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1994年第6期《文博》杂志发表了孙嘉春先生的《秦始皇陵墓向与布局结构问题研究》一文，文中对秦始皇陵东向说提出了质疑，对秦始皇陵坐南向北说作了论证，这对推动秦陵和秦文化的研究向深入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但孙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仍有可商之处，尤其是对一些考古资料的运用和理解难以令人赞同，下面略举几例与孙先生讨论与商议。
　　孙先生在《秦陵东向说质疑》一节中，对主张东向说者提出了驳难，说：“应该指出的是，提出秦陵东向说的学者重视兵马俑的朝向，却忽视了陵区其他附葬坑和陪葬墓的朝向”，接着列举了一些反证，如：
　　(1)说秦始皇东侧上焦村的17座陪葬墓，“从已清理的8座来看，‘墓穴均为东西向’，但墓首均朝向西方的陵。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位于秦始皇陵封土西北角附近的一座甲字形陪葬墓墓道向西，而位于秦兵马俑坑西侧的一座甲字形秦墓的墓道却朝向北方。”
　　孙先生以墓道的方向作为判断甲字形墓向的唯一标准是不妥的，不符合考古规程的惯例。判断墓的方向主要是以死者骨架的头向作为标准，如人的骨架不存或头部方位不清楚者，则以头龛、头箱或墓坑放置器物的一端，作为判断墓向的依据，如上述条件都不具备，则以墓道的开口处作为分析问题的参考。上焦村已掘的8座墓，其中M11的人骨架完整，头西、足东仰身直肢。其余7座墓中有6座(M17M16M15M12M10M7)墓的死者是被肢解骨架凌乱，M18墓内未见人骨。但这7座墓的椁室均是头箱在西端，足箱在东端，即头西、足东，可见上述8座墓的墓向都是坐西面东的东西向。至于始皇陵西北角和三号兵马俑坑西侧的两座甲字形墓，因未发掘情况不明。
　　(2)孙先生的《研究》，(简称，下同)一文中说：“外城东南方的上焦村已发掘的37座马厩坑‘马头向西’，而且跽坐俑的面向既有东向的，也有东南向和北向的。”根据《研究》一文的注释得知其资料来源：“马头向西”是根据笔者的《秦始皇陵考古纪要》；俑的面向是根据赵康民先生的《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五座马厩坑》。赵文报道的五座坑中的俑，有三座坑中的俑为坐西面东，另两座坑中的俑为东向偏南，这从平剖面图中看得十分清楚，不知何以据此得出“北向”的结论，说是东南向也不十分确切。始皇陵园出土的跽坐俑除了面东的，有没有其他面向的?有，不过不是出于赵文。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经过科学发掘获得的始皇陵的跽坐俑共十七件，其中十四件为坐西面东，另有三件例外，这三件均出于俑马同坑，即在马坑西端的南壁或北壁挖一个壁龛，俑置于龛内，如76.D.C.K1号、6号两坑出土的俑，均位于南壁龛内，故面北；77.D.C.K7号坑出土的一俑，位于北壁龛内，故面南。这三件特殊情况下的例外，不应否定绝大多数俑坐西面东的客观事实，更不能依此作为否定秦始皇陵东向说的依据。
　　(3)《研究》一文说：“地宫东面的五个墓道，中间墓道当正对地宫中心，两侧墓道对准墓圹的二层台，最外侧的两个墓道通向墓圹的三层台，从工程地质学而论，这五出墓道加速了墓圹的开挖进度，还加强了四壁边坡的稳定性，实在是高明的最佳工程选择。”
　　上述判断不知有何根据?秦始皇陵墓东面的五个斜坡形门道，是秦俑考古发掘队进行考古钻探时发现的，笔者始终参与了钻探工作，并未发现五个门道中有两个门道对准墓圹的二层台；也未发现“最外面的两个墓道通向墓圹的三层台”，以往的文献中也未见记载；秦始皇陵墓圹中有几个阶梯形的台也不清楚。怎么能够知道有的墓道正对地宫中心，有的对准二层台，有的对准三层台呢?
