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始皇陵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对后代帝王陵寝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兵马俑坑、铜车马、马厩坑、陪葬墓、建筑遗址的发掘和陵园的考古钻探，秦始皇陵园的形制和布局已经基本清楚。近年来，凤翔秦公陵园和临潼秦东陵分别进行了详细钻探和试掘(1)特别是秦公一号大墓经过长达十年的发掘，已经彻底清理完毕(2)，为我们系统地研究秦国陵寝制度创造了条件。本文试图依据这些考古材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秦国陵寝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提出一些初步看法。由于笔者才疏学浅，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一
　　奴隶制国家出现之后，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最高统治者的独立墓地，即陵寝出现了。夏代的情况目前还不很清楚。商代后期的商王陵规模宏大。商王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拥有自己的墓地，而且享用四条墓道的特有墓制，使用数量惊人的人殉和人牲，并且殉祭大量车马。但是商王配偶并不一定葬入王陵区，更没有和商王合葬，如妇好墓就在殷墟宫殿区内。这种王陵区的出现，象征着君主专制主义的加强，氏族公共墓地制度遭到破坏。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残余仍然存在，宗法制度就是在这种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氏族公共墓地制度只不过增添了反映宗法制度的内容变为族墓制度。除商王外，其它贵族仍然葬在本族的族墓地里。
　　孔子云：“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3)。西周王陵虽然还没有找到，但根据商王陵推测，周王也应该拥有独立陵区。和商代一样，其它贵族仍然葬在族墓地里。据《周礼·春官·冢人》记载：族墓地分作两种，一为“公墓”，是贵族墓地；一为“邦墓”，是平民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和河南浚县卫国墓地当属前者(4)。使用中字形大墓，拥有车马陪葬并有众多随葬品的燕侯和卫侯墓分别与规模悬殊的小型墓葬在同一墓地，这与商代族基地相似。但相对来说，墓地中大中型墓较多，小型墓较少，夫妻并穴合葬已经出现，如*伯墓和其夫人刑姬墓(5)、卫侯墓和卫夫人墓等，这是在商代墓葬中是没有见到的。
　　东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大转变时期。周王势力日益衰弱，诸侯国则日益强大。周王朝赖以生存的井田制、宗法制度开始动摇，始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与此相适应的“公墓”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以一个国君为中心的陵园的出现。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秦国雍城陵区的秦公陵园(除一号陵园)，以及战国中晚期的中山王陵、魏王陵、赵王陵等都是一个国君或国君和夫人享用的陵园(6)，这与西周时期燕侯和卫侯分别与族人葬在一起的“公墓”制度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国君权力澎涨，过去只有商王和周王才能拥有的独立墓地，现在国君也可以采用了；另一方面说明宗法制度下以血缘为纽带的族墓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墓”制度遭到破坏，国君已经不和其它贵族一起葬入“公墓”了。
　　秦始皇陵就是在这种一个国君为中心的陵园基础上建造的封建皇帝陵园。
　　秦本是一支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氏族。虽然非子定邑于秦后，农业经济可能已经出现，但直到秦文公三年，仍仅率七百人东猎至汧渭之会，可见在建国初期，游牧和狩猎一直是秦国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文公统治时期，秦人控制了岐以西之地，占领了富饶的西周故地；将素有农业传统的周余民纳入自己阵营，为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秦文公统治的五十年，是秦国“由游牧经济最后完全转入农业经济的关键时期”(7)。也是秦国奴隶制国家建立的重要时期。周余民不但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西周文化，给秦人以极大影响。据《史记·秦本纪》载：文公十三年，“初有史记事”，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后来在秦武公十年，又“初县邽、冀”。秦武公铸造的祭祖之器秦公钟、秦公鎛(8)，纹饰、铭文格式、辞例都和西周晚期铜器相同，先进的西周思想文化已被秦人全面继承。秦国可能就在秦文公统治时期，仿照周人，建立起自己的陵寝制度。
