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始皇陵园首次勘探调查工作始于1962年2月，当时由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玉清等同志和临潼县文化馆有关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对陵园进行了钻探和调查。初步获得了陵园内外城垣及封土形制、尺寸等方面珍贵的资料。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发现之后，秦俑考古队在发掘兵马俑的同时又对陵园展开了全面的考古勘查。10余年先后发现了地下陪葬坑，陪葬墓和其它遗址数百余处。并且对兵马俑坑、铜车马坑、马厩坑、飤官遗址等重要遗址进行了试掘和发掘。为秦始皇陵园形制等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关于秦始皇陵园渊源问题，有的先生以为秦始皇陵园是以战国各国国君陵寝为蓝图设计的，笔者不敢苟同提出一点不同的见解，以就教于有识者。
　　秦始皇陵园形制特点
　　秦始皇陵园是不是按战国各国国君陵寝为蓝图设计的?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仔细考察一下秦始皇陵园与战国其它国君陵园之间存在哪些相同的因素，哪些不同的因素?根据考古勘查证实，秦始皇陵园有两道南北向竖长方形的城垣，平面呈狭长的回字形。“内城垣东西各长580米，南北墙各长1355米，周长3870米。”“外城垣东西墙各长972.4米，南北墙各长2173米，周长6294米”(1)。城垣均夯筑而成，据外城南墙一段残墙观察，夯层清晰，每层6至7厘米。夯土土质细，密度大，表面光整而坚硬。墙基宽l0.8米，墙宽8米许，由此推想当年的城垣不会很低，外城垣四面各开一门，内城垣东西、南，三面各开一门，北面两个门。九个门址均有门阙建筑。内城四角筑有角楼。根据外城西北角地下保存夯土的情况推测，外城四角也可能筑有角楼。同时沿城墙内侧还可能筑有廊房。
　　在内城中间发现一道东西向夯土隔墙，墙东端与内城东墙相连，西端与内城发现的南北向隔墙相连。它刚好将内城分为南北两部分。隔墙全长330米，宽约8米，残高1.3米，墙上残留有绳纹板瓦、残砖、红烧土等遗迹。墙偏向留有一个小门，以便内城南北两部分相通。同时于内城北半部同样发现一条南北向夹墙(即复道)，墙北端与内城北墙相连，南端与内城中间的隔墙相接。墙宽亦为8米，从而将内城的北半部又分为东西两部分。
　　内城的南半部主要是秦始皇陵地宫与封土所在区。地宫周围发现有生砖坯子砌成的宫墙，“宫墙的四面有门，东边发现斜坡门道五个，北边，西边各有门道一个，南边正在勘探中情况不明(估计可能有一个门道)。在四周地下宫墙环绕的范围内当为地宫。其平面近似方形，面积为18，320平方米”(2)。《史记》关于地宫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记载也初步得到了科学试验的证实(3)。同时关于“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记载，估计也不会是凭空想象的。墓室周围有四条墓道，属于亚字形墓。地宫上有高大的封土堆。按《史记》“坟高五十余丈”的记载，封土原高度应为115米许，1982年我们测量的数据为“55.05米”(4)。表明两千余年来封土较原高度下降了二分之一多。
　　封土北侧曾钻探出一处大型地面建筑，“南距封土53米。基址平面近似方形，南北长62米，东西宽57米，面积为3524平方米，周围环有回廊，中间的台基略略高起。……根据此建筑的形制，规模及其所处的位置为陵墓的北侧殆为始皇陵园的寝殿基址。”(5)在寝殿基址以北，内城北半部的西区曾清理了4组建筑基址(6)，在内外城之间的西北方位曾发现飤官建筑群，目前已清理了三组建筑基址(7)。
　　陵园地下陪葬坑分布情况，除陵园内发现和试掘的马厩坑，动物坑，铜车马坑之外，在陵园外城以东1225米处发现三个大型兵马俑坑，在外城以东800米处发现马厩坑93座，在外城以东350米处发现17座杀殉墓。
　　秦始皇陵园形制及平面布局与战国中晚期的固围村魏国陵园，平山中山国王陵相比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在建筑布局上秦始皇陵园为南北向狭长的回字形，内城南半部只置有秦始皇一座陵墓，而固围村魏国大墓陵园内并列着三座大墓，平山中山国王陵园是五座大墓并列。前者体现了秦始皇一墓独尊的特点，而后者在布局上体现了国君，王后，夫人多中心的特点。
　　二、秦始皇陵园封土北侧发现有寝殿，便殿之类的祭祀建筑，内外城之间还发现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飤官建筑群，而中山国王陵园内除墓上建有享堂之外陵园内尚未发现其它地面建筑。这是秦始皇陵园的特点之二。
　　三、秦始皇陵封土形制为多级台阶式，并“树草木以象山”，而中山国王墓，魏国国君墓均筑有享堂。前者属于战国时期新兴的冢墓，而后者则是继承了殷代享堂墓。
