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中国历史长河中，秦王朝是一个关键时期。秦王朝创立的一整套封建的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1)；然而它又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历传三个国君，时间仅十四年余。它所能遗存到现在的文献材料，简直如晨星之寥。今天所能参考的最权威的著作仅在《史记》的有关篇章之中。所以过去它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中，所占的篇幅只有可怜的几页。
　　关于秦代历史的研究，应当说目前还是比较薄弱的。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不少在扑朔迷离之中。秦俑出土以后，研究者对它顾以青睐，撰文考索。通史、秦汉史、专题史中都有关于秦俑的论述(2)。但是，毋庸讳言，这些叙述，一是较简，二是较浅。秦俑的研究目前还集中在部分考古和文博工作者以及少数美术史研究者中间。历史学家和其他一些专门学者除了少数几位外，多数人还未来得及对它伸出研究的笔触。这样，既影响了对秦俑的深入研究，也影响了各学科的自身的开拓。这就说明，秦俑冲击波的辐射，目前在研究领域和各门类中还未产生巨大能量，只是在浅部的震动。
　　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历史遗址，它的内涵必然是十分丰富的。秦史的资料，从文献看，在秦时有《秦纪》，它记事始于公元前七五三年，比《春秋》还早三十一年。但它散失于魏晋以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参考了《秦纪》以及《战国策》、《国语》、《世本》、《楚汉春秋》等文献，并参以自己南游江淮、北涉汶泗、奉使巴蜀、南略邛笮昆明、西至空峒，适北边自直道归(3)的亲身经历。但现在我们用来治秦史，已深感不足。这不仅是材料上的原因，也是方法上的不同。历史是已经过去的时间、空间，它是立体的三维结构。过去史学家所进行的平面的甚至直线的史事叙述，已经很不够了。要建设一套全新的秦史体系，就要运用新的史学方法对文献和考古材料综合研究。秦俑则向我们传递了许多信息。
　　第一，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灿烂篇章。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标志着这个时期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秦俑坑中出土的文物向现代人传递了古代的科技信息，使进入到电子时代的现代人有时也为之目瞪口呆。标准化是机械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是随着机械制造而发展的对产品的更高要求，它既是机械制造业发达起来的标志，也对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使产品系列化，各部具体互换性。战国时期，荀子便提出了“型范正”的要求(4)。秦代则把标准化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肯定。《工律》中要求“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5)。而秦俑坑中的文物，大体符合这个要求(6)。这是个有启发性的例证，它说明了秦代不但在实践中重视这个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已经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对提高工效，节约原材料，促进生产的发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秦代兵器、秦陵铜车马的高度铸造技术，同这点不能没有关系的。金属加工的惊人技术，使人总觉得秦代是有简单机械的。青铜兵器的刃部磨纹细密，纹理规正，光洁锃亮，其光洁度为*7左右，而有些剑、戈、矛的光洁度可达*9—*10(7)。秦铜车马的金属加工，有些焊接专家也认为“它与现代工程结构相似，结构复杂，设计合理”，“掌握了极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沉睡在地下两千余年，“腐蚀深度不超过1000A°(1A=10—8cm)”，至今“综合机械性能尚好”(8))，在世界冶金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的青铜防锈技术，是秦俑兵器中经常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奇迹。经过科学工作者用金相检查、电子探针和质子X光荧光分析，这些兵器上有一层厚约1／100mm的氧化膜，其中含铬2％。这层含铬氧化膜，起着防锈作用，使这些兵器历二千年而仍然灿灿有光(9)。这是偶然现象吗?不，这完全是一种意识的人为的活动。因为在秦俑坑的兵器中这种现象是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在距其时代不远的满城西汉墓中的镞防锈，也是采用这种方法(10)，而西方国家采用这种方法防锈的专利权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有人说因为这一点世界冶金史要重新来写虽然过份，但它确实是为世界冶金史增添了新的材料，使世界冶金史在公元前二世纪的篇章中有了新的一节内容，因为它不锈而不朽。