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系统与指挥权——秦俑阵营里透漏的信息
王学理
佚兵书《军政》载：“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孙武明确指出金鼓旌旗在军事指挥家的手里，可以发挥“一人之耳目”的作用，做到“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孙子兵法·军争篇》)，以一个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去夺取胜利。可见这些作为音号工具的指挥物所构成有机的体系，对传达命令能作出神经性的反应，在体现指挥员对作战计划的有效实施，是何等的重要!
由阵、营、幕形式出现的秦俑三坑，其所含的金鼓旗物，已从空间上构成立体的指挥网络，当是战国末期秦国军事指挥系统的一个缩影。
一 秦俑指挥物及将卒的标识
秦俑坑的金鼓所见，惟有一号坑出土的铜铎和革鼓两种。铎(原《简报》作“甬钟”)具两铣，甬上有钮，表饰纠结的盘*纹，通高27厘米，重2300克。鼓系扁体状的两面革制鼓，皮面及木匡已朽，匡表彩绘并等距离地安装有三环，鼓面径53、高9—12厘米。
在一号坑第十过洞的一号车右侧偏前处曾出土一根木干遗迹，其下端装鐏，前端附近有一铜矛头，总长6.7米。《考工记》说：“凡兵无过三其身。”秦俑体高1.75米，“三其身”也不过5.25米，但俑坑所见兵器也不过2.8米许。故此干迹可能是一面战旗。之所以未见旗*(左纟右参)，可能同俑坑遭受焚毁有关。在二号坑的射兵小营里也曾出土过五彩的旗*(左纟右参)遗迹，但却不见旗杆。
《周礼·地官司徒·鼓人》有“六鼓”和“四金”的说法，而且按等级制定执者的规定。其实用于军事的金鼓也不过这么几种，即：“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饶，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同前书《大司马》)。用在指挥金鼓相配，鼓固然在听觉号令中起着主导作用，但却受着金的制约。《鼓人》指出：“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意即錞于伴鼓和音，钲(即镯)配合鼓点协调步伐，铙则用于止鼓还军，“两司马振铎，军将已下即击鼓”(孔颖达疏)。从实施作战讲，春秋时期由五“伍”组成的“两”已经成为能够独立地进行攻击和防御的战术分队，两司马就能振铎通达军将以下诸鼓、并命令两内执有五兵的步卒行，止、起、坐，可见铎不但可以通鼓，也能止鼓。铙在卒长手里仅仅在于传达上级的命令罢了。那么，我们看到秦俑坑里出土的铎、鼓形式单一，而且伴出于车，再结合随车步兵的情况，就足以说明这种金鼓俱全的车乘正是阵内的基层指挥单位。
《孙膑兵法·十阵》布置“钩行之阵”时强调“三声既全，五彩必具，辩吾号声，知五旗。”不同颜色和画物的旗帜是军吏等级和军事单位的标识，秦俑阵营中的旗迹正是“将异其旗”(《尉缭子·兵教》)的最好说明。
为了区别是本部及别部，士卒佩带一些便于识别的标志物，这就是所谓“卒异其章”，章有写有画。《尉缭子·兵教》规定：“左军章左肩，右军章右肩，中军章胸前。”而于战斗编列时，在“两”内分别把苍、赤、黄、白、黑五章依行的次序置于不同的部位，即“前一五行，置章于首；次二五行，置章于项；次三五行，置章于胸；次四五行，置章于腹；次五五行，置章于腰。”(《尉缭子·经卒令》)如此做，不但使两内同伍连保又便于识别，而且使持有五组的五种兵器互为补充，具有战略意义。虽然我们在秦俑行列里没有找到章，但服饰上的不同则很容易显出他们的区别。如按兵种分，步、弩、车、骑，还是一目了然；依服装，可分为铠甲武士俑和战袍武士俑；同是免胄束发者，则有纽髻和辫髻的区别；虽是戴武幘的铠甲俑，车士和“持戟之士”显然不同。这情况说明秦武士的章制有可能采用另一系统。
《尉缭子·经卒令》规定三军的旗色和卒的羽色是“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旗、羽同色，而随军种而异。这个“羽”是系戴在士卒背上的鸟羽，又称作“披羽”(《国语·晋语》)。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上有士卒披羽的图象，被目之为“旌羽”(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秦俑坑有戴武帻的铠甲武士俑，其背有上下相对的两只陶环，很有可能是插披旌羽用的。《战国策·齐策》有“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的话，说明秦军确实是有徽章的，不过，(宋)鲍彪注说“徽，帜也，以绛帛著于背，章其别也”(《四部丛刊》本)。究竟秦军之徽用“析羽”，用“绛帛”，拟或二者均是，起码前者是存在的。
作为战争直接指挥者的各级武官有无特别的标志呢?兵书无载。但秦俑军吏身份的确定是根据三个标准而被逐步认识的，即：第一，所执的指挥物(如铎、鼓、剑等)；第二，所处的指挥位置(阵、营中的卒列和乘舆间)；第三，所著冠服的样式、颜色及发饰。
二 秦俑矩阵指挥系统的构成
秦俑一号坑作为一个完整的矩阵形式，指挥系统的确立也是其完成布阵程序的标志之一。