　　(4)《研究》一文中说：“陵区地下的潜水和承压水均自南向北流动，墓圹南壁为地下水的溢出带，如开挖墓道，将严重破坏墓圹的稳定性，南墓道会越挖越大量涌水，对地宫工程造成严重威胁。所以至今未探明南墓道。”言下之意是陵墓南侧不应有墓道。
　　笔者亲自参与了南墓道的探测，因上面覆盖着沙石层，钻探比较困难，墓道的详细情况难予作出准确的判断，故在我的一篇小文中曾说：“南边正在勘探中情况不明(估计可能有一个门道)”。陵的东面已发现五个门道、西面和北面各发现一个门道，再根据以往墓葬形制的规律，综合考虑南面可能有一个门道。《研究》一文忽视已知的情况和历代墓圹的形制，而以地下水的流向作为立论的根据，认为陵墓的南面不应有墓道，是缺乏先例的，为以往所知的墓葬资料所未见，因而难以使人确信。
　　(5)《研究》一文说：“开挖地宫的墓道，其目的是为了把墓圹中挖出的土石运到地表，安葬死者的棺椁和回填墓圹。秦始皇陵的墓道形制即非“亚”字形，又非“甲”字形和“中”字形制，而是根据墓圹中的地层、水文特征和工程特征因地制宜的一种实用形墓道形制”。
　　这段话指出了这样两个问题：(1)墓道的作用纯是为了运土和放置棺椁的方便，(2)秦始皇陵墓既非帝王级的“亚”字形，又非诸侯级的“中”字形，也非大夫级的“甲”字形，而是根据地层、水文、工程等特征挖的与常规礼仪制度不同的实用形。这就否定了墓的形制与一个民族的葬俗和礼仪制度的关系。墓道除了作为运土和放置棺椁、随葬品通道的作用外，更重要的它是墓葬形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不同等级的人其墓葬的形制也就不同。《汉旧仪》说，始皇陵的修建“凿以章程”，即按照一定的规划设计蓝图施工。蓝图具有法律的效能，施工人员不能随意更改。中山王陵兆域图铜版上所刻的诏令铭文说：“王命賙为兆乏(法)阔狭大小之制，有事者官图之，进退*(违)法死无赦，不行王命者殃连子孙。其一从，其一藏府”。由此可见帝王陵的修建是项非常严肃的大事，不可能临时根据“墓圹中的地层、水文特征和工程特征”，随意改变墓的形制，把它挖成与帝王、诸侯、大夫、平民等的墓形都不相同的超越封建礼制的特殊形制。
　　(6)《研究》一文说：“封土西侧和内外城西门之间布满了陪葬坑，而封土东侧直至上焦村陪葬墓、马厩坑分布之间却有一东西长达700米无任何陪葬坑之类分布的广阔地带，因为这里曾是从地宫五个东墓道运出的墓圹土石的堆放区，《吕氏春秋·节丧》谓‘引绋者左右万人以行之’的送丧队伍和灵柩若从东门进入陵园内城，那堆积如山的墓圹土石构成的人为屏障是难以逾越的。显然，地宫东侧的五个通道不但不能为东向说提供立论的证据，反而为否定东向的说提供了一条有力的佐证”。
　　说从始皇陵墓穴中挖出的土只能堆积在东边，未免过于武断。南边、北边为什么不能堆土?说西边“内外城之间布满了陪葬坑”不能堆土。难道先有陪葬坑而后再挖墓穴?说陵东侧直至上焦村有一长达700米的无陪葬坑的开阔地带。这是把外城垣以外的地方都包在内了，照此计算方法，陵西的外城垣以外有7500米的无陪葬坑的开阔地带，陵南、陵北也有如此的开阔地带。即使把从墓穴中挖出的土全堆在东边，为什么不能向东门的左右两侧的开阔地带堆积，而一定要把门和道路堵死?
