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1980年底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发掘出土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车、马、俑按照二分之一的比例逼真地模拟真车、真马、真人制作，车舆结构复杂，系驾鞁具完整，关系清楚，制造工艺精湛，为研究我国古代的乘舆制度、车舆结构和车的系驾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铜马车是继秦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1983年10月1日，两乘车中的二号铜车马修复完整后公开展出；四年半以后，一号铜车马的修复工作结束，于1988年5月1日与二号铜车马组合陈列。由于二号铜车马展出较早，且先期公布了详细的清理研究报告和修复报告，(1)关于该车的科研工作便领先一步，发表了许多有关的研究文章。一号铜车马虽然已公开展出6年余，但因缺乏详实的考古资料，故学界对其的考证研究就相对落后。本文试图依据已经公布的《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清理简报》(2)和秦俑博物馆编印的《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3)图录，结合陈列的一号铜车马实物，对秦陵一号铜车马作一些粗浅的探讨。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指教。
　　一 车制问题
　　秦陵一号铜车马是一辆立乘驷车。车前驾四匹马、单辕、双轮、横长方形舆，舆上建高柄伞盖，伞下站立一高级御官俑，车上还装备有弩、矢箙、盾等兵器，该车的系驾关系与二号铜车马基本相同，但车舆结构及形制与二号车迥异。根据铜车马的出土位置、形制及装饰的豪华，研究者认为铜车马是依照秦始皇乘舆车队中车子制作的，供秦始皇灵魂乘坐，具体而言，可能是乘舆法驾中的五时副车之安车和立车。二号铜车车舆宽大，进深长，车盖低矮，四周屏蔽，可坐可卧，当为安车。一号铜车舆短盖高，御手站立驱车，应是立车。
　　关于秦代的乘舆制度，历史文献只有零星的记载，我们今天无法了解其全貌。《后汉书·舆服志》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揽其舆服，上选以供御，其次以赐百官”。蔡邕《独断》卷下载：“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也，法驾半之”。说明皇帝乘舆车队中属车众多。而具体到车舆的名称，崔豹《古今注》曰：“金根车，秦制也。秦并天下，阅三代之舆服，谓殷得瑞山车，一曰金根车，故因作金根之车，秦乃增饰而乘御焉，汉因而不改”。《独断》曰：“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一，皆驾四马，是谓五时副车。俗人名之曰五帝车，非也。又有戎立车以征伐；三盖车名耕根车，一名芝车，亲耕田乘之；又有蹋猪车，田猎乘之”。应劭《汉官仪》及《后汉书·舆服志》等，也记载秦朝皇帝法驾中有金根车、五色安车、五色立车、耕车、戎车、猎车等。
　　在上述已知的车中，金根车驾六马，五色安车为坐乘，其余五色立车、耕车、戎车、猎车皆是立乘车。但耕车有三盖，且车上装备有“耒耜之箙”，(4)与一号铜车形制不同。五色立车、戎车、猎车的装饰和形制相近，驾马的匹数相同，皆与一号铜车马近似。《后汉书·舆服志》载：“五时车，安、立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白马者，朱其鬃尾为鬃云。所御驾六，馀皆驾四，后从为副车。”秦陵一号铜车马，马为白色，车上彩绘也以白色为主，且与有共同特征的安车为一组。两乘车又面向西排列，而西方色为白。这些性征均可作为一号铜车是五色立车的佐证。所以，认为秦陵二号铜车是五时副车中的安车，一号铜车是五时副车中的立车是有道理的。
　　在陈列、讲解和宣传中，我们可以说秦陵一号铜车马是秦始皇乘舆五时副车中的立车，也可以说一号铜车马的形制属于古代的立车，但不应简单地说一号铜车马叫作立车或高车。《后汉书·舆服志》注引蔡邕曰：“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晋书·舆服志》亦曰，“坐乘者谓之安车，倚乘者谓之立车，亦谓之高车”。《释名·释车》曰：“高车，其盖高，立乘载之车”。从这些文献中可看出，立车或高车是对立乘车的泛称，是相对坐乘车而言的，不是某种特定的具体名称。而秦陵一号铜车尽管是一辆立乘车，但它作为秦始皇乘舆车队中的车子，在这种特定属性下，必然有其特定的称谓。大体翻阅一下历史文献就会发现，在秦汉时期皇帝舆乘车队中的立车是非常多的，车的形制和装饰也很类似，但它们却因用途不同而各有其名，如耕车、戎车、猎车、武刚车、大使车、轻车、从导车、斧车等等。简单地说一号铜车叫立车或高车，很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会让人们错误的认为一号铜车在秦始皇乘舆车队中名字就叫立车。
　　在探讨古代车制问题中引用历史文献时，还应注意鉴别、筛选，并加以综合。古人的有些诠释往往只谈问题的一个面，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加分析的利用，就会得出矛盾或错误的结论。例如：有人根据一号铜车车箱短小，又驾四马这两点，依据《论语·为政》集解引包咸所说的；“小车，驷马车”，便认为一号铜车可以称为小车。又根据一号铜车的车箱敞露无屏蔽这一点，结合《释名·释车》中的“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之说，便认为它又可以称为轺车。(5)按照这种定名方式，秦俑坑中出土的战车及考古发现的大量马车就都可以称作小车或轺车了。简单随便地引用古文献中的几个字，去对古代车子进行分类和定名，车制研究必将走向歧途。
　　有的文章根据一号铜车的形状与汉代画像石中的轺车相似及汉代常见轺车与安车组合等理由，认为秦陵一号铜车是一乘轺车。(6)然而，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均证明轺车是汉代才出现的，汉代画像中的轺车虽说在外形上与一号铜车相似，但所见者都是坐乘车，而且车轼低于车輢，伞盖也明显低矮，仅仅高出坐乘者头顶，与立乘的一号铜车不同。持一号铜车是轺车观点者也注意到了“高车同轺车的区别仅在于盖的高矮”，但却没有注意到正是这一区别决定了高车与轺车在乘车方式上的根本不同。《汉书·儒林传》载：武帝“使使束帛加壁，安车以薄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先生坐安车，弟子乘轺车，这种表现主从关系的画面在汉代画像石中多有出现，除安车与轺车组合外，在汉画像石中还可见到辎车、軿车与轺车组合的现象。安车、辎车、軿车都是有屏蔽的坐乘车，与轺车的四面敞露形成对照。所以，本文认为古人所说的“轺车为四向远望之车”是相对有屏蔽的坐乘车而言的，指的是有盖而四周无屏蔽的那种坐乘车，而不是说四面敞露无屏蔽的车都属于轺车，因此，秦陵一号铜车是立乘车，不属于轺车。
