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的朝代，唐代帝陵研究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广义上说，唐代帝陵考古属汉唐考古学的范畴，汉唐考古是对汉至唐考古学的简称。从其范畴而言，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特别是秦汉、隋唐时期的考古学被认为是典型的历史考古学[1]。因此，对于这一期的文物研究要采取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迅速前进。大规模的基建工程，对于田野文物的环境及周边的人文气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它推动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另一方面，它对文物工作者调查带来了略微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于普查现存遗迹要越早越好，即对调查文物本体的原生态现状比越晚调查要好。
　　鉴于该因素，本文将唐代帝陵的现状以及一些特点进行梳理，通过文献与实地踏察相结合，进一步探讨唐陵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演变的细节，笔者运用考古学的视角，从细节上简述对唐代帝陵的一点点认识。
　　一 前人对唐陵门狮及翼马的研究
　　对于唐代帝陵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主要可分为实地踏察的综述、雕刻艺术的研究以及论文专著三大类。
　　中国学者最早对唐代帝陵实地踏察的是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表的较为详细的《唐乾陵勘查记》，对当时乾陵的陵园石刻和陪葬墓情况进行了介绍，记录了勘探乾陵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和李毓芳先生的《陕西唐陵调查报告》[2]、陕西文物工作者周魁英和刘林西先生的《陕西帝陵概述》[3]、贺梓城先生的《“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4]，他们分别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90年代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对唐陵进行过实地踏察和再次调查。
　　笳声的《唐乾陵的石狮》[5]，从古代雕刻艺术的处理手法对石刻进行了简述；山东大学窦志强博士的论文《唐陵石雕的考古学研究》，作者以考古学的视角对唐代帝陵以神道为中轴线的地面石像遗存、以及四门的雕刻遗存，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了分期与系统的研究。窦志强先生认为，陵墓石雕制度是在唐代正式确立的。体现着帝王对灵魂、礼仪、审美等观念，在复兴汉陵制度的基础上而确立。西北大学程义博士的论文《关中唐代墓葬初步研究》，系统地对唐代帝陵地上遗迹名称进行简述，探讨了唐代墓葬里的道教、佛教因素，早期唐代帝陵的地下结构、双室墓问题。
　　专著类系统研究有王双怀的《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对唐陵的营建情况、唐陵的陵园结构、石刻艺术及唐陵的盛衰变迁情况进行深刻的论述。陈安利的《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对唐代陵寝制度的形成过程和陵址、陵名的选择进行了界定，以及与唐陵制度相关的礼俗制度、人物事迹进行了专题研究与综述。刘向阳先生的《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以文献史料为依据，并以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为佐证，对陵园石雕艺术品，陪葬制度以及陵墓主人的历史地位和功过，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齐东方的《隋唐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简要回顾了20世纪隋唐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成果，所涉及唐代陵墓的内容展示了隋唐盛世文明的辉煌成就。沈睿文的《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以唐陵布局为切入点对唐陵制度进行探索，将唐陵布局的空间跟帝国的统治秩序相联系。