矩阵的铎、鼓多伴出于战车之上，而且二者的距离很近。铎以钮悬挂，鼓则以环平架，其配合使用的关系已是很明白的了。不过，按照一号坑以第六过洞为中轴线的对称布局，在有些对应的战车上并未发现铎、鼓。如第五过洞的一号车上有铎、鼓，而第七过洞的一号车上则无；第九过洞的一号车上有铎无鼓，而第三过洞的一号车上则两个俱无；同样，第二过洞的二号车和第五过洞的二号车上铎、鼓齐全，而第十过洞的二号车和第七过洞的二号车上全无。只有第五过洞和第七过洞的两个四号车，不但位置对应，而且金鼓俱存，以上残缺情况的发生，当同俑坑被扰有关。所以，我们姑且视无为有，也于理可通。在此，我们不难看出秦俑矩阵的指挥系统的构成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阵体中车、步协同，行列齐正而金鼓齐备(见表)。
从表中可知：前四行的16乘车中有铎12个、鼓6面。其中有铎鼓的车理应有12乘，可占车总数的75％。如果除去双车编组共用金鼓的情况，则具备金鼓的战车达到87.5％这说明秦俑矩阵之体的战车，实际是随车步兵的指挥车乘。也就是说该车及随车步兵属于一个基本的作战单位。其随车人数有12、28、40、44、60、152几种，虽不合古制，也许是“秦阵散而自斗”的反映。
第二，阵体横向的车、步穿插，其独立步兵队伍当另有指挥物节制。
矩阵的车下步兵俑有两种。一种是独立步兵俑，一种是随车步兵俑。前者位于四、六、八等三个过洞的一号战车之前，其末端同矩阵的前锋相接，各自别为一队。每队约55行，计220俑(55行×4俑行)，其两侧为车、步相同的纵列。此独立步兵队伍，同第一列六乘战车前的12名“车前卒”一样，当有两个作用，一是前锋的补充，二是“本甲”的主力之一。因此，他们的行动既听命本队的指挥，又受矩阵总指挥的节制。
第三，战旗的地位高于金鼓俱全的指挥车，当是矩阵中区队的指挥旗。
在第十过洞的一号战车侧出土的战旗，居于矩阵的左翼。那么，阵的右翼也当有之。在以后双车编组的队列里，仍有类似长干“物”的存在。象这种旗物所在的区域，正好有多乘具金鼓的指挥车及随车步兵，可见其是矩阵中区队的指挥旗无疑。
第四，卒无徽章，而服饰及其分布的区域性，具有识别的作用。
矩阵的前锋或前锋的补充队——第一行战车前的步兵俑，第四、六、八过洞独立步兵俑的前部及矩阵左右翼部的东端——都是免胄的战袍俑；T2和T20外侧各有三过洞九列的武帻铠甲俑，对称为两个长方块；T23(含T4)则是梳辫髻的铠甲俑随车。这些不同点的集合体，就显出秦俑矩阵指挥系统的特点来。
第五，军吏俑等级有别，指挥位置固定。
秦军吏俑的身份现有三级。目前发现最低的一级称作“吏俑”，戴长冠，穿战袍或擐甲；高前一级的是“佐俑”，戴长冠，袍外擐背带式的前甲，或穿长披膊齐摆式的细叶甲；再高一级的是“将俑”，戴切云冠，穿袍，或多擐细叶画甲，拄剑。这些军吏俑的指挥位置一定，如吏俑多同武士俑一起编列，佐俑也多在将俑之侧乘车，也有佐俑单独同车右乘车的。
战车乘员三名。除极少数指挥车外，三员一般多在车后一字排开，擐甲的车右俑位置固定，将或佐的指挥位置多在车御和车右之间。换言之，车右居右，御者居左，将帅居中，有些是御和帅的位置调换。指挥车上也多有铎、鼓等发令工具。
同步兵俑群一起编列的指挥者，多是吏俑或佐俑。在T2和T20的阵体部就有戴长冠擐长披膊齐摆式细甲的俑，无疑地是其“队帅”。三尊戴长冠的铠甲俑居于前锋的左、中、右三点上，显然是这部分轻装(穿袍)射兵的“发弩啬夫”。但以上这两级军吏都处于作战的基层单位，应当是接受上一级指挥的。
三 指挥权的物证
秦俑二号坑第十过洞里出土一柄铜钺，刃宽12.5厘米，背宽稍差，通长17.5厘米，重2150克。此钺形笨如楔，刃钝无华，大不如殷周弧刃有内钺的谲奇庄重。它既无实用价值，也不具艺术之美。但却同特大的铜镞伴出于车、步、骑小营的一乘车上，显然是有讲究的。
斧钺作为执行军法的象征物，来之于国君的授命，操之于军队统帅之手的。《尉缭子·将令》载：“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庭，君身以斧钺授将。”因为将军得到斧钺，为保证军令实行，就有权斩杀僚属或部下。所以授钺的仪式要在太庙举行，君致词，将答词。《六韬·立将》、《心书·择才》、《淮南子·兵略训》等书都记有这种被认为是“社稷安危，一在将军”的隆重场面。按说，秦俑的铜钺理应出在象征幕府的三号坑。但事实上却存在于二号坑的一乘车子上，确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在秦俑三号坑里，除跟随华盖乘车的四名乘员外，有环壁而立的侍卫甲俑64尊。试掘时，出土铜殳30件，其中竟有20件装柲，铜殳被捆缚为一束放置在北厢的壁下。这些殳不如曾侯乙墓带箍三棱铜殳的尖利，也不具备击刺的良好性能，显系蜕化了的“秦式殳”。殳也作“杸。”《说文解字》：“杸，军中士所持殳也。《司马法》曰：“执羽从杸。”在秦俑三号坑里出土的殳，固然不是军权的象征物，但作为仪仗性的礼兵，同旌羽一样，却是军职身份和等级的标识。
当然，还有一种接受军事指挥权的印及调集军队凭信物的虎符。虽然这些都是将帅受命时必有之物，但在战斗行列里却是隐而不显的。至于摸拟陈兵的俑坑里，也未必能见到。
(原载《文博》1988年3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