　　二
　　据《史记·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以及其它历史文献的记载；除秦襄公葬地不甚明确外，随着国都的逐渐东徙，秦国国君陵区大致有六，文公、宪公葬于西山陵区；武公、德公、宣公、成公葬于平阳陵区；穆公至出公共十六位国君葬于雍城陵区；献公、孝公葬于栎阳陵区，惠文王、悼武王葬于今咸阳以北陵区；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以及秦始皇葬于芷阳陵区(9)。这六处陵区除西山、平阳和栎阳陵区没有发现，惠文王公陵和悼武王永陵没有钻探外，雍城和芷阳陵区都已进行了详细地钻探和勘查。目前可以说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的秦国君陵墓大部分已经找到了。在东周各诸侯国中，尤以秦国国君陵墓考古材料最为系统和完整。
　　根据雍城陵区、芷阳陵区和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将春秋中期到秦统一的秦国陵寝制度暂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春秋中晚期。属这一阶段的国君陵园只有雍城陵区的一号陵园。陵园内除有已发掘的一号大墓外，还有两座中字形墓和一座甲字开墓，遵循“公墓”制度。陵园形状为不规则的四边形，只有中隍设施，中隍距陵园内墓葬的距离极近，园内空间较小。这一陵园的中隍可能为后来补建。
　　第二阶段，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这一阶段的国君陵园包括雍城陵区除一号陵园外的其它秦公陵园。陵园都是一位国君为中心的独立陵园。陵园多为长方形，形状规整。除有中外隍外，还出现了内隍。墓葬集中的陵园南部，大多数在东墓道建有双耳室和单耳室。这一阶段的陵园还可以分作两类，一类陵园内只有一座中字形墓，即只葬一位国君：另一类陵园内有两座中字形墓，即国君与其夫人东西并穴合葬，国君墓在西，夫人墓在东。前者当早于后者。唯有八、十二和三号陵园比较特殊，《简报》称之为组合型，即共用中隍或陵中套陵(10)。我们认为八号和十二号陵园应该是一座陵园，而十三号陵园则可能是其的陪葬陵园。M21和M37两座中字形墓位于陵园南部，与其它陵园的主墓位置相同，其墓主应是国君和其夫人。居西的M21是国君墓，居东的M37是国君夫人墓，M21和其车马坑分别大于M37和其车马坑。以二号陵园和钻探知道，陵园北部为陪葬墓区。M41为甲字形，规格显然低于中字形主墓，且位置居于M21和M37之北，应该是M21和M37的陪葬墓，但M41的右前方有目字形车马坑M42，并且享有独立陵园，墓主生前身份显然高于其它陪葬墓的死者。《秦本纪》云：“夷公蚤死，不得立。”M41或许就是夷公之墓。M21可能是夷公之父哀公之墓，M37可能是哀公夫人之墓。十三号陵园南壕有一条隍壕从M21和M37之间穿过，与外隍连接，其作用当是为了排泄陵园内的积水。
　　(战国中期的秦公陵园暂缺)。
　　第三阶段，战国晚期。这一阶段目前只发表了芷阳陵区一号陵园的材料。随着秦君称王，原来的中字形诸侯级墓制已经抛弃不用，开始采用亚字形王级墓制。封土墓早已出现(献公、孝公时期已出现)。传统的墓上建筑移至墓侧，成为“寝”。继续沿用挖掘隍壕的作法，但因地制宜，以天然壕沟和人工挖掘壕沟相结合。芷阳陵区一号陵园的两座亚字形大墓的规模在我国陵墓发现史上是空前的。发现者认为，这两座主墓很可能是先后两个同茔的秦王陵(11)。笔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随着国君集权的加强，早在春秋晚期，雍城陵区的秦公陵园已经普遍发展为一位国君和或国君和其夫人享用的独立陵园，战国晚期的秦王陵园不可能在一座陵园内安葬两位国君。这两座亚字形大墓应该是秦王和其夫人并穴合葬。虽然两座大墓南北并列，与雍城陵区东西并列的传统作法不合，但观察陵园内的地形可以发现，陵园西壕有一条自然壕沟延伸入陵园之中，这种南北并列的作法实为自然地势所限。芷阳陵区一号陵园可能是昭襄王和唐太后的陵园。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功业昭著，而孝文王在位仅三天，庄襄王在位也只有三年。相比较而言，从昭襄王在位时间久长，国力之强盛，建造如此规模的陵园似乎可能性更大。