可惜的是，汉以后这种方法似乎失传了，专利权旁落他国。我们祖国因此而失了多少专利权!秦陵文物在青铜铸造工艺中除了继承殷周以来的方法外，在铸接中采用的红套法，则是使后人惊异的发明。铜车马的车辐与毂的铸接就是采用子这种方法。它“利用青铜热膨胀系数较大的特点”，在安接时，仅加热毂，待毂上的槽大于辐的榫头时，将辐的榫放在槽内，冷却后，将辐紧收于槽内。铜车马被压二千余年，在修复中发现仅有两根辐条没有套紧，“说明当时掌握的红套技术已相当高明”(11)，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秦时“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12)，不是无稽之谈。它正是在具有较高冶炼技巧的条件下，反映出秦始皇帝好大的个人性格和时代风尚。陶俑陶马的制作和烧成，更充分地显示了秦代陶业的发达和陶艺的精湛。我国制陶技术源远流长，从辽西女神到大地湾原始雕塑算起已五六千年了。到秦代可以说是集大成了。如果说前代还以秀巧玲珑为工的话，秦代则以厚重硕大为能了。
　　五角陶水道，大型陶井圈，直到等同原物的陶人陶马，无一不显示出这个时代的时代意识。但这是以纯熟的技巧和高超的工艺为前提的。即使在当前“现有的艺术水平科技生产的条件下”，制成一件陶俑，也需“两个月的日日夜夜的奋战”(13)。我们现在面对这些视之色如青石，扣之声如磐玉的陶俑，自然会赞叹它的空前烧制技艺。陶俑身上原来所敷的十余种颜色，至今鲜艳如新。矿物颜料，配方科学，即以红色论，就有朱红、玫瑰红、粉红、桔红、紫红各色；兰色有深兰、孔雀兰；赭石色则有赭石、熟褐(14)。这些不同深浅的颜色，恰如其分地敷于陶俑、陶马的发肤衣饰，使其栩栩如生，形成俑坑的冷调色彩。很显然，从金属加工、冶铸、焊接、防锈到陶器制作及颜料配方这一系列的状况看，充分说明了秦代科学技术的发达水平。它对后代的科学技术必然产生有效的推动和影响。就连西方公正的科学家也认为，“没有中国的古代文明，就没有西方现代的科技文化的发展”(15)。我国从汉代以后儒家独尊，万家匿声，重伦理而轻科学，崇人事而贬自然。诵五经的华衮朝服，史书有传；探科学者颠沛流离，行状无书，史书中于科技则零星片断，即有科学著述，不是象华佗焚书，也是传之不永。所以，过去通史中关于历代科技史的章节往往十分缺略。现在，有许多有识之史家，从考古中探研祖国科技，这是一条宽广的大道。秦代科技自然应从这里追索。它必然是一群十分夺目的群星。
　　第二，中国文化艺术史的光辉里程。自从秦始皇帝焚书坑儒的恶声流布以来，人们不由得对秦代的文化艺术领域作出过低的估计，甚至认为是一片沙漠。历史是有偶然性的。“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那些人物的这样一种‘偶然情况’。”但是，“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它偶然性所补偿”(16)。焚书坑儒实际上是打击不同政见者的一种妄图愚民的一个激烈的措施。但是，“黔首不愚尔益愚”(17)。历史的长河在这里受阻拐了个弯后又浩荡流去。仅仅十五个年头的秦王朝，在文化艺术上自有其闪光的一章。文学散文有李斯的《谏逐客书》，汪洋恣肆，为一代佳作；诗歌有《祠水神歌》，词句明快，音节和谐；《长城歌》悲愤哀戚，直发胸臆。这些都为汉代乐府开了先河。绘画见于咸阳宫殿。秦俑雕塑更为一代之雄。关于秦俑雕塑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已有许多美术界的行家多所论述。这种艺术，正象马克思评价希腊艺术的价值一样，经过二千多年，它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8)。秦代的雕塑工匠，把情感注入泥土。这是写实的艺术群雕，它再现了秦代军队的场面，从人物的性格中，反映出了秦代社会的矛盾和残酷的阶级压迫，反映了人民的怨愤和悲戚。正是因此，秦俑的价值就不仅在于它的美学价值，同时也在于它的认识价值。在这“时间的足迹，空间的文明”(19)中，人们认识着秦代的历史，同时使这种认识向更高层次发展。酝酿反封建的历史反思。这便是这一批秦代艺术的不朽价值。在文字上，秦统一了文字，秦小篆成为官方的范本。出现了李斯、赵高、胡毋敬这样的书法家。这种文字统一的措施，有类于一次文字上的改革，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20)的混乱现象有所改变。虽然秦篆“规行距步、严谨刻板、甚至是精确的等距离的空间计算，把生命的跃动与活力一扫而空”(21)，不如周金文的圆润饱满，气势磅礴，亦不如战国金文的“灵动多变，丰富多彩”，这是时代的矛盾。作为书法艺术，它自有其特殊的韵味，它对发展祖国文化是有促进作用的。苏轼也认为“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而“施之于徒隶”的隶书(22)，产生于草篆，使用于民，具有广泛的市场和强大的生命力。由此而起直启汉隶，迄今传之不衰。即使从书法角度看，无论是秦简的隶字还是秦咸阳、秦陵、秦俑坑出土的陶文，古朴苍劲，富于变化，也是书法艺术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是书法史上的重要篇章。
