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军作战之勇敢，战斗力之强，在历史文献中不乏记载：
　　“虎挚之士，**(左足右走)(左足右句)科头，贯颐奋戟者不可胜计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与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於堕千钧之重集於鸟卵之上，必无幸也”①
　　秦人“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左火右卢)炭，断死於前者比是也……一可胜十、十可胜百、百可胜千，千可以胜万、万可以胜天下。”②
　　“齐之技击不可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③
　　“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壮犬名)而搏蹇兔也。”④
　　一九七四年在陕西临潼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是秦代百万雄师的缩影。这些陶质武士俑都是一些身强力壮赳赳勇士的形象，被形容为“手提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关西大汉”。它们是秦代军人的再现，证明了历史文献记载秦军英勇善战，并不是夸张之辞。
　　秦陵兵马俑是象征着保卫秦始皇陵园的卫戍部队，它是按照秦代京师宿卫军的形象采用严谨的写实主义手法制作的。从这些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陶质武士的形体来看，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形体高大，另一是绝大多数鼓腹。
　　关于秦俑高度，据《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报道为1.75米—1.86米；始皇陵兵马俑一书说：“秦俑身高为1.75米至2米，平均身高为1.8米。”⑤但这个数字是指秦俑的通高，包括了陶俑所踩的脚踏板、鞋、发髻和冠的尺寸。因此严格讲起来，这还不能算作秦俑的真正的高度，只有减去上述尺寸，才是秦俑准确的身高。除掉这些数字后，秦俑的平均身高还在1.75米。这个数字仍然高出现代人的平均身高，据《光明日报》报道：我国当今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城市男青年的平均身高已达一米七十厘米。”⑥这个数字能否就说明秦代人的平均身高比现代人还高呢?从体质人类学的观点以及考古中发现的人类骨胳的材料来说，人类的身高是由低向高发展的，但这种增长的趋势是极其缓慢的，尤其是时代越早，增长的速度越慢。从一些考古资料可以证明，秦代人的平均身高大致比现代人低6厘米左右。那么，秦俑的平均身高又比现代人高出5厘米这又作何解释呢?是否可以说秦代工匠在雕塑时对秦俑的身高作了一定的夸张呢?从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中“蓦马五尺八寸以上……”⑦的记载，可知秦代挑选战马的最低尺寸是五尺八寸，相当现在1.34米，而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最低的从蹄至耆甲正好是1.34米，这说明当时是按照真马的尺寸毫无夸张地制作的，也就是按照真马采用1:1的比例制作的。陶马不作夸张，仅夸张陶俑的高度，这就很难解释。秦俑平均身高大於现代人平均身高的问题，笔者以为秦俑是秦代京师宿卫军的再现，京师宿卫军是一支地位重要，性质特殊的部队，它们是从军队或直接从民间挑选出形体高大者来充任的。《周礼·考工记》、《史记·晏子列传》都记载了战国时代的彪形大汉身高为八尺即1.84米，秦俑的身高与古代文献相互映证，说明文献是可靠的，秦俑身高是写实的。
　　为什么要挑选形体高大，身体魁梧者来充任京师宿卫军呢?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秦人崇尚形体高大，或者说以形体高大做为人体美的重要标准之一。从历史文献看崇尚形体高大的观念由来已久、而且到现代仍然如此。从《诗经》到《楚辞》中多处有对形体高大者的赞美如《诗经》中有：
　　“猗嗟昌兮，欣而长兮。”⑧
　　“硕人其欣，衣锦*(上耿下衣)衣。”⑨
　　“彼其之子，硕大无朋。”⑩
　　“有美一人，硕大且卷。”(11)
　　《楚辞》中有：
　　“姱容修态，絙洞房些。”(12)
　　“姱修傍浩，丽以佳只。”(13)
　　姱，就是高大壮实的意思，据肖兵先生所说：“现代南方人犹称相对高大的北方人(尤其山东人)为侉子”(14)，侉，姱相通。《战国策·齐策》也有：“邹忌修八尺有余。”这些都说明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以形体高大作为人体之美，而且并不专指男性，对女性也是如此。从古代直到现代尤其是挑选军人(现代一些特殊兵种如坦克兵等除外)，人们总是喜欢大个子，形体高大魁梧被认为是发育健全，有力量的标志。因此以形体高大为美就容易理解了。
