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石刻是最具体，最永久，最能代表时代作风，也最能表现个性及生命力的作品。所以希腊罗马以至埃及巴比伦的古代艺术，其能存在于今日者，均以雕刻为主，建筑上全部满饰雕刻作品。一方面可以表现时代艺术及社会生活意趣的真实性，一方面更可以保存久远，使之永垂不朽”[1]。著名美术家王子云先生的这段话，足以使我们理解他对唐陵石刻大加推崇的真正原因。
　　1943年8月17日至11月7日，由王子云先生担任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考察。这次考察，因太宗昭陵、高宗乾陵及肃宗建陵已于1941年前往，而宣宗贞陵及僖宗靖陵因地域、时间关系未去，实际考察唐陵13处，再加上太祖永康陵共计14处[2]。这是第一次对唐代帝陵进行的最全面、最系统的考察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在这次考察活动中，对关中汉唐陵墓的考察尤为引人注目，特别是唐代帝陵，以其宏大的规模、非凡的气势、精美的石刻，吸引考察团成员几度前往，并为此留下了大量的照片、绘画、拓片、文字记录等，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在其后的40多年间，王子云先生先后撰述多篇著作，系统地论述了唐陵石刻的艺术特征、时代风貌、石刻分期等，为唐陵石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通过对王子云先生有关唐陵石刻论述的系统性、资料积累、语言特色、艺术见解和石刻分期等五个方面的分析，试图指出其在唐陵石刻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 唐陵石刻的系统论述
　　王子云先生对唐陵石刻的系统论述，得益于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唐代帝陵的系统考察。不过在此之前，中外已有多人对唐陵进行过调查，并拍摄有照片，发表有相关的文字资料。
　　1906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关野贞等调查了陕西的汉唐陵墓，唐昭陵、乾陵、崇陵等亦在其中[3]。
　　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对汉唐帝陵进行调查，拍摄了昭陵、乾陵、顺陵、桥陵、景陵的相关遗迹照片，保留下许多很重要的资料[4]。
　　1907年10月2日至3日，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对乾陵和昭陵进行了考察，对当时所见记录甚详，对一些史迹亦做了相应的考述，并附有多张照片[5]。同行者还有日本学者宇野哲人，他也对考察乾陵和昭陵的经过做了记录，内容较前者略微简单[6]。
　　1906—1910年间，日本学人足立喜六利用在西安教书的机会考察了包括唐陵在内的长安史迹，其中对献陵、昭陵、乾陵、顺陵、崇陵和端陵进行了重点介绍，记录了一些后来遭到破坏的遗迹，并就其位置、构造等进行了探讨[7]。
　　1914年3月，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在沿渭水右岸调查时，重点调查了渭水流域的古代帝王陵墓，对顺陵和乾陵最为推崇[8]。
　　综观20世纪初期外国人对唐陵的这些调查，多带有游历、探险的性质，其目的不是很明确，考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多集中在昭陵、乾陵、顺陵等少数几个比较引人关注的帝陵上，发表的照片、文字资料较少，除足立喜六、色伽兰的著作较早译为汉文外，其余几种或无汉译本，或新近翻译，对于研究工作基本上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另外，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和个人也曾对唐陵做过一些考察。
　　1927年至1929年，时任武功县长的石翊，爱好摄影，又对文物古迹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利用公务之暇，走遍关中各地，拍摄了许多以文物古迹为专题的照片，其中包括永康陵、昭陵、乾陵、庄陵、端陵等[9]。
　　1934年，在昭陵六骏中的两件石刻被盗出国的背景下，西京筹委会曾派员对唐昭陵陪葬墓进行了调查，并随时征集流散文物[10]。
　　1943年3月13日至20日，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等三个机关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对乾县、礼泉、西安的周、秦、汉、唐诸陵进行了考察[11]。由于史地考察团专注于史前遗址，故在报告中对汉唐帝陵的具体考察成果只字未提。