　　第三，古代军事史的完整画卷。称秦俑为兵马俑，自然同军事有关，秦代的政治和军事，古文献及今学者多有所述。这里补充秦俑对研究古代军事的一些新的内容。秦俑以其庞大的场面面世以后，谈秦俑军阵的文章已纷纷刊于报刊。所谓军阵，无非是指军事行动中军人的队列变化。《汉书·刑法志》中说：“善战者不陈”。颜师古说：“战陈之义，本因陈列为名，而音变成。字则作陈，更无别体。而末代学者辄改其字旁从车，非经史之本文也。”这是说阵的本字是陈。所谓陈，就是战斗中军队的陈列。《广韵》解释陈，“列也”。战国兵家著作如《司马法》、《吴子》、《孙子》、《六韬》等较少讲阵法。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中讲了《八阵》、《十阵》。《八阵》只是讲兵力配置，“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并未讲具体的阵。《十阵》中讲了十种阵法。看其内容，确是讲了在不同阵中军士的不同列队形式和该阵的作用(23)。到了后来，尤其是文艺作品中，阵才被描绘得神秘、奇诡、玄虚，甚至荒诞。由于现代人谁也没有见过古代的阵，所以它就越显得神奇莫测，正象画鬼一样。秦俑的出现，撕下了这幅神秘的帷幕，剥去了鬼的画皮。古代的军阵实体显示在人们面前，我们现在就秦俑就可以探索秦代以至古代军事史上的许多丰富内容，首先是兵种。这里反映了由车兵向步、骑转变的一个重要时刻。战国时，战车后面随车者为七十二人。《司马法》：“长毂一乘，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秦俑坑中，步兵不但从车中分出，成了一个独立的兵种，而且战车后的随车步卒也大大超过了战国。一号坑二过洞的战车，车前十二件武士俑，车后八十三名武士俑。八过洞战车前十二件武士俑，车后一一一件武士俑。九过洞车前十二件武士俑，车后八十三件武士俑。以上车后的武士俑中，除去车上三件，均在八十件以上，最多的为一○八件。它充分反映了步兵地位的高升，战车已在走向衰的趋势。三个坑中的兵种，则有车兵、步兵、骑兵，是古代兵种的集大成。各军兵种不同，武器装备也不一样。俑坑中出土的戈、矛、戟、铍、殳、剑、弯刀、弓弩、钺等兵器，是历来古遗迹中出土的兵器种类最多的。它从武器的分类上讲，有长兵、短兵、远射兵、礼兵、仪仗等。可以说构成了古代兵器完整的系列组合。这才是最有研究价值的。它反映了秦代军事的完整内容：军阶、兵器、装备、队列教练及兵种相互组合。这无疑是古代军事史实体的横断面。它的意义不仅是对秦代军事制度、军事装备、军队组合提供了完整的实物材料，而且对研究古代军事史时上溯春秋下考两汉，都提供了重要的参比资料。这种严密的军事组织，反映了严密的政治机能。关于这一点，从古到今，论述得还是不够的。
　　第四，秦代社会的多面镜。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为政”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21)，为学者自然要为圣贤立言。文献中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记录，只是这些目的的附庸。我们现在研究，则应该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状况。实际上，秦俑的冲击波所辐射的范围，已经使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一点。因为它提出了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秦陵和秦俑坑中出土的铁锸、铁铲、铁锤、钢刀、铁镰等，这便是当时人们赖以向大自然(生产对象)索取生活资料，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工具，“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5)。社会生产方法便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建成的生产关系，确定了不同阶级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生活状况。秦陵的高大、雄伟、富丽、华贵，陪衬着修陵人的墓地的卑微、贫乏、简陋和低贱。寝殿飤官进献着华衣美食，而修陵人则戴着镣铐在流血流汗，离乡背井，抛妻弃子。按照秦律，他们多数人被“枸椟*杕将司之”(26)。秦始皇帝陵西的修陵人墓地上的白骨、刑具和出土的瓦片上的刻字，便是证明(27)，铁铲、铁铧、铁锸等生产工具，与这些同时出土的还有铁钳、铁桎和铜矛(28)，这是意味深长的。它是血腥镇压与艰苦创造的强烈对照。而这些人的生活，按秦律规定，不过日合“粝米一斗，有采(菜)羹(29)而已，或许还要少于这些。如有小过，“责之”“笞之”。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要按照严格的责任制度，完成自己的工作量，而且要保持质量。“物勒工名，以考其诚”(30)，就是对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劳动技能的考察。对抗的社会，产生着对抗的情绪，社会也在对抗中前进。“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32)。秦陵和秦俑坑为我们提供了“对抗”下的社会各阶层具体的、形象的、实在的历史现实。它对比强烈、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可惜的是，人们在研究中，在说明中，在引导中，在注目中，往往倚轻倚重，比例失调。然而出土的文物却顽强地、反复地向人们揭示着秦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这些根本方面的内容，让我们考察，在考察中思辩，去认识秦代的劳动者是如何用这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去完成况世奇迹的。他们名不见经传，却留下了不朽的杰作。两千年后秦始皇帝的名字突然身价暴涨，赖有他们的创造吧。除了这个根本的方面外，这些文物还给我们留下了秦代的生产工具、养马，留下了秦代的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资料：秦人的身高，秦人的体魄，以及发髻、服饰、好尚甚至饮食等等。它们象一面多棱镜，从多方面、多角度地直射或折射出秦代社会生活的倩影。这些都给研究秦代社会史提供了材料。而这些正是我们史学界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    