　　第四阶段，秦代，即秦始皇陵园。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皇帝的陵园，秦始皇陵园在秦国陵寝制度的基础上，采纳各诸侯国陵寝的一些作法，陵园规模更加宏大，各种设施更加完备，充分体现了封建皇帝生前权势和威严。原来的双重隍壕已经被双重垣墙取替，封土高耸巍峨，与芷阳陵区一号陵园采用隍壕，主墓封土仅高2—4米形成鲜明的对照。过去国君的权势主要体现在地下陵墓内，而现在皇帝的权势不仅体现在地下，而且清楚地体现在地面上。陵园内有寝殿、“飤官”、“乐府”等。陵园东侧有气势壮观的兵马俑坑以及马厩坑和陪葬墓。并且设有陵邑。秦始皇十五年，设置丽邑。三十五年，又徙三万家丽邑。秦始皇陵园内多次发现刻有“丽邑”陶文的陶器和砖瓦，说明这些遗物都是丽邑制作的。丽邑很可能是秦始皇陵的陵邑，它的设置应该是为陵园工程和修建陵园人员的生活服务的。看来，《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园邑之兴，始于强秦”的说法是有所根据的。
　　三
　　秦国陵寝制度虽然是学习商周陵寝制度形成的，但仍然较多地保持着秦国墓葬制度的一些传统作法。陵寝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国内政治制度的变革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和中原各国相比较、秦国陵寝制度的发展演变也有所不同。
　　1.陵区的选择
　　古人极为重视陵区的选择，《吕氏春秋》云：“故凡葬必于高陵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矣”。东周各国陵区多在都城附近，以便于管理、保护和祭祀。国君陵墓多背山面河，或面对视野开阔的平原，有的建在山颠之上，以显示死者生前的崇高地位。以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图”和国君陵园规整的布局来看，当时都经过预先的规划和设计。
　　《礼记·檀弓下》：“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诸幽之故也”。郑注：“北方，国北也”。《文选·咏怀诗》李善注：“葬于郭北北首，求诸幽之道。”《旧唐书·吕才列传》“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域”。雍城陵区和芷阳陵区分别在雍城和咸阳的南方和东南方，与此不合。雍城南郊是秦国统治者祭天帝的地方。据《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载，秦国国君先后建立的鄜畤、吴阳上畤、下畤、密畤以及汉高祖增设的北畤都在这一带，故此地称为五畤原(12)。作为以天命统治秦国的国君葬于祭祀天帝的场所五畤附近是有深刻政治含义的。芷阳陵区的选择可能是为了借用骊山原有的美名。《水经·渭水注》云：“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冢圹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现在看来，并非始皇“贪其美名”，而是其先祖早已葬在这块“风水宝地”上了，秦始皇只是随其先祖葬在骊山山麓。
　　2.陵园布局和形制
　　芷阳陵区只发表了一号陵园的材料，陵区详细布局还不太了解。仅以雍城陵区来看，秦国似乎没有遵循昭穆制度来安排国君陵墓方位。雍城陵园的十三座陵园以北部居中的一号陵园时代最早，其次是中部的二号、十号、南部的三号和八号、九号、十三号陵园，其它时代较晚者分别位于西、东和东北部。不象西汉帝陵那样东西一字形排列。而是时代较早者由北向南排列，时代较晚者呈扇形布于外围。
　　雍城陵区除一号陵园外，都是一位国君或国君和其夫人拥有的独立陵园。从河北平山中山王陵、邯郸赵王陵和河南辉县魏王陵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原各国这种以一位国君为中心的陵园出现于战国中晚期，而秦国则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经出现了，这和秦国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国家权利掌握在国君手中有一定关系。秦人入主关中之后，虽然吸收了周人思想文化，墓葬遵循周礼制度，但不久就发生了变化。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这种以一位国君为中心的陵园，和战国早期中小型秦墓开始放弃礼器随葬，率先出现囷、牛车等生活实用模型明器是一致的。这表明周礼所规定的丧葬制度在秦国这样一个缺乏宗法制的国家的社会基础是极为薄弱的。
