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始皇陵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王陵园。历经两千多年沧桑，这座陵园已失去它当年的风貌，今天能看到地面上的唯一标志，是它那仍显示着昔日规模的高大墓冢，其它地面建筑则荡然无存。所幸的是，近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辛勤探掘，湮没于地下的遗迹逐渐被揭示了出来。根据这些遗迹现象，大体可以勾勒出它的基本布局，从布局看，秦始皇陵园是经过精心规划而建造的，它是在“悉纳六国”，“采择其善”(《史记·礼书》)，集战国各国陵墓制度之大成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陵园建筑格局。这一新格局的出现，对后代的封建帝王陵园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作一系统的历史考察，即不难发现，从西汉到唐宋的帝陵布局结构，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变化，但其基本布局却没有能够突破秦始皇陵园所创设的格局。也就是说，它们一直受着秦始皇陵园布局的影响。就是在陵园布局结构上有重大改革的明清两代帝陵，多少也受到一些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陵园布局的结构形式；二、仿照都邑的设计意图；三、帝陵独尊的指导思想。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比照分析。
　　一 陵园布局结构形式的影响
　　首先将秦始皇陵园的布局结构作一简要介绍。根据现已公布的发掘和钻探资料(1)，秦始皇陵园布局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一)城 垣
　　陵园有内外两重城垣，平面呈南北狭长的“回”字形。内外城垣的四面辟门。在内城的四角建有角楼一类防卫性建筑。
　　(二)墓 冢
　　墓冢位于陵园内城的南半部，高大宏伟，是陵园的中心所在，正好处于内外城的东、西、南三面城门及外城北门的交会点上。封土呈近方形的覆斗形。封土的下面即为地宫，地宫周围有宫墙环绕，宫墙四面设有门道，正对内外城四面城门，而以东门道为主门道。
　　(三)寝 殿
　　寝殿基址位于封土西北部约50余米处，其位置正合文献所记的秦始皇墓侧起寝(蔡邕《独断》)，基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中部为高台殿基，周围环绕有回廊。在寝殿之北另有排列成组的一处建筑基址，以其位置看，或为便殿一类建筑。寝殿和便殿是陵园进行祭祀的重要场所，所谓“日祭于寝”、“时祭于便殿”(《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尤其是寝殿，是陵园的主体建筑，为陵园的“正殿”。
　　(四)寺吏舍
　　寺吏舍位于陵园内外城西垣之间的北半部。这一建筑基址性质的得以确实，是出土的陶器上有“丽山飤官”一类铭记。“飤官”即“食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汉代陵寝设有食官，是奉常的属官，掌管陵寝的日常祭祀。“丽山飤官”就是秦始皇陵园的食官。
　　(五)陪葬墓
　　陪葬墓主要分布在两处，一处在陵园东门大道的南侧，一处在内城北部的东区。陵园东侧陪葬墓发现17座，成南北一字排列，均东西向。根据发掘其中的8座墓的规模、棺椁制度、随葬品之丰富，以及死者年龄和尸骨有分离、错位现象等诸方面情况，推测与秦二世时赵高大杀诸公子及大臣的事件有关，墓主身份可能就是被处死的秦公子、公主以及秦始皇时的一些旧臣。
　　(六)陪葬坑
　　陪葬坑包括有兵马俑坑、马厩坑、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等。三座兵马俑坑(另有一未建成的空坑)设置于陵园东门大道的北侧，成“品”字形排列，大约埋葬有各类武士俑7000余件，陶马500多匹，木质战车130多辆，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军阵。马厩坑分作两处，一处为陵园东侧的小型马厩坑，发现近百座，作南北向三行排列，另一处在内外城西垣之间的南半部，为一大型马厩坑。铜车马坑位于封土西侧20米处，出土了两乘富丽堂皇的大型彩绘铜车马。珍禽异兽坑分布在内外城西垣之间的西门大道南侧，发现30余座，分南北向三行排列。