　　关于秦俑的鼓腹情况；从目前一号俑坑已发掘出的1087件陶俑和二号俑坑试掘出的部分陶俑来观察，绝大多数陶俑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鼓腹现象，从俗称的所谓“将军俑”、军吏俑到一般的武士俑，从御手俑、车士俑，骑士俑到立射俑，从身着战袍者到身披铠甲的陶俑鼓腹者比比皆是。从几尊将军俑来看，它们除身材比一般士兵普遍高以外，而且个个都是丰腰鼓腹，挺起一个凸出的“将军肚”。凡是穿战袍的武士俑，在腰间都系着束腰的革带，其位置在靠近胯部处，与现代流行的牛仔裤系带的位置相同，因此战袍武士俑都是凹腰鼓腹。从陶俑的面部特征看，凡是年长者，腹部则鼓得突出，年令较小的腹部则微鼓，还没有长出胡须的新兵，腹部则不鼓。从整个情况观察腹部平直一点都不鼓的陶俑是比较少的。这就说明当时的秦军鼓腹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对秦军普遍鼓腹的问题，应该怎样去认识，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袁仲一先生认为秦俑：“腹圆如鼓、衣摆飞洒，显然是经过了夸张，生动地表现了秦国战士体魄健壮、力可扛鼎的勇士形象。”(15)笔者以为袁先生对鼓腹的目的意义的认识无疑是准确的。但是否经过夸张，还值得探讨。严格讲，秦俑除身体高是共同特点外还可细分为粗壮型和纤细型，以粗壮型居多，但不论粗壮型或纤细型，鼓腹则是较为普遍的，因此笔者认为秦俑绝大多数鼓腹的形象是秦军军人普遍鼓腹的再现。是秦军中军人形体独有的特征，如同是表现军人形象的汉代兵马俑，无论是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三千件兵马俑，还是徐州狮子山出土的二千五百件兵马俑，我们都很难看出鼓腹现象。据一位台湾学者陈英德先生对秦俑进行了认真观察和研究后认为：西方人以挺胸为美，我们中国古代人以鼓腹为美，并又认为鼓腹与我国古代人练丹田功有关。(16)笔者以为将鼓腹看成一种美，这是毫无疑义的。如在大洋洲和非洲某些后进部落，他们直到今天还仍以腰粗腹大为美，且认为这是财富和幸福的象征。位於大洋洲岛上唯一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汤加就是以身体高大肥胖为美。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汤加，长得胖就算美，国王体重三百八十镑。”(17)该报又说：“普通汤加人也仿效王族，渴望长得又肥又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过：“北方人把舌当作占有器管时，南方人会把肚皮当作蓄积财产是无足异的。”(18)无独有偶，我国古代亦有类似的观点，如《释名》释“腹，复也，富也。”这说明古人就认为腹的含义一是指重复，另一指腹部是富裕的象征。在古人看来，所以鼓腹自然是富裕幸福的象征。古人对美的认识往往是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之上的。
　　将形体高大和鼓腹看做一种美，而这种对美的认识必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内在的根源，即将形体高大与鼓腹做为具有强健气魄的重要标志。形体高大是身体发育良好的结果，那么鼓腹与身体健壮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这与我国古代医学对人体生理的认识水平有直接关系。成书於先秦时代的《周易》中就有关于人的身体强壮与否与腰部腹部之间联系的论述。《周易·艮卦》中有“艮其身，无咎”的记载，据李镜池先生说：“身，在甲骨文金文中象腹部突出形，此处应释为腹部。”这段引文的意思是：“观察人的胸腹部，如腹鼓起来，身体就不错。因为胸部是腑脏所在之处，保护得好，身体就不会有大问题。”(19)《周易·艮卦》还有一段记载：“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据王弼注：限，身之中也”也是指腰腹部。李镜池先生将这段引文通释为：“健康的人背厚腰圆，现在说的却是腰胁消瘦，这也是一种病态，使人心焦，所以要保护腰部。”(20)上述记载说明先秦时代人们已将鼓腹与形体高大同样都看做是身体健壮的标志。
　　秦军鼓腹即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那么，鼓腹又是怎么形成的?陈英德认为与中国古代练丹田功有关。从我国古代文献来看，虽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庄子·刻意篇》有：“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也，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汉代的张良在晚年也曾练“导引不食谷，闭门不出岁余”、“乃学道，欲轻举”(21)之类的气功，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导引图”就是一种健身的气功。