　　合葬的出现始于西周。《札记·檀弓上》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孔疏：“合葬之礼非古昔之法。自周公以来始皇有合葬，至今未改”，从殷墟考古发现来看，商王配偶没有和商王合葬。周公和西周王陵还没有发现，是否有合葬还不清楚。但西周时期的*伯墓和其夫人邢姬墓、卫侯墓和卫夫人墓都是并穴合葬。东周时期，夫妻并穴合葬更为普遍，河北平山中山王陵，河南辉县固围村魏王陵都是国君与其夫人及其它配偶并穴合葬。秦国国君和夫人并穴合葬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如雍城陵区四、九、十一、和八、十二号陵园(八号和十二号实为一座陵园)。这些陵园的南部都有两座中字形墓东西并列，两座中字形墓的东南方分别有一座车马坑，西边的墓和车马坑均大于东边的墓和车马坑，位于西者应该是国君墓葬，位于东者应该是国君夫人墓葬。陵园内只有国君墓葬的雍城陵区二号和三号陵园，国君墓都位于陵园西南部。这种布局被后来的秦始皇陵和西汉帝陵所继承。秦始皇陵墓位于整个陵园的西南角。西汉帝后陵一般帝陵居西，后陵居东，帝陵略大、后陵略小(13)。《尔雅·释宫》：“西南隅谓之奥”。疏：“西南隅为最深隐，故谓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处焉”。《论衡·四讳篇》：“夫西方，长老之地，尊长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杨宽先生在研究秦始皇陵园布局时，认为这种以西为上的作法是沿袭古代礼制的(14)。现在看来，以西为上是秦国陵寝制度的传统作法，西汉承袭了秦人的传统。这种现象和古代礼制有关，同时和秦汉时期以右为上的风俗习惯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秦国国君陵园平面多作东西窄、南北长的竖长方形，有双重隍壕围绕，呈回字形。秦始皇陵园继承了这种传统，只不过将隍壕改为双重垣墙。
　　3.陵园的防御设施和门
　　以隍壕作为陵园的防御设施是秦国国君陵园的显著特点。
　　早在氏族社会时期，人们就已经使用壕沟来保卫自己的居住地不受外来威胁，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居住区周围都发现了护村壕沟(15)。时代相当于夏代的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址(16)、商代晚期国都殷墟宫殿区(17)附近都发现了人工挖成的壕沟。这种壕沟后来逐渐被城墙所代替。
　　墓地挖有壕沟，文献中记载不多，仅《左传·定公元年》云：“秋七月癸已，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沟者，于昭公之墓外为沟，扩大墓域，表示昭公墓与鲁群公之墓同一兆域”。鲁国国君陵园可能也有壕沟围绕。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只有秦国国君采用壕沟作为陵园的防御设施。河北平山中山王陵、邯郸赵王陵、河南辉县魏王陵都采用垣墙。而秦国国君陵园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晚期一直以壕沟这种落后的防御设施围绕，直至秦始皇陵园才仿照中原各国改筑双重垣墙。
　　雍城陵区的秦公陵园一般中隍设南北二门，内隍除设南北二门外，东西墓道伸出内隍之外形成东西二门，共有六门。南边二门和北边两门都是壕沟没有挖通而留下的生土梁门道。秦始皇陵园内城除北墙设二门外，其一面各有一门，外城四面各有一门，共有九门。门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安全和方便出入，同时，设门的多少也反映着死者生前身份等级的高低。依照礼制规定，先秦天子和诸侯宫城设门有等级差别，《礼记·明堂位》郑注：“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鲁有库、难、路，则诸侯三门”。陵园作为宫城的象征，其设门多少也可能有一定的规定。秦始皇陵园比其先祖陵园多置三门，显然是表示皇帝陵园的等级高于前代国君陵园。
　　4.陵墓形制
　　雍城陵区国君墓和夫人墓葬都是中字形，芷阳陵区一号陵园国君墓和夫人墓都是亚字形。秦始皇陵东、北、西三面都已经发现墓道，其中东墓道有三条通道。以商王陵以及卫、燕、中山、赵、魏等国国君陵墓的考古发现来看，亚字形是王享用的墓制，诸侯只能使用中字形墓，春秋和战国早期，秦国国君仍恪守殷周旧制，使用中字形墓葬。战国中晚期秦国国君称王后，与东周天子的君臣关系已经不存在了，于是开始使用原来只有殷周天子才可以享用的亚字形墓葬。秦始皇陵墓应该也是亚字形，虽然目前只发现三条墓道，相信其南面也有墓道存在。其东墓道有三条通道，与国君陵墓相比是一种新创。中原各国国君何时开始使用亚字形墓葬还不清楚。赵王陵周窑村三号陵的陪葬墓周窑一号墓采用中字形墓制(18)，王陵是否采用较之高一级的亚字形墓还需要考古工作来证实。但根据中山王陵和魏王陵的发掘来看，中山和魏国国君虽然称王但仍使用中字形墓制。
　　秦国国君陵墓都为东西向，以东墓道为主墓道，秦始皇陵也是如此。雍城陵区一号大墓虽然没有发现墓主人的骨骼，但墓内164具殉人头向均朝西，推测墓主人的头向也是朝西的。墓葬东西向，死者头向西，乃是秦墓的两个显著特点，迄今发现的从西周中晚期到秦统一的中小型秦墓几乎都是这样。中原地区从商王陵到战国中晚期的各国国君陵墓，大多为南北向，以南墓道为主墓道，死者以头向北为主，中小型墓葬也是如此。秦国陵寝制度虽然受到商周陵寝制度的强烈影响，但墓向和头向一直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传统，是很耐人寻味的。墓向和头向很可能与死者的族属有密切关系，值得我们从民族学角度去进行深入探讨。
