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
李 铨
秦陵布局这个问题是杨宽先生首先提出来的(1)。受到这个启发，一九八二年十月，我写了《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一文，本意在求教于学界方家。现在，把这篇文章作了较大的修改，主要谈三个方面：一、秦俑坑产生的时代，二、秦俑坑的性质，三、秦陵布局中的秦俑坑。
一 兵马俑产生于秦始皇时期
兵马俑坑是什么时候制作的?一九八三年，有人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尽管秦始皇兵马俑消息传遍了世界，流行了很多年，然而从学术探讨的角度上看，这种说法是一直不能成立的。因为人们从包括考古发掘简报在内的二百多篇已经正式发表的专著，论文和评论之中，对于这个有关兵马俑主属的重大结论，自始至终，没有人作过专题结论的论证；这个本来应该用可靠的材料和科学的语言加以准确、系统、周密阐述的核心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2)。
秦俑坑出土的兵器铭文，向我们传递了这些兵器的制作时代。
这些铭刻是我国古代“物勒工名，以考其诚”(3)制度的实证。它们明确说明了这些兵器的制作时期是秦始皇统治的时期，是最权威的证明。已发现的铭文时间最早的为三年，即公元前244年，最晚的为十九年，即公元前228年，都是嬴政在位的时期。
秦俑三坑，面积达二万多平方米，现在发掘面积仅二千平方米，不足全部面积的十分之一，已出土二万件左右青铜兵器。如果全部发掘，出土的兵器将以十万计数的。这样大量的、多品种的，多类型的实物，当然是原来放置的，而不是以后某些人放置或遗弃的。
另一个直接证明的材料，就是俑坑中出土的陶文。它们同秦陵出土陶文以及咸阳秦宫殿遗址中出土的陶文，在文字布局、字体及书法风格上是一致的。它们的书体，多为秦小篆，也有一部分秦隶(4)。其文字布局和书法规范看，也是一致的。一种是地名人名，如咸阳出土的有“咸阳成石”(5)，秦陵的有“咸阳巨鬲”(6)，秦俑坑有“咸阳午”(7)一种是前为官署名后为人名如咸阳有“左禾”、“左嘉”(8)。秦陵有“左□”，“宫甲”(9)等，秦俑坑有“宫疆”等(10)。这种风格、字形，规范的一致，也说明了它们时代的一致。
直接证明材料之三，是秦俑坑中的军队，免冠束发，反映了秦军英勇作战的强悍气质。秦国自古兵器不如近邻，铁兵较少。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昭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11)。此时，距秦王政元年(前246年)不过九年，距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不过三十多年，想其铁兵器的发展，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秦的铜兵器占多数，理其宜也。秦俑坑中铁兵器极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但不是绝对没有，铁铤铜镞即是。但是，秦军作战是勇敢的。《诗经·无衣》便描述了秦军敌忾同仇的精神风貌。张仪曾说：“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鸷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击者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蹶后，蹄间三寻者不可胜数也。山东之卒被甲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12)这种描写，简直是赤膊上阵了。其语虽有夸张，不会与事实相去过远。秦俑则展现了这种精兵良马的现实。按《资治通鉴》记，此话是在公元前331年说的，距秦王政元年不过五六十年。因此，不能因俑坑中士卒的衣饰而认为他们“在战场上不具有任何战斗力”。也不是“过时”的军队。
秦始皇帝即位后，一个壮举，便是“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13)。金人有多大?《汉书·五行志》说长五丈，足履六尺，折成现代度量，则长11.5米，足长1.35米，堪为巨人，《三辅旧事》云，各重24万斤。这似乎是个事实，三国时，董卓毁了十个，魏晋时石季龙徙之邺，符坚又徙之长安，最后销毁(14)。秦陵铜车马之大，制作之精，亦为现代人所目睹。这说明到秦时造这样大的陶人、陶马是有条件的。
参证之二是，秦陵铜车马的马，铜御官的面容及衣饰，同俑坑中的马，俑极为相似。
参证之三是，秦陵不但出土有跽坐俑，同样也出土有一米九左右的大型陶俑，未执兵器，双手交于前而统于袖，作抄手状，它们同俑坑之俑的风格，制作是一致的。