　　1943年8月17日至11月7日，由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与西京筹备委员会考古组合作，对唐代帝陵进行考察[12]。与以上机构或个人简单、零散的考察相比，无论在前期计划、人员组成、技术装备、工作成效、后期整理、资料发表等各个方面，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唐陵考察活动，都要超越前人的工作，是截至当时规模最大、调查最全面、最系统、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次[13]。
　　从此时开始，王子云先生对唐陵石刻的研究历经40余年。然而传统上，在中国雕塑史上唐陵石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如梁思成先生《中国雕塑史》在谈到唐陵石刻时说：“唐代陵墓雕刻，尤有足述者，则昭陵六骏是也。……昭陵而外，各陵石像甚多，然于美术史上无大价值。”[14]再如阎文儒先生《中国雕塑艺术纲要》在谈到唐陵石刻时，仅简要提及献陵石虎、昭陵六骏、乾陵天马、顺陵和崇陵的石人等[15]。与之相比，王子云先生有关唐陵石刻的论述就要详细、全面得多，不仅对唐陵石刻划分期别，还详细论述了盛唐以前各陵石刻的艺术特征等，是截至当时，对唐陵石刻论述最为详尽、最具系统的文字。
　　二 翔实丰富的资料积累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唐代帝陵的系统考察，及由此积累起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王子云先生进行唐陵石刻研究的重要基础。
　　这些资料基本上分为6类，符合王子云先生最初的设想，即将考察团分为模制、拓印、摹绘、测绘、摄影和文字记录等六个作业组进行工作。现按照考察团分组工作的情况，试对这些资料略作分析。
　　1．模制。石膏模制品共有8件，分别是乾陵翼马和蹲狮、昭陵四骏、桥陵鸵鸟以及顺陵立狮。当年模制这些石刻的目的，主要是担心这些石刻被毁，好在这8件石刻都还保留到今天，使得我们有幸看到实物，而不至于面对着模制品而扼腕叹息[16]。
　　2．拓印。主要包括昭陵四骏、泰陵翼马、简陵翼马以及丰陵华表的拓片，除丰陵华表是平拓外，前面几个应该都是立体拓了。所幸的是，制作过拓片的这些石刻还在，丰陵仅存的那半截华表也保存至今，部分线刻图案还很清晰[17]。
　　3．摹绘。主要为各陵墓的写生图，包括献陵、昭陵、乾陵、定陵、泰陵以及昭陵陪葬墓的写生图，另外还有1副唐十八陵全景写生长卷。除以上这些外，还有崇陵、简陵、景陵、贞陵、元陵、光陵、桥陵、建陵等的写生图以及唐五陵全景写生图。这些写生图主要发表于两本书中：《王子云西北写生选(1940—1945)》[18]和《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六十周年纪念图集(艺术图版)》[19]。这些写生图真实地再现了70年前唐代帝陵的风貌，使我们领略到唐陵的雄伟气魄和憾人的气势。特别是按比例缩微的长达6米的唐十八陵写生长卷，在绘画史上堪称一个奇迹，它将各陵冢按方位排列，连成一体，既非纯粹的艺术画作，又非完全的工程测量图，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地貌状况。还有一些图画，因为唐陵的原有风貌因各种原因已遭到破坏，很多的石刻也已不存，故这些写生图连同拍摄的照片，便成了这些历史资料的唯一记录。
　　4．测绘。根据目前看到的资料，考察团可能对每一座唐陵都绘有相关的平面示意图。如简陵的陵垣、南门、北门、西门平面图，元陵的南门、北门平面图，章陵的陵前平面图，定陵的陵前平面图，桥陵的陵垣、南门、北门及陪葬墓平面图，惠陵平面图，景陵平面图，献陵平面图，端陵陵垣及陵前石刻、北门平面图，庄陵平面图，永康陵平面图，崇陵南门平面图等[20]。这些平面测绘示意图，均用毛笔一次绘成，石刻等仅用圆圈和方框表示，显然属于临时的日记性质，其旁边标出相互之间的距离及石刻的尺寸等。虽略显潦草，但却为我们分析70年来唐陵的变化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如代宗元陵，现南门仅剩一残翼马，其余石刻均毁，而在考察团的元陵南门平面图上，还剩两对华表、两对翼马以及两个石座等，可知大部分石刻在1943年之前已经损毁，在这之后，虽损毁也有发生，但并不能将石刻损毁之事全部推给“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
　　在定陵南门平面图上，很清楚地标出了南门神道石刻的分布情况。华表1对均已倒埋地下，部分露出地表，尚有石座残留。考察团调查时，尚可看见石马4对，其中第1与第3对均已倒，其余完整。石人8对，保存4对。无字碑尚存，高6.5、宽2、厚1.2米，座高1、长3、宽2.5米。这是目前所见有关定陵无字碑的唯一记载，其高度与乾陵无字碑相仿，由此可以推想，定陵无字碑的宏大规模和气势。现在定陵前保留的石刻，只有一只蹲狮和一个石人像，其余石刻全部被毁或被埋。