　　(7)《研究》一文说：秦东陵的M1和M2两座大墓“应是坐东朝西的”。这两座是亚字型大墓，M1的墓为58×57(米)，东墓道长120，西墓道长43，南墓道长28，北墓道长42米，M2的墓室为58×56(米)，东墓道长122，西墓道长40，南墓道长37，北墓道长42米，这两墓的主墓道都在东边。根据考古的一般规律，中字型和亚字形大墓的方向是与主墓道相一致的，这两座墓是坐西朝东。《研究》一文依据地形和当地群众传说的王路来判断墓的方向是靠不住的。
　　(8)《研究》一文为了否定杨宽先生“西南隅为尊长之处”的观点，说什么“考古工作者曾在秦始皇陵外城西南500多米的赵背户和姚池头发现两处筑陵人墓地，仅赵背户村的一处已探明秦墓103座，如果按‘尊长在西，卑幼在东’的礼制来衡量修陵人的墓地位置，那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至于封土西北侧那座甲字形陪葬墓就更犯忌了。”杨先生的论点是否正确是可以讨论的，但讨论问题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和一定的范围。杨先生谈的是秦始皇陵园的布局，《研究》一文拿距始皇陵外城西墙500米(实际上是千余米)的修陵人员墓地来否定别人的论点，是欠妥的；拿那座在始皇陵“西北侧”的甲字形陪葬墓，来否定别人提出的“按照古礼以西南隅作为尊长之处”的观点，也是不妥切的。
　　(9)《研究》一文说：“即使西汉帝陵的分布亦未承继这一礼制，因为晚辈的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居然分布于其先祖汉高祖长陵和汉景帝的阳陵的西南方，汉宣帝杜陵分布于其先祖汉文帝霸陵的西南方，这些事实都说明秦、汉间并不存‘尊西卑东’的所谓礼制，秦陵‘东向为尊’的观点也是难于成立的。”
　　上述说法显然是忘记了西汉帝陵是按照“昭穆制度”分布的这一重要的礼制。刘庆柱先生在《西汉十一陵》一书中曾指出：“咸阳原上的九座汉陵，以高祖长陵为祖位，穆西昭东，惠帝安陵、景帝阳陵和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均如此布局，凡昭位者在长陵之东，穆位者在长陵之西”。武帝属于穆位，在长陵之西是合乎昭穆礼制的。西汉帝陵分为两大陵区：一是咸阳原陵区，二是长安城东南陵区。文帝葬于汉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上，宣帝葬于汉长安城的杜东原上。如以长安城东南陵区的昭穆关系来排列，杜陵在霸陵西南也是合理的。如以刘庆柱先生所说的“茂陵的修筑，使武帝以后属于昭位的西汉帝陵，可以茂陵为祖位，均葬其东，属于穆位的帝陵仍以长陵为祖位，均葬其西。”那杜陵的位置亦符合昭穆制度。
　　《研究》一文，在对“秦始皇陵东向说”提出了种种驳难以后，接着说：“本文以为，秦陵坐南向北说具有更充分合理的依据。”该文所提的一些依据是否合理?还有可商量的余地。
　　(10)《研究》一文说：“从陵园外城北门向正北下新丰塬，在吴西村之北要跨越鱼池水沟，所幸的是，笔者曾在此发现一处南北走向的秦鱼池水坝遗址，该遗址是就近取土填沟夯筑而成，应属陵北神道的组成部分。”
　　吴西村之北是否有个南北走向的“秦鱼池水坝遗址”?二十年来，我们秦俑考古队曾在鱼池一带进行过多次勘察，发现了大规模的建筑遗址，唯独未见《研究》一文所说的“秦鱼池水坝遗址”。根据《研究》一文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再次进行考察，仍不见“水坝的踪影。即使鱼池上有水坝，也不会是秦始皇时修筑的水坝。《水经·渭水注》明确记载鱼池形成的原因：“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汗深，水积成池，谓之鱼池也”，《研究》一文还说：“该遗址是就近取土填沟夯筑而成，应属陵北神道的组成部分”。即然此处是陵的神道所在，那为什么修陵时取土要把神道挖断?挖断后再填沟筑成水坝作为神道的组成部分，这样做使人难以理解。说陵北有神道，不知有何历史文献及考古资料作为依据?