　　当然，轺车与立车、特别是秦陵一号铜车在外形上的相似，肯定是有其内在关系的。《汉书·平帝纪》；“立轺并马”，服虔注曰：“轺，音遥，立乘小车也”。《晋书·舆服志》云：“轺车，古时之军车也。一马曰轺，二马曰轺传”。二者都认为轺车为立车属。但轺车一名实出现于汉代，且所见者都是坐乘。古人将轺车与立车、军车混为一谈，似乎透露出轺车可能是从有盖的立车发展演变而来的。汉代画像石中的轺车与秦陵一号铜车惊人的相似正是这种关系的有力证明。作为站乘的立车在成为比较普及的交通工具以后，为了避免长途立乘容易造成的困顿，乘车方式很自然地便由立乘演变为坐乘了。乘车方式发生了改变，车的部分结构也相应作了改动。车轼降低，车盖变矮，以适应坐乘的需要。由秦以前的有盖立车发展演变为汉代及以后的坐乘轺车，这大概就是有盖立车与轺车相像及古人将立车、轺车相混的最合理解释。
　　二 车舆结构
　　秦陵一号铜车车舆的形制与二号铜车区别很大，它与秦俑坑中出土的战车的车舆近似。由于它形似战车，且大部分结构外露，因此在车舆结构研究中所提供的资料就更具有价值。
　　一号铜车车舆为横长方形，舆底宽74，进深48.5厘米，按照铜车马与所模拟的真车之比为1比2计算，其舆底宽和进深当为148和97厘米，车舆大小与秦俑坑所出土的战车车舆相近，(7)与《考工记》的记载也基本相同。孙机先生说一号铜车“车箱短小”，“可以称为小车”，(8)可能是没有考虑到铜车比例缩小的缘故。一号铜车轮径66.4厘米，放大一倍后，也与秦俑坑中战车的轮径基本相同。《考工记》载车轮径“六尺六寸”，约合今150厘米余。秦车轮径普遍小于这个数字，应是车的结构发展变化的结果。
　　一号铜车的轮毂近似纺锤形，长24，轵端外径4.2、内径2.l厘米，贤端外径8.2、内径4.1厘米，最大径(纳幅处)9.6厘米。毂的中部穿径较大，而车轴持毂部分自内向外越来越细，渐次收杀，车轴穿入车毂后，只是在毂穿两端相持接，毂穿的中部与车轴不接触。这种现象在古文献中没有记载，在考古资料中也是首次发现。毂与轴在穿的两端持接，既能够充分利用毂的长度，使应力分解，确保长毂所具有的坚固性和稳定性，避免车轮偏倚歪斜，又可以减少毂穿与车轴的磨擦力，使车行比较轻捷。毂穿贤端大轵端小，与自内向外渐次收杀的车轴套合后，又能够防止车轮内侵。《周礼·考工记·轮人》阮元注曰：“大穿围大，小穿围小，盖幅内之轴任重，故不可杀，使其穿大而毂弱；幅外之轴任轻，可以使其穿小而毂强，且杀轴亦所以限毂，使不致内侵也”。从车毂和车轴的这些细微之处，足可看出古人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
　　历史文献中经常提到车毂内的金属穿问题。金属车穿古称“釭”，《说文·金部》云：“釭，车毂中铁也”，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也常有铜质或铁质的釭出土。釭的形状为玉琮形，内孔圆，外周八棱状。《说文·玉部》云：“琮，似车釭”。在车毂内安装金属的车釭以增加穿的耐磨强度。《周礼·考工记·轮人》疏云：车釭与琮相似，“则当内圆而外为八觚形。盖釭内空，与轴相函，故必圜以利转；外边则嵌入毂中，故为觚棱，使金木相持而固，不复摇动也”。由于秦陵铜车的车毂为铜质，加之车釭在模拟时又不好表现，故不知是否存在车釭。
　　铜车车毂的外表铸有数道弦纹和宽带纹，并彩绘有锯齿状的图案花纹。《考工记·轮人》载：“容毂必直，陈篆必正，施胶必厚，施筋必数，帱必负干”。郑司农云：“篆，毂约也。帱负干者，革毂相应，无赢不足”。《周礼·巾车》载；“孤乘夏篆”，注云：“夏篆五采画毂约”。《广雅》云：“毂篆谓之軝”。《诗经·小雅·采芑》“约軝错衡”，毛传曰：“軝，长毂之辄也，朱而约之。”戴震认为：“以革帱毂谓之軝”。关于篆和帱的具体情况，王宗涑和郑珍讲得比较清楚。王宗涑说：“篆刻毂木为垠鄂，篆起如竹有节约然。小车不皆有篆，孤以上车乃有之。篆致饰一，所以辨威也”。郑珍说：“约毂与帱革是两事，帱革者，除置幅处，通鞔之，所以固毂，因以为饰，凡小车皆然，无贵贱之别，篆者谓毂约。毂约谓之篆，钟带亦谓之篆，皆指其围绕一周者，其制于毂干刻之，令起圻堮一周，刻此处微容，即彼处起圻堮，其圻塄处即是篆也，当不止一处。刻讫，其状盖如竹形；然后浑体厚播以胶，密被以筋，又播胶一层，乃以革鞔之，令革与容处、圻堮处，皆紧相贴切，则瑑起者亦随革缘起，容突分明；然后通丸漆之，待干磨平，乃就瑑起上周画五采。其外通朱漆之，此篆之制也。以其周绕束毂约，故曰约”。郑珍还认为帱毂即谓之軝。根据铜车车毂上的弦纹和带纹，结合历史文献，秦陵铜车的车毂应是篆毂和帱毂的结合体，亦可称作軝。篆和绘采是车舆等级的标志之一，且仅见于天子的乘舆，因此，秦陵铜车车毂上的装饰亦可作为此车是秦始皇乘舆的证据之一。
　　一号铜车舆底的结构与二号铜车相同。舆底周围是四轸，在四轸之间为三根前后向的纵桄和六根左右向的横桄交错构成的底架。纵桄和横桄的两端均与四轸相接，相互交错的交叉处还用皮条扎结。四轸与底架构成了一个坚固的舆底框架。在四轸之间底架上是象征用革带编织成的舆底。从舆底的背面能够看到表示革带编织情况的菱格状纹路，但从正面看到的却是布满类似粗绳纹的平面，说明在革带编织的舆底之上还铺有一层麻布类的垫子。在二号铜车上曾发现有编织状的厚垫和厚厚的绣花软垫作为舆底衬垫的情况，研究者认为当是古文献中所谓的车茵。于一号铜车上见到的这种较薄的麻布类衬垫物应是另一种车茵。一、二号铜车车茵的不同应视为立乘车与坐乘车之间的区别。秦陵铜车完整、形象的表现出了古代车舆的舆底结构，澄清了人们长期以来在舆底结构方面的模糊认识。
　　一号铜车车舆的舆底以上部分，即两輢、前軨、前*(左车右凡)和轼，与秦俑坑中出土的战车有类似之处，它们虽然是用青铜铸造，但逼真地模拟真车的本来结构和质地，加之保存完整，为我们研究车舆的形制和结构提供了形象而又具体的资料。
