举。
　　2、太宗李世民平定战乱，奠定贞观盛世之业基。
　　3、皇后怀高宗，时有吉祥之兆。
　　4、高宗李治被立为皇太子的原因。
　　5、叙述唐太宗的对外战争失败后，令高宗总知军国事。
　　6、太宗患病后对高宗孝行之嘉奖。
　　7、记唐高宗即位之事。
　　8、歌颂唐高宗的文治武功。
　　9、记高宗老来期求长生不老之术。
　　10、记高宗驾崩年月。
　　11、记高宗遗嘱：即戒厚葬，藏习书。
　　总之，碑文内容都是宣扬高宗的文治武功，为高宗树碑立传。
　　那么，此碑碑文作于何时，碑石又立于何时?
　　根据韩理洲先生的考证，这篇文章是武则天在东都洛阳所写，时间大约在文明元年(681年)正月②。
　　碑文最后刻有年月时间，惜字迹残损较多，风化严重，尚可认清者有“岁”、“四”、“十”、“月”、“年”、“十一”、“月”等8字，刻在第五石最末一行，可能为碑文落款或立石时间。李显曾于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即位，嗣圣元年(684年)二月被废为庐陵王，幽于别所，五月迁于均州，后又迁徙房州，因此，中宗撰书的时间应在公元683年12月—684年2月之间，唐高宗葬于乾陵的时间是文明元年(684年)9月，那么，此碑树立时间应在其时。
　　纵观高宗一生，在位34年，本非英主，所作所为，无功可颂，无德可纪，无圣可述，立碑一通，只能是武则天标新立异的创举罢了。但不管怎么说，乾陵述圣纪碑在今天看来，对于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研究唐代帝陵墓葬的体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长篇碑文，从文字数量上讲，是武则天一生所撰诗文之最。据考证武则天一生所撰文章约70余篇，文字较长的大约有《升仙太子碑》、《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改元载初敕文》、《改元光宅敕文》等，这些文章的文字数与述圣纪相比要少的多，不但如此，在唐代碑文中亦是极为罕见的，一般说来，字数的多寡虽不能作为评价碑文质量高低的标准，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武则天很高的文才水平和坚实的功底，她倾全部心血，注入全部精力，对高宗一生作了总结，把自永徽以来唐代的成就全部记在了高宗名下。使用的文体为初唐盛行的六朝骈体文，引用典故，堆砌词藻，是武则天擅长此道的表现，符合《文心雕龙》所要求的“文体庄重，气象恢宏，典雅有则，要言不烦，既纪功颂德，又昭告当时，还传之后世”。是一篇盛唐初期质量较高的碑文。
　　第二，就目前所知，这是唐代第四位皇帝中宗李显留下的唯一的一篇墨迹。中宗李显，两次执政，时间很短，因而留给后人的文化艺术品—书法作品瘳瘳无几，大概这是唯一的一篇在世作品。因此，它就为唐代帝王书法作品这个文化艺术宝库中增添了新内容。初唐帝王，几乎人人都有作品流传于世，李世民有《温泉铭》、《晋祠铭》；高宗有《李勣碑》、《纪功碑》、《万年宫铭》；武则天有《升仙太子碑》；睿宗李旦有《顺陵碑》；李隆基就更多了，诸如《石台孝经》、《经太铭》、《凉国长公主碑》、《鄎国长公主碑》等。述圣纪碑墨迹使得李显亦留下了唐代帝王的墨宝，从而在祖国历史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据传唐人碑文不用书丹，由书者用墨笔直接写於石上，镌工按墨迹刻治。但述圣纪碑如此高大，如中宗皇帝仆伏跪坐书碑如何受得了。但此碑书法工整俊秀，似有名家之势，试想以这种姿势写6千字，又越写越精神，实在难以想象，如果唐人碑不书丹的说法属实，那必然还有另外的办法，希有识者予以研究。仔细观察李显书法，可见字体正楷，相当劲秀，是楷似行、逸劲粗疏，既有欧阳询外方内圆、方圆并用、骨气劲森、雄强温雅之特点，又具虞世南字字珠玑、温圆玉润、外柔内刚、俊朗沉厚、横平竖直之韵味。可谓唐代书法艺术品中的佳作，亦是唐楷造字之法规典范。难怪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先生在《金石录》中评价说：“字法遒健，深得欧虞遗意”。
　　第三，碑文内容为我们推测唐乾陵地宫的文化珍宝提供了线索。
　　碑文写道：“……将所习之书，以示不忘圣道，自钦顾命，奉以周旋，藏殓之资，一遵遗志。”文献记载，高宗和武则天两人一生都喜爱东晋王羲之之书法。《谭宾录》和《旧唐书·王方庆传》上都记载了两人从凤阁侍郎王方庆那里求得王羲之及王献之等凡28人书共十篇，并诏书舍人崔融序其代阙，号《宝章集》。唐高宗还擅长飞白书，而飞白书在世作品极为少见，高宗的作品就更加珍贵。