　　(11)《研究》一文说：“纵穿秦始皇陵园外城南北门的中轴线”，“以这一中轴线为对称轴，内、外城东、西各有一门，内城北垣有东、西二门，完全呈对称分布形式，复斗状的封土亦以南北向中轴线呈对称分布，外城东侧的上焦村陪葬墓区与西侧的赵背户修陵人墓区东西对称……。陵园城廓布局规整……与雍城马家庄三号建筑群——秦公朝寝五进院落规整严谨的对称式建筑格局如出一辙”。
　　上面所说的这条中轴线，连内城垣的南北门都不能贯通，这个中轴显然是不畅的。陵东上焦村的陪葬墓与陵西的刑徒墓、修陵人员墓，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墓葬，也拿来作为对称分布的依靠，是欠妥的。封土西侧的许多陪葬坑、陵北侧西区的大片宫殿建筑等，与什么作为对称分布，因找不出例证，故又避而不言。至于说秦始皇陵的布局，与秦公朝寝五进院落对称式建筑格局如出一辙，未免言过其实，经仔细对比，二者很难说是如出一辙。
　　(12)《研究》一文说，秦“重视北方，崇尚水德，以六为纪，与《汉旧仪》，‘其旁行三(百)丈乃至(止)”的记载亦是相符的，‘旁行’的方向是陵园的下方，即北方，陵园扩大了三百丈，三百丈为六的五十倍，正合‘数以六为纪’”。
　　上述引文中漏一“百”字，把“止”误为“至”，当是印刷上的错误。“旁行”应是横向，即向陵墓的左右两侧或一侧扩展。把“旁行”理解为向陵园的下方即北方扩展，是不确切的，“旁行三百丈”是个概数，把它作为秦“数以六为纪”的标本，是缺乏说服力的。秦始皇陵基周长869.565丈，就不是六的整倍数，与“以六为纪”就不契合。秦始皇陵的修建是否彻底推行了“以六为纪”，是有待于研究的问题，但论证问题时不能光看适合的数据，而不顾及不契合的数据。
　　《研究》一文还说：“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秦咸阳出土的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图案的空心砖”，“北方的玄武属黑色，秦代尚黑，秦始皇陵墓向朝北当是顺乎情理的”。据我所知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是汉代的四种或四象的空心砖，而不是秦咸阳的空心砖，确切的说法应是陕西咸阳汉墓出土的空心砖。以汉代的四种或四象图来证明秦始皇陵墓向是朝北的，也未必是“顺乎情理的”。
　　(13)《研究》一文说：“骊山‘其阴多金’，金可以生水。怪不得连秦陵的南北向中轴线要正对着骊山的望峰和峰北的南北向沟谷，并在内、外城南门之间还开有一纵向的流水隍沟，这都是‘其事则水’的缘故。崇尚水德的秦始皇，其陵墓坐南向北的用意就昭然若揭了。”
　　关于秦始皇陵选在骊山北麓的原因，《水经·渭水注》记载；“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从这段话里找不出“金可以生水”的含意。“金可以生水”只是《研究》一文由此引发的联想而不能当作是秦始皇建造陵园坐南向北的思想依据。《研究》一文说：“并在内、外城南门之间还有一纵向的流水隍沟”。在贴近内城南墙的外侧是有一条大水沟，这个水沟到岳家沟村后折转成东南西北向。在岳家沟村的沟的北壁上曾发现秦始皇陵园内的一些遗迹和遗物。这条大水沟是水冲刷切割而成，找不出任何人工开挖的痕迹。说是人工有意开挖的“一纵向的流水隍沟”，不知有何根据?《研究》一文很重视看风水的堪舆学，按照堪舆学的观点，这种水沟是属于鞭子水，会把好的风脉流光，为古人建陵时所忌，秦始皇为什么要开挖这样一条不吉利的大水沟。《研究》一文所说的秦始皇陵“正对着骊山的望峰和峰北的南北向沟谷”。这条沟谷的水本来北流，为了防止山洪暴发洪水沿着谷口北流冲垮秦始皇陵，而筑起了一条防洪大堤，使这条沟谷的水折转曲行，东注北转流入渭河。至今防洪大堤遗址仍清晰可见。如果修陵时要本着“其事则水”这一原则，就不应该修筑一条大堤把谷水挡住，应使其向秦始皇陵的方向自然北流。既然要修堤挡水，又何必要挖条纵向的流水隍沟。
　　(14)《研究》一文说：“汉代学者是从陵北神道的端点起算封土高度的。结合《独断》关于‘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的记载来看，秦代之后的两汉时期，人们对秦陵坐南向北的布局结构特征是明确的”。
　　关于秦始皇陵的高度及其测点问题，我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1990年文物出版社)一书中曾作过论述，指出“陵高五十余丈”是包含了地势南北高差的因素在内的。这点与《研究》一文并无矛盾。问题是《研究》一文肯定“汉代学者是从陵北神道的端点起算”的，并具体指明“神道的北端，即今外城北门正北约2.15公里的新丰塬之下。”我和秦俑考古队的同志在上述一带地区也曾进行过多次勘查，始终未见有什么神道的迹象。不知有什么证据能说明陵北有个神道，神道的北端就在新丰塬下。