　　古代车舆的各部位及各部件均有名称。车舆的两旁称輢，《说文·车部》云：“輢，车旁也”。舆前箱称*(左车右凡)，《周礼》曰：“立当前*(左车右凡)”。《说文·车部》注轨曰：“*(左车右凡)谓车轼前也”。《秦风》阴靷鋈续，传曰：阴，揜*(左车右凡)也。戴先生云：车旁曰輢，式前日*(左车右凡)，皆揜舆版也。*(左车右凡)以揜式前，故汉人亦呼揜曰*(左车右凡)”。《周礼·考工记，辀人》曰：“*(左车右凡)前十尺”，亦可证之。《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清理简报》(以下简称《简报》)将车箱三面通称“栏板”，甚误。一号铜车的车輢和*(左车右凡)结构外露，表现清楚，察其模拟的实物，根本不是板材，而是由粗细不同的横材和竖材交织构成的棂格状围栏和质地较薄的屏蔽物组成。这种棂格状的围栏应称之为軨、棂或阑。《楚辞·九辨》：倚结軨兮长大息，涕潺谖兮下沾轼”。戴震云：“车阑谓之軨。《曲礼》‘仆展軨效驾’，《释文》‘軨，旧云车阑也”’。郑珍云：“轵*(左车右对)凡两端，皆为偏荀，各纵横相贯如窗棂然，故谓之棂”。构成车軨的竖材和横材称作轵和*(左车右对)。《周礼·考工记·舆人》曰：“参分较围，去一为轵围，参分轵围，去一以为*(左车右对)围”。郑玄注：“轵，輢之植者衡者也。*(左车右对)，式之植者衡也”。戴震曰：“輢内之軨谓之轵，轵之言*也，大小枝交结也”。郑用牧曰：“轵在较下，*(左车右对)在式下，长短不同，故*(左车右对)小于轵”。从以上文献可知轼下之軨所用之材称*(左车右对)，两輢之軨所用之材称轵。然古人对于轵*(左车右对)的解释也有意见不同或互相矛盾者，如《考工记》注引郑司农曰：“*(左车右对)读如系缀之缀，谓车舆軨立者也。立者为*(左车右对)，横者为轵”。《说文·车部》则称；“*(左车右对)，车横軨也”。考察一号铜车车舆，车軨的横材都非常细小，排列密集，又整根绕车舆一周编结，其质地当不是木质材料，应属于竹条类材质。而《考工记》中所言的轵、*(左车右对)等部件之用材均是指木质材料，故一号铜车的车軨中当没有横向的轵*(左车右对)和。这种无横轵和横*(左车右对)的车軨在以往的考古中也曾见到过，如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墓(9)及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10)出土的木车都属于这类情况。有实物资料作借鉴，我们再回过头去分析文献资料，可能会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考工记》在说到轵和*(左车右对)时，只说“参分较围，去一以为轵围；参分轵围，去一以为*(左车右对)围”，表明轵和*(左车右对)的用材均分别为同一种型号，即所有轵是一样粗细，所有*(左车右对)是一样粗细，若按古人注释所说的轵是輢軨的直材横材，*(左车右对)是轼前车軨的直材横材，那么，相同粗细的材料如何去穿卯固定呢?由此可见，古人对经文的诠释是错误的。所以，笔者认为《考工记》所说的轵和*(左车右对)仅是指车軨的直材，古人注释中的车軨横轵横*(左车右对)在先秦的古车上根本不存在。
　　一号铜车前的正面有五根较粗的竖材，前*(左车右凡)的侧面轼前各有一根较粗的竖材，这七根粗材高低、粗细相同，外观上看呈三棱状，应是所谓*(左车右对)，其材质原来当是木料。车的左右輢(轼后)各有四根竖直的粗材，其中三根粗细相同，靠近车尾的一根更粗一些。輢材的形状亦呈三棱状，两輢共八根，应是所谓的轵，其材质也应属木料。前*(左车右凡)和两輢共15根竖材组成整个车棂的骨骼，共同支撑起车箱箱体。在竖状的轵或*(左车右对)之间，还间隔排列着两根为一组的细材，这些细材的形状和粗细与车軨的横材相同，其原来也应是竹条类材质。竖立的竹条在构成上并不与横向的竹条缠扎，仅是作为一种垫衬存在。使用竖状竹条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使车轮的棂格更小密一些。
　　在一号铜车中，与竖轵竖*(左车右对)交织构成车軨的横材是十余根竹条。这些竹条整根整根地通绕前*(左车右凡)和两骑作上下分布，近轸处排列密集，向上为一单一双间隔布局。竹条与竖轵竖*(左车右对)的十字交叉处用革条缚扎。十余根环绕前*(左车右凡)和两輢的竹条将整个车軨织结成一个完整、坚固的统一体。
　　秦陵一号铜车的结軨结构轻巧而又坚固，正如郑珍在注《考工记》中所说的：“此可见车箱的三面止是棂，无所谓版也。輢式所以止作棂者，舆可以轻则轻，棂之视版轻数倍，格格纵横交结，其视版之坚亦数倍，古人盖计之精矣”。
　　一号铜车车轼以下可以统称作前*(左车右凡)。前*(左车右凡)的下半部分为车軨结构。前*(左车右凡)的车軨较矮，约低于车輢10厘米余，正面平直，两侧后折至车轼，其形状为抹角的“冂”字形。前棂的轵，下插于轸，上接于一根揉成“冂”形的横桄上，这根横桄用材较粗，它不但是前棂的支架，上面还安装着承弩器(原称承弓器)，是车舆前轨的关键部件。据研究，承弩器不只是作为安放车弩的部件，在射者开弩时，它更是支撑弩弓的受力点。由此可见，在*(左车右凡)前的这根横桄一定要非常坚固结实，否则难以胜任。
　　车前*(左车右凡)的横桄以上至与车輢平齐这一部分呈斜坡状，其结构与车棂不同，值得研究。从外观上看，上层是用薄片状宽带构架起一个倒“目”字形框架，框架的上边与车轼的衣蔽连接，下边固定在前*(左车右凡)的横桄上，框架下层用带有柔软质感的白色薄形材料屏蔽。框架条带和屏蔽物的表面均彩绘着花纹，二者的花纹不同。《释名·释车》云：“阴，荫也，横侧车前，所以荫笭也”。《诗经·秦风·小戎》郑笺云：“荫，揜*(左车右凡)，在轼前，垂辀上”。说明轼前*(左车右凡)上称阴，并有荫笭之结构。关于等，《释名·释车》曰：“笭，横在车前，织竹作之，孔笭笭也”。但是古代荫等并不是暴露在外的，而是多采用覆笭，且一般是用狗皮或兽皮覆在笭外。《周礼·巾车》郑司农注云：“犬*，以犬皮为覆笭”。《玉藻》：“君羔幦虎*(左牛右直)，鹿幦豹*(左牛右直)”。注曰：“幦，覆笭也。*(左牛右直)，谓缘也”。根据文献资料，分析一号铜车*(左车右凡)上轼下这一部分的情况，虽说看不到竹结的笭，但似乎能识别出它的本来面目应是用皮质的材料作为覆蔽，并在皮质材料的表面涂漆再施加彩绘。用质地较硬的皮质宽带做成的“目”字形框架取代了竹笭，其结构更加简单，却又结实耐用。
　　左右两骑的车轵下插于车轸，上部当各有一根与轸平行的横材作连接固定，这根横材应称作车较。由于一号铜车輢上有向外反出的平板，故本应存在的车较无法表现出来。《周礼·考工记·舆人》曰：“以其隧之半为之较崇。……参分轼围，去一以为较围；参分较围，去一以为轵围”。因知较为车舆中的木桄也，然古人的注释却将较复杂化了。《考工记》注曰：“较，两骑上出式者”。贾疏云：“较谓车舆两箱，今人谓之平鬲也。言两輢，谓车箱两旁竖之者。二者既别，而云较两輢上出式者，以其较之两头皆置于輢上，二木相附，故据两较出式而言之”。其实问题很简单，车较就是车左右棂顶端用以固定车棂竖材的桄木，它同车棂一起构成了车之两輢。一号铜车虽看不到较木，但在两輢之上却各有一块向外平折反出的长方形薄板，该部件应称作重较，或辄、*、轓、车耳等。《释名·释车》曰：“重较，其较重，卿所乘也”。阮元云：“《说文》曰：‘辄，车两輢也。从车耴声’。又曰：‘耴，耳下垂也，象形’。又曰：‘*，车耳反出也’，车耳反出乎轮之上，象耳之耴，故谓之辄。