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沉睡在地下两千多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一经出土，立刻便以其宏大的气势震撼了世界，引起了有关各方面的兴趣和注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连续披露的兵马俑坑发掘报告，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一世界奇迹的了解和认识。作为一种如此突出的文化现象，出现在曾经导演过“焚书坑儒”事件的秦始皇时代，反差如此之大，不能不让人感到迷惘和困惑，这一切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本文试图以秦的历史发展为线索，对秦兵马俑本身体现出的部分文化内涵作一点浅显的探讨，以期能够揭示出这种自我矛盾的文化现象赖以生成的土壤、背景和内在因素。
　　一
　　当我们置身队列严整、肃穆端庄的军阵之中，凝视着这些诞生在两千多年前的陶制兵马形象之时，大概无不要被这千军万马的浩大工程所撼动。从这些赳赳武夫的化身上，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强烈印象与其说是艺术上的感染，倒不如说是尚武精神的震慑。这种内涵深沉的尚武精神不仅是秦兵马俑的主体思想的一个侧面，而且也是秦国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和核心精神。尤其是自秦穆公以来，这种精神几乎成为别无选择的唯一思想统治方针，并鼓舞和激励着秦的统治者们为之孜孜不倦地奋斗和拼搏，直至实现横扫六合，一匡天下的雄伟大业。
　　从秦的历史发展看，这种尚武精神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与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秦国所外的地理环境和其在诸侯之间的位置有着一定的密切联系。当周平王东迁，周天子渐趋名存实亡的时候，那些昔日曾为帝胤贵胄、王公权臣们所建立的诸侯封国，无不争先恐后地做着取代东周而称王称霸的黄梁美梦，而称霸的唯一条件便是国力和军事的强盛。春秋以来五霸竞出、七雄并立的政治局面，实际上就是各诸侯国之间军事势力较量角逐的具体结果。
　　秦，作为地处偏远地区的一个部族和诸侯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国力微弱、势单力薄而遭到了周天子和关东各诸侯国的鄙弃和排斥，被视之为尚待开化的戎狄之属，很少受到中原地区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只是到了周平王不堪于戎狄的威胁和搔扰。仓遑东迁之际，秦襄公才因为拥兵护驾有功而被封为诸侯，由“大夫”级擢升为“诸侯国。”但这种晋级也仅仅是已经失去实际威力的周天子在感激之余的一句空话，所领受的封地也不过是一种口头上的允诺而已。秦要想在周王室遗弃的土地上有所作为，非凭自己的军事力量去争夺和开创不可。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曾经严重威胁过周太子安危的戎狄部落和方国，而这些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牧生活转移”的部落们长期以来便觊觎着关中八百里秦川那一片肥田沃土，并以此作为自己衣食生活的重要来源和立国的靠山。秦要在这样的环境和气候下兴邦建国，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秦就不得不把发展其军事力量放到立国的头等大事来抓，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抗击和抵御戎狄等少数部落入侵上，集中到拓展和巩固立脚点的斗争之中，这样就根本无暇顾之关东诸侯国的争斗和拼杀。然而，关东诸侯国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耀武扬威、称王称霸、金戈铁马、纵横驰骋的冲击波却又不可遏止地时时在撼动着秦人尤其是秦统治者那骚动的心弦，撩拨得他们坐卧不宁、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便腾出手来挥兵东进，加入到这场中原逐鹿的鏖战之中，并充当其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痛苦现实不断地折磨着秦的统治者们，故而在秦孝公当政的第一年，便迫不及待地和国人撩开了自己的面纱，把“秦辟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的痛苦处境和“诸侯卑秦，丑莫大焉”(1)的嫉愤心理告诉国人，挑动和刺激他们，进一步培养强秦的尚武精神，加深尚武意识教育。