　　《研究》一文还将《独断》所说的“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作了新解，认为不是起寝于墓的两侧，而是在墓的前边偏西，即“分布在通过地宫和封土中心的南北向中轴线的西侧”。并由此引发出“秦代之后的两汉时期，人们对秦陵坐南向北的布局结构特征是明确的”这条重要的结论。按《研究》一文所说的这条南北向中轴线，和内城的北门不相对，为内城的北墙封堵，这条所谓的轴线是不畅通的。关于“墓侧”一词的解释，观点虽新，但令人难以确信。
　　(15)《研究》一文说：“如果丽邑位于陵北刘家寨等地的认识能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话，秦陵坐南向北的说也就毋容置疑了”。这是因为“丽邑的作用，一是为加强秦陵工程进度为运取北山石料提供一个中转站，二是它可能是秦陵工程管理机构的置所，三是为由咸阳出发到陵区护送灵柩的人群的驻跸之地”。
　　秦始皇于十六年(公元前231年)置丽邑，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因徒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
　　关于丽邑的性质和作用，文献无征。参照汉代设陵邑的目的：“一是奉侍陵园，二是削弱地方诸侯豪强势力，促使中央权力、财力、人力的集中，所谓“内实京师，外销奸滑”(《汉书·主父偃传》)。秦设丽邑的目的和作用可能与之相似。《研究》一文所提出的丽邑的三条作用；恐非秦始皇所设丽邑的本意。关于丽邑的地望，目前还不能确指。即使丽邑是位于陵北的新丰附近，也不能就断然肯定的说“秦陵坐南向北说也就无毋容置疑了”。
　　(16)《研究》一文说：“为秦始皇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沿函关道东进丽邑，再沿陵北神道向南进入陵园，将灵柩从地宫北墓道送入墓圹，通顺流畅，成理成章”。
　　上文所说的“陵北神道”，无任何考古遗迹可证。按照《研究》一文所设想的这条送葬队伍所走的道路，是否通顺流畅呢?始皇陵内城的北墙上有东、西并列的两个门道，这两个门道和外城的北门都不相对。送葬的队伍进了外城的北门后有两种走法：一是向西折转走内城北墙的西门，但进门后是一排排东西向的地面宫殿建筑，道路不畅；如走向城北墙的东门，进门后是陪葬墓区，越过陪葬墓区再往南有道东西向的夯土墙阻挡，道路也不畅。至于说“将灵枢从地宫北墓道送入墓圹”。经探测得知北墓道的道口正对着大型寝殿建筑遗址，道路也不畅，所谓道路“通顺流畅，成理成章”，是不符合实际的。
　　(17)《研究》一文说：“‘事死如事生’的秦始皇陵，城垣外城的四门，正对东、南、西、北四方，象征周天四极或端门四达的帝都咸阳，内城则象征帝居紫宫”；“秦陵内城北垣墙开有东、西二门，似象征着紫宫的‘左枢’和‘右枢’，意即天国的门扉”。“由此而论秦始皇陵园的布局明显受‘法天’思想的摆布，体现了天、地、人三者关系的和谐与统一”。
　　根据“事死如事生”的理念，秦始皇陵的布局“若都邑”，把生前拥有的一切模拟于地下，地下王国是地上王国的再现，这已是学术界许多先生的相同认识。《研究》一文认为：“秦陵向北的布局是‘天人合一’法天思想集中体现”，进而作了些比附。说“内城则象征帝居紫宫”，那经钻探发现的秦始皇陵下的一座地下城，不知是象征天国的什么？说内城的北墙上的东、西二门是左枢和右枢，即“天国的门扉”。那内城上的其他几个门又和天国的那个星可以对照，所谓的天国的上述两个门，都不和地宫的中点相对，东门正对陪葬墓区，西门正对便殿等附属建筑区。看来这种比附还有待于推敲。
　　秦始皇陵是坐西朝东?还是坐南朝北?是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进一步深入地讨论是非常必要的。《研究》一文认为秦始皇陵坐南朝北是“天经地义”的、“昭然若揭”的。我觉得还是有可商的余地。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未就秦始皇陵的朝向问题作探讨，而仅就《研究》一文所涉及的一些考古资料及部分文献资料的理解和运用上，自认为不妥的地方，提出来与《研究》一文的作者进行商议和讨论，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教。
　　一九九五年元月三日
　　(原载《文博》1995年第3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