以其反出，又谓之*。至其直立轸上，上曲如两角之木，则谓之重较”。《古今注》曰：“车耳，古重较也。在车藩上，重起如牛角”。*又作轓。《汉书·景帝纪》云：“长史二千石车，朱两轓”。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轓，车耳反出，所以为之藩屏，翳尘泥也”。一号铜车之车较与古文献中所谓的重较或轓基本相符，但又不完全一致。古文献中多处提到重较的车耳反出如牛角状，或称如两角之木。但一号铜车的重较则是在两輢的上部又安装两件折角形的构件，构件的一个面仅贴车輢固定，成为车輢上半部分的箱体，另一个面在车輢的顶端向外平折伸出，成为车耳。车耳及向下回折部分均呈长方形板状，其前端长出轼前约2厘米，后端长出车輢约9厘米。贴在车輢上的立面宽约7.5厘米，四周铸出宽带形镶边，镶边上饰以几何纹图案，中心部分绘以相互勾连的云纹图案。车耳宽约15厘米，四周亦铸出带状镶边，上表面原来也彩绘花纹，现在已模糊不清。车耳的下面等距离的伸出三根支架以支撑车耳。由于车輢外侧有角形件的下折立面遮盖，车輢内侧又有衣蔽包饰，故无法看到车耳与车輢的装配关系。
　　车上设重较是车舆等级的标志，并非任何人的车舆都能随便为之的。《释名·释车》云：“重较，其较重，卿所乘也”。《诗经·卫风·淇奥》：“猗重较兮”，毛传云：“重较，卿士之车”。重较车耳的装饰和用材也依照乘车者的身份而不相同。汉代帝王之车的车耳常以金为饰并绘龙文图案。《西京赋》云：“戴翠帽，倚金较”。《后汉书·舆服志》曰：“乘舆金薄缪龙为舆倚较”。皇室成员及公侯、卿士之车的车耳各有区别。《后汉书·舆服志》载：皇太子、皇子之车，“画轓文辀”；公侯之车，“倚鹿较，伏熊轼”；二千石官员之车，“朱两轓”。轓即车耳。《史记·礼书》：“寝兕持虎”，《索隐》曰：“持虎者，以猛虎皮文饰倚较及伏轼”。观察秦陵一号铜车之车耳，上面并无金银等装饰，其花纹也非龙纹，说明秦代较饰与汉制不同。尽管我们现在看到的车较是铜铸的，但秦代的工匠在制作这一部件时，力图通过逼真的写实手法表现出它的原本材质。车耳很薄，整体部件由一块完整的材料折成棱角很硬的“角钢”形，四周用软材料包边，包边及中部露出的薄胎表面彩绘不同的纹饰。上面这些特征均表明车耳肯定不是金属或木质材料做成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包边和折角等现象。结合历史文献中有兽皮饰较及考古发现的革胎漆器实物进行分析，一号铜车的车耳原本很可能是皮革一类材质，其做法是用比较厚硬的皮革作为车耳板胎，再以薄软的兽皮包边为饰，然后表面髹漆并彩绘花纹。
　　在铜车两耳的下面各伸出三根扁圆体的扶撑支撑车耳。这种扶撑在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随葬坑出土的木车上曾见到过。该木车的车箱与一号铜车十分相似，輢上的车耳则基本相同。发掘报告称：“左右舆板之上有外翻的车耳，上面饰云纹，长80、宽19、厚0.5厘米。耳内横置三条长19、宽1.5、厚1厘米的木条加固车耳”(11)。报告没说车耳是何种材质，但从其厚度仅0.5厘米并已完全腐朽之情况看，说明绝非木质或金属材质，所用材料很可能是皮革类。此情况可与一号铜车的车耳相互印证。木车车耳内横置三根木条，木条与车耳宽相等。一号铜车耳下的三根扶撑与之相合，可证铜车车耳的扶撑原物也应是木质的。《说文·车部》：“*，车輢上曲铜钩也”。段玉裁注曰：“曲钩，言勾中钩也，亦谓之车耳”。《周礼正义》孙诒让云：“凡輢较轵皆木材，惟重较为金材。《说文》所释者，重较也。凡重耳所附之輢轵，无论重与不重，并是直对。其勾曲而反出者，唯铜*耳”。其它文献亦有载车耳有铜材或铜饰者。然依其一号铜车和山东齐王墓木车，并查找其它考古所见的古代车舆，并未发现车耳上有铜材者，古文献记载及古人的诠释当存疑矣。
　　在一号铜车两辅的最后端即左右轸与后轸的角上各有一根方体的立柱，该立柱用材较粗。作为角柱，它起着连接两侧輢軨和舆后门两旁的后軨之关键作用，它既辅助輢轵支撑车较，又是舆后軨的依托。车舆后部留门，门的上部几乎与车舆同宽，门的下半部分两侧各有一片面积很小的直角三角形軨，后軨与輢軨相连，并固定在角柱上。值得注意的是两片后軨靠门一侧各有根弯曲如钩的斜向圆棍构件，该构件下插于后轸，上接于角柱的中部，起着固定角柱，防止其内倒或外侈的作用。在秦兵马俑二号坑的试掘中，曾在战车车箱的两侧后角处发现有钩形的铜角柱。《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说：“T1、T2(一过洞)试掘方出土的两辆战车的箱后两侧角各发现钩形铜角柱一根，T2一过洞战车箱后北侧的钩形铜柱旁另有木柱残迹，从铜柱上存留的遗迹看，两柱原用皮条扎捆”。又说：“钩形铜柱，五件，T1、T2出土。位置都在战车后轸木的左右两端。如T2一辆车的后轸木左端上插有一根铜柱，证明它为战车的角柱。柱高56.5厘米，圆形，径1.5—2厘米，整个形状似钩形”(12)。一号铜车车舆两角的这两根钩形构件在形状、位置和结构上均与二号兵马俑坑简报所描述的钩形铜柱相同，所以，本文认为一号铜车舆后的钩形构件的原本材质应是铜材。用铜钩来加固舆后的角柱，可以确保两輢的牢固性，使其在重压下不致内敛或外侈。据此，我们可以说，在车舆后做出两片三角形车軨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出于留门的需要，而是为了隐蔽后角处的两根铜质钩形加固柱。
　　另外，车舆后角处钩形铜柱的发现，还解决了《说文》中所说的：“*，车輢上曲铜钩也”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说文》称輢上曲铜钩，而注家却诠释为车耳、重较金饰、金较等，并将其与车舆等级联系在一起。其实《说文》只是说曲铜钩是车輢上的部件。而一号铜车和秦俑二号坑战车上的铜钩正是作为车輢的加固件存在的，两者完全吻合，故可知《说文》所言的“曲铜钩”当是指车輢后部的钩形铜柱。考古实物与历史文献相印证，足以说明古人的诠释甚误也。
　　在铜车车舆两后角的内侧还各有一根直径为2厘米的圆柱形角柱，柱通高35.2厘米，柱顶套一件银质弦纹盖帽，银质盖帽部分高出车较而呈把手状。就其结构而言，角柱暴露在輢外，并不作为车輢的支柱，其用途值得研究。这种在舆后角树立装有金属帽饰的角柱的做法还见于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随葬坑出土的木车上，(13)沂南画像石上的一辆轺车的车輢尾部也见有带帽饰的小柱。尽管缺乏文献资料，但笔者认为，车輢后角的这两根高出较上的带帽圆柱应是供乘者上车的把手柱。象一号铜车这样的车子，车舆比较高，两輢之上又有平滑的车耳。乘者登车除一手援绥外，另一只手当备有把持之处，舆后角的帽饰圆柱应是出于这种作用而设立的。否则在舆后角专设两圆柱，既不支撑车輢，又高出较上，还要安上漂亮的装饰，要它何用?
