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俑出土以后，研究秦俑主题的论文曾出现过一批①。通过秦俑的艺术形象，探讨其主题思想，确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但是，从已发表的论著来看，基本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秦俑的形象都是“不畏强暴、自信、活泼”，秦俑军阵反映了“积极向上”、“秦政权的巩固和强大无比”，“体现着新兴地主阶级武装力量的旺盛的战斗精神”的主题；另一种意见认为：秦俑艺术形象“集中地显示了秦代末世外强中干的虚幻的繁胜和强大，反映了秦军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残酷的阶级压迫，体现了在水深火热中劳动人民的怨恚、悲戚、失望和挣扎，基本上是一幅昏惨惨、黄泉路近的景象，给人以沉郁阴冷的抑感，这就是秦俑表现的主题思想。”上引论述都出自秦俑研究专家之手，皆不失为真知灼见，对认识秦俑艺术形象有一定启发作用，是有相当水平的论断。
　　不过，从以上截然对立的两种意见中，也引起人们思考：面对同一秦俑军阵何以有如此径庭的认识?是不是那些论断中也有一些偏颇之处?在探讨秦俑主题这个复杂的问题时，是否有简单化的倾向?笔者在这里以一个考古和艺术领域均为门外汉的身份冒昧地说：上述两种意见都有偏颇和简单化的倾向。笔者已在许多场合表达过个人的一孔之见。现应《文博》编辑部要求，将要点贡献于后，野人献曝，聊表心意。不妥之处尚望方家指正。
　　在讨论秦俑军阵主题的时候，首先不能不提起大家要注意一个尽人皆知的问题：即这是一组大型的雕塑群②，不是单独的一尊雕塑，也不是一个个雕塑的简单的聚凑，这本是公认的事实，还是让我们引证几段资料来加深一下读者的印象吧：
　　据《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报导：
　　“通过试掘发现秦俑坑原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土木结构建筑，因火焚塌陷。”“武士俑及车马在坑内排列纵横成行，前后行俑的间距约70厘米，左右俑相距约60厘米。兵强马壮、阵容严整。”“综观上述军队阵容，为一长约200米，宽约60米，组织严密的大型军阵。”“整个军阵的构图，既严正统一又富有变化，既肃穆静立又寓有动意”③。
　　“二号坑的建筑结构比较复杂，根据其平面布局并参照兵马俑的排列情况，大体可分为四个单元”。“上述四个单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互相衔接有机地组成一个整体”。“一、二号俑坑比较起来，有相同处和不同处。相同点在，如两坑的营造方法、用材大小和坑的深度等都基本相同。二号坑出土的陶武士俑和陶马的高度及大小，也同一号坑出的陶俑陶马大致一样；陶俑的服饰，也分甲俑和战袍俑两类，足穿的鞋子，仍是第一号简报中介绍的那四种……。”④
　　《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报导：
　　“第三号坑的地位甚为重要，它一、二号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似为统帅三军的指挥部。”“第三号兵马俑坑，从其出土的遗物、遗迹看，与第一、二号兵马俑坑基本相同。表明一、二、三号坑应是同时制作，有机联系的一组东西。但其面积较小，形制特殊，武士编组排列亦与一、二号兵马俑坑显然不同，本身具有鲜明特征……”⑤。
　　上面引证这些人们十分熟悉的资料，无非是要强调以下二个事实：一、“秦始皇陵东侧的一、二、三号坑是一个整体”⑥。这是一个大型的雕塑群。而这一组大型雕塑应是一个统一的设计之下建成的。二、这样大规模的工程所需时间和人力绝非一朝一夕和少数人可以胜任的。
　　这两个浅显、明了的事实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
　　它说明，秦俑坑的设计者和秦俑的制造者不是一个人，毋宁说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两部分人。这是刚刚确立不久的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秦俑坑建筑中的具体反映，在讨论秦俑坑主题思想的时候，应当充分把握住这一矛盾，才能正确理解其全部含义。
