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丧葬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古人普遍存在着灵魂不灭的观念，深受孝道礼仪的影响，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等级差距的扩大，统治阶级和富有者在丧葬上表现出日益追求奢华丰厚的趋势，这便是所谓的厚葬之风。纵观历史上的葬事，概而论之，秦汉时代厚葬风气大著于世，魏晋南北朝葬事显得较为俭薄，隋唐乃至其后的明清诸代，厚葬之风又大盛起来。本篇拟对唐代厚葬的情况加以考察，并对其产生的背景略作探讨。
　　一 唐代盛行厚葬
　　唐代的厚葬之风，从一开始就来势很凶。早在贞观前期唐太宗就指出：“虽送往之典，详诸仪制，失礼之禁，著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輀明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1]睿宗太极元年(712)，右司郎中唐绍又上疏呼吁：“比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2]这些禁令和呼吁，看来都未曾奏效。至玄宗开元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物质财富甚为丰足，于是百官士庶，更是厚葬其亲，“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弊。”[3]直到唐后期，朝廷有关部门仍在大声疾呼：“丧葬之礼，素有等差，士庶之室，近罕遵守，逾越既甚，靡费滋多。”[4]可见厚葬之风，终唐之世也未能刹住。
　　厚葬既以葬事的奢华丰厚为特征，那么厚葬之风自然主要流行于达官贵人和富有者之中。
　　且看有关史实：
　　代宗大历年间，战将李光进“葬母于京城之南原，将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穷极奢靡，城内士庶，观者如堵”[5]。
　　武则天时，人称“苏模棱”的宰相苏味道，请还乡改葬其父，优制令州县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为宪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6]。
　　高宗龙朔二年(662)，宰相李义府请改葬其祖父，营墓于永康陵侧。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轜辅、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7]。
　　一个三品朝官，改葬其祖父，居然动用八个县的人夫车牛，昼夜不息，载土作坟。连县令也因“不堪其劳，死于作所”。至于民夫役死者更不计其数。送葬之日，羽仪导从，车马供帐，“七十里间，相继不绝”。如此排场和奢华，古今中外，实属罕闻。可想而知，三品以上的诸王公主、皇亲国戚乃至一国之主皇帝的葬事，更是无以复加了。
　　朝臣显贵的葬礼如此，地方官员的丧事也并不逊色。《唐语林》卷8载：“滑州节度令狐母亡，邻境致祭，昭义节度初于淇门载船桅以充幕柱，至时嫌短，特于卫州大河船上取长桅代之。及昭义节度薛公薨，归葬绛州，诸方并管内县涂阳城南设祭，每半里一祭，至漳河二十余里，连延相次。大者费千余贯，小者三、四百贯，互相窥觇，竞为新奇。柩车暂过，皆为弃物矣。盖自开辟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8]
　　有权势的贵族官僚仗其权势大作威福；民间商贾富人，则凭藉其手中的钱财大摆阔气。《旧唐书·高宗纪》云：永隆二年正月，高宗诏雍州长史李义玄曰：“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即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9]
　　处于社会底层的庶民百姓限于资财，虽不可与达官显贵、富商大贾相比，但从文献记载来看，百姓中的厚葬情状也甚为可观。如《旧唐书·宋璟传》载，玄宗时，王皇后欲厚葬其父。宋璟等谏曰：“比来蕃夷等辈，及城市间人，递以奢靡相高，不以礼仪为意。”[10]又李德裕《论丧葬逾制疏》云：“应百姓厚葬，及于道途盛陈祭奠，兼设音乐等。闾里编甿，罕知教义，生无孝养之纪，没以厚葬相矜，器仗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乐，荣其送终。或结社相资，或息利自办，生产储蓄，为之皆空，习以为常，不敢自废。人户贫破，抑此之由。”[11]
　　大凡一种社会风气一旦形成，便很难扭转。譬如庶民百姓中的厚葬，本为力所不及，“打肿脸充胖子”。然而囿于当时风气“习以为常”，即使倾家荡产，也“不敢自废”。
　　面对厚葬之风越刮越盛，唐朝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厚葬。仅据《全唐文》中皇帝所颁“禁厚葬诏”，即有：
　　太宗贞观十七年(643)三月：薄葬诏；
　　高宗龙朔二年(662)三月：禁止临丧嫁娶及上墓欢乐诏；
　　则天证圣元年(695)三月：禁丧葬逾礼制；
　　玄宗开元二年(714)八月：禁厚葬制；