　　这里所引只是其中一例，其余测绘示意图也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此外，还有关中周秦汉唐陵墓分布地图2份。
　　5．摄影。包括唐十八陵石雕刻各1份。这些石刻摄影作品部分已发表，散见于《唐代雕塑选集》[21]、《中国古代雕塑百图》[22]、《陕西古代石雕刻I》[23]、《中国雕塑艺术史》[24]、《唐十八陵石刻》[25]等书中，还有一部分保存于《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第三辑“汉唐陵墓雕刻集”[26]中。这些照片多是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考察唐陵时拍摄，尽管其艺术性稍嫌逊色，但它的珍贵价值在于，保存了一些已毁石刻文物的照片，特别是唐中宗定陵的翼马、石马等，这些属于盛唐时期的石刻作品，宏大、富丽，饱含气势，是非常杰出的艺术品，但现在只能通过这些照片来体味了。一些现存于博物馆的唐陵石刻，如献陵的石虎、犀牛等，当年置于露天旷野中，经风沐雨，从照片上可以得到不同的感受。
　　除了石刻照片，还有一些唐陵的地形图、景物图甚至工作照等，这些照片对于了解当年唐陵的环境状况以及70年来环境变迁所带来的变化，都有很大的帮助。
　　6．文字记录。主要有唐十八陵文字记录各1份，以及关中考古游记1册。这两种文字均未见出版，但毫无疑问，《何正璜考古游记》应包含了其中部分内容，其中的《唐陵考察日记》可视为十八陵文字记录的初稿[27]。这部日记，详细记载了唐陵考察的缘起和人员组成、考察经过和收获、考察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所见所闻，以及关于唐陵现状的忧虑和保护唐陵文物的建议等等，包含内容极其丰富，是一篇有关唐陵调查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文献。
　　所有这些由模制品、拓片、写生图、测绘图、照片以及文字记录组成的调查资料，构成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唐陵考察成果的全部内容，无论对艺术界、史学界或考古界，都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三 充满激情的语言特色
　　纵览王子云先生的著述，他一生涉猎甚广，游踪遍及中西，他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充满感情，通过他艺术家的眼光，充分发扬其最美好的部分。对于他所喜爱的事物，丝毫不吝各种褒扬之词，对其大加赞美。他对唐陵石刻的推崇，不但表现在他那些数量众多的素描、绘画作品中，还体现在他40余年来多篇论述唐陵石刻的文字中。
　　他在刚刚考察完唐陵不久，为《西京日报》的“关中汉唐陵墓艺术展览会特刊”撰写了《中国汉唐两代民族艺术的宝藏》一文，其中谈到唐陵石刻时说：“唐高祖献陵上的石虎，若置在彭彭氏誉满欧洲的名作‘白熊’之前，显见彭氏是受着东方雕刻的启示[28]。唐太宗昭陵六骏，其制作的神韵，不是任何水平线上的作品所能望及的。他如乾陵翼马，更可说是唐代圆雕的代表作。其头部造形(型)之佳，令人觉得它正在咀嚼什么；也像就会有宏亮的嘶声，从那里发出来，而忘了它只是千余年前就放在那里的一块青石。像这种种杰构，它们庞大而精美，固已可令人惊佩；而它们最大的特点，为后世所难及的，却是它们所秉赋的气魄神韵，为另一时代绝不能仿造伪拟的。并且这种气魄和神韵，正是我国固有艺术的精华部分。此等国家历史的宝藏，本来都应当是中华民族对外极可骄傲的夸耀；也应当为国家博物馆中珍贵的陈列，而事实在今日它们正都被遗忘在关中渭北北山一带的乱丘荒草中，受着天然和人为的二重侵害，并且这侵害正在日日月月的加重加深。”[29]不但对石虎和昭陵六骏极尽溢美之词，还对这些石刻的现状表现出了极度的担忧。
　　他在40多年后出版的《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谈到顺陵前的石狮、独角兽时说：“这两对石兽雕刻比唐陵任何一陵的石兽雕刻都大都好，所谓好，就是它在唐代陵墓石雕刻中最能体现出封建盛期的时代精神，像这种形体巨大的石雕刻，仅采集和搬运石料已经是意想不到的艰巨工程，不能不令人惊叹古代人民的伟大创造力。”[30]
　　在论述昭陵六骏时说，“这组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骏雕刻，从题材到雕刻造型以至创作手法、雕刻技巧，都足以反映唐帝国初期的兴盛景象。那种体态健壮，肌肉圆肥劲健，不正是大唐帝国强大的写照么。如从制作形式上说，其浮雕手法也是非常突出的，在我国古代浮雕制作中，唐六骏浮雕，可谓已达到完美的程度。在体积造型上，厚薄深浅极为适称，整体结构和谐，不论是站立的或奔驰的，都神态充沛生动，表现了唐王朝宫廷喜用的西域良马的典型”[31]。