　　四、秦始皇墓属于4条墓道的亚字形，而中山国王墓和魏国国君墓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这也是它们的区别之一。
　　五、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而中山国一陵墓内则不存在水银为河和天文地理的问题。这也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六、秦始皇陵园不仅规模宏大，陪葬品丰富，尤其是陵园东侧陪葬的一组兵马俑军阵体系是先秦任何一个国王陵园内所罕见的。
　　秦始皇陵园的渊源
　　《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探讨》一文认为：“秦始皇创设第一个皇帝陵园，并不是凭空设计的，他有战国时代各国君王的陵寝作为蓝图。如同他‘写放’各国宫殿式样在咸阳兴建一样。东汉蔡邕《独断》说……古者以人君所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续汉书·祭祀志》都有相同的记载，墓侧起建大规模的寝殿，是从秦开始的。而墓地起‘寝’是起源很早的。在‘寝’中布置饮食生活用具，象活人一样供奉，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先秦的墓上建筑，就是陵寝的‘寝’的性质。不仅河南辉县固围村魏王陵和河北平山中山王陵的墓上建筑，属于‘寝’的性质。就是河南安阳小屯5号墓以及大司空村11、12、301、31l、312等号商代墓上的建筑，也属于‘寝’的性质(8)。笔者认为秦始皇陵园并不是以战国国君陵寝为蓝图设计的。《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探讨》一文认为秦始皇陵园墓侧设寝的问题是从中山国王陵，魏国国君墓上的享堂建筑发展来的。甚至还把它与河南安阳小屯5号墓等商代墓上建筑相联系。其实从古代陵墓延革的历史考察：秦始皇陵园墓侧设置的“寝殿”、“便殿”与中山国王陵，魏国国君墓上的建筑并非一回事。商代贵族墓上筑有享堂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所证实。周代天子墓是否也筑有享堂尚待考古材料的证实。不过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国君墓乃沿袭商代的享堂墓。凤翔发掘的一号秦公陵园，平山中山国王墓、固围村魏国国君墓上的建筑都属典型的享堂墓。但是与此同时在其它诸侯国又兴起了一种新的葬制——冢墓，如邯郸附近的赵王陵。秦国根据“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至迟在秦献公时期已由冢墓代替了享堂墓”(9)。秦献公时期除过在政治上推行一系列封建改革之外，与之相适应丧葬制度方面也实行一些改革。在秦国废除人殉制度，改享堂墓为冢墓，同时还建立守冢制度。秦国自献公创立冢墓开始，其后的几代国君墓均沿袭冢墓(10)，秦始皇陵也不例外。由此可见秦始皇陵园与中山国王陵园，魏国国君墓属于两种不同的葬制，所以，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渊源关系。
　　秦始皇陵园的渊源以笔者之见它是在继承秦先公陵园基础上创设的。如秦始皇陵园筑成东西窄，南北长的竖长方形特点就与秦先公陵园形制相关。马振智先生详细考察了秦先公陵园的形成和发展，认为：秦国国君陵园多作东西窄，南北长的竖长方形”(11)。目前已知如凤翔1号秦公陵园。Ⅸ号陵园，Ⅺ号陵园都是挖成南北长，东西窄的竖长方形隍壕。(12)尤其战国晚期的芷阳秦公陵园的隍壕亦为南北长的竖长方形(13)。秦始皇陵园竖长方形的特点正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只不过是秦始皇陵园改隍壕为城垣而已。这一点当是受战国时期出现的仿都邑造陵园思想的影响(14)。再如秦始皇陵封土的形制也是直接继承先公冢墓形制。确切地说它是继承献公创立的冢墓形制。目前已知的位于咸阳的惠文王、武王冢，位于芷阳的昭襄王墓、庄襄王墓，位于西安韩森寨的孝文王墓都保留着高大的封土。尤其是位于韩森寨的孝文王冢的形制似为台级式，秦始皇陵封土也是呈多级台阶式，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只是秦始皇陵园封土规模更大罢了，体现了“树草木以象山”的设计思想，还有4条墓道的亚字形墓也是对先公陵墓形制的直接继承。春秋乃至战国早期的秦公大墓与其它诸侯国国君墓一样，多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战国晚期的芷阳一号秦公陵园的两座大墓均为4条墓道的亚字形，秦始皇陵墓无疑是对先公亚字形大墓的继承。总之，秦始皇陵园竖长方形的特点，封土及墓室形制都是对秦先公陵园直接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又有不少的创新。譬如封土北侧的寝殿、便殿建筑的出现，这是秦先公陵园及其它国君陵园所没有的。正如蔡邕《独断》所说：“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可见秦始皇陵园寝殿的出现完全是为适应陵园频繁的祭祀活动的需要。还有秦始皇陵园飤官建筑群的出现也是为了配合和管理陵园的日常祭祀活动所增设的。还有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设计也是秦先公陵园和其它国君陵园所没有的。又如兵马俑军阵体系和马厩坑等陪葬也是秦始皇陵园的创新。
