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俑军阵指挥系统初探
郭宝发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仿秦都咸阳的宿卫部队而被安置于此的，那八千件气势恢宏的兵马俑正是当年横扫六国的秦军的精华再现。它们的造型、布阵等各个方面几乎完全反映了当年秦军的风貌。对于这支军队的指挥系统进行研究和复原，就能为我们展现出秦军号令整齐，指挥有序，士兵勇猛进击，一举扫灭六国的壮烈场面。也会为我们揭开冷兵器时代，军队作战指挥系统究竟如何运转之谜。
秦俑坑的发现和发掘至今已整二十年了，已发掘出土陶俑、陶马一千余件，各类兵器四万余件以及大量的车马器和工具。作为这支大军的指挥系统，因为出土的材料太少，目前尚很难清楚了解其全貌。但是，为了能更好地进行进一步的发掘工作，我们有必要对秦俑坑的指挥系统作以初步探讨，特别是对坑中所出土的指挥器械进行研究，以引起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一
《管子·兵法篇》云：“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谓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
《尉缭子·勒卒令》曰：“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
吴子云：“教战之令，……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
《吴子·应变》云：“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茄笛为节，麾左则左，麾右则右，鼓之而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
从兵书的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冷兵器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军队的指挥工具主要有金、鼓、旗、铃、铎等等。
秦俑坑目前也出土了一些鼓、金之类的物品。
秦俑一、二、三号坑经过二十年的发掘，目前一号坑暴露了五个探方两千平方米，二号坑只进行了部分试掘，三号坑已全部发掘，在这些发掘的俑坑中，二号坑因暴露太少，目前尚未发现指挥用的物品；三号坑由于受到人为的毁坏最为严重，特别是其中的战车已被彻底破坏，也未能发现指挥器具。而一号坑发现了金、鼓的迹象。
据《一号坑发掘报告》谈：“TlOG5：③号车的左骖马臀后有鼓迹一处，鼓壁已朽，鼓腔里面充满了淤泥。鼓为扁圆形，外径70，内径53，高9厘米，鼓壁呈圆弧形，周长215.5厘米，鼓壁上存有两件带柄铜环，两环弧距72厘米，约占鼓周的三分之一，可知原来应有三环，鼓面和鼓壁上都残存有褐色漆皮，上面并有红、绿线条残迹，证明原来绘彩。在右骖马的右侧出土铜甬钟一件，说明原来车上悬有钟鼓”。
T2G2：⑦号车出有“鼓迹一处，位于舆的右前角的淤泥层中，里面充满了淤泥。扁圆形，周长207.9，高12，外径68，鼓面径53厘米。鼓壁呈圆弧形，厚1.5厘米，鼓壁上等距离有三个带柄铜环。鼓壁髹褐色漆，上存流云纹彩绘残迹”(2)。
每个鼓上出有三个鼓环，其形制相同，环首、柄作方键形，柄上有长方形穿，穿内横贯一长方形铜片，通长13.9厘米，环首外径1.98厘米，穿径3.5X0.6厘米，穿内铜片长4.9、宽3.2、厚0.46厘米(标本T10G5：01242号)
俑坑中出土甬钟两件，一件出土于T10G5：三号车的右前角；另一件出土于T19G9：五号车右骖马前。这两件甬形制相同。标本T19G9：01302号，长甬，甬中空，甬中部有弦纹一道，旋作半环形，钲间饰蟠螭纹，内壁光素，舞的内壁有对称的三个铜钉，当为内范的支钉。通高25.9厘米，其中甬长8.7、径3.95厘米；旋径1.75X2.62厘米、舞修长10.8；舞广8.55厘米；铣间12.6、鼓间9.8在厘米，另一件大小与此相近。
俑坑中出土的这几件鼓和甬钟是否就是秦俑军阵的指挥工具呢?在当时，它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二
作为乐器的鼓，在我国起源很早，《风俗通》曰：“谨按《易》称：‘鼓之以雷霆’，圣人则之。不知谁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万物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传说黄帝在征伐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玄女用夔皮作鼓，黄帝挥动雷兽的骨头敲鼓，声震五百里，军威因之大震，终于擒杀蚩尤。说明至少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鼓了，史书中有许多关于制鼓的记载，如有夷、巫咸、歧伯、少吴氏、倕等，都是有名的制鼓专家。《礼记》中曾提到鼓的形制：“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之。”这里指的土鼓，早期的鼓即应是这种形制。木制鼓框是后来才出现的。鼓到了夏商时期已经定型化。甲骨文中已有了成熟的“*”字(即“鼓”字)，商代的鼓已发展成中空的圆筒形鼓框，两面蒙革。