　　再如他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中比较了乾陵翼马和建陵翼马的造型风格：“乾陵翼马，是初唐盛期的作品，它和顺陵石狮同样体现了唐帝国的强大国力；建陵翼马是属于开元、天宝以后的盛唐后期，正值盛唐文化艺术灿烂发展的结尾，在开元全盛时期的封建经济力量推动下，反映到雕刻艺术的造型上，就必然是呈现出灿烂的风格。而且李亨在位的时期是紧接着天宝以后，所以建陵石雕在造型上仍然具有开元、天宝时期的余韵就是很自然的了。”[32]
　　以上所引，不过是王子云先生论述的很小一部分，用不着多做解释，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已然能够感受到王子云先生对唐陵石刻的钦佩、赞美、喜爱、崇敬之情，感受到他那充满激情的语言魅力。
　　四 深刻独到的艺术见解
　　王子云先生对唐陵石刻的论述，最重要部分当属他对唐陵石刻造型风格和艺术特点的分析。虽然他对古代雕塑的论述，语言丰富多彩，往往充满激情，使人受到强烈的感染力，但他对一些石刻艺术特点的分析，仍然不乏深刻独到的见解。
　　他在论述乾陵鸵鸟时说，“在制作上，雕刻者运用了与昭陵六骏同样的手法，为了使颈部和腿部更加牢固，特以浮雕形式来表现。从乾陵鸵鸟的形象看，是一件非常写实的作品。……其所以雕置于陵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新奇，它与有翼的天马相匹配，成为‘珍禽异兽’的陈设。另外，鸵鸟的形象与汉代常用为南方神鸟的朱雀很相类似，唐代人用现实中的珍禽鸵鸟以代汉代人喜用的非现实的朱雀，也正说明汉、唐两个不同时代对于宇宙事物的不同认识”[33]。在这段话中，王子云先生对采用高浮雕的艺术形式来处理鸵鸟石刻的分析，应该是合乎情理的。而对以鸵鸟代替朱雀的看法，也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这些石刻，都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代表了某种特定的含义。
　　在综论唐陵石雕时指出，唐代的文学艺术就风格说可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这种划分对于区别唐陵石雕的时代风格，是有一定帮助的，然而实际上，唐陵石雕在造型风格上还要更复杂一些，不仅可以区划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而且每一个阶段仍可区别为前、后两期或三期[34]。他对唐陵石刻四阶段的具体划分姑且不论，单就上述观点来说，已切中要害。李唐一代，近三百年历史，如何划分阶段，从不同的角度看当然很不相同。即以政治史来说，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等；经济史上则多以唐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实施两税法为分水岭，划作两期。可见，阶段划分不过是为了研究的需要，其划分依据也各不相同。无论政治史、经济史抑或艺术史，其对历史阶段的划分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也就不可能套用一个模式。同样是对唐陵石刻进行研究，李毓芳先生则划作三期：初唐、盛唐和中晚唐时期。初唐包括献陵和昭陵；盛唐包括乾陵、定陵和桥陵；中晚唐则包括泰陵至靖陵[35]。王子云先生“唐陵石雕在造型风格上还要更复杂一些”的看法，值得仔细体会。
　　巫鸿先生在讨论中国古代美术史时，提出了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这一概念。他说：“在独立艺术家和私人艺术作品出现之前，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三个主要传统——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均具有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内涵。它们告诉人们应该相信什么以及如何去相信和实践，而不是纯粹为了感官上的赏心悦目。这些建筑和艺术形式都有资格被称为纪念碑或者是纪念碑群体的组成部分。”[36]而唐陵石刻作为最高等级墓葬陈列的一部分，无疑属于巫鸿先生所称的“纪念碑群体”，而且，与其他类别相比，唐陵石刻以其外在的形状、结构、质地、装饰、地点等，更富于视觉的冲击，使人感到震撼和敬畏。王子云先生在留学期间，曾对欧洲古代的雕塑艺术做过系统的考察，这使得他在研究中国古代雕塑时，较早指出了唐陵石刻的“纪念碑性”，如在提到献陵石虎时说，“这一具有纪念碑形象的雕刻物，从整体的结构看，非常和谐完美，显得富有生气”[37]。乾陵石人虽外形和衣冠服饰千篇一律，但如细加审视，则会发现其脸型不尽相同，面部表情也各具神貌。“由于他们的职守和身份地位，更加以作为陵前仪卫的环境，就必然形成这样严肃整齐的气氛，以致显得有些呆板而无生气了。但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一件移地而立，或者建置在公园广场上，必然要大大地增强其艺术形象，成为富有民族形式的唐代人像纪念碑”[38]。而建陵翼马“形象上比乾陵翼马更趋于写实，造型则呈现出盛唐所特有的精炼、圆熟的程度，整体结构也更富有装饰美，有着盛唐时期华美绚丽的气质。在马腹以下满雕云朵，显然是继承了桥陵瑞兽的传统手法，但这里却似乎特别突出了‘天马行空’的主题。由于马腹下填满了空隙，不仅加强了雕像应有的体积强固性，更能以显示出纪念碑式雕刻造像的艺术特点来”[39]。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唐陵石刻的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意义。王子云先生虽未明确提出“纪念碑性”这一概念，然而他在唐陵石刻分析中，却明确表达了这一内涵。