　　黑格尔曾经说过：建筑是象征的艺术。秦俑坑自然也是一组宏大的建筑。如前文所引，这一、二、三号坑既为一个整体，自然是在一个统一的设计方案指导下完成的，无疑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当然，目前对秦俑坑的性质和作用还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象征着驻扎在京城外的军队，可称之为宿卫军”⑦；有的认为是“从葬坑”⑧；有的人认为是“送葬的俑群”⑨，笔者则认为是为表彰统一全国的军功所树的纪念碑式的‘封’⑩。这里，先不去讨论那些不同看法，只需指出：秦俑坑的全部工程虽似未能最后完工，如《简报》所指出的“因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而未能建成”(11)，但其设计者是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在建筑秦俑坑时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一组大型建筑或雕刻艺术群的主题思想，应从其宏观总体象征的意义和微观局部反映的情感去综合考察。这也是从秦俑坑这一具体矛盾出发探讨其主题所具备的基本常识。列宁在谈到辩证法的要素时指出：“这个事物对其它事物多种多样关系的全部总合”(12)。所以，在分析秦俑坑主题思想的时候，单纯强调一个方面、以偏概全的方法是不足为训的。那种把秦俑的主题说成为“表现了秦军战士积极向上”、“体现着”什么“旺盛的战斗精神”的“威赫赫、爵禄高登”，固然不符合秦俑制作的特定现实生活，也不尽与秦俑的形象贴切。但那种把秦俑主题说成“昏惨惨，黄泉路近”“给人以沉郁阴冷的抑感”的看法，恐怕也难用一句“愈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作品，它表现的思想深刻往往超过作者的主观意图”能解释清楚的。
　　首先，让我们从宏观总体象征的意义去考察秦俑坑的主题思想。美国当代数学家哥尔德证明：在一个系统中的各构成因素存在着自我相关性，因此处于这个系统之中的人们的认识能力，不可能解决此系统中的全部问题，只有跳出原有系统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才能解决原有层次上的问题(13)。欲探明秦俑坑象征的意义，必须从目前我们能见到的秦俑坑总体布局和其产生的时代去研究。据发掘简报记载：“从一、二、三号兵马俑坑排列的位置看，一号俑坑居于右边，它是以步兵为主的长方形军阵，二号俑坑居于一号兵马俑坑之左侧，是以战车和骑兵为主的矩形军阵；三号坑位于一号坑军阵之尾的左侧……当是象征着一、二号坑的指挥部”(14)。因此，人们断定秦俑坑乃是“一个完整的军阵编列体系”(15)，或古代的“方阵”(16)。这样完整的军阵是前所未有的。其实秦俑坑所反映的军阵规模，早已超过春秋时代的“鱼丽之阵”(17)，和战国时期《孙膑兵法》所叙述的“十阵”(18)的内容。如使用“鱼丽之阵”的春秋时代还是以车阵为主(19)，而《孙膑兵法》中“十阵”的“方阵”者“所以剸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韩)冯因抟三国之兵”。《集解》引徐广曰：“音专，专犹并合制领之谓也。”据此“方阵之制，大将居中，四面诸部连绕”(20)，亦与秦俑坑中排列位置不尽符合。请看下述记载：
　　“关于军阵的摆法，在一号坑内，有前锋，有后卫，有主体，有侧翼，战车与步兵相间，但以步兵为主；二号坑有步兵、车兵和骑兵，步兵居前左方，步兵以下，右侧为战车兵，左侧基本上为骑兵，中间在车兵后又跟随有步兵，它属于各兵种联合编组的大型混合军阵”(21)，三号坑与一、二号坑虽“应是同时制作，有机联系的一组东西，但其面积较小，形制特殊”，“当是象征着一、二号坑的指挥部。”(22)从这一组尚未最后建成的雕塑群看(23)，实际是集中了春秋战国以来主要军阵类型，是陆军军阵集大成的缩影，它既不是无根据的凭空想象之作，亦不是某一种军阵、某一次战役的简单模拟，而是战国末年各军阵场面的提炼、集中。不是有人说俑坑的武士俑“头顶獬冠”是“楚的风习”，而俑坑出土的铜钺证明它们“远早于秦始皇年代”(24)吗?不是又有许多文章在否定这种看法吗(25)?其实，不需各执一端，只要认识到秦俑坑乃是集大成之作，其囊括时间自战国至秦朝建立，地自长江流域的楚至关中的秦，举凡有代表性的场面、武器、甲胄无不在此表现出来。由此可见：秦俑坑的总体设计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即以军阵的形式表现秦统一中国的过程和统一的宏伟场面。