　　秦国国君陵墓规模宏大，不但各诸侯国国君陵墓难以望其项背，就是商王陵也逊色的多。雍城陵区一号大墓平面面积为5334平方米，而商王陵中最大的1217号墓平面面积仅有1803.54平方米(19)，约相当于前者的三分之一。芷阳陵区一号陵园的两座亚字形大墓规模更超过了雍城陵区的一号大墓。《秦始皇本纪》描述的秦始皇陵的盛况而今不断得到证实，如地质科学工作者已勘查到始皇陵汞含量很强，说明“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记载是可信的(20)。《秦始皇本纪》“下铜而致椁”一句中的：“铜”，《集解》引徐广曰：“一作锢，锢，铸塞”。雍城陵区一号大墓的椁木多将木节处挖空，然后浇铸入一种以锡为主要成分的合金，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防止木节处过早腐朽，由此来推测，始皇陵所谓“下铜而致椁”可能与这种作法类似。气势宏伟的兵马俑坑、富丽堂皇的铜车马等更直接地证实了始皇陵的豪华程度。林剑鸣先生认为，秦人具有“重功利，轻伦理”的价值观，“功利具有客观性，可以用数量进行比较，因此量的多少与价值评价的高低往往成正比，追求‘大’和‘多’就成为秦人的时尚、审美观的重要标准，也成为秦文化的重要特征”(21)，秦国陵墓以大为荣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反映。
　　5.封土墓的出现
　　《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考古发现的商周墓葬都没有封土，与此相符。历史文献中最早的封土墓出现于春秋晚期孔子合葬其父母于防的时候。考古发现的中原最早封土墓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
　　秦国封土墓出现于何时?过去人们多认为始于秦惠文王葬公陵时。如《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罢昌陵疏》云：“及秦惠文、武、昭、庄襄五王，皆大作丘陇”。时代属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早期的雍城陵区国君陵墓都没有封土。《云梦秦简·法律回答》证明秦献公和秦孝公陵墓设有守“冢”的“甸人”，可见战国中期秦献公时已出现封土墓。秦国封土墓的出现晚于中原地区，当是效仿关东各国而筑。
　　《周礼·春官·冢人》记载冢人负有“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的职责。说明当时贵族封土墓的高低，植树的多少都有等级规定。关中地区发掘的五、六百座中小型秦墓都没有封土，秦国似乎只有国君才能采用封土墓。《礼记·檀弓上》说：孔子见过的封土墓有四种形状，“见封之若堂者也；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芷阳陵区一号陵园两座大墓的封土呈鱼背形，实际就是“斧”形；始皇陵封土呈覆斗形，实际就是“坊”形。
　　6.墓上建筑
　　雍城陵区发现十八座中字形国君墓和国君夫人墓除十七号大墓外，其余十七座大墓都在地面上发现了大量瓦片堆积，说明当时都有墓上建筑存在。三十七号大墓的墓上建筑还进行了试掘。过去人们对《秦本纪》《集解》引《皇览》：“秦穆公塚在橐泉宫祈年观下”的记载有所怀疑。《水经·渭水注》云“子孙无由起宫于祖先之坟陵矣”(22)。现在看来，橐泉宫祈年观很有可能是墓上建筑。
　　这种墓上建筑在安阳小屯妇好墓和大司空村M311、M312等商代墓发掘时都有发现(23)。有学者推测商王陵1001号墓和辛村卫国墓地1号墓可能也有墓上建筑(24)。东周时期墓上建筑更为普遍，中山、赵、魏等国国君陵墓都发现了墓上建筑。秦国墓上建筑是仿效商周旧制而建造的。如果将这种墓上建筑仅仅解释为墓葬的地面标志，显然很难理解中山王陵已有高大的封土堆，且又在封土堆上筑造建筑的事实。
　　对这种墓上建筑的定名、性质和功能等一系列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围绕着汉代学者“古不墓祭”的说法，杨宽先生认为：“古不墓祭”是事实。先秦墓上的建筑只能是陵寝的“寝”，这种“寝”是为了便于死者灵魂用作饮食起居的处所，而不是祭祀的“享堂”。陵墓的祭祀是从东汉明帝举行上陵礼开始的(25)。杨鸿勋先生则认为，古有墓祭。先秦墓上建筑应称作“享堂”。估计始皇陵是在墓上建享堂之后又置寝，大约是按照“前朝后寝”的宫廷布局来规划的。西汉因袭旧制，多在陵墓上建“祠堂”(即享堂)(25)。