　　以上即为秦始皇陵园布局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有城垣、墓冢、寝殿、寺吏舍、陪葬墓、陪葬坑等六个基本单位。这些基本组成单位固然各有其发展的历史渊源，但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出现，毕竟是一种新的格局，这就是：陵园坐西朝东，墓冢居于城垣内右部，寝殿位于墓冢左侧，整个陵园以墓冢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贯通陵园东西的中轴线，以这条轴线为基准，陵园城垣内外的陪葬墓、陪葬坑等错落分布于南北两侧。秦始皇陵园所奠定的基本布局结构，一直影响着后代封建帝王陵园的建造。
　　西汉十一座帝陵，除了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在今西安市渭河以南的白鹿原和鸿固原上外，其它九陵都在渭河以北的咸阳塬上。从实地勘查(2)的各种迹象看，西汉帝陵也是坐西向东，陵园都建有城垣，平面一般呈方形。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材料，城垣只是一重。有学者据《汉书·外戚传》所记后宫“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而实地勘查西汉帝陵城垣之内并无陪葬墓的情况分析认为，这里记载的司马门不是现在已知的陵园城垣门，应是更大范围的门阙，由此推断西汉帝陵至少也是按双重城垣设计的(3)。从高祖长陵陵园遗迹看，城垣四角也建有角楼一类设施。城垣四面中央各辟一门(称司马门)，从景帝阳陵开始，门前大多还设置双阙。封土的位置，除长陵外都处于陵园的中心部位。封土形制也大部为方形覆斗形，有的还内收为层台形状。唯文帝霸陵为“因山为陵”的崖墓形式。这种“因山为陵”的构筑形式为魏晋和唐代帝陵多所因袭。西汉帝陵的寝殿，在初期也像秦始皇陵那样建在墓的北侧，如长陵以及按帝陵规格安葬的太上皇陵。大约从阳陵开始，寝殿由陵园内移到陵园外，并建成以寝殿为中心包括便殿在内的寝园。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宣帝杜陵的寝园进行了发掘(4)，从而对汉代寝园建筑形制有了认识。杜陵寝园位于陵园的东南，寝园内，寝殿居西，便殿位东，寝殿平面为长方形，周施回廊，东西各一门，南北各三门，坐南向北。寝园南边为寺吏舍一类建筑。西汉帝陵和陪葬墓，其分布情况也有似于秦始皇陵，大部分在陵园东西，位于东司马道南北两侧，尤以南侧为多，也有分布于陵园以北的。陪葬者都是朝廷重臣和皇亲国戚，如陪葬墓最多的长陵就包括有萧何、曹参、周勃、王陵等人墓。能陪葬帝陵者，都是皇帝所恩赐的，被作为死后的一种荣典。西汉帝陵的陪葬坑，从清理的杜陵两座陪葬坑看(5)盗扰严重，残存有陶俑、车马明器以及铜器、铁器、陶器、漆器等，属于贵重的金银珠宝一类被盗掘一空。另在薄太后陵陪葬坑曾出土有犀牛、熊猫等珍贵动物遗骸(6)。像秦始皇陵兵马俑那样的陪葬坑目前在西汉帝陵尚无发现，但作为长陵陪葬墓的杨家湾汉墓，其陪葬坑却出土了三千兵马俑，唯其内容稍异，形体较小(7)。杨家湾汉墓一般认为是周勃或其子周亚夫的墓。以此推之，西汉帝陵也应设有兵马俑一类的陪葬坑。
　　唐代二十座帝陵(武则天合葬乾陵)，除昭宗埋在河南渑池，哀宗埋在山东荷泽而外，其余十八陵都分布在关中渭河以北，号称“唐十八陵”。据多次调查(8)，唐十八陵的构筑形式也分为“积土为冢”和“因山为陵”两种，其中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为“积土为冢”形式，其它都属后一种。唐代帝陵的方向不同于秦和西汉帝陵，是坐北朝南的。这一变化实际上从东汉光武帝原陵就开始了，此后历代帝陵一直作南北向。陵园也有方形城垣(或称神墙)，个别因山势所限而不甚规整。从元李好文《长安图志》所载《唐高宗乾陵图》看，陵园建有内外二重城垣，不过目前尚未得到考古上的证实。城垣四角也设置角楼，四面各辟一门(或称神门)，四门正对封土。