1977年6月湖光崇阳县出土的晚商兽面纹铜鼓，标志着商代制鼓的水平，铜鼓高75.5厘米，重42.5公斤，分冠、身、座三部分。鼓冠呈马鞍型，下方有前后相通的小圆孔；鼓射横置，两侧的鼓面呈椭圆形，鼓框两边各有三排密集的乳钉，如同木框鼓边用来固定革制鼓面的铜钉；鼓座是刻有餮纹的四足支架。1935年河南安阳商墓中也曾出有木腔蟒皮鼓，惜已腐朽，仅留残迹，殷周之时，还出现一种建鼓，即其鼓下有鼓座，座上立楹柱，鼓贯于柱，柱顶饰以羽葆。这种鼓主要用于军中，《国语·吴语》韦昭注中说作战用的鼓，要“为楹而树之”。《左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宣公四年，楚庄王与其令尹若敖氏之族作战，子越椒向王发箭，箭自正面射来：“汰輈，及鼓跗，着于丁宁”。孔颖达疏说：“车上不得置簨*以悬鼓，鼓为作跗，若殷之楹鼓也。”(3)这种鼓装于车上的图象资料未能见到，但从一些装于战船上的资料可以了解其大致情形。然而建鼓体积庞大，装于战车之上使主人难以周转，对于作战指挥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上使用鼙鼓。秦俑坑所出土的装有三枚铜环的圆形扁鼓，正是鼙鼓。这种鼓体积小，不需配置大的鼓座，对于车战来说，具有很大的实用性。
战鼓在军中的作用主要是指挥军队前进的。当时，将领和甲士多立于战车之上，而徒卒跟于车后，鼓声代表着前进，《诗经·邶风·击鼓》云：“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尉缭子·勒卒令》云：“鼓之则进，重鼓则击……一鼓一击而左，一鼓一击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趋鼓也，音不绝骛鼓也。商，将鼓也；角，帅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则将、帅、伯其心一也，奔兵则反是。鼓失次有诛，欢哗者有诛，不听金、鼓、铃、旗而动者有诛”。
鼓声在军队也有其他的一些含义。《吴子·治兵》云：“教战之令……勇者持金鼓……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辩，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尉缭子·兵教》云：“伍长鼓其四人，以板为鼓，以瓦为金，以竿为旗，击鼓而进，低旗则趋，击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击而坐。”《司马法》云：“凡鼓、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齐”。(4)
鼓声决定着这支军队的进退，如果鼓声消失或指挥不当，则其败亡可以立待，即“存亡死生，在枹之端”(5)。所以击鼓之人一定是将领，其担负着国之兴亡。《周礼·夏官·大司马》云：“王执路鼓，诸候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进退、疾徐疏数之节。”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郑玄注：“鼓人者，中军之将。”《左传·庄公十年》长勺之战：“公将鼓之”，《荀子·议兵篇》云：“将死鼓，御死辔。”《尉缭子·武议篇》云：“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为战车之上将领居于何位争论不休，多数以为将居左，御居中，另有车右。还有一些人认为将领居中，以让“将居鼓下”，御手居左。但秦俑坑发现的两面鼓均于车右侧T2G2：(7)号车，御手居于车左，军吏居中，而鼓却在右侧；T10G5：(3)号车车后，御手居中，军吏居左而鼓也在右侧。目前一号坑的八辆车，御手居中的有三个，御手居左的有五个，但金鼓都在右边，将领究竟应站于何位?他如何来击鼓鸣金?俑坑曾被破坏，金鼓出土之时已发生位移，也许是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之一。随着考古发掘的继续，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完全可能的。
另外，鼙鼓在战车之上是如何放置的呢?以前的文献没有记载，考古资料也未能揭示。秦俑坑地下军阵是仿照秦军的真实情况所造，其中的鼓当初一定是在车上驾好的。通过发掘秦俑坑，就有可能解开这个谜。
我们在看河南汲县山彪镇所出水陆交战图鉴和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画像壶中关于建鼓的图像时，会发现在鼓座之上斜伸出一圆形之物，击鼓者一手敲鼓，另一手则击此物。这种圆形之物又是何物呢?近年山西潞城出土的战国铜匜的图案上清楚刻画出一人在击鼓及一口部朝上斜插于鼓座之上的钟。《左传·宣公四年》：楚庄王征战时，对方射来之箭“汰輈，及鼓跗，着于丁宁”。这口钟应该就是《左传》中的丁宁。而依古文献记载：“丁宁者，谓钲也”。(7)《说文解字》云：“钲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8)，《诗·小雅·采芑》：“方淑率止，钲人伐鼓。”毛传：“伐，击也。钲以静之，鼓以动之。”孔疏更云：“凡军进退，皆鼓动钲止”(9)。一号坑出土的这两件甬钟正与古钲形制相同，装备于军队之中，其作用也正应同钲，即退军的信号，所以其鼓名应称为“钲”，也就是“鸣金收兵”之“金”。
然而，关于军中止鼓之“金”，历史上一直争议很大。究竟指挥军队进退之“金”是何物呢?