　　我们认为：根据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图”把墓上建筑称作“堂”来看，先秦墓上建筑定名为“堂”比较合适。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证明先秦时期存在墓祭，虽然这种墓祭同宗庙祭祀相比规模要小，是一种辅助祭祀。这种“堂”是“寝”的前身也是很明确的。秦国陵墓建“堂”的作法是仿效关东而来的，但其发展演变有所不同。关东封土墓出现之后，原来建在墓室口上的“堂”成为建造在封土堆上的高台建筑。战国晚期的秦国芷阳陵区一号陵园则将原来建在墓上的“堂”移至封土之侧，演变为“寝”，被后来的秦始皇陵和西汉帝陵所继承。汉代学者蔡邕《独断》所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是不确切的。杨鸿勋先生认为秦始皇陵封土之上建有享堂的说法与考古发现不符，秦俑考古队的同志已经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27)。
　　注解：
　　(1)陕西雍城考古队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7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4期。
　　(2)参见光明日报1986年5月连续报道。
　　(3)《论语·为政》。
　　(4)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奴隶殉葬墓》，《考古》1971年5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琉璃河燕国墓地”。郭宝钩《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5)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4期。
　　(6)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河北省文管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6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7)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县文化馆《陕西宝鸡县发现秦公钟、秦公鎛》《文物》1978年11期。
　　(9)拙稿《秦国陵区考述》，待刊。
　　(10)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5期。
　　(11)骊山学会《秦东陵探查初议》，《考古与文物》1987年4期。
　　(12)史念海《河山集》。
　　(13)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
　　(14)杨宽《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3期。
　　(1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6)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2期。
　　(17)安志敏等《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18)河北省文管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6期。
　　(19)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20)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考古》1983年7期。
　　(21)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形成》，《历史研究》1987年3期。
　　(22)转引自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2期。马得志《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24)王世民《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冢墓》《考古》1981年5期。
　　(25)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6)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1期：《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年4期，《<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要点的重申——答杨宽先生》，《考古》1983年8期。
　　(27)秦零《关于始皇陵封土建筑问题》，《考古》1983年10期。
　　(原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