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文物中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
胡婉平
在昭陵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为数颇丰。无论是陶俑、石刻，还是壁画，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类人物形象。
首先，表现在陶俑类，昭陵博物馆出土文物展室内，陈列有大量的胡人陶俑。他们深目高鼻，状貌魁梧。有着长袍的，有着短装的；有骑马的，有站立的……无不显示其强悍之气。
其次，表现在石刻类。与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同竖昭陵祭坛的十四国酋长石像，就是我国古代十多个少数民族首领的形象(现只存半截石像和一些头部残块)。
尤其突出的则是在壁画方面。唐太宗第五个女儿长乐公主墓内出土了一幅群侍图。画面上有一位侍女卷发，戴大耳环，手持“丁”字杖。据考证，她是“昆仑奴”的形象。“昆仑奴”是唐代官私奴婢的构成之一。有的是来自非洲的黑人，有的是来自散居南海的昆仑族人。都是卷发、黑肤，号为“昆仑”，图中“昆仑奴”的出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和民族融合的景象，还反映出当时的国际交往比较广泛。
贞观年间，唐太宗通过多次战争征服了许多少数民族邦国和部落，战争结束后，他并没有采取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而是采取了更为开明的民族平等和解政策，对待有些少数民族邦国，如东突厥、吐谷浑、高昌等，采取了建立民族自治区政策。设置羁糜州府，委任原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不改变其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还把部分首领调到中央，担任要职。对待有些少数民族邦国，如薛延陀等，政策则更为宽大，只要求其承认中央政府，承认其是属国，不干涉其族内的一切事务，包括其基本的政治体制，推行以夷制夷的“一国两制”政策。此外，他还采取了“和亲”、“设互市”等政策。这些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得各族间融合加强，商贾往来，不绝于路。“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来自不同的民族、国家的使者，他们摩肩接踵，往返于四通八达的交通线上，通过辗转翻译，交流思想，增进了解和友谊，各民族相互交往使汉族的优秀文化得以弘扬，内地也从各少数民族吸取了带有异域风情的“胡文化”，各民族亲善共处，合同一家。这样，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唐帝国就巍然屹立在7世纪世界的东方。
昭陵文物中众多的“胡人”形象，有力地证明了初唐各民族间和睦相处、团结友爱的繁荣景象，同时，也再次唤起了我们对唐太宗丰功伟绩和初唐文明历史的回忆。
昭陵揽胜/中共礼泉县委宣传部，昭陵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
昭陵揽胜/中共礼泉县委宣传部，昭陵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