《古今乐录》云：“凡金为乐器有六，皆钟之类，曰钟、曰鎛、曰錞、曰镯、曰铙、曰铎”。《说文》云：“镯，钲也”。
《周礼·大司马》：“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辩鼓、铎、镯、铙之用。……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也，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
《周礼·鼓人》：“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郑注：“镯，钲也，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铙如铃，无舌有柄，执而鸣之，以止击鼓”。按：“铙，即钲”。
《汉书·平帝纪》“使谒者大司马掾四十四人，持节行边兵，遣执金吾陈茂假以钲、鼓”。注，应劭曰：“将帅乃有钲鼓”。“钲也，铙也”。
《周礼·大司马》：“中冬教大阅，乃鼓，退，鸣铙且却，乃表乃止，作如初。”注：“铙所以止鼓，军退，卒长鸣铙以和众鼓人，为止之也”。
《国语·吴语》云：“既阵，去晋军一里，昧明，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
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55号竹简中就有：“四人击鼓、铙、铎”的记载(10)。
《说文解字》段玉裁注：“镯、铃、钲、铙四者相似而有不同。钲似铃而异于铃者，镯铃似钟有柄，为之舌以有声，钲则无舌。柄中者，柄半在上，柄半在下，稍稍宽其孔，为之抵拒。执柄摇之，使与体相击为声。《鼓人》‘以金铙止鼓’。注曰：‘铙如铃，无舌有柄，执而鸣之，以止击鼓’。按：‘铙即钲’。郑说铙形与许说钲形合。《诗·新田》传曰：‘钲以静之，与《周礼》止鼓相合’”。
《说文解字》：“铙、小钲也”。段注：“钲、铙一物，而铙较小，浑言不别。析言则有辨也。《周礼》言铙不言钲，《诗》言钲不言铙，不得以大小别之。《大司马》：‘仲冬大阅，乃鼓，退。鸣铙且却’。《左传》：陈子曰：‘吾闻鼓，不闻金’。亦谓闻鼓进，闻铙退也”。
罗振玉认为钲、铙是有分别的，他说：“钲与铙不仅大小异，形制亦异。钲大而狭长，铙小而短阔，钲柄实故长可手执，铙柄短故中空，须续以木柄乃便执持”(11)。
容庚先生认为镯、铙为两种乐器，而“古籍中未见钲、镯并举的，而镯之为用也与钲同，镯、钲一声之转，故镯可能是钲”(12)。
遍查古籍，我们可以发现：古籍中谈钲之时，不与镯、铙同谈，只言钲鼓，与金鼓相类，而镯、铙则在《周礼》中多次并列提到。我们再看古籍中谈镯、铙其形制与作用均与钲同，因此，我认为镯、铙不同，但二者在军中都可称为钲，也就是《说文》所言：“镯、钲也”。“铙，小钲也”。二者用于指挥军队撤退，停止进攻，即“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
镯、铙均称为钲，但其形制无其区别，主要差别在于大小，以及因大小而引起的声音变化。作为器物，它本身即可称为钲，因大小不同而在军中作用不同。一支庞大的军队，其军中的镯很大，铙很小，但对于一只小部队来说，大部队的铙，也许就可作镯，而用更小的钲作铙。故器本身平时只称钲，作铙、作镯视军中具体情况而定。
出土的古器物中有自铭为“钲*”(南疆钲)和“征*”(徐*尹钲)的，形似钟而狭长，有长柄，口朝上才能顺读其铭文，其使用也应是口向上，容庚曾藏一饕餮纹钲，柄中尚存木柄，可知其当有木柄，方便持击。结合山西潞城的铜匜，我们可以看出，钲，一般都是口朝上使用，其下一般穿木柄，与悬挂起来口向下的钟用法不同。秦俑坑出的两件钲也正是甬部中空，可以插入木柄和杆的。
殷周之时，战车之上使用建鼓，钲也就可以用斜杆承着，与鼓架合为一体。但到了战国之时，战车之上使用鼙鼓，彭多悬挂于车上，不再有鼓座，钲也就失去了凭籍，无处安插。这时，钲大概只能握在手中使用，因此许多钲柄由空心管形变为实心管形，湖北宜都楚皇城，四川涪陵小田溪等地出土的战国钲多是如此，但秦俑坑所出之钲仍是空心的，它也许是在钲柄中插入木柄使用，如容庚所藏之钲。但也存在将钲插于车轼、车輢之上使用的可能性。因此，下一步的发掘清理，在遇到有钲之时，必须小心观察，以解开秦军铜钲使用之谜。
汉代军队仍继续使用钲，如前面所引《汉书》：元始二年“遣执金吾陈茂假以钲、鼓”。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号墓出土的简文中说：“兵车御，右及把摩(麾)、于、鼓、正(钲)者，拜爵赐论爵比士吏”。均可为证。四川成都站东乡青杠城3号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上，骑吹者有持钲敲击的图象，更确凿无疑。汉钲的柄有虽为空心但将两端封死的，如山东临淄齐王墓3号陪葬坑中所出之钲，也有实心的，如天凤四年的“颖川钲”、地皇二年的“侯骑钲”等。这时的钲柄且有作成竹节形的，更便于握持。