　　第五，秦文明是继承的产物。历史是一条长河，下游的水是上游水汇聚的，上面所说的秦代发达的科学技术，超凡的文化艺术，这些当然不是秦始皇帝个人的创造，也不是一位“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32)。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精英在这里的积淀所形成的，是对历史的继承。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动荡的时代，使人们的思想极其活跃。时代逼着人们去适应它的节拍。这个时期，有血与火的战争。“争地一战，杀人盈野；争城一战，杀人盈城”(33)。梁玉绳曾经统计，秦由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到秦始皇帝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的一百三十年中即有二十多次对外战争，杀死敌人即达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人，而“史所缺略不书者尚不知凡几”(34)。但是，这个时期也是人们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不但分为许多不同学派，各学派内部也分有不同的家，形成诸子百家，互相竞争。在竞争中，既有相互排斥，也有相互吸收，智力撞击，产生新的学派，形成新的思想。这种竞争促动着人的创造力。虽然秦曾采用了焚书坑儒的暴力“以愚黔首”，但是这种创造力是扼杀不了的。它必然要产生一种社会力量，来充分显示自己。因此我认为，秦代的社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气候的折光，它是前代社会的、思想的遗产的继续，也可以说是这种活跃的学术思想的物质反映。我们从仅遗留的点滴的历史典籍中，似乎还可以窥探出这种反映、折光、继承的一鳞半爪。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它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在历史上对科学起过推动作用。先秦的数学典籍有《周髀算经》、《孙子算经》、《九章算经》等。《周髀》中说：“勾股各自每次，并开方而除之”，写成公式便是 C= 根号下a2+b2。这便是著名的商高定理。它早于毕达歌拉斯定理五、六百年。其中所说的“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出于距”。《周髀》对割圆术、平面测量等工程及工业的工艺都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九章》中则含有分数的四则运算、解联立方程、正负数运算、几何图形面积、体积计算等等(35)。这些在当时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数学水平，无论从对实践的指导还是对抽象思维的训练，都是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的。数学的运算，指导着机械、冶炼业的生产。即以投壶为例，《礼记》记载，投壶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这是求圆柱体及椭圆体的计算。可见当时运算之精(36)。这样，我们对铜车马、秦俑坑兵器制造中的运算问题才能有所理解。金属冶铸，殷周的有色金属冶炼已达到相当水平。一九三九年河南安阳出土的殷代司母戊方鼎，重八百七十五公斤，堪为青铜重器。一九七九年在陕西出土的周代铜鼎，重二百二十六公斤。它们不但体大量重，而且铸造精密。成书于战国《周礼·考工记》，则总结了前代手工业生产经验，共分六门三十种，其中攻金之工有六种，搏植(制陶)之工有二种。在攻金之工中，根据青铜器物的不同，还提出了铜锡配方的不同要求。经过对秦俑坑兵器中成份的测定，发现它们同《考工记》的要求大体吻合(37)。可见它是借鉴了上代的有色金属冶炼工艺技术的，春秋战国时，有了铁器及钢剑。秦昭王曾说：“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38)《荀子》中有：“宛钜铁鉇，惨如蜂虿”。有前代的冶铸技术，那么秦俑坑中出土的青铜兵器的冶铸，被称为“青铜之冠”(39)的铜车马的冶铸，也便是瓜熟蒂落了。当然，它的精妙，还是令人惊叹的。即使是高超的防锈技术，更早的时候便已有人注意了。科技人员对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作了检测，也是经过防锈处理的。它的表面是硫化物，与秦俑剑体的铬盐处理不同(40)。处理方法不同，但是殊途而同归，异曲而同工。春秋越王剑的防锈处理不能对秦代的防锈处理没有借鉴作用。