　　除了上述系统全面的研究，还有一些关于中国古代陵寝的综合研究。杨宽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孙家中、林黎明的《中国帝王陵寝》(黑龙江出版社，1987)，张生三的《中华帝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等，他们分别对关中唐陵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与探讨，涉及唐陵的许多问题。通过这些研究，使我们对唐代帝陵有了一个系统而宏观的认识。
　　二 对唐代帝陵门狮与翼马的调查
　　唐代帝陵地面建筑布局从乾陵之始成为定制。由陵墙、鹊台、乳阙、神道石像生、门阙(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设四门阙，分别为：青龙门、朱雀门、白虎门、玄武门)、献殿、墓冢、下宫、陪葬墓组成。陵寝的四隅建有角阙，四门前各立有门狮1对。神道石像生设有望柱、翼马、鸵鸟、石狮、石仗马和控马人、文官、武将、蕃酋。其中乾陵设有六十一王宾像，较为特殊。南朝梁·任昉(460～508)《述异记》卷上载“汉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则牙蜕而角生。”东汉以后，陵墓前置石狮逐渐增多。因此石狮作为陵墓石刻始于东汉，帝陵置石狮当以北魏静陵最早。唐陵中李渊献陵是一个过渡阶段，未设石狮，而设石虎1对。自唐高祖献陵以后，一般帝陵的门兽改为石狮[6]。魏晋南北朝时期，陵墓置石狮更为常见。唐陵中只有乾陵和定陵立有石碑。唐代自高宗乾陵始(除桥陵为翼兽之外)，设翼马1对。翼马头有角，两胁有翼，类似南朝帝陵之天禄、麒麟之设置。
　　笔者于壬辰年(2012年，编者注)季夏考察了位于陕西省礼泉、乾县、三原、泾阳等地的唐代帝王陵墓，如按时间顺序，各陵顺序应为：献、昭、乾、定、桥、泰、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贞、简、靖陵。
　　唐献陵石刻现存：石虎1件。定陵石刻现存：南神道西侧石人1件，门狮1件；唐端陵石刻现存：西门门狮1对。唐简陵石刻现存：门狮1件，石人1件，石马2件。唐靖陵石刻现存：司马道存石马2件，石人1件。唐元陵南门未见有石刻。唐崇陵与唐贞陵地面现存石刻较多。丰陵石刻现存：北门门狮1对，华表1对，仗马1件。元陵现仅存文官翁仲1件。以上是笔者不完全的统计，就这些遗存可以对唐陵石像生的发展风格略做分析。
　　据实地踏察，可将唐代帝王陵寝神道石像的发展风格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初唐。其中，初唐石刻留有魏晋六朝之遗风，实例为唐高祖李渊献陵西侧存的1件石虎。第二阶段：盛唐。以乾陵为代表的盛唐阶段的石刻最为精美，这一时期，石刻体形庞大、威武、庄严，尽显大唐帝国盛世雄风。定陵的西侧石人现有一半埋在土中，仅余的上半段高约1.70米，石狮雄壮威武。第三阶段：中唐。建陵在雕刻手法上并不逊色于前代诸唐陵，但石刻较前代诸唐陵体型缩小。故此将其艺术风格划归为中唐。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国力渐衰。自“安史之乱”后，唐陵风格与前代稍有不同，现存地面石刻最好的当为崇陵。崇陵翼马造型没有盛唐粗犷豪放，略显温文尔雅。第四阶段：晚唐。晚唐时，庄陵的翼马与崇陵略同。门狮一只直发，一只卷发，一闭口一张口。略像宋陵的门狮。由此可见，宋陵门狮造型可能仿唐庄陵风格，但在体形上略小，雕刻艺术较唐陵呆板。而端陵的门狮看上去更显可爱，没有那种盛唐的威严，宛若一只可爱的小狗，体形也较小。贞陵的门狮体形与端陵相似，雕饰及神态稍比端陵复杂。简陵的门狮亦如此。
　　关于门狮和翼马相关的讨论，有学者早年间也进行了阐述。昭陵和顺陵的石狮均为行狮，造型上受到了西亚影响，这是写实石狮的代表。乾陵四门现存石狮皆卷鬣张口。自睿宗桥陵以后，诸唐陵石狮牝牡有别，一般为左牡右牝，牡狮卷鬣张口，牝狮披鬣合口。唐陵翼马变化较明显，早期以乾陵翼马为代表，两胁较繁复，腹下四腿内中空。中期以泰陵翼马为代表，两胁翼纹为三长翅翎，腹下四腿内与座连为实体，其表面雕饰云气纹。晚期左右翼马追求对称，如崇陵翼马的鬃毛左披右剪；景陵、光陵、庄陵和贞陵的翼马马尾左垂右缚等。唐陵中唯桥陵以翼兽代替翼马。翼兽鹿头，头有角，兽牙，马身，牛尾，圆蹄，两肋雕饰繁复翼纹[7]。实地踏察之中证实了这一特色。
　　综上所述，各陵以发展风格分类，依次为：初创期——繁荣期——中衰期——衰落期。初唐(初创期)：献陵、昭陵。盛唐(繁荣期)：乾陵、定陵、桥陵。中唐(中衰期)：泰陵、建陵、元陵、崇陵、景陵、光陵。晚唐(衰落期)：庄陵、章陵、端陵、贞陵、简陵、靖陵。如下图所示。
　　李毓芳先生认为：唐陵蕃像石刻可能也受到这种波斯葬仪的影响。唐代统治者又给予它新的含意，即蕃像不只是被擒伏者，更重要的还是归化者和宠者，后者使它有了更积极的政治意义，促进了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巩固和加强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三 唐宋皇陵比异