但因此并不能推出秦的军人就普遍练丹田功，更何况练丹田功的效果一般主要体现在小腹上，因此将秦军鼓腹与练丹田功联系在一起似乎还缺乏比较充实有力的根据。笔者以为秦军的鼓腹与秦军大量饮酒有直接关系，考古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最形象的实物证据。林剑鸣先生主编的《秦汉社会文明》一书中有幅“秦饮酒画像砖”图版，画像砖现存西北大学历史系文物陈列室。画像砖上共有十五个人物，其中两竖排计有十人都手持酒杯相向而坐，正在对饮。在他们左侧置有五个形体较大的盛酒的扁形壶，这些扁形壶与咸阳博物馆陈列的战国时期秦墓出土的扁壶形制相同，因此，该画像砖定为秦代画像砖是不会错的。从这十个对饮的人物看，他们的腹部轮廓线都非常清楚，他们个个都腹圆如鼓，而且已近乎大腹便便了。这个画像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秦人因饮酒能使腹部鼓起来，虽然饮酒能使腹部鼓起来，但是，我们还必须弄清秦人的酿酒业是否发达，秦军中饮酒是否普遍的问题，才能回答秦军鼓腹是饮酒所致。
　　我国是世界上发明酿酒时间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的学者认为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已有酿酒器具，这个问题虽还有争论，但父系氏族社会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出现的尊、斝、盉等则是公认的专用酒器，专用酒器的出现“说明酿酒已经发展起来了，这距起源的时间是会相当长的”。(22)它又说明了我国酿酒业发展起来少说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这是因为我国早在远古时期就是一个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能够生产比较多的粮食，粮食，有了剩余才有可能用粮食去酿酒。据《史记》记载殷纣王曾“以酒为池……为长夜之饮。”(23)从地下出土的大量商周时代青铜酒器便是其酿酒业发展很快的证据。而秦国的农业生产之发达，更是史不绝书。早在春秋时期，晋国大饥，秦国便将大批粮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24)以救济晋国的饥民。秦国农业发展速度快，与下列诸因素有直接的关系。第一，秦国是最早将铁制工具应用在农业生产上的，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铁锸、铁铲等十余件铁农具，应“是迄今为止我国先秦发现的最早最多的铁器。”(25)铁器的使用和推广在农业生产中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第二，秦国又是较早地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牛耕的。据《战国策》记载，秦国“以牛田，水通粮。”(26)在秦始皇陵园内的遗址出土的秦代的大铁犁，证实了文献记载秦国是较早采用牛耕是可靠的。第三，秦国的水利事业发达，如著名的郑国渠工程，尤其是四川的都江堰工程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迄今还造福人民。第四，秦国从商鞅变法以来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保证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由于上述因素和秦处在关中平原、汉中平原以及后来发展的四川盆地这样较为优越的地理环境中，因此，秦国的农业生产能够大力发展而迅速居於各诸侯国之首，其粮食生产在各诸侯国中是最多的，从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律可知秦国储备的粮食是以万石计算的“栎阳两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27)秦国正因为有大量的积粮，因此才有可能较大规模地酿酒。据文献记载，秦国曾以善酿酒者姓名作为县邑的名称。如“秦时乌林，程氏工氏者，善造酒，故以名邑。”(28)秦国在商鞅变法时，酿酒发展规模已经很庞大，饮酒之风日盛，商鞅不得不下命令用法律加以限制，“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29)从云梦秦律中又可知秦国也曾限制过农民酿酒出售，“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30)到了秦始皇时代，酿酒已非常多，据《三辅黄图》记载：“长乐宫有酒池台，秦始皇造”、“秦酒池在长安故城中。”(31)这一切都充分说明秦国的酿酒业之发达。