　　尽管一号铜车从外部能够看到车軨结构，但它并不象战车那样如窗棂敞露，而是在车軨内侧又有一层屏蔽物封堵。屏蔽物看上去不象是木板类材质。从车舆外部可以看到车箱三面即前*(左车右凡)和两輢的屏蔽物为通连的整片，两輢较高；前轨部凹下，转角部为抹角弧形。如果将其展形成平面，其形状则如一巨大的“凹”字。整张屏蔽的四周环饰很宽的镶边，中部绘相互勾连的菱格纹图案。给人的感觉是其材质较薄，又能自如弯折。从车箱内部看，前*(左车右凡)部分缺乏刻意的表现，仅能看到底部的宽镶边。两輢则在整张屏蔽物的表面又覆了一层衣蔽，覆上去的第二层衣蔽很薄，每侧车輢自成一块，每块衣蔽的四周亦环饰镶边，镶边上绘几何花纹，中间涂成白色，在白底上再彩绘纹饰。
　　在以往考古所见的古代车舆中，先秦大多为立乘车，而且没有发现车軨屏蔽者。目前考古所见的立车屏蔽者最早为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地出土的一辆木车，(14)时代大约是战国末期。该车的屏蔽是先用竹蔑编结成的网格固定的车*(左车右凡)车輢上，“里面衬以朱红色平纹绢帛，并用1.2厘米宽的皮条纵横加固”。考古所见的汉代有屏蔽的车较多，但却多为坐乘。以淄博齐王墓随葬坑出土的一辆形制与一号铜车相似的轺车(坐乘)为例，该车没有车軨结构，“四周轸木上竖置箱板，厚5厘米，其中间用藤条编织的方格网做骨架，内外两侧涂腻子做胎。腻子用类似谷糠、骨未和白灰状的物质做成，表附麻布，髹黑褐色漆，用红、白、绿、蓝四种颜料间绘菱形网带纹和卷云纹”。
　　历史文献中关于车舆屏蔽的记载较多，但大都抽象而不具体。《周礼·巾车》云：“王之丧车五乘：木车，蒲蔽，犬*、尾橐；素车，棼蔽，犬*，素饰；薻车，薻蔽，鹿浅*，革饰；萑车，蔽，然*，髹饰；漆车，藩蔽，*豻，雀饰”。蒲，是一种水草，可编织作席；棼，通薠，谓薠麻也；薻，水草，苍色，以苍缯为蔽也；萑，细苇席也，以苇席屏蔽，并漆之成藩；藩，竹席漆之为藩。《周礼》所载仅王之丧车就有蒲、薠、薻、萑、藩等数种蔽材，足以说明古代车舆屏蔽材质之众。屏蔽之后，还要用兽皮为覆笭。上文所言的犬、鹿、然、豻等均是兽类，其意皆指这些兽类的皮革。*，通*、幦、幂、*等，盖谓覆軨也。又《诗经·齐风·载驱》曰“簟茀朱*(左革右郭)”，毛传云：“簟，方文席也。车之蔽曰弗”。《诗经·大雅·韩奕》郑笺云：“簟茀，漆簟以为车敝，今之藩也”。《说文·竹部》“笭，车笭也，篚，车苓也”。郑珍认为：“车箱外三面皆有阑，其阑中名曰笭，又名篚，又名笼。以扃下或用竹蔽之，小孔玲珑故曰笭，又曰笼。以其以匡篚可盛物，故曰篚”。
　　根据一号铜车车軨屏蔽物的情况，结合考古所见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分析，其屏蔽物的原本结构很可能是：先用编织较密的竹席作为车*(左车右凡)和车輢的初步藩蔽，是为车笭。车笭的外表拟或覆有一层织物，在织物的表面涂漆并彩绘菱形的勾连网纹；也可能是直接在竹席上髹漆，然后彩绘。车笭四周在织物之外加施镶边，镶边的材质可能为皮革，亦可能是质地厚实的锦类织物。镶边的边缘与车轸木及*(左车右凡)、輢的横木及较木固定。在两骑内侧所加覆的第二层衣蔽的材质则很可能是皮革质地，取意当与《周礼》所言的以兽皮覆笭及《后汉书·舆服志》所说的“倚鹿较”相似，当然也不排除其材质有可能是织锦类。但不管其材质是什么，这种在两輢内加覆第二层衣蔽的作法，目的是增加车舆的豪华程度以显示车舆等级的高贵。
　　一号铜车所表现出的这种屏蔽结构与历史文献基本吻合。与之类似的车軨屏蔽在以往的考古中虽曾发现过，但相比之下，一号铜车车軨的屏蔽则显得更加结构合理，更加豪华高贵。用轻材质作为车舆的屏蔽是古人积多年造车经验的结晶，它不仅能起到挡风蔽尘的功用，又可以减轻车舆自身的重量，使车行驶起来更轻便快捷。
　　一号铜车车舆前部有一横向隆起者，高出较上，此物应是车轼。《释名·释车》曰：“轼，式也，所以式敬也”，《说文·车部》曰：“轼，车前也”。《史记·淮阴侯传》注引韦昭曰：“轼，今小车中隆起者”。轼在舆前，为乘者扶持的一个部件，这一点已无疑问。《周礼·考工记·舆人》云：“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以其广之半为之式崇”。车舆的进深称隧，宽称广，《考工记》的这两句话讲的是轼在舆中的位置和高度。一号铜车舆深48.5厘米，车轼距前轸约16厘米；舆宽74厘米，轼距舆底高约37厘米，轼在舆中的位置和高度均与《考工记》所言相合，《考工记》称“以揉其式”，知轼应是一木揉曲而成。观察一号铜车上的车轼，外覆衣蔽，形如屋脊状，轼的两端为抹角形，衣蔽下面为空腔。透过外层的衣蔽，似乎能够看到内部有一根弯作“ ”形的曲梁作支撑。在屋脊状车轼的近顶部中央，前面安装有系辔的鸟爪形軜环，后面安装着供乘者攀援的车绥，这是两个需要承受很大拉力的部件。这两个部件均安装在车轼的近顶部，足以证明衣蔽之下曲梁的存在。因此，笔者认为，在剥去外层的衣蔽之后，一号铜车的车轼就是《考工记》中所说的“揉式”。
　　尽管《考工记》中关于车轼问题说得比较清楚，但长期以来人们并不理解其意，各种看法相互矛盾，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舆上有上下两根横木，上为较，下为轼(16)；有人认为“式木不止横在车前，有曲而在两旁，左人可凭左手，右人可凭右手者，皆通谓之式”，其形状如今天的椅子扶手(17)；有人认为“轼与较皆车阑上之木，周于舆外，非横在舆中。较有两，在两旁；轼有三面”(18)。现以铜车的车轼来看，以上诸说皆谬矣。又《周礼·考工记·舆人》云：“以其广之半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为之较崇”。古代车舆广大于隧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以经文意，轼高于较，轼在较上。然而，过去许多人视经文而不见，非得说轼低于较。如《说文解字》引戴震云：“轼卑于较者，以便车前射御执兵，亦因之伏以式敬”。段玉裁亦同此说。而一号铜车车轼高于车较，与《考工记》之说相同，证明戴震等人的说法是错误的。以一号铜车上的车轼为标准器，可以斧证前人在车轼问题上各种观点。