而“因山为陵”者，其北门(亦称玄武门)多因地势而筑，方位不正。四门外也如西汉帝陵建有双阙，并有石狮一对。一般封土(或陵山)在陵园内东西居中而稍偏北，封土也作方形覆斗形，有的也呈层台状。在南门(亦称朱雀门)以内，封土(或陵山)之前，建有献殿，是陵园举行重要祭祀典礼的场所。1964年昭陵南面的朱雀门内出土一大型*尾，高1.5、宽0.65、长l米，为献殿遗物，可以想见其建筑之高大宏伟(9)。献殿为陵园的主体建筑，是从秦汉时的寝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与东汉明帝推行“上陵礼”有关(10)。陵园的西南方向，建有下宫(亦称寝宫)是进行日常祭祀的地方，也是守陵官吏、宫人居住和办公的处所。据文献载，昭陵的下宫原在山上，后迁移到山下(11)。此后诸陵都是按照昭陵那样把下宫建在山下。陵园南面的朱雀门外为神道，相当于秦始皇陵的东门大道和西汉帝陵的东司马道。神道以南有乳台、鹊台阙楼类建筑，在神道两边对称列有大型石刻(亦称石像生)，包括有望柱、翼马、鸵鸟、石马及控马人、石人、石碑等，有的还有蕃酋像，如乾陵就有蕃酋像61尊。昭陵的蕃酋像石刻置于北边的玄武门内，并有著名的“昭陵六骏”。陵墓前设置石刻起源甚早，有学者通过对有关文献记载的分析认为，秦始皇陵原来就有大型石刻(12)。今天所能看到的时代最早者，是霍去病墓前的一组石刻，唐代帝陵大多也都有陪葬墓，陪葬墓的位置，献陵的多在陵园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园南和东南。陪葬墓以昭陵为最多，目前已发现167座，包括有魏征、李勣、李靖、尉迟、敬德、程咬金、房玄龄等文武勋臣以及太子、皇子、公主、嫔妃的墓。唐代帝陵的陪葬坑尚无发现，但在昭陵玄宫(墓室)所在的九嵕山山腰东西两面，有两组石砌窑洞，洞内发现有破碎的陶马等，或为放置陪葬品的地方(13)。
　　北宋九帝，除徽宗和钦宗为金兵所虏，死于五国城(今吉林扶余县)外，其余七帝以及依照帝陵形制迁葬的赵匡胤之父都葬于河南巩县，统称“七帝八陵”。北宋帝陵也有方形城垣，城垣四角建置角楼，四面辟门，门外两边也如唐代帝陵各置石狮一对。封土(亦称灵台)位于陵园中心，也作方形覆斗形，呈层台状。献殿建在封土前，下宫的位置在陵园以北偏西处。下宫内设有正殿和安置皇帝遗像的影殿。在陵园南门外，也建有乳台和鹊台，神道两侧列置石刻。宋代帝陵的陪葬墓，埋葬的也是皇亲皇族及文武功臣。至于宋代帝陵的陪葬坑，目前尚无发现。
　　明清两代帝陵的陵园布局结构有了较大变化，陵园城垣为南北长方形，只在南边设门。陵园由三进院落组成，主要建筑依次有陵门、殿门(称祾恩门或隆恩门)、享殿(即献殿，称祾恩殿或隆恩殿)、内红门、牌坊、五供台、方城明楼和园形大封上(称为宝顶)等，这些主体建筑都居于南北中轴线上。在整个陵区的周围还建有垣墙，垣墙南面的大红门为陵区的门户。大红门内神道两旁也列置有石刻。可以看出，在陵园布局结构方面，明清帝陵比起汉、唐、宋各代帝陵来，所受秦始皇陵的影响相对的要小多了。
　　综上所述，汉、唐、宋诸代帝陵的陵园布局结构，不论是在基本组成单位，以及这些单位的构筑形制方面，还是在总体格局上，都表现出与秦始皇陵极大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如都有长方形或方形的城垣，城垣的四角建角楼，四面辟门，封门都作方形覆斗式。又如，都建有寝殿(寝园、寝宫)，不同的是所处位置或在墓侧，或在城垣外，或者建筑形式有所不同。此外如都有众多的陪葬墓，陪葬者的身份也都是皇室贵族和达官显宦。虽然陪葬秦始皇陵者出于逼迫，而后代则是作为皇帝赐葬的一种荣典，但其陪葬性质是一样的。至于如秦始皇陵兵马俑那样的陪葬坑，后代帝陵未发现，但作为长陵陪葬墓的杨家湾汉墓却有类似的出土。而像“昭陵六骏”以及后代帝陵神道上的大型石刻，在表彰皇帝功绩，象征皇帝仪卫这一点，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则是届同类性质的，只不过一个地上，一个地下而已。在陵园总体格局上，后代帝陵也像秦始皇陵那样，整个陵园以陵墓为中心，开成了一个贯通陵园的中轴线，其它建筑设施，以这条轴线为基准而进行规划建造。
　　后代帝陵表现出的与秦始皇陵在布局结构上的一致性和相似性，表明了它们之间所存在着的承袭关系，后代帝陵的陵园布局正是在接受了秦始皇陵园布局影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陵寝制度的发展，陵园布局的结构形式发生一些变化，也是发展过程中很自然的事。