　　综观秦统一前的历史，无论是秦穆公的励精图治，还是秦孝公的变法革新，其中心问题都是要可能迅速地提高和增强军事势力、改变秦国卑弱的形势和处境。因此，当商鞅入秦向孝公兜售变法主张时，对于那些具有长期战略目标的“帝道”、“王道”说，孝公并不十分感兴趣，但对于“农战并举”的强国之术则分外重视，并给予积极而又坚决的支持，不遗余力地广为推行。而且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又始终没忘记把贯彻尚武精神放在第一位。为了保证秦人的军事核心，他们采用“诱三晋之人耕秦地”“而使秦人应敌于外”的具体方针。为了鼓励农民从军参战的积极性，他们扩大和提高了军功奖赏的范围和标准，凡在战争中获敌一首者，即可“赐爵一级”，又可役使庶子一人，还可以用爵为其亲属中有奴隶身份的人求得赎免，个人犯了罪也可以用爵来抵偿。而对于辛勤耕作的农夫来说，虽然也有一些诸如生产粟帛可以免除自身徭役的奖励措施，但比之于对军功的奖赏则未免太微不足道了。而且假如因一时懒惰而招致贫困还要妻子儿女一同没入官府为奴隶。这种实际上侧重征战的军国主义政策，对于扩大兵源，提高军队战斗力无疑具有莫大的诱惑，因而参战的士卒虽然要身备粮草服饰，但一经投入战斗，便是“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捐甲徒裎”、“科斗”、“*(左足右走)朐”(2)、视死如归的英勇形象。
　　尚武的结果，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势力，在独霸西戎的同时，终于能够“东窥周室”，与齐楚等大国抗衡比试并最后由秦结束了战国纷争的政治局面。
　　然而，尚武精神的过分倡导和发挥，加上中后期某些法家代表人物“愚民政策”的实施和影响，使得文化底子本来就不厚实的秦国更进一步地忽略和轻视了国民的文化思想建设，甚至对其寥若晨星的一点点文化也给予了残酷打击和摧残。使之秦文化始终难与齐鲁和楚汉文化相匹敌。
　　本来，秦作为西迁的一支东方部族，对代表华夏正统的文化多少还有一点感情，并常常以拥有中国文化而区别于戎狄，以向东方诸国靠拢为荣耀，以《诗》、《书》、礼、乐教民而自豪。但当他们在关中与诸戎狄的长期斗争中，发现戎狄们虽然不懂诗书礼乐，文明程度低下，但攻城掠地的军事势力却明显的要比农耕文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强大，而且军事上的成效而又远非诗书礼乐的同化所能比拟的。于是，自秦穆公重用来自于西戎的由余始，就逐渐地改变了文化治国的方针，而吸收和沿用少数民族把尚武和军事教育放在首位的统治政策，并在生活习俗等方面向戎狄靠拢，被其同化，直到商鞅变法前，仍保持了取“戎狄之教”、“与戎狄同俗”(3)的落后习惯。
　　穆公向戎狄学习的结果，使其很快便改变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并以岐、丰为主，“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向四周扩展了秦国的领土。这些胜利无疑更加坚定了统治者们重武轻文的决心，而且其影响之深远不独有秦一代，即使到了西汉，统治者对以儒学为主的文化建设也始终未能予以认真的重视。
　　除去尚武思想和少数民族无文而治和影响外，法家对于秦统治者轻视和鄙簿文化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为达到独尊法术、排斥异己的目的，公开斥责儒家学说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辞”，《诗》《书》礼乐辩惠是“六虱”。认为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不仅会使人们“皆怠于农战”，而且还会导致国家走上“必贫至削”的道路，宣扬“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的主张，要求公开焚烧诗书以明法令，凡“有诗书辩惠者”要严厉镇压，“偶语《诗》《书》者”要“弃市”，“以古非今者”夷三族等等，对文化及其除法家以外的文化痛恨之剧烈，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史无前例了。按照法家的主张，不但要坚决制止诸子百家著书立说，而且连与法治无关的言论也要禁止。韩非就公开提倡“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主，其次禁其事”的“禁奸之法”，以达到“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4)的目的。这种禁文、禁言、禁事、禁心的愚民政策正是商鞅所宣扬的“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思想的继续，对于培养和造就绝对权威的独裁政权，培养和造就刚愎自用的封建帝王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可以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行动的采取，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家长期以来诋毁和排斥儒家学说是分不开的，也是秦国尚武鄙文政策长期实施的必然结果。