　　唐朝和宋朝在陵寝制度上相互联系，宋承唐制，在陵寝建筑上沿袭了唐代的风格并有所改进。宋代分北宋和南宋。南宋帝陵地面遗迹皆无迹可寻，今以北宋皇陵为例。
　　北宋皇陵选择在河南巩义。一是由于巩义地近洛阳；二是由于北宋时期阴阳勘舆术盛行，在葬制上信奉“五音姓利”之说。宋陵下宫在陵西北，献殿在南神门与陵台之间。宋陵多承唐制，唐陵封土位于南神门内，下宫设在陵西南。宋陵的石刻造像，设在南神门外神道的东西两侧。排列顺序依次为：望柱2件，象与驯象人4件，瑞禽石屏2件、角端2件、马与控马官12件(按控马官和马分别计算)、石虎4件、石羊4件、客使6件、文武臣8件、南门狮2件、武士2件、宫人2件、内侍2件。东、北、西三门另各置门狮2件(即为6件)。北宋帝陵石刻中虽仍有蕃像，但均属侍卫之类，其身份与唐陵蕃酋像不同。
　　北宋皇陵平面布局相同，皆坐北朝南，由上宫、下宫、皇后陵和陪葬墓组成。上宫是陵园的主体，从南至北依次有鹊台、乳台、神道、石雕像、陵台和围绕陵台的宫城等地面遗迹。皇后陵的陪葬墓皆在帝陵上宫的西北部，这也是附合五音之利的缘故。神道石雕像亦称石刻仪仗队。过石刻北端为南神门，此门又称司马门。入门为陵台，陵台下面为墓室，即所谓之地宫。其余三面东、北、西三神门各置石狮1对，为蹲式，唯南神门为卧狮，因其为陵寝之正门缘故。以此别于其他门狮，以显示皇权威严。诸帝陵上宫石雕像皆为60件。
　　陵墓石刻分布位置取决于陵墓方向，因为陵墓石刻一般列置神道两旁。唐陵神道设仗马之制度为后世宋、明、清诸帝陵所沿袭。从仗马、马饰和控马官数量上来看，均有所不同。唐陵除在陵前神道设10匹仗马外，还在陵的北门置仗马6匹，此为唐陵独特的特色。北宋和明、清帝陵基本沿袭了唐陵石刻分布位置，但北门均不再列置仗马。
　　刘敦桢先生认为宋代陵寝制度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北宋皇陵的布局大体承袭唐代皇陵制度，但北宋皇帝生前不预造寿陵，死后建陵又受到“七月葬期”的限制，因而在陵园规模上明显逊于唐陵。七月葬期，指皇帝死后七个月内将陵寝及地面建筑竣工。帝陵中石像生设置有外国人始于唐陵。宋陵虽然也有外国客使，但他与唐朝的外国人不是一个意思。唐朝所设的外国人石刻象征被征服、臣服的外番国首领、番酋之像。宋陵所设的外国石刻象征一种友好往来的关系，这是一种外交政策，平等相处的愿望。其中宋陵石刻中的客使手捧供物，每人所捧均不同，服饰发型也各有差别，这些人都来自异域国家。主要是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和西亚一带的民族服饰形象。
　　笔者认为唐宋帝陵确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恰是在发展中求同存异，使中国古代陵寝制度日趋完善，逐渐形成程式化。唐代帝陵建筑形制演变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王朝的兴衰。宋明清帝陵的纹饰均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流畅至呆板变化的过程，唐陵为后世陵寝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陵寝制度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组成部分，对于唐代帝陵的研究还有待更深层次的挖掘。比如，唐陵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中的影响，唐陵本身诸石刻造型的类比。可以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纹饰加以区分，探究其演变的过程，以及其陪葬墓的分布等等。这些研究对研究唐史具有重要意义。愿本文以引玉之砖，期待着唐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更上一层楼。
　　注释
　　[1]冉万里：《汉唐考古学几个问题的思考》，《秦汉研究》，2010年8月31日。
　　[2]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3]周魁英、刘林西：《陕西帝陵概述》，《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
　　[4]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
　　[5]笳声：《唐乾陵的石狮》，《美术》1963年第6期。
　　[6][7]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文博》1994第3期。
　　(周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