　　二 仿照都邑设计意图的影响
　　陵园仿照都邑建造，在先秦时期已见端倪。《吕氏春秋·节葬》曾对此提出批评：“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这说明陵园之仿照都邑建造在当时尚未成为一种公认的礼制，因而《吕氏春秋》方有如此的批评。到秦始皇时代，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并把它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陵园建造有象征生前正殿中寝的寝殿，象征休息闲晏之处的便殿，象征京师宿卫军的兵马俑坑，象征宫廷厩苑的马厩坑，象征宫廷乘舆的铜车马坑，象征宫廷苑囿的珍禽异兽坑等等。就是在陵园布局上也是仿照当时都城设计的。
　　秦都咸阳经过历年考古发掘，发现了宫殿建筑遗址，但咸阳城的布局尚不清楚。《华阳国志》记载，秦国灭蜀之后，张仪等人设计修建的成都城“与咸旧同制”。据文献记载，当时的成都城由小城和大城组成，小城接连在大城的西边。杨宽先生据此推断，咸阳也该是有小城和大城，小城连在大城西边的。并进而指出，秦始皇陵园的布局，就是仿照都城咸阳设计的。象征宫城的双重城垣，在整个陵园范围内(即包括城垣范围以外的陵园设施在内)，位于陵园西边，这是按照都城咸阳的小城(即宫城)建在大城西边的布局设计的(14)。这种仿照都邑的设计意图为后代帝陵所效仿。
　　先看西汉帝陵。西汉实行帝、后同茔不同陵的合葬制度，在茔域内，帝陵和后陵的分布一般为帝西后东。把西汉帝陵的这一布局与汉长安城作一比较，在长安城内，作为皇宫的长乐宫与未央宫位于城内南边而东西分布，长乐宫在东，又称东宫，未央宫在西，又称西宫。自惠帝时起，皇帝居未央宫，太后居长乐宫。不难看出，未央、长乐二宫的这一布局与帝、后陵园的布局是多么相象，而后者正是仿照前者设计的。至于如长陵为高祖和吕后共用一座陵园，仍然是西汉初年皇宫布局的一个缩影。汉高祖一直是以长乐宫为皇宫，最后也是死在那里。虽然在他晚年时未央宫已建成，但真正作为皇宫使用是从惠帝即位后开始的。而吕后身为太后则仍居长乐宫。长陵就是根据这种情况设计建的。
　　此外，未央宫宫墙四面辟有宫门，称司马门，东、北两面宫门前设有阙楼，作为皇宫主体建筑的前殿在宫城中央，而帝陵陵园也是城垣四面辟门，亦称司马门，门前设阙，陵墓居城垣中央。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帝陵对宫城形制和布局的模拟。
　　再看唐代帝陵。唐代帝陵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布局设计的，陵园南面的乳台和鹊台，实际为门阙的表示，它们与陵园朱雀门构成了整个陵园的三重门，由此而南将陵园分为三个区域：陵园的城垣范围内，为陵寝所在，象征着皇帝生前的皇宫，颇似长安城内的宫城，陵园朱雀门就相当于长安城宫城的承天门，陵园朱雀门与乳台间，神道两侧对列众多石刻，象征皇帝的仪卫以及三省、九寺等百官衙署，有似长安城内的皇城，乳台就如同长安城皇城的朱雀门，乳台与鹊台间，是埋藏皇亲皇族、达官显宦的陪葬墓区，相当于长安城的外郭城。这时陪葬墓星罗棋布，犹如郭城里坊中达官显宦的宅第，鹊台如同外郭城的明德门。十分明显，唐代帝陵也是仿照都城的布局设计。
　　另外如陵园的南朱雀门和北玄武门的称谓，也都是照搬长安城的皇城朱雀门和宫城玄武门而来的。
　　明清两代帝陵，虽然在陵园布局结构上所受秦始皇陵的影响要小一些，但在陵园的设计意图上，仍然是仿照都城中的宫殿建筑布局的。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宫城，从天安门过端门至午门进入宫城，沿南北中轴线有多重宫门和宫殿，明清帝陵采取同样的格式，从大红门经神道到陵门进入陵园，陵园内也是多重院落，所有主体建筑，包括享殿、方城明楼和宝顶等，都排在南北中轴线上。显而易见，明清帝陵的陵园布局，同样是以都城宫殿建筑布局作为其设计模式的。
　　三 帝陵独尊指导思想的影响