　　虽然，对于“焚书坑儒”事件的评价臧否，两千多年来众说纷纭、聚讼不一，但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野蛮地烧掉众多珍贵的文化典籍，不加辩解地捕杀神仙方士之流的同时，使一些“偶语《诗》《书》”、对秦始皇统治政治和所作所为颇有微辞(按秦始皇之意则为“诽谤”皇上)的儒生也惨遭其祸，毕竟不是一件值得赞颂的明智之举。因而，不管秦始皇对于结束战国分裂割据局面，推动统一事业的完成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也始终难以抹灭“焚书坑儒”在中华文明史上，在芸芸众生心灵上深深印下的一块阴影。郭沫若在论及这一事件的影响时，无比痛心地指出；“这无论怎么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探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5)。读史至此，每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不要扼腕太息，深感遗憾。
　　秦始皇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沉重打击，不但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和约束了秦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其法家思想一花独放，而且还直接影响了西汉初期统治者们的治国方针。
　　借秦末农民大起义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汉高祖刘邦，就非常讨厌儒生，闻说有儒生求见，就百般侮辱怠慢，或箕踞，或谩骂，甚至将儒生的帽子抢过来当尿盆，吓得一些儒生在求见时不得不更衣换帽。汉武帝虽然力主恢复儒家思想的地位和声望，但因窦太后不悦儒术，也不得不罢免雅好儒术的一帮文臣武将，有的还亲下狱问罪。到汉宣帝时，太子因为向皇帝进言采用儒家官吏，当即遭到宣帝的斥责，“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用周政乎?”(6)秦汉统治者对儒家文化成见之深可见一斑。
　　二
　　当我们把驰聘的思维从历史的沉思之中，拉回到现实，面对这一群近乎绝对模拟生活真实的陶制品时，不得不对这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参观兵马俑时所获得的第二个强烈印象。这些按照真实尺寸大小塑造的兵马俑，按照实战状态布置排列的军阵，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用途的兵器、车马器，按照生活真实而刻划的铠甲、冠带、衣履乃至条分缕析的发型、缀连甲片的乳钉等等，一丝不苟、不厌其烦的精雕细刻之外还要涂染上各种不同的色彩，使其模拟真实的程度更进一步的表现手法，与其说是对生活的再现，倒不如说是一种实用品的复制更为恰当一些。与这种毫发毕具的艺术思想不谋而合的是一则流传至魏晋时期的传说：在秦始皇元年，骞宵国献刻玉善画入秦，“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宛若真矣。”(7)尽管其记载未必完全确实，但追求“毛发逼真”到无以复加的艺术手法与兵马俑的塑造却是如出一辙，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向。这种趣向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秦国历代君主所倡导和遵循的功利主义思想紧密相连的。这里同时也牵扯到秦兵马俑的主体性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从秦始皇陵的总体设计来看，两千年前的总设计师工匠们在设计制造这批作品时，既不是把兵马俑当作供人们赏心悦目的艺术品，也不是叫天下百姓们瞻仰礼拜的纪念碑，因为这些无生命的兵马被塑造成型之后，立即被全部深埋地下，它们的主要责任不是炫耀其艺术的魅力和光彩，而是在于忠实地护卫着那座庞大的陵，护卫着那个不可一世的亡灵，使其在无可奈何地命归黄泉之后，仍能象生前一样握有强大的军队，拥有绝对的军事大权，到冥冥世界里去东征西杀，称雄称霸。至于个别陶俑所呈现出的威武、自信、愁苦呆滞等等表情，则如同战场上士兵们种种不同心态的表露一样，对于军队的主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们保持在队列之中所造就的气氛。这也许就是秦俑主体设计者的初衷吧。
