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马俑与秦的统治思想
高景明
站在秦陵之上，俯视占地达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的秦陵陵园，任想象力的驰骋，在对规模宏大、埋藏丰富的秦陵惊叹之余，人们都不禁要对秦陵东侧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群发出一连串的疑问：为什么要在陵东建造这雄奇肃杀的秦之锐士的群象?这占地数万平方米的秦军战阵本身包含着哪些政治哲理?它能解答关于秦朝的历史的什么问题?等等。
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庞大的建筑，都包含着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实用价值和思想价值。秦兵马俑的实用价值至今还未有定论，因此，要准确而全面地判断它的思想(包括美学)价值也为时尚早，但是，我们却觉得从此可以认识到一种题外的思想价值，这就是它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秦二世而亡的某种原因。换一个说法，秦在这里建造的“锐士俑群”反映了秦统治者基本思想，而这一思想却恰恰是导致秦王朝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尽管被视为一统的朝代，但实际上这三代王朝并未真正统一过。这不仅指其地域范围的狭小，主要还是因为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约束和管辖的权力局限性很大，中央与各方国(或诸侯国)之间仅仅只是松散的政治联合。随着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确立，要求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趋势在逐渐加强。魏、赵、韩、燕、秦、齐、楚国陆续兼并周围的小国，已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些局部统一的国家的建立，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而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又使人们对局部统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1)农业发展，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等因割据而带来的不便，使实行全国的统一便成为历史发展的需要。
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七国都有可能成为统一大业的缔造者，但到底“鹿死谁手”，却并不是无条件的。对于这一条件，春秋末至战国时期，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在进行论证和研讨。孟子认为“得天下也以仁”(2)。而荀子认为“汤以亳，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无它故焉，以济义矣”(3)。以“仁”“义”来统一天下，这是对的，但在面对其它六个均有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统治机器的强国，仅有仁、义是不够的。《商君列传》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记载：商鞅见秦孝公，第一次讲王道，孝公“时时睡，弗听”，第二次讲王道，“孝公益愈然而未旨”，第三次商鞅讲霸道，孝公听之“数日不厌”。这霸道是什么呢?一条是“得天下者，自先得者也”，另一条便是要有强大的力量，“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4)。这个道理很明了：即要有统一天下的意识和意志；再加上有强大的实力、特别是有强大的军队，使别人不得不听自己的，便可以一统天下。秦国从孝公任用商鞅便照这一办法进行统一准备，到了秦始皇便大功告成，统一了全国，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海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一个现实问题便摆在了他的面前；对于这空前的帝国应如何进行治理和统治。要解决这一问题，不管解决者愿不愿意，他只能在自己时代以前所提供的思想素材基础上来进行归纳和概括，历史——到他为止以前的历史便是他今天的行动和认识的基石。
秦始皇及他的智囊团也逃不出自己历史的羁绊。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后，第一件大事便是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而这种经验的总结便可悲地成为他治理新的国家的基本思想。
秦始皇生活在战国末年，他在总结经验时很自然地便将目光集中在这一时代。始皇统一后的第二年(二十八年)，秦始皇东游，与他的十名主要文臣武将一起在琅琊台上讨论、总结历史经验，在讨论中，志得意满的秦统治集团认为：
“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
包括周朝在内秦以前的历史，秦始皇一笔予以抹杀，没有什么可以吸取的经验。秦始皇认为可以吸取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的，主要便是秦国发展过程的历史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秦代周德，从所不胜”，秦如何取得代周而胜的这一结局呢?