　　另据考证，武则天一生著作甚多，文在百卷的大约有23种，如《字海》、《列女传》、《古今内范》、《玄览》、《垂拱集》、《高宗实录》等，除此之外，还有《青宫纪要》30卷、《少阳正范》30卷；《列蕃正论》30卷，《百寮新戒》5卷等③。旧称《万岁通天帖》(即后来称为《唐摹王右军家书集》)就是武后敕摹本之残存者。如果将来发掘乾陵时，能够发现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宝章集》全文、唐高宗的飞白书作品、武则天一生的著作以及能使唐代藏之于秘阁的重要典籍重见天日，毫无疑问，那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与史书相比，碑石记事的最大长处在于保存期悠久，且记载的基本上都是当时当地发生的真人真事，所以根据碑石研究历史事件，更可靠、更科学一些，因此，碑文的记载是引起我们注意的线索之一。
　　第四，述圣纪碑的形制，尤其是碑顶的造型，传到了边远地区的西藏，反映了边疆与内地文化交流方式。
　　据张仲立先生考查，西藏地区现存的早期碎石约10通，其中有些形制与述圣纪碑造型一致，如立于779年的西藏扎囊县桑耶寺的桑耶寺佛证盟碑，立于815—836年之间的西藏琼结县的赤得松赞墓碑，这两通碑的碑帽均为庑殿顶式，基本形制与述圣纪碑十分相似，犹其是赤得松赞碑，座为石雕贔屃，两侧刻有线雕大龙云纹，与无字碑规制多所相似，而帽却与“述圣纪碑庑殿式碑帽如出一辙”④。这种文化现象并非一种巧合。不可否认，西藏地区的这些庑殿顶式碑的制作很可能就是当年修建乾陵的西藏少数民族工匠的子孙后代所为，至少是他们最先把这种帝王陵前的石碑形制以及制作技术带回了家乡，从而修建了与中原地区十分相同的石碑，反映出西藏少数民族崇拜中原皇帝的心情，也体现了汉藏文化交流尤其是内地文化西传的某些特点。
　　第五，它是我国帝王陵墓唯一的一通圣功颂德碑，据记载，唐代属于为帝王树碑立功颂德的石碑有两通，一是乾陵的述圣纪碑，一是刻于唐开元十三年，由达奚珣作序、吕向撰颂并楷书的“述圣颂”(该碑原在华岳庙内，现藏陕西碑林)，从时间上看，乾陵述圣纪比述圣颂碑早40余年，从立碑位置上看，乾陵述圣纪一开始就立于唐高宗陵前，为实实在在的帝王述圣颂德，而“述圣颂”则是立于庙内，是为五岳之神述圣，是人们意识中的“帝王”。性质不同，其作用意义亦不同。从碑的规模上看，乾陵述圣纪碑高达7米左右，宽约1.8米，所刻文字约6千；而述圣颂碑高才2米有余，宽仅为0.8米，所刻文字共6百个。
　　河南偃师市的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之长子李弘的陵墓前有一通“睿德纪碑”，虽然碑的规模大于述圣颂碑，文字亦长，但与述圣纪碑相比就显得渺小了。
　　乾陵述圣纪碑的树立，打破了帝王陵前不立碑的贯例，它是我国最早、规模最大、文字最多，造型独特的帝王陵前的圣功颂德碑，也是第一块帝王陵前刻字的石碑。是武则天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建筑上的一个创举，意义深远，不可低估，这通石碑，作为中宗来说，是母亲为其父撰文歌项颂德，作儿子的亲自为父书丹，而文章的载体——石碑本身的建筑及名称又独特，因此称它为唐代“三绝碑”当之无愧。
　　建国前，述圣纪碑并非今天的样子，何正璜女士40年代初期考查时，“此碑已折毁成数段”。那么，根据文献记载推断，碑身倒仆在地的时间约在明代嘉靖年间，明嘉清34年12月12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关中发生了有史以来罕见的大地震，历史上称为“关中大地震”，其影响范围很大，造成历史上少有的灾害，那么，位于关中中心的乾县，深受其害。估计，这次地震造成乾陵陵园内的述圣纪碑等一些大型石刻倒塌。
　　建国后，1956年8月6日，当时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1957年7月，陕西省文化局拨出专款整修乾陵地面石刻，此事委托乾县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实施。此次整修，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将倒者竖立，倾斜者扶正，危者加固，并在石刻周围设置了保护栏杆，共加固了10余件大型石刻，对述圣纪碑的整修，首先是将倒塌的碑身采用现代化的起重机器，根据碑石文字按顺序层层垒起，其次修复了碑顶，恢复了当年的模样。
　　现在，乾县人民政府已作出决定，拟修复此碑保护亭，其设计的图纸方案已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可以想象，此碑保护亭修成后，不但使此碑免遭风雨冲刷，而且还为乾陵增添了旅游景观。
　　注释：
　　①《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②韩理洲著《唐文考辨初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③《历代妇女著作考》，胡文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
　　④《西藏地区的碑石及其渊源浅探》，《文博》1987年第5期。
　　

乾陵文物史迹述丛/樊英峰，刘向阳.—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