　　总之，秦始皇陵园并不是以战国国君陵寝为蓝图设计的，而是在继承秦先公陵园基础上创立的。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恢宏、布局合理的皇帝陵园。其形制和布局特点对汉代帝王陵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秦始皇陵寝位置问题。《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探讨》一文认为：“秦始皇陵园的布局，把陵墓安置在整个陵园的西南角是按照古礼以西南隅作为尊长之处的，把建置陵寝的长方形小城筑在陵园的西部，是按照礼制以西方为尊的”(15)。秦始皇陵寝位置如果是按照以西为尊的礼制安排的。那么在陵寝以西发现的其它墓葬也就与之相矛盾。如在陵墓封土西北角发现的一座甲字形墓。袁仲一先生推断“似为公子高墓”(16)。假若陵寝位置是严格按照以西为上的话，公子高墓只能排列在封土以东才与礼制相吻合。而公子高墓位于封土以西不就与以西为上相矛盾了吗?还有赵背户村发现的造陵人墓地如果按礼制要求，似乎也不应该置于陵园以西。以笔者之见，秦始皇陵寝的位置未必是按照以西为尊的礼制。从陵园的平面格局来看，始皇陵寝正好位于陵园的南半部，之所以将寝安排在陵园南半部当与陵墓封土的设计思想和陵园周围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始皇陵封土的设计思想是“树草木以象山。”陵园的设计者为了体现“象山”的设计思想，不仅将封土形制筑成台级式。并“树以草木。”从而使封土形状与山完全相似。同时为了进一步追求“象山”的设计思想又将陵墓封土安排在长方形的陵园南部，由于陵园南半部靠近峰峦叠立的骊山，将封土置于骊山之旁，可以使它处于骊山群峰的环抱之中，远远瞧去高大的土冢与整个骊山浑然一体。可见陵园的设计师在封土形状设计、陵寝位置安排方面都是别具匠心的。
　　(二)关于始皇陵园位置的选择。古代国君对陵区的选择极为重视。殷墟发现的武官村大墓就是位于殷墟之北，周天子墓目前虽然尚未发现但依据文献记载推断周文王、武王的墓地距都城丰镐也不会太远。周代以后的国君墓大都建在都城附近，如邯郸西北发现的五座赵王陵、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山东临淄附近的齐王墓均是。然而秦始皇陵园为何没有建在咸阳附近，而是建在远离都城百余里的骊山之阿?最早解释这个问题的是北魏时期的郦道元，他在《水经·渭水注》中解释，“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美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学界至今基本沿袭此说，有的文章认为：在骊山北麓的地层中确含有金矿，只是含量较小罢了，骊山南麓的蓝田，则从古到今都以盛产美玉而著名。古代人对玉非常重视，认为玉是阴阳二气中的阳气的精，它对人的尸体起神秘的巫术作用；而黄金从古代到现代都是十分珍贵的金属。因此秦始皇陵就建在骊山北麓”(17)。也有的文章根据芷阳陵区的发现，对照《水经·渭水注》的记载指出：“芷阳陵区的选择可能是为了借用骊山原有美名，”“现在看来并非秦始皇‘贪其美名’，而是其先祖早已葬在这块‘风水宝地’上了，秦始皇只是随其先祖葬在骊山山麓”(18)。当然《水经注》的解释表面看来似乎不无道理，然而仔细回味起来，秦始皇作为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孩童倒不一定知道蓝田的美金与美玉，即使知道，当年选择陵墓位置恐怕也不会按照一个徒俱空名的国王个人意志来决定。所以始皇“贪其美名”的说法恐怕难以使人信服。笔者以为秦始皇陵园位置的确立与秦先公陵墓排列的礼制无不相关。早在周代就十分注重国王陵墓的排列次序。《周礼·春官·冢人》记载：“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它的排列特点是按照父子辈份排列。“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而春秋时期的秦公陵园似乎没有按照昭穆制度的排列。如春秋中晚期的一号秦公陵园，“陵园内除已有发掘的一号大墓外还有两座中字形和一座甲字形墓，遵循‘公墓’制度”(19)。