　　此外，他对顺陵“独角兽”和桥陵“瑞兽”名称的分析，对恭陵、定陵和桥陵石刻的相互比较，对顺陵石刻不同风格的分析等，都是一些很有价值的看法。
　　五 影响深远的石刻分期
　　作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的王子云先生，参加了唐陵考察的全部工作，其自身美术、雕塑方面的深厚素养，使其对唐陵石刻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对唐十八陵包括永康陵、兴宁陵、顺陵以及恭陵在内的唐代陵墓石刻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分析，从雕塑艺术的角度探讨了这些石刻的造型特征、制作风格、雕塑技艺，并首次对其进行了分期研究。
　　他将唐陵石刻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早唐以古朴雄厚胜，作风接近汉魏六朝，盛唐以雄伟丰盛胜，作风于壮丽中具有写实精神，及唐代艺术之顶点，中唐作品渐觉失于纤巧琐碎而缺少生命力，晚唐之风格全失，仅具形体而已。”[40]
　　至于某个唐陵究竟归属于哪个时期，在不同文章中，王子云先生对某些唐陵石刻的划分有所不同。
　　1944年4月22日，王子云先生曾向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溥泉先生报告唐陵调查情况。其中谈到：“唐陵雕塑，可分四个时代：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作风各有不同。初唐浑厚，带六朝风味，即离汉代艺术尚近；以唐太祖永康陵，高祖献陵为例。盛唐作品，气魄雄伟；以太宗昭陵，高宗乾陵，武士彟(笔者按：应为杨氏)顺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为例。中唐气韵缓和；以代宗元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为例。晚唐各部比例不协调；以武宗端陵，懿宗简陵为例。而唐陵布置之楷模，当以简陵为最。献陵前仅掘出头部之石兽，最特别，似虎而非虎，应掘出全部而加以研究。永康陵前之石狮，十足的六朝神韵。余昔游偃师，太子弘陵石刻，应列入盛唐。”[41]
　　在完成于1983年、出版于1988年的《中国雕塑艺术史》中，仍将唐陵石雕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各期包括的唐陵具体如下：初唐时期(618—712)，包括献陵、昭陵、乾陵、定陵、桥陵，此外还有永康陵、兴宁陵、恭陵；盛唐时期(713—765)，包括泰陵、建陵、元陵，此外还包括让皇帝惠陵；中唐时期(766—835)，包括崇陵、丰陵、景陵、光陵和庄陵；晚唐时期(836—906)，包括章陵、端陵、贞陵、简陵和靖陵[42]。
　　在最终完成于1989年、出版于1992年的《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一书中，王子云先生虽未明确划分各陵阶段，但在叙述过程中，仍能看到他的一些划分思想，建陵以前为初、盛唐时期，而以泰陵、建陵为盛唐时期代表，元陵以后为中、晚唐时期[43]。
　　虽然王子云先生对唐陵石刻的阶段划分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但他对唐陵石刻四大阶段的划分以及对每个阶段石刻总体特征的论述仍显中肯，值得借鉴。另一方面，文章中的这些矛盾之处，也彰显了王子云先生在长达40多年的学术研究中，并不拘泥于自己以前的观点，敢于突破自己，不断探索的求真精神。
　　不仅如此，他还敏锐地指出，顺陵石刻存在前后不统一的现象。他说，“就顺陵现存各雕刻的情况看，有先后二期，先期是初葬时的制作，形体较小，后期则是武周女皇帝时期的产物，极尽夸张扩大，尽量显露威猛可畏，尤其表现在守护陵门的蹲狮和作为陵前仪卫的立狮与瑞兽三种石兽上”[44]。尽管王子云先生的论述并非完全符合实际，但他首次提出对顺陵石刻进行分期的观点，对后学研究顺陵营建过程及石刻分期无疑具有极大地启发作用。