　　一号铜车的车轼为衣蔽物所覆盖，看上去非常华丽。以车轼的顶部为界，衣蔽物分成前后两大块结构。前后的两块的纹饰基本相同，均以白色作底，主花纹是两朵对称的卷云纹组成的菱形大花，菱形的四角套以考古中常见的矩纹锦上“矩纹”。两大块之间在轼的顶部用一宽带相连，宽带上饰类似百纹锦上的百纹，在整个车轼衣蔽的四周镶宽边一周，镶边上散饰矩纹。车轼衣蔽上的这三类纹饰在过去的考古中都曾见到过。如两大块衣蔽的主花纹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内棺盖上的铺绒有类似之处；(19)主花菱形的四角及镶边上的矩纹则与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出土的“褐地矩纹锦”上面的花纹相同，(20)这种花纹亦出现在同车的铜御手俑的衣服镶边上，在秦俑一号坑陶俑所穿铠甲边饰中也发现过(21)。轼顶部宽带上的百纹与考古所见的百纹锦上的花纹相似；在秦俑一号坑陶俑所穿铠甲的边饰中发现的花纹与之基本相同。(22)对于象一号铜车车轼衣蔽这种模拟物而言，纹饰足以表明其材质，因此，笔者认为，一号铜车车轼衣蔽物的原本材质是丝织的锦帛类。
　　关于车轼上的衣蔽，历史文献中多言以皮革为之。《诗经·大雅·韩奕》：“*(左革右郭)*(左革右弘)浅幭”，郑玄笺：“*(左革右郭)，革也；*(左革右弘)，轼中也；浅，虎皮浅毛也；幭，覆式也。”意为浅色毛的虎皮覆式。《后汉书·舆服志》云：皇帝“乘舆，金根、安车、立车，金薄缪龙为舆倚较，文虎伏轼”；公、列侯“倚鹿较，伏熊轼；”。然一号铜车所表现出的车轼衣蔽为锦帛类丝织物，并非虎皮、熊皮等，与文献记载不同。
　　一号铜车作为皇帝乘舆中的立车，与战车不同，车上建有伞盖。但根据《考工记》中有“轮人为盖”及《后汉书·舆服志》所记的乘舆金根车、立车、耕车及王公、官吏所乘之车皆有车盖等情况，说明秦汉以前立车上建伞盖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一号铜车上的车伞盖由伞座、伞杠、伞盖等组成。伞座的座整呈十字拱形，正中有一凹槽，槽旁竖立一根方形的座杆，座杆上装一可以开合销锁的圆环，底座的凹槽内则有暗榫和暗卯用以卡锁固定伞杠。伞杠插入伞座后，销锁套环，关紧榫卯，伞杠就被牢牢地固定住了。打开套环和榫卯，伞杠又能方便地取出。整个伞座高66厘米。伞杠为圆柱形，高106，直径2.5厘米，中部偏上处有两节错金银花纹，伞盖为圆形拱状，直径122厘米，有盖弓22根。整个车伞通高114厘米。
　　《文选·西京赋》：“旗不脱扃”。薛综注：“扃，关也。谓建旗车上有关制之，令不动摇曰扃”。孙机先生认为“固定车上的旗和车盖都可以用扃”，故伞座上的钳合装置应谓之扃。(23)孙先生所言有一定道理。对于舆中设伞座、座上插伞盖的建盖方式，古人并不了解。《华严经音义》引《声类》云：“俾倪，是轼中环，持盖杠者也”。《急就篇》颜师古注亦说：“俾倪，持盖之杠，在轼中央，环为之，所以止盖弓之前却也”。今观一号铜车之建盖方式，可证古人之错误。关于车盖可从车上自由取卸这一点，文献有载。《周礼·道右》：“道左掌前道车。王出入则持马陪乘，如齐车之仪。王式则下，前马，王下则以盖从”。《周礼·巾车》：“大丧，饰遣车，及葬，执盖从车”。上文所言之盖明显指车盖，车盖可取下手执从王，说明其制当与一号铜车相同。
　　《考工记·轮人》对车盖的形制有详细的记载。《考工记》云：“轮人为盖，达常围三寸，桯围倍之，六寸”。郑司农云：“桯，盖杠也”。盖杠围六寸，其径当不足二寸，以周尺折23厘米，合4.5厘米左右。一号铜车盖杠直径2.5厘米，以其缩小一倍计，与《轮人》所云基本相符。又云：“弓长六尺，谓之庇轵”；“参分弓长而揉其一”，“盖已崇则难为门也，盖已卑是蔽目也，是故盖崇十尺。”考察一号铜车之车盖，盖径122，轴长134厘米，减去轴两端的穿軎部分，盖正好庇轵；盖作拱形，但中部较平，盖弓约在三分之二处向下弯曲；盖高114厘米，扩大一倍后为228厘米，与周之十尺相同。统观一号铜车之盖，与《考工记·轮人》记载的车盖规格基本吻合。
　　三 附件和兵器
　　在一号铜车前軨上方的左边斜置铜弩一部，弩的顶端架放在*(左车右凡)前伸出的两枚银质的“承弓器”上，弩臂的后端靠在轼上。“承弓器”在出土物和传世品中为数不少，一般均成对发现。秦俑坑内的战车遗迹中也曾出土过。它后部为长方形筩身，前端有半圆弧形的凹槽，槽帮内则的顶部凸出前伸，对面以缓和的弧线向上斜伸出一高昂的鸟首或兽首。此物的用途长期不明，洛阳中州战国车马坑中的“承弓器”出土时位于弩臂的前端，研究人员认为它装在弩臂的前端用以承弓，故定名“承弓器”。(24)清理一号铜车马时，才了解到它不是装在弩臂上，而是装在车的前*(左车右凡)以承弩。根据一号铜车“承弓器”的安装情况及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随葬坑出土的“承弓器”内有朽木(25)之现象，可判定“承弓器”的安装方法：先在前軨顶部的横桄上安装两根向前平伸的方形木桩，木桩前端削为榫状，榫径与“承弓器”后部的筩径相同，再将身为筩形的“承弓器”紧套在木桩上。架弩时弩弓置于“承弓器”的凹槽内，弩臂处于两器之间。孙机先生认为“此物是用于张弓的。弩虽是射远的利器，但强弩难以单用手张，须以足蹶张或以绳腰引，在车上操作起来极为不便，而车战却又非使用强弩不可。所谓‘承弓器’即为解决在战车上张强弩的问题而设。将弩和‘承弓器’像一号车那样装配在一起，以‘承弓器’之凹槽的勾曲部卡住弩臂前端弓弣之两侧，再向斜上方用力拉弦，弩弓便可开张”(26)。孙先生之说极是。但在“承弓器”的释名上，孙先生称之为“辄”，笔者则不赞同。《后汉书·舆服志》云：“轻车，古之战车也……建矛戟幢麾，*辄弩服”。刘昭注引徐广曰：“置弩于轼上”。徐说与一号铜车正合。孙先生通过通假，认为“辄”与所谓的“承弓器”功用相合，实则“辄”是指车輢上出重较者，重较外翻，前视之如两耳，故称辄。这一问题本文已在前边讨论过。故笔者认为一号车上的承弩开弓装置应名曰*或*，*与*字通。《说文》：“*，车笭间皮筐也”。段玉裁注：“东京赋，司马彪舆服志皆曰‘*弩’，今本舆服志*弩二字*为‘*辄弩’三字”。可知古本《后汉书·舆服志》即为“*弩”，与今本不同。《文选·东京赋》李善注：“*，车籣间皮筐，置弩于*曰*弩”。颜师古亦曰：“*弩，皮筐盛弩也”。以一号铜车来看，弩置于轼前的承弩装置上，车笭间不应再有盛弩的皮筐，表明以上诸说有错误之处。但*弩二字相联，古人又都说*是车上置弩的部件，说明古人知*是用以承弩的，却不知*为何种形制。今以铜车上的承弩装置证之，我们便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并不是车苓间的皮筐，而应是轼前*(左车右凡)上的曲钩状承弩部件。过去称之为“承弓器”的器具，应定名为*，“承弓器”之名至此可休矣。
