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彩骑马胡服女俑
董睿
唐三彩是唐代陶瓷工艺的新产品，以造型生动、色泽艳丽、生活气息浓而著称于世。唐三彩的着色没有我国传统工笔画的精致细微，却体现出我国传统国画中写意画与泼墨画的韵味，酣畅自然，巧夺天工。它主要有黄、绿、白等基本颜色，彼此之间相互融流，形成自然协调的色调。李贞墓出土的这件三彩骑马胡服女俑，通高35厘米，女俑头戴折沿高帽，身着窄袖紧身圆领右襟长袍，脚蹬小蛮靴，双手握拳执缰作勒马状，端坐平视。马备鞍、剪鬃、缚尾、头左后倾，张口微俯，肌腱清晰，形体肥硕浑圆，有一种静中寓动的力度美。
这件三彩俑，既注意了形似，又注意了神似，从而刻画出了人物内在的精神内涵。女俑眉清目秀，身姿窈窕，着胡装，其于秀美中平添了几分男子的潇洒与英俊，别有一番风韵，体现了强烈的艺术感和时代感。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它上汲汉魏六朝之余波，下启两宋文明之新运，而其取精用宏，于承袭旧文化之外，同时撷外来之精华。这种发展，来自它博大的开放胸怀，也来自于它兼收并蓄的消化能力。其兼融和吸收外来文化中新鲜养料的尝试和广度都是前人无法比拟的，从而造就了当时一流水平的、具有世界性的唐文化。据有关资料记载，唐王朝时曾与日本、印度、阿拉伯等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关系。作为东方第一大都市，长安城里当时居住的外国人和国内少数民族达数万人。外族习俗无疑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最容易、最直接的传播形式莫过于通过服饰及乐舞来进行。特别是反映在妇女生活文化当中，则表现为对妇女的束缚较少，妇女在个人生活、服饰打扮上有着较多的自由，尤以女子着男装、胡服为时尚。“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竞纷泊”，胡服尉然成风。《唐书·五行志》记：“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领袖窄小。”可见当时上自妃嫔贵妇，下至平民女子，争相仿效，贵贱无别。
唐时妇女骑马，非常盛行，每逢春日，贵妇和侍女们，大都要骑马到郊外去春游。这是唐代与其它朝代区别的一个特点。唐初妇女骑马出行要戴**以蔽身，**是北方少数民族妇女的遮面之巾，它将妇女的面颊、脖颈甚至肩膀包裹得严严实实，这在北方高寒和风沙地带是有实用价值的，但却不利于妇女展露花容月貌，与当时的社会开放程度格格不入。高宗、武后时改为帷帽掩面，帷帽的特点是用黑纱缝于帽沿，以防风沙。《唐会要，**》载：“至永徽以后，皆用帷帽，拖裙(帽沿之纱)至颈，即渐为浅露矣。”这样，女子的容貌隐现于薄纱之中，若雾中仙子，光彩陡增。盛唐以后，只需戴胡帽直至露髻驰骋，唐玄宗开元初，从驾宫女骑马者皆戴胡帽，靓妆露面，无任何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的诗句就是贵妇骑马的写真，就连宫女们也常随皇帝骑马射猎，“辇前夫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活脱脱地描绘出了宫女“胡服骑射”的英姿。
唐代妇女服饰的胡化和女子骑马蔚然成风，正是大唐帝国勇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最表层体现，也是唐代政治开明，胸襟博大，传统封建礼教对妇女束缚减弱，妇女地位比较高的反映。
昭陵揽胜/中共礼泉县委宣传部，昭陵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
昭陵揽胜/中共礼泉县委宣传部，昭陵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