　　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禁殡葬违法诏；
　　天宝年间：禁丧非违礼及士人干利诏；
　　代宗大历七年(772)六月：申约葬祭式勅；
　　宪宗元和年间：禁厚葬诏。
　　以上诏敕禁令，义正辞严，颇为感人，处罚条款，备载其中，然而收效甚微，仅具文而已。厚葬之风禁而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皇帝本身带头厚葬。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以言教不如以身教。下之于上也，不从其令而从其意，法令之不行，在上者固有以启之也。”[12]
　　我们来看看所谓一代明君唐太宗的丧事。早在贞观十一年(637)二月，太宗在自定陵地的诏书中，曾做过一番葬事从俭的宣言，说什么“犹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习于流俗，犹循常礼，加四重之榇，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崇厚园陵。今预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积以岁月，渐而备之。”[13]似乎太宗要做一个薄葬的带头人，殊不知这一番表白纯属欺人之谈。据《新五代史》卷40《温韬传》云：温韬在后梁时曾任关中一带静胜军节度使。“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从盗墓者的传中，我们窥测到太宗昭陵的内幕。昭陵依山凿石为元宫(墓室)，从埏道(墓道)至元宫深约75丈，前后设五道石门。墓室内“宏丽不异人间”，就是说，墓内宏大宽敞，富丽堂皇，与皇宫差不多。这哪里是什么“务从俭约”，说它是厚葬的典型也毫不过分。难怪欧阳修在《温韬传》末感叹曰：“呜呼，厚葬之弊，自秦汉已来，率多聪明英伟之主，虽有高谈善说之士，极陈其祸福，有不能开其惑者矣!岂非富贵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笃，而未然之祸，难述于无形，不足以动其心欤?然而闻温韬之事者，可以少戒也!”
　　不仅如此，当太宗父高祖李渊崩后，太宗下诏：“山陵制度准汉长陵故事，务从隆厚。”人所共知，汉代是历史上厚葬的典型。“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针对太宗所下诏书，虞世南曾上疏力谏，引经据典，比古说今，极陈厚葬之弊，综论汉陵被盗，“无故聚敛百姓，为盗之用”。然而“书奏不报”，太宗不予理睬。直至世南再次上疏，公卿大夫一同上奏“请遵遗诏，务从节俭”，最后才使高祖的葬事“颇有减省”[14]。看来封建统治阶级从来是言行不一的。前述太宗自定终制所谓“积以岁月，渐而备之”，不过是为了“使劳民之迹不显，谏者无所发口”罢了。
　　又如高宗第5子李弘，24岁薨。因曾为太子，谥为孝敬皇帝，葬于今洛阳附近缑氏县景山，其墓也称恭陵，制度一准天子之礼。据《旧唐书》卷86《高宗诸子·孝敬皇帝李弘传》云，修筑恭陵时，“功费钜亿，万姓厌役，呼嗟满道，遂乱投砖瓦而散”[15]。恭陵初建成，高宗因“玄宫狭小，不容送终之具”，专门派兼领将作、少府二司的司农卿韦机继续施工。韦机“于埏之左右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宫，莫不壮丽”[16]。按一个太子的陵墓，耗资钜亿，尚嫌“不容送终之具”。那么，“送终之具”究竟有多少，更令人难以想象。
　　据《旧唐书》载，贞元十四年(798)，以昭陵旧宫为野火所焚，所司请修奉。德宗命崔损为八陵修奉使。“于是献、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唯建陵仍旧，但修葺而已。所缘陵寝中床蓐帷幄一事以上，帝亲自阅视，然后授损送于陵所”[17]。旧陵修缮一下，工程竟如此浩大，至于营建新陵，自不待言了。
　　作为万乘之尊的皇帝，自身以厚葬为慈孝，而劝诫天下人薄葬，提倡与实施相违背，诏敕禁令尽管振振有词，其实际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二 厚葬的历史背影
　　厚葬是一种陋习，它给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灾难，少数人的送死，妨害了多数人的养生，真可谓“为了死人，害了活人”。
　　面对盛行的厚葬之风，古代一些有识之士起而反对，主张薄葬。早在战国时代，墨子就明确反对厚葬，提出“节葬”的主张[18]。《吕氏春秋》也对厚葬多有抨击[19]。
　　西汉刘向认为，薄葬是圣帝贤君、明王智士之所为[20]。东汉王充在《论衡·薄葬》中，更痛斥厚葬之弊，把葬事的厚薄提到国家安危的高度来认识。
　　越是厚葬盛行之时，越能涌现一批主张葬事从俭的有识之士。唐代论厚葬之弊者为数甚多，如虞世南、萧瑀、唐绍、宋璟、白敏中、傅奕、王绩等人。他们针对当时的厚葬，曾发表过言辞激烈、说理透辟的议论，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躬行薄葬，可谓守礼或尚俭之士。然而，自上而下，来势凶猛的厚葬之风，连皇帝、朝廷的诏勅禁令也无可奈何，少数知礼之士，仅凭个人的言行，又安能挽其颓风?