　　弩作为一种远射兵器在古代兵器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往考古所见的弩除弩机外结构多为木质，出土时木质部分腐朽，仅能凭朽迹判断其大概情况，详细结构不甚明了。一号铜车轼前所架铜弩尽管为模型器，但其结构完整、模拟逼真，是研究弩兵的不可多得的实物标本，铜弩之弓呈波状弯曲，两箫间宽70.2，弦长66厘米。从缚弦处向内9厘米，又有一根较细的附弦穿过弩臂缚结于弓干。弩臂通长39.2厘米，前端有凹槽以承弓，凹槽之后的弩臂上横贯一圆棒，弓置于凹槽内并用皮条绕圆棒与弩臂缚结。弩臂的后端装错金银弩机，后托部铸出错金银托盖，悬刀外有一圈类似今天手枪扳机的护圈。
　　值得注意的是弓弦以内9厘米处的第二道弦。从其外形和拧结的情况看，其用材与弓弦相同，亦是筋类。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以附弦称之。这根附弦在过去发现的弩中没有见到过，此为首例。《简报》认为此绳“是用来固定弓干和弩臂的”，笔者不敢苟同。仅以一绳穿过弩臂而缚于弓干是起不到固定弓和弩臂的作用的。笔者认为，弩弓上施加附弦的目的是为了分解弓的弹力以保护弓弦。弩在未开弓时，弓弦与附弦的绷紧程度相同。开弓后，弓弦挂到弩机上单独承担弓的张力以备弹射，此时附弦松驰。击发后，附弦就会同弓弦一起负担弓的弹力所造成的拉力。如果没有附弦，弓的巨大弹力将由弓弦独立承担，每击发一次，弓的弹力就会对弓弦的耐拉强度造成一次威胁，弓弦随时都有被拉断的可能，加上附弦后，弓的弹力便由弓弦和附弦共同承担，附弦可分解去大约一半的拉力，由此便能起到保护弓弦的作用。有附弦的保护，弓弦的使用寿命就会成倍增长。
　　铜弩上另一处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弩臂后托部的错金银部分。这一部分看上去明显与弩臂不同，颜色发白，并有错金银花纹，与同弩中的弩机相同。古代实用弩的弩臂为木质，弩机为铜质，以此推之，笔者认为铜弩后托部的白底错金银部分应是一件铜质的托套。在过去的考古中曾出土有多件“弩臂铜盖”。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墓发现一件，与弩臂朽迹组合在一起，呈长方盖形，铜质，长6.5厘米，表面错金银纹饰，(27)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现二件，与弩机同出。报告称：“每一弩机旁都有一个铜盖，我们推测为弩机臂柄的铜盖。盖为长方形，中空。表面布满了精美的错金银花纹，颇与楚器金银花纹相似”(28)。一件长6、宽4、高5厘米，另一件长6.4、宽3.5、高5厘米。将铜弩后托部的白底错金银部分的形状与出土物对照，两者完全相同，从而证明笔者的推测是正确的。而铜弩后托部铜套的安装方法；又可作为复原出土文物中有铜套之木弩的范例。
　　一号铜车上有盛箭的箭箙两件。一件位于车舆左辅外侧的前部，箙作长筩状，上口自车重较车耳的顶部贯入，镶嵌银质口沿，服身用绳索缚结在车軨上，表面彩绘花纹。以其形状、彩绘及镶嵌银质口沿分析，此箙原本应是漆器。在乐浪墓出土有外贴银箔的漆简，其中尚存箭簇，(29)可以为证。孙机先生认为此箭箙可称作椟丸。其说有理。另一件箭箙置于轼下靠近前軨处，并用链条系结于前軨的小环上。此箙呈长方盒状，下底为弧形，上面的开合口用两片L形薄板并列封盖。箙表面以彩绘的菱形几何纹衬地，并铸出宽带交错而成的棂格，宽带表面亦饰几何纹。衬地的菱形花纹与车軨屏蔽物的纹饰相同。箙内装箭54支。箭箙多以皮为之。《周礼·司弓矢》；“中春献弓弩，中秋献矢箙”。郑注云：“箙，盛矢器也，以兽皮为之”。《释名·释兵》云：“其受矢之器，以皮曰服，柔服之义也”。《诗经·小雅·采薇》：“象弭鱼服”，毛传：“鱼服，鱼皮也”，孔颖达疏引陆玑云：“鱼服，鱼兽之皮也。鱼兽似猪，东海有之”。分析一号铜车舆内之箙，其原物的内层以经竹笭做成弧底盒形，笭外用带状皮革包边并横竖交叉为格状而固之。这种内层为笭外固以皮的矢箙应称为笼服；《周礼·缮人》：“凡乘车，充其笼服，载其弓弩”。贾疏云：“以笼是盛矢器，今云充之，明所充者实是矢可知也”。《说文·竹部》：“笼，一曰笭也”。“箙，弩矢箙也”。箙从竹，知箙亦应有竹为之者。《周礼·司弓矢》：“田弋，充笼笭矢”。郑注：“笼、竹箙也”。《既夕礼》：“荐笮”，注云；“笮，竹箙”，《释名·释兵》云：“其受矢之器，织竹曰笮，相迫笮之名也”。《周礼·缮人》言笼，当是特指用竹苓制做的箙，以区别于皮箙。孙机先生也认为一号铜车軨内之箭箙应称笼箙，但他却将其归结为矢箙系于笭，笭笼相通，故曰笼箙。而笔者则认为笼箙是其以竹为之者。
　　在一号铜车笼箙内所装的54支箭中，有4支异型箭，《简报》称作Ⅱ型。箭通长35.4厘米，与同出的普通箭相同，箭杆(笴)及箭羽也与I型箭一致。唯镞头呈前端略大后端稍小的圆柱体，长2，2厘米，通体涂成白色。细察一号铜车上所配之箭，尽管整体为铜铸，但仍以彩绘表明其各部分用材的不同。如I型箭，镞头及铤不涂色，笴涂土黄色，羽涂白色。I型箭头之镞头及铤不涂色表明其为铜质，而涂色部分则表明原本应是其它材质。Ⅱ型箭镞头涂白色，证明其原物应不是铜质。文献记载古时习射有用骨镞者，称作志。《既夕记》云：“*矢，骨镞，短卫；志矢，轩輖中，亦短卫”。注云：“志犹拟也，习射之矢”，《尔雅·释器》曰：“骨镞不翦羽谓之志”。据此，笔者认为涂成白色镞头的4支Ⅱ型箭很可能是以骨为镞的志，为古时习射所用。
　　除4支Ⅱ型箭外，笼箙内所余I型普通箭为50支，当为一束。古时每束箭有50支和100支两种。《荀子·议兵篇》：“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诗经·泮水》：“束矢其搜”，毛传云：“五十矢为束”。然文献又有载百矢为一束者。《周礼·司弓矢》郑注云：“每弓者一百矢”。贾疏云：“《文侯之命》及僖二十八年晋文公受弓矢，皆云‘彤弓一，彤矢百。’虽是所赐之弓矢，射之弓矢约同之”。因此，后世有人不知所从。细究古人所言，50矢为一束是指弩矢，100矢为束是指弓矢，在秦俑坑发掘中，出土有两大类铜镞，一类形体较小，百镞为一束；另一类形体较大，多见于车旁，出土时散乱。一号铜车所配之箭放大一倍后，与秦俑坑中的大镞相近，又有具体数字。现结合起来分析，小镞当为弓矢，大镞应是弩矢。有考古资料为证，我们便可知古时候存在50矢一束和100矢一束两种情况。