古钲形体较小，声音无法及远。汉代为适应大规模作战，钲形得到了改进。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有一锣形铜器，装三环不与鼙鼓相似，这就是汉代创制的新型钲。辽宁辽阳棒台子屯东汉末期墓的壁画中所画之金钲车，车上是以木架悬锣状物，说明当时锣状钲已开始出现。它的声音响亮，在军队中更为实用，因此，迅速发展了起来，宋代苏轼《日喻》：“生而眇者不识曰”。问之，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钲。”《新城道中之一》：“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说的都是锣形钲。明清时代所谈“鸣金收兵”更是指的这种锣形器，这种情形，一直到热兵器时代才开始改变。
三
古代军中还有一种重要的指挥器具：旗。《周礼·大司马》，“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中秋教治兵……诸侯载旂，军吏载旗，师都载*……”。《管子》：“……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尉缭子》：“击鼓而进，低旗则趋，鸣金则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自尉吏而下尽有旗，战胜得旗者，各视其所得之爵，以明赏劝之心”(13)。古图象资料中就有许多战旗。
旗有多种，如《诗经·小雅·出车》云：“设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旐斯，胡不旆旆”。“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各种旗其上图案不同，作用也不同。
旗在军旅之中，一是作为标帜，即：“以旗致民”，所以立兵也，而且各部军队旗帜各有特点，秦代“旄旌节旗皆上黑”(14)。汉代则“旗帜皆赤”(15)。部队的所属，人数之多少，将领之级别，在旗帜上都有反映。二是作为指挥用具，即：“低旗则趋……麾而左之，麾而右之”。
旗在军中是非常重要的，古代常有利用旗帜惑敌人，使用疑兵计，从而出奇制胜的战例。韩信在井陉之战中的天才发挥，正是用旗帜扰敌军心，大破赵军的。曹刿在长勺之战中，正是发现齐师“其辙乱军旗靡”方让鲁军出击，从而大胜的。
旗在军中作用如此之大，所以军中战旗数量是很多的。如井陉之战，韩信一战用了两千面旗。但秦俑坑截止目前尚未发现旗帜的痕迹。可能是在被焚毁时，一并将旗帜毁了，即使未烧坏的，两千多年的潮湿地下早已使其朽坏了，很难有所发现，但秦俑坑一定存在有军旗，如果我们仔细寻找，也许有一天能发现秦代的军旗。
注解：
(1)《吴子·论将第四》、《武经七书注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版。
(2)《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版。
(3)《左传·宣公四年》、《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
(4)《司马法·严位第四》、《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出版社1986年第1版。
(5)《尉缭子·兵令二十三》。
(6)《周礼·夏官·大司马》，《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12月第1版。
(7)《国语·卷十一晋语》杜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
(8)《说文字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2版。
(9)《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版。
(10)傅举有《关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墓主问题》《考古》1983年2期。
(11)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一：二四。
(12)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版。
(13)《尉缭子·兵教二十一》。
(14)《史记·秦始皇本纪》。
(15)《汉书·高帝纪》
(原载《文博》1994年第6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