制陶也是一样，辽西女神彩塑头像已同真人头像大小尺寸相等(41)。《考工记》也对制陶技术作了总结，秦俑之大、之多、之美，骇世惊俗，但也在情理之中。以上从科学技术和工艺过程中的探源，已足以看到秦俑的继承性。从雕塑艺术上来看，也是这样。辽西女神像的雕塑是原始的写实。战国的韩非子已经谈到了艺术创作中的写实艺术和浪漫艺术，即“客有为齐王作画”。对具体的雕塑技法，桓赫曾经说：“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42)。这些无疑是艺术实践中的理论总结。不但秦俑的雕塑在写实上遵循着这个原则，即使对后代直至现代的雕塑来说，这也是一条不二法门。秦代继承了上代的科学技术(这是社会发展中的继承)，创造了一代社会文明。汉代以后，儒教独尊。这个鄙薄科学的教派，愈到后来愈显示了它对科学发展的窒息、压制和扼杀的力量。许多古代发明的失传、移向(如火药被用来制花炮，司南被用于勘舆术)，许多躁动于母腹中的发明被流产，与这种有强大的政权保护和提倡的迂腐的儒教有关。提倡科学，社会进步，文明发达，国家富强；反之，则社会停滞，发展缓慢，国弱民穷。这已被秦以后两千年的历史所证实。这也是研究秦的历史继承中应得出的历史教训。所以，如果现在还以发扬传统为号，而提倡新儒学，既悖于历史发展的潮流，也是对历史继承的误解。倒是应该象秦时充分利用和继承六国优秀遗产那样，继承历史精华，借鉴世界科学文化，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第六，秦文明的发展和扩散。人类文明是在发展中进行的。这种发展是在前代基础上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有如恩格斯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这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43)。秦文明便继承了这些巨人的遗产，同样为后代所继承，而且它自己本身也在无意地向外扩散。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财富。秦人青铜防锈铬盐处理，为汉代接受，刘胜墓已经得到证明。秦代的金属冶炼，到了汉代则有了长足发展，生铁成份含硫万分之三左右。现代生铁标准规定普通钢生铁含硫万分之七以下为合格(44)。汉代齿轮的出现，则是机械制造的先声。这些以及其它科学的发展，都是继承前代的结果。有意思的是，由秦兵马俑而后，目前已知的是，汉代的兵马俑已有甘肃武威的铜兵马，咸阳杨家湾、徐州的陶马俑，它们都以数量众多的而闻名于世界。有人也曾估计到，汉武帝茂陵也有与真人等大的兵马俑。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明显的文化、意识的继承。秦汉重兵马，似乎是一种时代意识。秦始皇帝陵园的布局，如寝殿的设立、内外城的修筑、陵邑的修建、陪葬墓地的确立、大型石刻的树立(45)等一套完整的体系，都为汉代以后的帝王所仿效。陵园制度是社会政治思想的反映。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集中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社会文明状况。秦俑的写实雕塑，反映社会生活的优良传统，在后代也有反映。汉长安城出土的大型陶俑，其面部形象、塑造技法，都同秦俑十分相似(46)，而杨家湾、徐州的兵马胎体中，也存留着秦俑的基因。表现现实生活的内容，在汉唐陶俑中则得到了广泛的继承。汉的说书俑，唐的反映丝绸之路的陶俑、三彩俑，千姿百态，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它们同秦俑一样，不但是艺术品，而且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各方面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这些历史遗存是丰厚的。它的扩散作用，不仅冲击着历史研究，使秦代历史的某些章节确实需求增补、改写，甚至重新描绘。而且它对现代人的思想、生活、行为也具有冲击力。古人艰苦卓绝的创造精神，对现代人是激励和鼓舞；古人创造的艺术珍品，对现代人是美的陶冶；面对这些文物，现代人从中又获得多少历史的反思和理解现实生活的“参照系”(47)。在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开展科研，发展旅游，又可以得到有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支援四化建设。
　　正是基于以上诸方面，我以为，对秦俑的文物需要当代史学家、科学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方法进行多学科、多层次的多维研究。从而揭示出全新的、立体的秦代社会的多角的空间历史，从而阐明这个历史的前因和后果，从而使历史科学、文博工作现实结合得更紧密，从而真正认识秦俑的价值(48)，认识它在历史科学研究中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
　　注解：
　　(1)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2)张文立《秦俑研究分类目录》秦俑博物馆《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86年第2期。