　　一号铜车除配有弩、矢箙之外，在车右骑内侧还插有铜盾一面。盾作弧肩、平底、双亚腰，正面中间纵向隆起，背面凹下，中线处铸凸棱，正中为桥形盾握。通高36.2，底宽24，厚0.4厘米。盾的正背两面彩绘绚丽的夔龙纹图案。与此盾相类似的实物在以往的考古中常见。湖南长沙战国墓出土3件，其中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一件，为皮胎彩绘漆盾，高64.5、宽45.5、厚0.7厘米，正背两面髹黑漆，并用赭、黄等颜色绘出极为精美的龙凤纹；(30)湖南博物馆收藏两件。一件为皮胎彩绘漆盾，形制、纹饰与上盾相似；(31)另一件为木胎彩绘漆盾，高61厘米，形制相同，纹饰不清。(32)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随葬坑出土木胎彩绘漆盾12件，两面髹黑褐色漆，朱绘卷云纹。高69、底宽45、厚约0.5厘米。(33)综观以上与一号铜车之铜盾类似的实物看，其胎质有皮有木，并都髹漆彩绘，但依其彩绘纹饰看，长沙出土的皮胎漆盾与铜盾更为近似。故笔者认为，此铜盾当是模仿皮胎漆盾制作，应称*(左革右贵)盾。《国语·齐语》韦昭注：“*(左革右贵)盾缀革，有文如缋也”。亦可称作龙盾，《诗经·小戌》：“龙盾之合”。孔颖达疏：“画龙于盾，合而载之，以蔽车也”。由于此盾建在车藩上，又可称藩盾。《周礼·司弓盾》：“及舍，设藩盾”。正义引惠士奇云：“在车两藩，故曰藩盾”。
　　我国古代车中建盾既见于乘车，也见于战车。《周礼·司弓盾》载：“军旅会同，授贰车戈盾，建乘车戈盾”。是为乘车建盾之证。《六韬·军用篇》载：“大黄参连弩大扶胥三十六乘，大扶胥冲车三十六乘”。惠士奇注：扶胥“盖秦汉间语，周之藩盾”。是为战车建盾之证。然文献多言车上建盾用以蔽车，今以一号铜车观之：车盾亦可供乘者手持，用以卫体，平时不用时则插于车輢盾箙中。
　　在一号铜车轼的内侧有两根条带，上系于轼木，下呈分叉状，从其外形看，当模拟革绳或革带，《简报》释名作绥，孙机先生称*(左革右弘)，均是也。《说文·系部》：“绥，车中把也”。《说文·革部》：“*(左革右弘)，车轼中把也。”同作用而不同名，疑是把有革有绳两种。然孙机先生又称绥与*(左革右弘)不同，绥的位置高，应是车伞盖下的那根带状物，拉住它才便于向上登车。(34)此说甚误矣。一号铜车伞盖下是有两条带状物，但那却绝不是用以牵拉的。一是车盖很高，条带则很短，从盖下系带处到地面高约130厘米，增加一倍，高达260厘米，身材再高的人，也无法拉住它来登车；二是车盖在舆中以座支撑，座是活动的，若对伞杆稍加外力，整个车伞就会倾倒，哪里还敢用力牵拉?绥是车上供乘者援引登车的部件，《论语·乡党篇》曰：“升车必正立执绥”。《既夕礼》郑玄注亦称：“绥，所以引升车者”。升车既登车、上车，乘车者必是站在车下，故要求绥之长短必须达到登车者手能抓到的地方。一号铜车轼上的带状绥长达37厘米，而从轼到舆后轸的距离还不足此数，登车者尽可以抓着。故将此带定名为绥是非常正确的。
　　总而言之，结构完整、模拟逼真的秦陵一号铜车马之面世，是古代车制研究中的盛事。它所带给我们的丰厚的资料信息是无法用几篇短文论述清楚的。本文只是对车中部分结构和部分配件谈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众多的问题还有待于众专家去长期反复探索。
　　注解：
　　(1)陕西省秦俑考古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陵二号铜车马》，《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一号。
　　(2)陕西省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l期。
　　(3)吴永琪、程学华《秦始皇陵铜车马》(英文版)香港大道出版公司出版。
　　(4)《后汉书·舆服志》。
　　(5)(8)(23)(26)(34)孙机《略论始皇陵一号铜车》，《文物》1991年第1期。
　　(6)王学理《五时副车铜偶所反映的秦代銮驾制度》，《秦陵二号铜车马》《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一号。
　　(7)(21)(22)《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
　　(9)(14)吴镇锋、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地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集。
　　(10)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2期。
　　(11)(13)(15)(25)(33)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12)陕西省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清理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16)《论语·乡党》皇疏。
　　(17)《考工记·舆人》江水注。
　　(18)《说文解字》注引戴震语。
　　(19)《长沙马王堆内棺盖上的铺绒和羽毛贴花绢饰》，《文物》1972年第9期。
　　(20)熊传新《长沙新发现的战国丝织物》，《文物》1975年第2期。
　　(24)洛阳博物馆《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考古》1974年第3期。
　　(27)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28)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文物》1964年第6期。
　　(3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
　　(31)《湖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丛书》第2卷，文物出版社1983年。
　　(32)《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6年。
　　(原载《文博》1994年第6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