　　秦人普遍饮酒，而饮酒又遍及社会活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饮酒是政府宴请外国使臣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十年……齐赵来，置酒”。(32)“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33)。齐王建“二十八年，入秦置酒”。(34)秦穆公赐“歧下野人酒。”(35)做寿时也必大摆酒宴，如“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36)又如“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37)据云梦秦律记载可知秦国又常常将赐酒作为给在某方面做出成绩者的一种奖励，如：“以四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酒、束脯……”(38)秦人饮酒之普遍还能从将酒器又当作乐器的例子得到证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秦王为赵王击缶”。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也说秦国传统的演奏器乐是“击瓮叩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在班固所著的《汉书》中也说杨恽：“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39)另外秦陵铜车马车舆中放的铜扁方壶也是酒器，它说明皇帝出巡时，常常需要备酒。(40)饮酒又是古代将士出征前犒赏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吕氏春秋·察微篇》高诱注：“古之良将，人遗之单醪，输之於川，与士卒从下流饮之，示不独享其味也。”单醪就是一种酒。秦国军队与山东六国军队长期以来就进行频繁的战争，从商鞅变法以来所进行的战争，每每是秦国取得胜利。在战前飨宴军士，战后奖赏，大量的饮酒就成了很自然的事。如果取得重大胜利，不但军人们放开肚皮饮酒，而且命令全国上下都喝酒，如公元前222年，当秦国灭亡了韩、赵、魏、燕五国之后“五月，天下大酺”。(41)唐代守节在《史记正义》中释“大酺，天下欢乐大饮酒也”。秦人民间酿酒和饮酒直到秦末还很盛行，如刘邦进入关中后，除秦之暴政，“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飨军士。”(42)秦人食肉时常饮酒，认为酒能帮助人们消化肉食。据《吕氏春秋·爱士篇》记载：“昔者，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埜人取之，缪公自往求之，见埜人方将食於歧山之阳，缪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女也!於是遍饮而去。”秦人饮酒之普遍，还从秦人已开始行酒令得到证明，秦始皇陵园内发现的投子就是行酒令的娱乐品。另外，战国时的名医扁鹊已用酒为人治肠胃病，如疾“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史记·扁鹊列传》。扁鹊曾到过秦国，故用酒治病的方法。在秦国也会采用。
　　据《礼记·王制篇》讲在先秦时代人们饮酒常常以醉为度。《诗经·宾之初宴》中也有“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它的意思是说有些人常常喝醉，使不醉之人反而觉得有点羞愧了。秦人与商周时代的人饮酒的器具及方式都有所区别，商周时代人们饮酒用爵、觥等酒器，因此一般都是慢饮或称为细饮，而秦人饮酒用耳怀(43)，因此一般都是畅饮或快饮。这也反映了秦人不象周人那样文雅，而是以粗犷豪爽为其性格特征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秦人具有较强的积极奋进的精神。
　　秦军饮酒产生鼓腹现象还必须从科学角度加以论述。从《汉书·食货志》记载汉代“一酿用粗米两斛，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的比例来看，汉代的酒还不是白酒，而且度数是很低的。如：“韩延寿能饮酒石余。”(44)，而“于定国至数石不乱。”(45)一方面说明这两人的酒量很大，另一方面说明当时酒的度数较低，正如贾思*在《齐民要术》中所说的：“粗有酒气而已。”汉代的酒度数较低，而秦代以至较前的酒度数必然很低。《韩非子·外*说右上》记载，有一酒者庄氏其酒很美，但由于他养的狗厉害无人敢买，因而酒变酸。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酒相当现在的醪糟和米酒，比现代的啤酒度数还低，常饮啤酒能使人的腹部变大，西方人就将大肚皮称为“啤酒肚”。秦人当年饮的那种酒，一可促进血液循环，使人的精神振奋，另外，根据酒能治肠胃病看，常饮酒就可开胃健脾，增强消化功能，增进食欲，使腹部能存留较多的脂肪。但秦俑形体中只是有鼓腹，并没有产生大腹便便的现象。秦军人虽大量饮酒为什么不见大腹便便的现象呢?这是与秦军中普遍开展军事体育活动有直接关系。