战国中期自献公迁都栎阳以来，其后几代国君墓的位置基本上遵循由东向西排列原则。还有曾经葬在芷阳的宣太后也希望其陵墓葬在她丈夫与儿子之间，即“西望吾夫，东望吾子。”似乎亦是按长者在西，晚辈居东的习惯。这可能是古代以西为上的礼制影响，《礼记》、《尔雅》等书均有“南向、北向、西方为上”的记载。秦始皇的祖先葬在芷阳已确知的有昭襄王、庄襄王和宣太后。有的同志推断献公、孝公也可能葬在芷阳(20)。既然始皇的先辈葬在芷阳，而作为晚辈的秦始皇只能埋在芷阳以东了，假若将陵墓定在芷阳以西，显然有悖于礼制。芷阳位于临潼县西洪庆乡一带，秦陵位于临潼县东10里的地方，完全是符合晚辈居东的礼制。另外秦始皇陵园位置选在骊山之阿也与“依山造陵”的传统观念有关。从春秋时代开始许多国君墓多背山面河或面对视野开阔的平原。甚至有的墓干脆建在山巅之上，以显示生前的崇高地位和皇权的威严。秦国国君墓位置选择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自秦文公开始也把陵选在山上或山的附近。秦文公死“葬西山”(21)《集解》引徐广曰：“皇甫谧云葬于西山，在今陇西之西县。”还有秦“宁公葬西山。”《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宁公墓在岐州陈仓县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帝王本纪》云：“秦宁公葬西山大麓，故号秦陵山地。”秦陵山位于现在的凤翔县西南一带，而宁公以后的几代王公则葬在陵山附近的南指挥一带，近年来凤翔南指挥一带就发现了数座秦公陵园，自秦献公迁都咸阳以后的几代国君，也继承了依山造陵的传统，秦芷阳陵区就是依山造陵的典范，而秦始皇陵墓的地理位置也完全符合“依山造陵”的观念。总之，秦始皇陵园的位置的确立既符合晚辈居东的礼制，也体现了“依山造陵”的传统观念。
　　注解：
　　(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始皇陵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第8期。
　　(2)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3)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考古》1983年第7期。
　　(4)秦零《关于秦始皇陵封土建筑问题》《考古》1983年第10期。
　　(5)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6)临潼县博物馆，赵康民《秦始皇陵北二、三、四号建筑遗址》，《文物》1979年第12期。
　　(7)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西侧骊山飤官建筑遗址清理简报》，《文博》1986年第6期。
　　(8)杨宽《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探讨》，《文博》1984年3期。
　　(9)秦零《关于秦始皇陵封土建筑问题》《考古》1983年第10期。
　　(10)《睡虎地云梦竹简》有“献公冢、孝公冢”简文，表明当时实行冢墓。
　　(11)马振智《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特点》，《考古与文物》1988年5期。
　　(12)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第5期。
　　(1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调查记》。
　　(14)《吕氏春秋·安死》有“造宾阼也若都邑”的记载。
　　(15)杨宽《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探讨》，《文博》1984年3期。
　　(16)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17)刘云辉《秦始皇陵之谜》，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
　　(18)马振智《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特点》，《考古与文物》1988年5期。
　　(19)马振智《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特点》，《考古与文物》1988年5期。
　　(20)马振智《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特点》，《考古与文物》1988年5期。
　　(21)《史记·秦本纪》。
　　(原载《文博》1990年第5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