反证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这些材料说明，只有秦始皇帝才能动这么大的工程，有这么大的气魄。秦在始皇帝以前，远有襄公、穆公，近有“六世余烈”。但最显赫，最好大喜功，国力最盛者，皆莫若始皇帝。营造这样的陪葬品，这是他的性格的又一反映。
二 兵马俑的含义
兵马俑是秦始皇帝时期的产物，那么它性质是什么?它同秦陵的关系是什么?学术界的同志对这些问题，发表过不少意见。
我觉得，兵马俑实际上也是一种明器。所谓“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15)它是古代人类对死后陪葬制度的产物。这个制度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由不自觉到自觉，由简单到豪华。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这种情况在半坡人时已经是这样了。给死者随葬的有陶器、蚌刀、粮食等。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这种对彼岸的信仰更复杂化了。一般平民，从对死者的怀念追忆和祝福的感情出发，对死者“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6)。按自己的经济水平，给死者陪葬一些生活用品。而作为统治阶级，则把死后的尊荣，作为炫耀帝王的威德，维护封建统治的绝对权威来加以神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体系》一书中说的，“只是为着被保祜的即自己保护自己的、赋予以特权的即自己夺得了特权的人们，高级的本体才被尊重，幽灵才被神化”(17)。而且把这项活动作为重大典礼去实施，作为重要课题去研究。要求“事死如事生，礼也”(18)。为此还规定了各个不同品级的祭仪及随葬礼器的多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商周以来的帝王、贵族，除了有大量陪葬器物以外，还以生人殉葬。墓上还有建筑物。这种建筑物在安阳大司空墓地上就有了。以后的西周、春秋、战国的墓葬上也多有大型建筑。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中山王墓上不但有大型建筑，而且有一方《兆域图》铜板，详细地记载着墓上王堂、哀后堂、夫人堂及中宫垣，内宫垣的长、宽尺度(19)。战国以后，帝王们对陵墓的建筑更具规模。《吕氏春秋》指出当时“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堂，造宾阼也，若都邑。”高诱注解它说，“宾阶阼阶也。若为都邑之制”(20)。这是当时的社会风尚。
“若都邑”，就是说像都邑一样。《广韵》说，“天子所宫曰都”。都也是国。国，《说文》“邦也”都的建筑也就是国的建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21)。都邑是天子和诸侯所居之处，是国家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是国家的同义语。陵墓既然若都邑之制，那就是说，陵园就是都城，就是除了现实的国家之外，还有一个幽冥的国家。地上的人们死了，他们的幽灵在幽冥中仍是一个国家。在这个不可捉摸的似有若无的国家中，一切仿照地面王国的制度。天子的幽灵，统治着黔首的幽灵，设立着百官宫观，进行着意念上的有效统治。这应该是他们建立陵墓制度的一种神秘的想法。这种制度，到秦始皇帝时基本完善了。因此，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兵马俑是军队的象征。它是秦始皇帝为自己设计的地下王国的军队，也就是秦国的军队。恩格斯说：“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22)。在阶级社会中，军队是国家力量的表现。所以，《诗·大雅·常武》中说：“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可见军队在社会中的地位。经过对六国的战争，秦始皇帝更清楚军队对巩固他的政权的作用。他死后，在地下天国的建设中，重视军队的建设是必然的。
我们说兵马俑是地下王国军队的象征，主要的理由和根据在于俑坑的军队的队列及组成。
兵马俑坑中的第三号坑，多数人认为是指挥机关，也就是统帅部，或军幕。三号坑里没有主将。这个问题，引起过许多观众的疑问。正说明了这批军队还没有受命，没有任命某个将军来统帅他们去执行什么任务。