　　(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所本》、《子长游踪》条。
　　(4)《荀子·强国》。
　　(5)《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6)袁卫华等《秦俑坑青铜兵器工艺标准化》，《陕西标准化》1981年第3期。张文立：《从秦俑坑说秦时的标准化》，《大众标准化》，1983年第1期。
　　(7)王学理《秦俑军阵巡礼》，《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8)华自圭《秦陵二号铜车连接技术的初步考证》《秦陵二号铜车马》第135页。
　　(9)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组编《中国古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刊第425页。
　　(11)华自圭《秦陵二号铜车连接技术的初步考证》《秦陵二号铜车马》第135页。
　　(12)《史记·秦始皇本纪》。
　　(13)徐人伯《揭开烧制原大陶俑之谜》，《视野》1981年第3期。
　　(14)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北陈列室有关资料。(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组编《中国古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
　　(15)新华社《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篮》，《陕西日报》1986年9月24日。
　　(16)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3页。   
　　(17)《全唐诗》卷五二○。
　　(1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
　　(19)胡征《兵马俑·青铜剑》，《诗刊》1981年第4期。
　　(20)《说文解字·叙》。
　　(21)陈振濂《历代书法欣赏》，《光明日报》1986年9月2日。
　　(22)《汉书·艺文志》。
　　(23)《孙膑兵法》，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59—60，83—86页。
　　(24)《论语》卷一。
　　(25)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43页。
　　(26)《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   
　　(27)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刑徒墓地》《文物》1983年第3期。
　　(28)秦俑坑考古队《临潼郑庄秦石料加工场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29)《睡虎地秦墓竹简》、《传食律》《除子弟律》《仓律》
　　(30)《吕氏春秋》卷十。《礼记》卷三。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04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50页。
　　(33)《孟子·离娄上》。
　　(34)《史记志疑》卷四。
　　(35)《周髀》的年代，蒋术亮在《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中定于公元前十一世纪，数学家李俨认为不晚于公元前四世纪，杜石然认为不晚于公元前一世纪，陈文涛《先秦自然学概论》中定为周公时，此取李俨说。《九章》成书，蒋术亮定于公元前一世纪，杜石然定于西汉，但认为其中有些算法在汉前已有了。陈文涛归之于先秦。
　　(36)陈文涛《先秦自然学概论》，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157页。
　　(37)王学理《秦兵与秦卒——由秦俑谈起》，《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38)《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39)宿白教授为秦俑馆题词。
　　(40)《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7月25日。
　　(41)《韩非子·说林下》。
　　(43)恩格斯《自然辨证法》，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页。
　　(44)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组编《中国古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
　　(45)详见《秦俑》报1985年5月拙文《秦陵当年有没有大型石刻》。
　　(46)实物存陕西省博物馆。   
　　(47)详见近年发来的诗歌，及报告文学，如临青的《秦陵兵马俑》，刊于《中国》1986年第8期。
　　(48)张文立《近年秦俑研究述评》《文博》1985年第1期。
　　(原载《文博》1987年1期，并见《新华文摘》1987年6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