　　再从秦俑坑的产生时代考察。目前国内对秦俑坑开始建造的年代虽有许多种意见(26)，但笔者认为：从秦俑坑出土有“十九年寺工馆”(27)铭文的武器看，其始建年代应在始皇廿年即公元前227年，此时秦已消除了内部嫪毐和吕不韦之乱，公元前236年攻赵取得阏与等九城，公元前235年攻楚，公元前234年攻赵取平阳、武城，公元前233年攻韩，公元前231年在秦大军压境下魏献丽邑，韩献南阳，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攻韩，俘韩王安，建立颖川郡，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率兵攻赵国都邯郸，公元前228年秦攻赵，俘赵王迁。如果把这些记录绘成地图，就可看出：秦国的势力已遍及大半个中国，韩、魏、赵有的已经灭亡，有的灭亡在即，齐燕也岌岌可危，楚国的国土地有大部分落入秦的统治之下。在此后的六年(自公元前227年到前221年)秦国的军队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将那些残存的诸侯国彻底消灭，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这种一帆风顺，凯歌引进的时刻修筑的秦俑坑——姑不论其作用、性质何在——其表现统一的场面，四海归一的思想是极其自然的。因此，作为秦俑坑设计者，欲在其设计的对象上物化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28)的思想是十分必然的。这从上面分析中得出的结论，秦俑军阵的宏伟场面就可以得到事实的证明。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建造出的秦俑坑若是一幅“昏惨惨、黄泉路近“的景象，其主题的基调竟是“沉郁阴冷”，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秦俑坑的主题思想是否为“威赫赫”“旺盛的”“积极向上”的呢?从设计者的主观意图方面说，当然应该如此。可惜，如秦俑坑这样大规模的雕塑群，并非设计者个人所以能包办的，其设计思想必须通过成千上万的劳动者的手来实现。这样，在探讨秦俑坑主题思想之时，还必须考虑从那些出自底层的艺术家之手的一个个塑像所反映的基调。
　　从微观的角度研究，秦俑坑的塑像是一种什么基调呢?无可讳言，在这数以千计的塑象中，固然不乏有“活泼、自信”的形象。然而，就其所能见到的秦俑的面形表情来看，大部分是目光呆滞，毫无生机，反映了低沉而绝望的心情，压抑而悲愤的精神状态。口说无凭，现以王玉清同志在《秦俑面形和表情》(29)一文中刊饰的二十三张秦俑面部表现的图版为例，请看：第一张据作者介绍是“年长、有智的军官”，但其双目紧闭之神态就给人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压抑之感；第二张目光低垂，似胸中有无限忧伤；第四张神色黯然，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气；第五幅圆睁怒目，诉说着胸中蕴藏着仇恨烈火；第八、第九、第十四、第十九张的神情与第二张略同；第十一、第十三、第十五、第十七张的神情与第一张相仿；第十六、第二十一张的面部表情与第四张所反映的精神状态有共同之处。总之，除第十八、廿二、二十三张图版上的面形有昂扬、奋发的神气外，其余的大部分面部表情所反映的精神状态并不如此。其基本格调是沉郁、悲凉和压抑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正是与亲手制造秦俑的那些普通劳动者自身遭遇一致的。掘专家估计：秦始皇陵的工程仅土方一项就需一亿七千零一百三十余万个工日(30)，而参加修建秦始皇陵——包括秦俑坑——的众多工匠除秦人外，应有许多秦以外的劳动人民，或者说：秦以外的各诸侯国人乃是修建秦陵工程的主力，从秦始皇陵西侧发现的刑徒墓中墓志文来看就证明这点。据《简报》公布的资料，可知刑徒墓中有如下志文：
　　①东武罗
　　②东武*(逐)
　　③东武宿契
　　④东武不更所*(上次下月)
　　⑤东武东闻居赀不更*(左目右鸟)(睢)
　　⑥东武居赀上造庆忌
　　⑦平阳驿
　　⑧赣榆距
　　⑨赣榆得
　　⑩博昌去疾
　　(11)博昌居此(赀)用里不更余
　　(12)平阳居赀北游公士滕
　　(13)阑陵居赀便里不更牙
　　(14)媰(邹)上造姜
　　(15)杨民居赀武德公士契必
　　(16)杨民居赀大(教)
　　(17)(杨)民居赀公士富
　　(18)囗囗居赀囗囗不更囗必
　　(19)觜(訾)……楷(赀)……不更滕”(31)。