秦国从襄公封为诸侯以来，地盘不断扩大，威望逐日提高，靠的是什么呢?文公十三年(前753年)，秦“初有史纪事”，保存在秦史官那儿的秦记，基本上是一部军事史。襄公七年(前771)“西戎犬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迁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秦国的创始便始于武力，而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秦才占有了岐西之地。武公伐彭戏氏，地盘又扩大到华山下。穆公任好一生征战，“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惠公“伐蜀，取南郑”。至秦孝公，曾经对秦历史作过一次总结：“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栋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他要求宾客群臣帮他找出兴国强国的策略，而最后便是采纳了商鞅的强兵以兴国的战略，而秦从一实行商鞅的战略后，便日益强大。秦始皇很明确这一点，尽管诸侯各国一直在攻击秦无道，不讲信义，但这丝毫也不影响秦国一天一天强大。所以秦始皇认为：“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五咸伏其辜，天下大定。”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就没有秦的统一，这便是秦始皇对历史的总结。而要继续统治下去，也便理所当然地要保持这一成功的经验。
当然，对这种以强权进行统一后的国家治理的思想，在秦初也并不是没有争论的。始皇三十三年，秦王朝高层统治集团中发生过一次争论，争论的一方是儒学博士淳于越。当然，儒家学者们没有勇气直接否定秦始皇的强权思想，而只是旁敲侧击地提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以透露出应研究一下“三代”的统治办法的主张，这立即引起了强硬派的反击。法家思想家、政治家李斯对秦应如何进行统治作了纲领性阐发。并指出，“若欲有学，以吏为师”。李斯的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秦始皇的赞同，“制曰：‘可’。”并且立即作为统治方针而付诸于实践，那么“以吏为师”，学什么呢?自然是以治国的政令为教材，而这些政令的原则是什么呢?《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一段归纳：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合五德之数”“推终始五德之传”，这不过是“天命神授”的变种，是为其对人民进行强权统治的神秘化解释，而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论还是从秦孝公时便确定下来的商鞅的法家思想。
商鞅政治思想的基本点和出发点是“法者，所以爱民也。”其理论根据是：“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⑤即作为明君圣主，其主张老百姓一定理解和接受，这是因为“愚者*(外门内音)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注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因为老百姓愚昧和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不顾及长远利益。因此，作为能看到长远和未来利益的“知者”，就不必因老百姓的意见和不理解而改变自己的主张，为了达到“至德”和“成大功”的事业，就应不顾百姓的反对而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在这样干时，肯定会引起百姓的不满和反对，这就要求圣主应以法治之，“慈仁，过之母也”，“过有母则生”，执法应严峻，绝不能有“仁慈不忍”之心，如果“仁慈”，则民不畏法，“民胜其政”，而“民胜其政，国弱”，“民胜法，国乱”，而“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也”(6)。
商鞅的政治思想便是从老百姓都是“愚者”的基本认识出发，提出统治者治理方针便是统治者应以自己的意志为人民的意志，既不必征询他们的意见，更不用理睬他们的不满，对他们的不按统治者意志的行为，不应该有任何迁就和宽恕，而应坚决以法治之。在行刑用法时要从重，轻罪重判，这样可以起到震慑作用，“重者无从至矣”，便没有人犯罪，达到了“法者，所以爱民”的作用，加上“奖赏”遵法守纪者，国君的绝对权威便树立了起来，国家也便强盛和稳固了。
商鞅以人民为“愚者”，人主为“知者”的这一基本认识，导致了他在治国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点的严法峻刑原则。这一原则被秦孝公十分坚定地所接受；“吾闻穷巷多恡，曲学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寡人不之疑矣”(7)而秦行商鞅变法，很快便强大起来，及至四世，便统一了全国，秦始皇作为这一胜利的直接承受者，他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一政策的巨大威力，正如他的丞相李斯所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8)”。两干多年前的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不能有更为明智的选择，他只能接受取得成功，获得胜利的经验，尽管这是缘木求鱼。而他的失败才为他身后的统治者留下了“约法三章”“去秦苛法”的经验教训。正因为如此，秦始皇的统治思想便依然是商鞅的强权治愚民的思想，统治方针依然是“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急法不赦”。