　　殷周时期实行的是反映宗法关系的族葬制，当时的墓地分为“公墓”和“邦墓”两种形式，前者为贵族墓地，后者是平民墓地。经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大变革，宗法制度被动摇，公墓制度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王室冢墓单独集中的墓地。到战国中晚期，随着国君权力的加强，又有了以一个国君为中心的陵墓(15)。到了秦始皇时，吞并六国，四海归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成了天下至尊、千古一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反映在其陵园布局上，便是“陵园之内一冢独尊”(16)。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君陵园，一般是陵园内并列有两座或两座以上形制基本相同的陵墓，属于国君及其夫人的异穴合葬形式，如平山中山王陵，辉县魏国王室墓，以及雍城陵区、芷阳陵区的秦先公先王陵等，都是如此。而秦始皇陵则建成独立的陵园，陵园之内一冢独尊。秦始皇墓冢高大如山，原封土高据文献记载为“五十丈”，按秦汉时一尺折合23厘米计算，即高115米(17)。真可谓空前绝后，独冠千古了。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冢墓因其高大，当时人们喻之为山陵(18)，那么，秦始皇陵则直称为“山”，叫作“丽山”或丽山园”(19)。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帝陵独尊的思想。秦始皇陵园布局的这一指导思想，一直为后代帝陵所效法。突出反映在以下几点：
　　l.与秦始皇陵园一样，后代帝陵也都是成独立的陵园。至于如西汉那样的帝、后同茔不同陵形式，除皇帝为独立陵园外，皇后也作独立陵园，但后者比前者规模要小。皇后陵园相对于皇帝陵园仍然是处于祔葬的地位。像唐代那样的皇后合葬于帝陵者，其祔葬性质更不用说。因而后代帝陵照样是帝陵独尊的布局。
　　2.作为陵园布局中心所在墓冢，后代帝陵虽然攀比不上秦始皇陵之高大，但也都是冠绝一代。因而在称谓上也如秦始皇陵一样称为“山”，也泛称为“山陵”。如汉高祖长陵就称“山”，叫作“长山”(20)。而汉唐帝陵更有直接“因山为陵”的，显示着帝陵独尊于天下。
　　3.后代帝陵布局中的石刻群，显示着皇帝的威严。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远非其它人臣墓所能比。如唐乾陵石刻有望柱一对、翼马一对、驼鸟一对、石马及控马人五对、石人十对、石碑一对，另外还有蕃酋像61尊。宋永熙陵石刻群有望柱一对、象及驯象人二对、瑞禽一对、独角兽一对、石马及控马人四对、石虎二对、石羊二对、蕃使像三对、文武臣四对、武士一对、宫人二对。而人臣墓的石刻，唐代最多只不过石人、石虎、石羊各一对，宋代最多也只有望柱、石虎、石羊、石马、石人各一对。唐宋六品官以下的墓，则根本无权设置石刻(21)。这种等级上的悬殊差别，是帝陵独尊的又一反映。
　　4.显示帝陵独尊的等级关系，还反映在后代帝陵布局中的阙类建筑上。阙是用以“表宫门”、“别尊卑”的。如果说先秦时期是以阙的位置以及多少区别天子和诸侯的等级(22)，那么，秦汉以后则是以阙的形制区别尊卑的。当时有单出阙、二出阙和三出阙三种形式，三出阙乃天子之制，人臣是不能使用的。已发现的汉代官僚墓前的石阙，都是单出阙或二出阙，没有三出阙的(23)。霍光之妻在霍光陵墓建造三出阙，被认为是犯上行为(24)，在“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道壁画上保留有阙的图像，是三出阙的形式(25)，以此可推知当时帝陵阙的建筑形制。
　　以上我们从陵园布局的结构形式、设计意图和指导思想三个方面分析了秦始皇陵对后代帝陵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陵园的布局结构方面呈现着随时代早晚而由强到弱的变化趋势。而在仿照都邑的设计意图和帝陵独尊的指导思想方面，则表现出一以贯之的作法，有些地方甚至表现得变本加厉，这样作的目的，无非是历代封建帝王为了推崇自己的权威和威严。至于陵园布局结构方面的一些变化，则反映了帝王陵寝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注解：