　　以实用为目的，不折不扣电推行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是秦自立国以来一贯奉行的政治主张和统治思想。从秦穆公用五张羊皮赎回百里奚，孝公顶住压力重用商鞅，到秦始皇不避前嫌提拔吕不韦的舍人李斯，在用人政策上，这几代君主都始终坚持任人唯能的原则。凡一切有利于秦国，能够“出奇计”强秦的人，不分亲疏、贵贱，不别民族高低，都被奉为上宾，委以重任，直接进入统治集团，成为重要的决策人物。但是，在招徕的宾客之中，真正受欢迎的则是那些能出奇计、富国强兵的政治权术家和军事家，而从事旨在提高国人文化素质的文人士大夫，不是被冷落，就是遭歧视，甚至还要被杀逐，这也许正是“孔子西行不到秦”的主要原因吧。从艺术的角度看，有秦一代几百年的历史，不仅见之于画史的画家只有一人，而且秦朝的画论也等于零。所以，无论怎么解，在百花凋零的时代；创造秦兵马俑工程的匠师艺人们只能按照硬性的命令，为着单纯政治的目的，去机械地完全照搬或复制现实，而不会也不可能去发挥自由的创造和艺术的激情。
　　在功利主义思想的主导下，秦统治者们几乎代代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短期效应的开发和实施上，如前所述商鞅变法中对军功奖励的标准，斩敌首级者不但可以获爵、抵罪、赎身、役人，而且还要得到田、宅，想做官的，可以进入政界，不想做官但其功达到七级公大夫时，还可以享受县令级的待遇等等，如此具有明显实际效益的奖励措施，必然导致人们积极从事这种虽然危险但却可以在短时间获取巨利的活动。
　　被秦所推崇的法家思想，不但笼统地排斥一切美的创造和文学艺术，而且也排斥一切美的文饰。认定文学艺术的美与否，完全取决于能否给社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帮助和促进法家思想的深入实施。因而，当着音乐艺术在春秋战国期间广为普及传播的时候，当着齐国都城“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8)的时候，当着“郑、卫之音”的“新声”在中原广泛流行的时候，秦国仍在那里沉醉于祖传的“击瓮叩缶，弹筝搏髀”、“歌乎呜呜”的原始水平之中，直到秦始皇时代，才总算在宫廷中率先“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搏髀而取《昭》、《虞》”(9)。这不能不说是法家非乐和功利主义思想作祟的结果。
　　文学虽然一再被秦统治者视作祸国殃民的不安定因子，但在治国安邦，向百姓们传达统治政策之时又不能完全弃之不用。但是借用归借用，必须有一定的条件限制，那便是如商鞅所指出的“以言去言”。即用歌颂变法的耕战策为内容的文艺，去代替未必一定为变法服务的诗书礼乐，要求百姓们“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10)，否则，便一律予以制止和取缔。韩非则更武断地指出：“喜淫刑而不同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就是亡国的先兆，是帝王应该百倍警惕和防范的。按照他的观点，不但从事的文化教育要立见成效，就是人们说话发言也必须有实用价值，恨不得一言出口立刻就会变成金山银海。他在《主道》篇中声称：“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了功不得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首，臣不得陈言而不当。”《二柄》篇则言：“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罚其言之不当。“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这种求全责备、十全十美的要求，可以说是极端功利主义的典范了。因而，他就坚决反对一切美的装饰和改造，并认为“博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恶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是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11)因此，就今天所见流传下来的秦国文化典籍，其文采远远不能和《庄子》、《楚辞》相媲美，其思想理论水平的深度和厚度也根本无法同孔、孟、易、老相匹敌。
　　秦人的功利主义不仅仪表现在社会政治、文化、美学观点上，而且还发展到其广为泛滥的宗教信仰之中。秦人对祖先、神灵、自然的崇拜之多、之杂，在当时各诸侯国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了，而且其求神问卜也带着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只要能够惠赐福利、保佑、便祭、便拜、便求；反之，便禁、便绝、便止，在秦人的驱使下，连神仙鬼怪们也要围绕着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中心而奔走忙碌、布施神威。