　　总之，王子云先生的这些论述，对于唐陵石刻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罗宏才先生评论道：“(这些)理论观点，开拓了唐陵石雕艺术研究的新纪元，对以后同类专题的研究者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以有益的启迪与影响，应在中国艺术文物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45]
　　从1943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第一次集中考察唐陵至今，时间已过去了整整70年。在这期间，无论单个或整体上的唐陵考古工作已开展过多次，唐陵考古或单纯的唐陵石刻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当年考察时提出的一些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有些方面甚至还未开展过任何专题研究。尤需指出的是，考察团留下的那些资料，仍在嘉惠学林，其所依据的原型，许多已经湮灭。而作为考察团团长的王子云先生，在其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持续关注中国雕塑艺术，关注唐陵石刻，其精神亦令人为之感佩。故此，谨以此文纪念王子云先生，纪念以其为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唐陵考察70周年。
　　附记：本文图版(见本刊彩版五)均由蔡昌林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注释
　　[1][29]王子云：《中国汉唐两代民族艺术的宝藏》，《西京日报》1944年10月26日第3版。
　　[2][27]何正璜：《唐陵考察日记》，载《何正璜考古游记》，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
　　[3](日)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第九卷《陕西》，法藏馆1976年。
　　[4](法)沙畹：《北支那考古图谱》，巴黎1909年。
　　[5](日)桑原骘藏著，张明杰译：《考史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67—77页。
　　[6](日)宇野哲人著，张学锋译：《中国文明记》，中华书局2008年，第139—142页。
　　[7](日)足立喜六著，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长安史迹研究》第十二章“唐代的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58—309页。
　　[8](法)色伽兰著，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第四章“渭水诸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110页。
　　[9]赵力光主编：《古都沧桑——陕西文物古迹旧影》，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201—206，217—218，228—229页。
　　[10]罗宏才：《西京筹委会与民国时期陕西的文物保护》，《文博》1998年第3期。
　　[11]石璋如：《关中考古调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7本，1956年4月，第206页。
　　[12]王子云：《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汉唐陵墓工作概况》，《西京日报》1944年10月26日第4版。
　　[13]广东美术馆编著：《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六十周年纪念图集(叙述文版)》，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
　　[14]梁思成：《中国雕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11、219页。
　　[15]阎文儒：《中国雕塑艺术纲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9—70、83—84页。
　　[16]其中昭陵四骏和霍去病墓前石雕的石膏模型原存于宝鸡城外一山洞中，后在解放前后被当作废品毁掉。参见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上册)，岳麓书社2005年，第35页。
　　[17]丰陵华表拓片参见王子云编：《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
　　[18]王子云：《王子云西北写生选(1940—1945)》，岳麓书社2005年，第24—33，84—87页。