　　从历史文献看，秦军中开展的体育活动主要有三项：第一项运动是“角抵”。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春秋以后，灭吞弱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谓角抵即贯跤，实质上与我们今天的摔跤差不多。与日本人开展的“相扑”大致类似。《汉书》将角抵只说成是戏乐和夸视，是不够全面的。这实质上起到了锻炼腹部肌肉，增强身体素质的作用。要能在角抵中保持胜利，就要长期锻炼，腰粗腹圆者往往占有很大的优势。而日本相扑运动员腰腹之粗圆更是令人吃惊的。第二项运动是“投石超距”，据《史记·王翦列传》记载：公元前222年，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前去攻打楚国；“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投石超距就是抱起石头跳跃并投石掷远的一种比赛，要抱起巨石并能跳跃掷远必须要强健有力的腹肌，长期进行锻炼就能产生较强的腹肌。第三项运动就是“举鼎”，先秦时代人们常常以能否举鼎做为衡量其力气大小的标志。直到秦代也是如此，如《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身长八尺，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扛鼎就是举鼎。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在秦武王时期力士任鄙、乌获、孟说都因力气过人被武王提拔重用，均被委以高官，举鼎以比力量的运动当时不但军队中进行，而且在宫廷中进行。秦武王本人力气特别大，喜爱举鼎，他与力士孟说举行举鼎比赛，“绝膑”(46)而身亡，孟说因此而被砍掉了脑袋，但是崇尚力士，开展举鼎运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据《三辅黄图》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特意命令雕刻大力士孟贲的石像，置於京师咸阳渭河桥头。举鼎运动和现在的举重运动目的没有多少大的差别。它要靠比较发达的腹部肌肉和臂力。而开展这种运动又能锻炼人的腹肌。秦军由于开展上述军体娱乐活动，因此身体素质很强，这也就是虽大量饮酒但并没有形成大腹便便而是鼓腹的内在因素。
　　综上所述：秦军崇高形体高大与鼓腹，因这两者都是建立在具有强健气魄基础上的。做为军人，身体必须强壮，这样才能适应战争中的艰苦环境。在厮杀格斗中能够占有相对的优势。高大与鼓腹是秦代军人人体美两个最基本又最显著的特征。这种美是一种有力量有毅力的标志和象征，是一种男性特有的阳刚之美。
　　①《战国策·韩策》。
　　②《战国策·秦策》。
　　③《荀子·议兵篇》。
　　④《史记·范雎列传》。
　　⑤(15)《秦始皇陵兵马俑》旅游出版社1983年第1版。
　　⑥王敬东《今人与古人试比高》载《光明日报》1986年3月23日。
　　⑦《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
　　⑧《诗经·齐风·猗嗟》。
　　⑨《诗经·卫风·硕人》。
　　⑩《诗经·唐风·椒聊》。
　　(11)《诗经·陈风·泽陂》。
　　(12)《离骚·招魂》。
　　(13)《离骚·大招》。
　　(14)肖兵《楚辞审美观琐记》载《美学》第三期。
　　(16)陈英德《中国写实雕塑的成就》载台湾出版的《雄师美术》1981年第11期。
　　(17)香港《亚洲华尔街报》1978年12月6日。
　　(18)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卷83页。
　　(19)李镜池：《周易通义》。
　　(20)同上。
　　(21)《汉书·张良传》。
　　(22)方心芳《曲蕖酒的起源与发展》载上海科技出版社《科技史文集》第4辑。
　　(23)《史记·殷本纪》。
　　(24)(25)(26)《史记·秦本纪》。
　　(27)《我国考古工作者探明秦都雍城遗址》载《人民日报》1986年5月9日。
　　(28)《战国策·赵策一》、《史记·赵世家》。
　　(29)《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
　　(30)《古今图书集成·职主典·湖州府杂录》引《西吴权乘》。
　　(31)《商子·垦令第二》。
　　(32)《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
　　(33)《三辅黄图》。
　　(34)(35)(36)《史记·秦始皇本纪》。
　　(37)《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38)《史记·六国年表》。
　　(39)《史记·李斯列传》。
　　(40)《睡虎地秦墓竹简·厩苑律》。
　　(41)《汉书·杨恽传》。
　　(42)聂新民《铜车马上的方壶应名鸱夷》未刊稿。
　　(43)《史记·高祖本纪》。
　　(44)程学华《秦始皇陵园发现的明琼》载《文博》1986年第2期。
　　(45)彭卫《秦人饮食》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46)《汉书·韩延寿传》。
　　(47)《汉书·于定国传》。
　　(原载《文博》1986年第5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