其次，它的军事队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军队，不是行军打仗的队列。按照战国兵书讲，它是常阵的布局。“阵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常阵皆向敌。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阵。夫内向所以顾中也，外向所以备外也。立阵所以行也，坐阵所以止边。立坐之阵，相参进止，将在其中”(23)。我们结合俑坑的情况，来研究这一段话，常阵皆向敌，秦兵马俑的基本方向是向东，这种方向是因为秦陵墓道的方面是东向的。这大约是一般学者的观点。凤翔南指挥村的秦公陵园，是呈东西墓道，凤南1号陵园就是坐西朝东的。所以兵马俑的面向是向东的，它应该同陵墓的座向保持一致。内向、外向，三号坑中多内向，一号坑中的左右翼及后卫便是外向的。立阵、坐阵，指的是军队阵列中士卒的动作。俑坑中多为立阵。
秦兵马俑坑中的军队是多兵种的组合。有步兵、车兵、骑兵。这三个兵种，包括了当时所有的兵种，很象现代的集团军。因此，就代表着全国的武装力量。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以为，秦陵是首都的象征，代表着另一个世界的王国，秦兵马俑是军队的象征，代表着另一个世界的国家武装力量。它以常阵的形式，安排在地下王国的国都东城之外，准备着随时调遣，这就是兵马俑的含义。
三 兵马俑坑在秦陵布局中的位置
《汉旧仪》说，李斯作陵，“凿以章程”。这说明在修建秦陵时，曾经经过认真研究，有“章程”可循的。这种作法，见之于考古的，则有河北中山国墓出土的铜版，上面详细地说明了墓上建筑的尺寸，大小及距离。秦陵也应该有这样的图版和文字的记述，不过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只能根据文献记录和考古材料加以分析。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看，司马迁关于秦陵的记载是翔实的，考古发掘出土的新的文物，则正好弥补了史书之阙：
1、封土。位于陵园的南半部，高五十余丈，现在高为76米。封土之下，便是司马迁所说的，“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观，奇器珍怪徙藏满之”，“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水银之说，已被现代科学证明，其它埋藏和布置，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2、内外城。《骊山记》：“始皇陵内城周五里，旧有四门，外城周十二里，其址俱存。自南登之，二丘并峙。入曰：此南门也，右门石枢犹露土中”，这同现在的考古发掘的数字大体相合。
内外城四角有角楼。城墙厚约八米，内外城四面有门。门上有角楼。有内外城垣，在秦陵是第一次发现。邯郸赵王陵是专门夯筑长方形的陵台，在陵台上有封土。秦早期墓葬是用隍来起城墙的作用的，陵园有外中内三隍。每组有内、中二隍。陵葬在内的隍偏南。这种配置同秦陵相类，可见秦陵建筑的继承性。内外城及角楼的设施，为后代陵墓所继承。如唐乾陵有四门，四角有楼阁。
3、阙门。在秦陵东八里的代王镇以东，有一秦阙遗迹，周约32步，残高约2米，有秦代瓦片。这是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我同李鼎铉同志踏勘的情况。一般认为这是秦陵的东阙门。现在只有一个。
4、兵马俑坑。从东阙门入。
5、上焦村秦墓。它们在秦陵之东偏南，兵马俑坑之西，一般认为是宗室大臣的陪葬墓。这种陪葬位置，在汉唐墓葬也多有，陪葬墓都在东、南位置。
6、马厩坑。在上焦村秦墓稍东，有马厩坑93座，南北三行排列，出土跽坐俑及马。从其中出土的“中厩”等刻文看，应是宫廷养马之地。
7、在封土西侧出土的铜车马。这是一处配房，现有木车、又有铜车。这应是宫廷乘舆之处。同马厩养马者，皆属太仆所管。
8、苑囿。在西内城外有珍兽坑。应属都城中苑囿之所。属水衡都尉。
9、饲官。在秦陵西内外城之间有一片建筑遗址，一九八一年随工清理中，出土有“丽山饲官左”、“丽山饲官右”陶盖数件。《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有……食官令长丞”。这应是主管宫廷饍食和祭祀的地方。
10、陵北建筑。在封土北，有一片地面建筑，杨宽先生以为即寝殿附属建筑。
以上，是发现的秦陵布局的各个遗迹。其它如鱼池、修陵人的墓地(简报称之为刑徒墓)，打石场、五岭遗址等、不应包括在秦陵的布局中。
另外，还有一些材料，虽未见实物，但也应予以足够注意。唐朝封演曾指出：“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为生前之仪卫耳”。这种情况，其实不徒秦为然，在秦以前的楚王墓上也已有。唐朝的刘禹锡《汉寿域春望》一诗中有“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句，这里的楚王是楚平王，寿城在今湖南常德市东北。看来，在陵墓上置石象生，其源盖早矣。秦陵上相传是有石象生的。汉“五柞宫”，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石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五柞宫在周至县东南三十八里，汉武帝建。葛洪距秦时不过四百年，他看到这二个石麟时脚已折了。《山陵杂记》也记载，始皇陵，“刻玉石为松柏”，从这种情况看，秦陵上原来是有石刻的。现在故物不在，而故实流布，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秦陵的建筑布局是按照都城的布局建设的。它四面有门，象征着交通的四通八达，它有百官，有宫苑，有阙门，还有地市。“秦始皇作地市，与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陵生人，生人走入市门，斩断马脊。故俗云：秦王地市有断马”。俨然是一个都市。