　　(1)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
　　(2)陕西省文管会《陕西兴平县茂陵勘查》，《考古》1964年2期，张志波、孙德润、王丕忠《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创刊号，1980年；李宏涛、王丕忠《汉元帝渭陵调查记》，《考古与文物》创刊号，1980年；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书》第6期，1982年。
　　(3)(4)(5)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6)王学理、吴镇烽《西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考古》1976年2期。
　　(7)陕西省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3期。
　　(8)杨正兴《乾陵勘查情况》，《文物》1959年期，陕西省文管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4期；陕西省文管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年7期，陕西省文管会《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年1期；王世和、楼宇冻《唐桥陵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允时《昭陵》《文物》1977年10期；昭陵文物保管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10期；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3期，1980年，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期，1987年。
　　(9)允时《昭陵》，《文物》1977年10期。
　　(10)(14)(21)(23)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1)《唐会要》卷二十一《陵议》，《长安志》卷十六《太宗昭陵》。
　　(12)林剑鸣、张文立《秦陵墓上石刻探微》，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本。
　　(13)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期，1987年。
　　(15)(16)王世民《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冢墓》，《考古》1981年5期。
　　(18)《墨子·节葬篇》“垄虽凡山陵”，孙诒让《墨子闲诂》说：“大意盖为丘垄之高如山陵耳，虽然凡二字必误。”《吕氏春秋·节葬篇》：“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作“若山陵”。
　　(19)《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初即位，穿治丽山”。秦始皇陵园出土有“丽山园”铭文的铜钟和“丽山”刻文的陶器。
　　(20)《水经注》卷八载：成国故渠“东迳长陵南，亦曰长山也”。又《汉书·外戚传》载：王莽指责孝元傅仪墓“高与元帝山齐。”
　　(22)《公羊传》何休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
　　(24)《汉书·霍光传》，“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代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
　　(25)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7期。
　　(原载《文博》1990年第5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