秦法十分严峻，其指导思想既然是只有皇帝一人为“独知之虑”者，从官员到百姓统统都是“下愚”之辈，所以对官吏也不客气，“吏见知不举，与同罪”，这样便将始皇用以执法的工具(官吏)也“动员”进“刻削”严法的行列中来，而在执法中，又贯彻了“重轻罪”(9)的原则，即轻罪重判的原则。“弃灰于市者”罪，“事末利(从事商业手工业)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步过六尺者，有罚”(10)，“亡言者族”(11)“挟书者族”(12)“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13)。
秦不仅用法奇苛，且用刑十分残暴，肉刑有髌、劓、黥、宫、笞等，死刑有弃市、腰斩、车裂、戮尸、剖腹、囊扑、烹、绞、蒺藜、大辟、凿颠，抽*等十余种。
这一切便造成了“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惨最，而也使“元元之民”不得不“强胜”，“上乐以刑戮为威，天下乃畏罪持禄，莫敢尽忠”(14)，得到了暂时的表面的稳定。
但是，秦始皇知道，这种“强服”如压瓢入水。“廿九年，秦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三十一年(始皇)夜出逢盗兰池”。这一切反抗，始皇则以“大索十日”“大索二十日”来对付。当然，秦始皇也知道“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群臣人人自危，欲半者众”(15)，但从他们取得天下的经验来看，这一切都不足惧怕，强大的六国诸侯的几百万甲士都被他打败了，老百姓愁怨、溃叛有什么了不起，何况，苛法严刑从商鞅开始，一直未变，秦照样打败六国，统一了天下，而已取得了天下，已无外敌，“可与乐成”的百姓们终究会照他的意志去办的。因此，秦法不仅未减轻丝毫，相反还越加严酷，“法令诛罚，日益深刻”(16)。
为了维护这种强权统治，秦始皇知道，必须要有一支武力作为工具，正因为如此，秦在统一之后，尽管“聚天下兵器于咸阳，铸为钟鐻，讲武之礼，罢为角牴”(17)，“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18)，而这一切只是削除可能产生的“武力”，而他自己的武装力量却有增无减，其军队达160万之众，除这些正规军队外，还有保卫宫廷的一支强大的禁卫兵和由材官统领的三十六郡的郡国兵，另外还有以“逋亡人、赘婿贾人”组成的“屯戍兵，”正由于有这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尽管秦始皇时“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但他从二十六年统一全国直到三十七年病死平原津，国内没有发生过一次危及其政权的强大的反抗。当然，这并不是说其统治是稳固的，也并不是说因为其强权统治的作用。就该说，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战乱，人民希望过上安定生活的强烈愿望使他们以难以想象的忍耐力承受了秦始皇的暴虐。当然，由于秦始皇的“刻削毋仁恩和义”。人民中的反抗情绪在逐渐聚积，秦始皇的“信臣精卒陈利兵”的威慑作用对这种不满情绪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当“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安其位”时，这种威慑作用便会大大减少，所以当“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迁徙之徒”的陈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崛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时，这个赫然不可一世的万世帝国很快便崩溃了，不到三年“亡秦族矣”(19)。秦十四年而亡的短促历史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楚汉相争时，刘邦由于一反秦之“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恐胜”(20)，去秦苛法，约法三章，从而开创了封建社会的所谓“仁政治国”的历史，从这一点上讲，秦始皇的强权统治是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而从历史发展来看，秦始皇的强权统治也是历史的必然，是他所处的历史阶段必然产生的认识，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结论，那么，秦始皇陵东侧兀然屹立的秦“带甲锐士”之军阵的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而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他的具体原因(是殉葬?是封?)，但从思想的价值角度去看，他只能是秦人强权统治思想的一种反映，他以其威武肃杀的阵容向人们诉说了秦始皇时代，秦统治者崇尚“武力治国”的现实。
注解：
(1)(14)(15)(18)《史记·秦始皇本纪》。
(2)《孟子·离娄》上。
(3)《荀子·王霸》。
(4)《商君书·画策》。
(5)《商君书·说民》。
(7)《商君书·更法》。
(8)《荀子·议兵》。
(9)《韩非子·内储说上》。
(10)《史记·商君列传》。
(11)(20)《史记·项羽本纪》。
(12)《汉书·惠帝纪》张晏注。
(13)《汉书·高祖本纪》。
(16)《史记·李斯列传》。
(17)《文献通考·兵考》一。
(19)《过秦论》。
(原载《文博》1990年5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