　　具有直观效应的功利思想，对于秦能很快成为战国末年第一大军事强国，并最终取代东周而统一天下，的确具有较现实的促进作用。但作为长远的治国大略来说，急功近利式的统治思想和行为则明显地表现出了力不从心弱点和缺陷，因而，秦始皇虽然能在十五年内，秋风扫落叶似的殄灭其他六国，但却在统一了十五年，最终未能保证秦天下二世、三世乃至百千万世的传承衍绪下去，连同其筑造的宫殿和陵园也被楚人一炬烧了个净光。秦王朝建国快、亡国也速的历史教训，恰恰以无可辨驳的事实证明了法家学说“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矣”(12)的精辟论断，故西汉贾谊在评及秦亡的历史时，不得不指出，秦的败亡就在于未能及时调整和修订治国方针与政策，而是过分地倚重了马上打天下的经验和法家的统治术。
　　秦朝的覆亡和解体，也使其推行的文化政策昙花一现，相继衰萎。作为标准字体的小篆推出没有几年，便追随着秦始皇的亡灵消声匿迹；秦兵马俑在被大火烧塌了顶棚之后，其艺术特征也就二世而亡，魂归大地了。
　　三
　　当我们徜徉在秦人的故土，平心静气地审视着残存至今的秦文化遗迹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确凿的事实：虽然相对于中原来说，秦所处的地理环境比较狭窄和闭塞，但这块土地上诞生出来的美学观点却是出奇的崇尚“大”和“多”。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秦国百姓的创造，倒不如说是秦国君王的专利更确切。因为在当时唯一有能力和资格创造、主宰这些既“大”且“多”的历史行为的，首先来自于专制君王们手中的权力，来自于君王们随心所欲的主观意志，来自君王们穷奢极欲的消费心理。这也正是我们在参观秦陵及兵马俑时所得到的第三个强烈印象。
　　让我们先来领略一下秦国君王们崇“大”尚“多”的具体实践吧。
　　据目前考古材料介绍，四个秦兵马俑坑除其中一个属未完成的外，其余一、二、三号俑坑总面积为20，780平方米，共埋藏了近八千件兵马俑，其中已进行了局部发掘的一号俑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总面积为14，260平方米，仅东端五个探方就出土陶俑1087件，估计全坑至少埋藏了六千余件陶俑陶马。
　　但是与范围广大的秦始皇陵区相比较，与安置亡灵的地宫相比较，兵马俑坑未免显得小巫见大巫了。仅以始皇陵外城垣计，其南北2165米，东西宽940米，总面积为203万平方米。    
　　而秦始皇生前所倡导修筑的宫室苑囿，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又不知比始皇陵高出多少倍!且不说秦始皇每破诸侯，使令人写仿其宫室屋宇，置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13)，也不说豪华壮丽的阿房宫那“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14)的宏大规模，只说秦始皇发动修筑的直抵蒙古草原的直道和横亘中国的万里长城，其工程之浩大，设想之恢宏，不但让中国任何一代王朝的帝王们望尘莫及，而且也让欧洲的亚历山大之流们深叹不如。不仅如此，他还狂妄地把大门修出陆地，“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15)。
　　这种动辄便兴修庞大到无与伦比的工程，随心所欲地征发几十万的劳动力，甚至“宫女侍者”也追求千余人众的心理表现，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举世无双了。
　　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把宫殿、陵墓和城墙修筑得如此宏大，不仅仅是为了防卫和个人生活的舒适享乐，更主要的则在于借此显示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显示其独断专横的个性作风，显示其炙手可热的绝对权，向百姓挑战，向历史挑战。这还可以从秦始皇对“议尊号”的态度找到佐证。