　　厚葬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之所以在唐代表现得特别突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思想背景，又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等因素有关。
　　首先从思想背景来看，中国古代把养生送死等量齐观，有时送死更重于养生。《中庸》说：“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备矣。”《论语》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荀子》也说：“丧礼无他焉，明死生之义……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看来，要想做圣人、贤人、孝子、君子，对于儒家所宣扬的这些礼教是不容违背的。谁违背了礼教，就会被看作不孝而不齿于人群。
　　至于为什么要事死如事生，这与古代“灵魂不灭”的观念有关。古人臆造出一个虚幻的冥界，认为人死后要变为鬼，鬼和人的一切相似，人间、冥间两个世界，可以通过种种方式相沟通。《太平御览》中有两卷专门搜罗宋以前的鬼故事。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唐人笔记小说，活生生地描写了许多鬼的传说，诸如鬼可以助人，可以为厉，可以预知，可以作祟等等，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冥界的迷信。
　　既然灵魂不死，那么人在生前享用的物品，死后变成鬼仍可以享用。统治阶级为了炫耀自己的威势，希望在冥府依然过纸醉金迷的生活，于是在丧葬中就大肆铺张，极尽奢侈之能事。如殡殓下葬时，殓装殓物、明器纸札、锡箔货币，多多益善。生前最喜欢的东西，死后也埋入坟墓。如唐太宗最喜欢王羲之的字，死后就把《兰亭序》埋在昭陵。冯宿爱读书，死后“悉以平生书纳墓中。”即可见事死如生的观念。
　　古代统治者营造死后的陵寝，和生前建造宫殿一样重视。秦朝两大著名工程，阿房宫是生前住的，骊山陵是死后住的。汉武帝的茂陵，修了50年，珍宝什物，无所不有。与秦皇、汉武齐名的唐太宗，自也不甘落后，昭陵的宏雄浩富，毫不逊色。
　　人死后要用棺材，棺材要以木材的质料厚薄大小分等级。有钱人还要对尸体金装玉裹。如在河北满城发掘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妻窦绾墓，死尸分别穿着两千多片玉石用黄金线编成的殓装，真是让世人望而兴叹。
　　死者把殡殓埋葬看作最后的享受，儿孙把大办丧事作为夸示孝道、宣扬身份地位的手段，这便是数千年来厚葬之风的思想背景。难怪海外有的学者感慨地说：“英国人用最好木材作船，日本人用最好木材作建筑，美国人法国人用最好木材作家具艺术品，中国人却用最好木材作棺椁。”[21]
　　其次，整个社会的政治形势是影响葬事的重要因素。厚葬和薄葬是相比较而言的。以历史上盛行厚葬的秦、汉、唐、明、清诸朝，与葬事俭薄的魏、晋、南北朝作对照，可以概而论之：凡是政治安定，皇权强盛之世，厚葬之风便盛行。反之，政局动荡，皇权衰落之时，薄葬易于推行。
　　政治形势的因素，可从两方面来观察。一是当战乱频仍、戎马倥偬之际，统治阶级乃至庶民百姓，即使想精心于葬事，也不可能。从考古发掘来看，中原地区很少发现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墓，这便是明证。另外，当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之时，墓葬极易遭盗毁。掘墓之于厚葬，可谓如影随形，葬之愈厚，盗之愈凶。魏文帝曹丕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曾作终制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祸由乎厚葬封树。”“故吾营此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22]。西晋皇甫谧终制也有类似的思虑[23]。五代时，唐诸陵皆被盗毁，也充分说明这一问题。而唐代，由于国家正处于兴旺发达时期，政治形势安定，社会秩序晏然，统治阶级“富贵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笃，而未然之祸，难述于无形，不足以动其心”[24]。虽然口头上也在说要薄葬，而实际上则大兴厚葬之风。
　　二是在皇权衰落的情况下，帝陵的构筑有较多的顾虑。如魏晋之世，豪强大族的势力十分强大，严重威胁着皇权。曹魏、西晋、东晋三朝的帝陵，均较为俭薄，与豪强大族的墓葬差别不大。而秦、汉以及唐代，属于皇权强盛之世，帝陵与臣墓的区别十分显著，陵寝制度相当完备。皇帝于葬事毫无顾忌，充分显示出皇权至上的威仪。
　　再次，社会经济状况的优劣，与葬事的厚薄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厚葬是以经济作基础的。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荡绵延达二百数十年之久，中原地区经济遭受极其惨重的破坏。不仅平民百姓甚为贫困，就是一些贵族官僚的经济实力也很有限。曹操“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就是顾及到当时的经济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想厚葬，也力所不及。