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俑
陈志谦
在昭陵已发掘的诸多陪葬墓中，多有骆驼俑出土，其中一部分就陈列在昭陵博物馆的“出土文物陈列室”，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驼队”。这些驼俑大小不同，神态各异，意趣横生，深得中外游人的喜爱，形体高大、色彩绚丽的三彩驼俑还伴有戴胡帽、穿胡眼、深目高鼻的牵驼胡俑，相映成趣，精彩至极，诚如杜甫诗中描述的“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
骆驼有单峰与双峰之分。单峰驼出于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双峰驼出于我国西北和中亚一带。考古学家在美洲发现了距今四千万年的骆驼化石，这是迄今认定的骆驼的最为悠久的历史。《史记·苏秦传》记；“苏秦说楚威王曰：‘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则韩、秦、燕、赵、郑、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宫；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显然，战国时期，人们把对骆驼的珍视、喜爱与美人、良马同日而语。
今天，一提到骆驼，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张骞。西汉张骞是一位有胆有识的探险家，是中西方交往的开拓者。当然，谁又能忘却骆驼这沙漠之舟在中西交往史上的特殊作用呢?东汉时期，为了纪念骆驼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上的功绩，朝廷铸造了两匹铜驼，列置在洛阳宫门外面。久而久之，宫门前的那条大街也被称为铜驼街了。陆翙《邺中记》云：“二铜驼如马形，长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长二尺，脊如马鞍，在中阳门外，夹道相向。” 沧海桑田，铜驼已不复存在，铜驼街也难得寻觅故址。然而，骆驼的功绩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永难磨灭。今天，西安玉祥门外大庆路西端，那组巨幅群雕“丝绸之路的起点”，再现了当年驼队浩浩荡荡西出长安的盛况，其气势的宏阔，形象的生动，恐怕是两匹铜驼所难比拟的。
社会的动荡，国土的分裂，曾使丝绸之路几度萧条，甚至阻塞。从西晋末年到南北朝时期，在这条沙漠古道上实在难得看到汉时的盛况了，到了隋代，国家的统一又给丝绸古道带来了转机。然而，隋王朝究竟历时暂短。真正使丝绸之路出现空前盛景的还是在唐代。贞观十三年(639年)，雄心勃勃的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统一西域，面对强大的西突厥汗国，一反从谏如流的常态，他深谋远虑，力排众议，对大臣们的劝阻“皆不听”，毅然用兵西域，先后平定了吐谷浑、高昌、焉耆和龟兹，使西突厥如失双臂，不得不派使者通好。至此，丝路古道再度畅通。唐太宗高兴地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唐高宗永徽年间，西突厥的再度崛起，又给畅通不久的丝绸之路蒙上了阴影，于是，唐王朝再次出兵西域，一举打垮了西突厥的反唐势力，在西域设置州、县、军府，实施了比较彻底的行政、军事管辖。至此，出现了丝绸之路的极盛局面，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融，不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说，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在原来南、北两路的基础上，又新开辟了碎叶道和热海道，还以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的安塔基亚)为中转点，把中原的丝织品再经地中海运往欧洲，确切地说，运往罗马。近年，波兰的考古学家在波兰什切青省波罗的海沿岸的沃林，发现了一小段金黄色且有桃形图案的丝织物，波兰什切青国家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弗·菲利波维亚克和波兰其他科学家参照伴出物考证的结果，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公元九世纪(唐代)的产品。从而，他们作出结论说，九至十世纪时，丝绸之路已从中国经拜占庭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南岸。
漫长的丝绸之路记载着骆驼长途跋涉的艰辛，也使它们同这条古道一起名垂青史。
昭陵诸多陪葬墓中驼俑的大量出土，正是唐代前期丝绸之路畅通的实物见证。郑仁泰是昭陵陪葬者之一，他历唐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备立勋庸而颇受恩宠。晚年，他曾任凉州刺史，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死于任上。凉州不仅是河西走廊上的军事重镇，而且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郑仁泰墓骆驼俑的出土，有人认为，这跟他生前任凉州刺史有关。然而，唐太宗李世民第五女长乐公主以23岁死于贞观十七年(643年)，比郑仁泰早亡20年，其墓葬也出土了驼俑；葬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7年)的太宗第十一女临川公主墓还出土了驼俑。二位公主之葬，一在郑之前，一在郑之后，她们跟丝绸之路毫不相干。看来，墓内以驼俑随葬，与墓主人生平履历关系不大，应当说是随着丝绸之路畅通，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时髦风尚，恰恰是这种古代风尚的遗物，反映着丝绸古道的兴衰。
五代战乱，丝绸之路再度中断。宋元以后，海运兴起，丝路遂荒，自此以后，骆驼的黄金时代已成为历史，但它在东西方交往史上的功绩却永不磨灭。骆驼俑也因其特殊的象征意义而深受赞赏。
昭陵陪葬墓出土的驼俑，有的架着驮囊，有的载着丝绸，背上还挂着水葫芦和沿途猎取的野物，有的昂首长嘶，有的负重奋蹄。可以想见，当年的驼队，正是带着黄土高原的尘埃，踏破河西走廊的寂静，满载着友谊和繁荣，风尘仆仆，在漠漠荒沙中，长途跋涉，留下了一条举世闻名的友谊之路。
昭陵揽胜/中共礼泉县委宣传部，昭陵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
昭陵揽胜/中共礼泉县委宣传部，昭陵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