唐墓除过司马道以外，其它布局均与秦陵相似：有寝殿，内外城，城有门，四角有角楼。在司马道上，是石羊、石人，乾陵还有六十一蕃王像。从这里，我们考虑，秦陵上的石麒麟在什么地方?看来秦陵的司马道或神道是存在的。因为，它的后代唐有司马道，它的前代不远的邯郸赵王陵的陵台东西也有一条大道。说明帝王陵墓前的司马道是少不了的。只是设施有所不同而已。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在秦陵的封土的南北中分线上，有一条向东的通道。在这条通道的两边，有石麒麟之类的石象生，还有其它的建筑物。从现在的迹象看，在墓道南有马厩坑，陪葬坑，向前八百米左右路北有兵马俑坑。再向前便是阙门。路两旁有建筑设施当然不会象乾陵、昭陵那样规范。因为，这时期的陵墓制度究竟还不同于唐时，也没有唐宋以后那样形成体系。路两旁还有什么文物遗迹，这是需要研究和探测的。年深日久，星移物换，其失也多，但其遗留也未必磬尽。只要我们细微探查，总会有所发现的。因此，今后探测中，这部分应为重点之一。
我们考察了秦陵的布局，对兵马俑坑在这个布局上的位置，便有了回答，即：兵马俑坑是秦王朝军队的象征，以常阵的形式，屯聚在秦俑神道的北侧。
补记：此稿写成后，又发现了一些新材料，一是沿秦俑博物馆东门走田间小道东行代王镇，沿路可以发现一些秦代砖瓦。二是一九八六年春，秦俑馆东门改建时，西门两侧崖畔发现了瓦层。看来，这是秦代的地面建筑遗迹。它距秦俑一号坑约二百米。瓦层在耕土地面下三十至一米六五公分，上为淤土。出有板瓦、筒瓦、陶罐等器物残片。这片遗址面积南北约十九米，东西约二十七米，整个遗址只剩南、北两部分残迹了。这些都是由秦陵的神道向东直至代王镇。
注解：
(1)杨宽《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秦俑馆开馆三年文集》
(2)陈景元《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3)《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同此。
(4)这些陶文的拓片，请见：一号坑的发掘简报(《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及袁仲一先生有关陶文的文章，见《考古与文物》一九八○年第一期、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中的附图。
(5)孙德润、毛富玉《秦都咸阳出土陶文释读小议》，《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6)袁仲一《秦代的市、亭陶文》，《考古与文物》一九八○年第一期。
(7)(10)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
(8)咸阳市文管会、博物馆《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9)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陕西临潼鱼池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11)《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2)《战国策校注》卷八《韩策》，商务印书馆编印江南图书馆藏元至正刊本。
(13)《史记·秦始皇本记》
(14)《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关中记》。
(15)《礼记·檀弓》下。
(16)《论语》卷一。
(17)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7页。
(18)《左传》哀公十五年。
(19)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20)《吕氏春秋·安死》。
(21)《周礼·冬官考工记》一九七九年第一版。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五页。
(23)《尉繚子·兵令上》
(原载《文博》1986年第5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