　　[19]广东美术馆编著：《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六十周年纪念图集(艺术图版)》，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
　　[20]测绘图参见何正璜：《唐陵考察日记》、《何正璜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0—246页。另，2005年6月，为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广东美术馆举办了“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60周年展”，为配合研讨会，相关部门内部印刷了《何正璜考古游记》，其中收录了各唐陵的陵垣、门址、石刻等平面测绘示意图20幅。该书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2010年正式出版时，测绘图未予保留。
　　[21]王子云编：《唐代雕塑选集》，朝花美术出版社1955年。
　　[22]王子云编著：《中国古代雕塑百图》，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
　　[23]王子云编：《陕西古代石雕刻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24]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494—519页。
　　[25]程征、李惠编：《唐十八陵石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
　　[26]东平：《历史遗珍——<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的发现》，《文博》1992年第5期。
　　[28]彭彭氏，即法国著名雕塑家弗朗索瓦·蓬朋，相关论述见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下册)，第485页。另请参考《蓬朋和他的〈白熊〉大理石雕像》，《当代职校生》2001年第1期。
　　[30]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上册)，第25页。
　　[31]《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上册)，第33页。
　　[32]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中)，第517—518页。
　　[33]《中国雕塑艺术史》(中)，第510页。
　　[34]《中国雕塑艺术史》(中)，第518页。
　　[35]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文博》1994年第3期。
　　[36](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37]《中国雕塑艺术史》(中)，第520页。
　　[38]《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上册)，第35—36页。
　　[39]《中国雕塑艺术史》(中)，第517页。
　　[40]王子云等：《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第三辑《汉唐陵墓雕刻集》文字说明。转引自东平：《历史遗珍——〈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的发现》。
　　[41]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1944年4月22日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辑第2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
　　[42]《中国雕塑艺术史》(中)，第518—519页。
　　[43]《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此据同书(上册)，岳麓书社，2005年，第31—42页。
　　[44]《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上册)，第36页。
　　[45]罗宏才：《1940—1945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活动评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5年第4期。
　　(田有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