　　本来，秦在襄公以前，统治者全力以赴的奋斗目标不过在于争取一个名正言顺的诸侯国级别，与其他诸侯们一样堂而皇之地称一个“公”字，到秦穆公稍稍在西戎杂居之地站稳脚跟之后，也仅仅在其所建的宫殿或某些地名上悄悄做一点“霸”字的文章，以满足心理上欲当霸主的欲望。秦惠文王继承了父祖变法图强的成果，已经具备了威胁关东的一定力量，但也是在看到齐、楚、魏等国称了“王”之后，才摘掉“公”字冠上“王”的尊号。其后，历经五代，八、九十年的统治，其间除昭王曾由王改“帝”做了两个来月的“西帝”，又不得不赶紧取消帝号外，其他君主尚没有一个敢公开厌倦王的称号。但当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不但认为王的称号早已过时，远远不能显示自己的尊贵，而且连诸大臣博士们煞费苦心，搜索枯肠、用十二分阿谀奉承所推荐的最为尊贵的“秦皇”也没有瞧在眼里。他之所以自己选中“皇帝”的字眼儿，就在于以此表明他不仅高于自己的祖宗，高于周王、商王，高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而且他还将高于人类社会，是兼摄天地人间、大千世界的唯一主宰。因此，他在称皇帝之后，公开发布了一连串只属于他个人所有的权力和规定。如称“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在这种唯我独尊的心理左右下，他一反秦国群臣议事的传统和制度，改“国之大事”，“下议于群臣”为“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和“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6)。他坚信自己的英明决断是唯一正确无误的，“以为自古莫及己”(17)，因而便独断专行，“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18)。
　　他不但把这种个人的权威高高建筑在万千黔首、百官僚属的人间社会之上，而且还要去干预神仙世界，试图在茫茫昊天、幽幽地下也树立起独裁权威。他听说海上不死之药屡屡不得是因为有大鱼阻挡了方士寻药之路，便亲自弯弓持箭在海边等候，以期与巨鱼比试高低；他了解到湘江骤起风浪误了自己的行程是因为湘君神缘故，立即调集三千刑徒，把湘山的树木砍伐净尽；当有人告诉他“金陵之地有王者之势”，他马上就令人“凿北山以绝其势”，甚至改金陵为出产牲口饲料的“秣陵”(19)，有人说晋陵丹徙(古朱方)“其地有天子气”，他就派“赭衣三千人凿城，败其势”，并改其名“丹徒”(20)，亦即刑徒之地。这种连神灵传说都不得违逆、不能容忍的变态心理正是导致秦朝文化畸形发展的主要根源。    
　　秦始皇在个人的主观意志的膨胀到极限的时刻，所推行的某些文化政策，如将文字统一到新撰的小篆，虽然从客观上来说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但他选择了小篆作为秦朝文字的典型代表向全国推出的时候，却并没认真地研究当时文字的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没有看到这种建立在天道观哲学思想基础上的文字形式实际上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没有看到人们早已经厌倦这种曲屈烦琐的艺术形式，要求冲破圆转封闭的约束和禁锢，放开中锋的书写心理，而一味相信自己主观意志的作用，以为己之所好便是全民所好，已之所欲就是百姓们之欲。因而，这种违逆历史，违背艺术本身固有的发展规律的强制行为，并没能保证李斯、赵高等人的标准能如愿以偿地顺利推行下去，不但在秦二世而亡之后小篆字体逐渐被淘汰，而且在秦始皇耀武扬威的时代里，地方官吏们依然敢于我行我素，并未认真执行这种倒行逆施的文字改革方案。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秦始皇不仅是兵马俑的拥有者、占有者和主宰者，而且也是这一浩大工程的谋划者、决策者和创作者。正是因为他在历史上创造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大独裁形象，所以秦兵马俑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才成其为空前绝后的壮举。没有这样一个好大喜功、刚戾自用、“好暴示能”的封建帝王的提倡和支持，就不可能有秦兵马俑这一世界奇迹的问世和诞生。秦兵马俑既是秦国尚武传统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相混合的产物，更是秦始皇独裁政治和寡头意志的必然结晶。
　　注解：
　　(1)《史记·秦本纪》。
　　(2)《战国策·韩策》。
　　(3)《史记·商君列传》。
　　(4)《韩非子·说疑》。
　　(5)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6)《汉书》。
　　(7)《拾遗记》。
　　(8)《战国策·齐策一》。
　　(9)《史记·李斯列传》。
　　(10)《商君书·赏刑》。
　　(11)《韩非子·解老》。
　　(12)《史记·太史公自序》。
　　(13)《史记·秦始皇本纪》。
　　(14)《史记·秦始皇本纪》。
　　(15)《史记·秦始皇本纪》。
　　(16)《史记·秦始皇本纪》。
　　(17)《史记·秦始皇本纪》。
　　(18)《史记·秦始皇本纪》。
　　(19)《宋书·符瑞志》。
　　(20)《晋书·地理志》。
　　(原载《文博》1990年5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