而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到盛唐开元年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都有长足的发展，社会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史书记载，“四方丰稔，百姓殷富”，“人情欣欣然”[25]。中产“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国家粮仓积满，甚至“陈腐，不可校量”[26]。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27]丰厚的经济实力为厚葬提供了物质财富。我们还注意到，即使在盛行厚葬的唐代，不同的时期，厚葬的程度也是有差别的。唐前期厚葬之风渐兴，中期最盛，到唐后期，已不见什么势头。这从前述陵寝墓葬的形制、墓内陈设之多寡、丧葬礼仪之繁简，乃至力戒厚葬之呼声等方面，均看得较为明显。其直接原因与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
　　当然，造成唐代厚葬之风的因素并不限于这些，还有因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诸如皇帝和达官显贵带头厚葬等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唐)吴竞撰，谢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8《论敕令第三十二》，中华书局2003年，第453页。
　　[2](宋)王溥：《唐会要》卷38《葬》，中华书局1955年，第692页。
　　[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74页。
　　[4]《唐会要》卷38《葬》，第698页。
　　[5]《旧唐书》卷161《李光进传》，第4217—4218页。
　　[6]《旧唐书》卷94《苏味道传》，第2992页。
　　[7]《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第2768页。
　　[8](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8《补遗》，中华书局1987年，第705页。
　　[9]《旧唐书》卷5《高宗纪》，第107页。
　　[10]《旧唐书》卷96《宋璟传》，第3034页。
　　[11](清)董诰等：《全唐文》卷701李德裕上《论丧葬逾制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7197页。
　　[12]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20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第5节《葬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47页。
　　[13]《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第47页。
　　[14]《旧唐书》卷12《虞世南传》，第2568—2569页。
　　[15]《旧唐书》卷86《孝敬皇帝李弘传》，第2830页。
　　[16]《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第2886页。
　　[17]《旧唐书》卷136《崔损传》，第3755页。
　　[18](清)毕沅校注：《墨子》卷6《节葬》，卷13《鲁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0—88，199页。
　　[19](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卷10《节丧》，上海古藉出版社2002年，第531—532页。
　　[2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36《刘向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1952页。
　　[21]梁容若：《中国丧葬制度之回顾与前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
　　[22](晋)陈寿：《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81—82页。
　　[2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51《皇甫谧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17页。
　　[24](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40《温韬传》欧阳修论，中华书局1974年，第441页。
　　[25](唐)郑綮撰：《开天传信记》，《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23页。
　　[26](唐)元结撰：《元次山集》卷9《问进士·第三》，杨家骆编，《新校元次山集》(中国文学名著第六编第五册)，世界书局(台湾)印行，中华民国七十三年(1984)十月再版，第140页。
　　[27](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220杜甫《忆昔二首》，中华书局1999年，第2328—2329页。
　　(牛志平，海南师范大学教授，现移居美国洛杉矶)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