　　在这十九人中，除一人籍贯因字残损不清外，其余十八人的籍贯：属东武者六人，东武在今山东武城西北，战国时原属赵；届赣榆和博昌者各二人，赣榆在今江苏赣榆县东北，博昌在今山东博兴县南，战国曾分别属于齐和楚；属杨民者三人，其地在今河北宁晋附近，属平阳、平阴、兰陵、邹、訾者各一人，其地分别在今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这些地区原来都属于山东六国，由此可断定修建秦始皇陵的大部分劳动力应是“从原山东六国地区诏调”(32)来的。这些人在秦国和秦王朝统治之下被大批的押解至关中服徭役，或被大规模地被“迁”徙至远离故土(33)，他们在秦统治者的铁蹄与皮鞭之下，忍受着饥寒与痛苦，被迫承担着沉重的徭役。当他们塑造着一个个秦俑的时候，如何能使自身精神物化了的对象“自信、活泼”起来呢?由这样一批身着囚衣，脚戴铁镣，胸中积郁着仇恨和悲伤的无名艺术家们塑造出的群像，其基调怎能“明快、高昂”“蓬勃向上”得起来呢?所以，无论从秦俑形象本身还是其制造者的背景来看，秦俑的表情都是给人以沉郁阴冷的抑感。奇怪的是，有些专家一方面承认秦俑坑的制造者是被秦王朝征调来的刑徒或奴隶，同时也承认秦的徭役沉重，但又在评论秦俑艺术时一味盛赞什么“朝气蓬勃”，“欢快、自信”。似乎秦俑并不是这些被压迫的囚徒制造出来的。显然，这些专家们忘记了逻辑学中的同一律，在讨论问题时有点顾此失彼，或者是唯恐承认秦俑形象沉郁、阴冷而影响其艺术价值。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顾虑，笔者十分同意张文立等同志的看法：对秦俑艺术成就评价的标准，决不在于其反映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不能说表现“高昂的必胜信心”的艺术品水平就高，表现“低沉”情绪的艺术品的艺术价值就低，任何一个有价值的艺术品都应当是真、善、美的统一，其最终目的应是表现一种和谐的美。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秦俑坑出土的陶俑，除个别的较为粗糙外，绝大部分都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和谐，制造者的真实境况与其所塑造的对象之间统一，使两千年后的我们，能从一个个神态各异的秦俑形象中，窥见秦代各族人民戆厚、朴实的形象和被压迫下无可奈何，忧愁苦闷的心情。这种艺术成就应是空前绝后的，正如马克思在论到希腊艺术时谈到：“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而希腊的艺术“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34)，秦俑的艺术成就决不致因对其面部表情的分析而遭到贬低，这种杞忧似可以解除。
　　从上述分析中，可明显地看出一个矛盾问题，即秦俑坑设计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塑造秦俑形象的工匠或艺术家思想、情绪之间的矛盾。前者当然希望从整个群像中表达出昂扬、乐观的情绪，后者只能有意无意地把自己阴暗、低沉的情绪塑造到秦俑身上。这对矛盾其实正是两千年前秦统一中国前后历史实际矛盾的真实反映。因为：战国末年统一的形势业已具备，而新兴的地主阶级正是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阶级，所以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皆具有目光远大，胸怀宽广的气魄：“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35)，“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36)，这是何等的气魄。其修长城，建驰道，筑阿房，统一文字、度量衡，在“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37)的广大国土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多么豪壮，这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毕竟是阶级社会中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进步，秦的统一毕竟是地主阶级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种统治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压迫的基础之上的，其压迫的残酷程度不仅有文献上记载的“赭衣塞路，囹圄成市”(38)等已为人熟知的资料可想见其一般，而且有秦俑坑附近发现的、令人惨不忍睹的刑徒墓坑而得到具体印证(39)。所以，秦俑坑的宏观设计思想和微观的具体塑造形象是矛盾的。那么，秦俑坑岂不是杂乱无章，不成体统的了么?它还能称得上艺术，还可能有主题思想吗?
　　其实，这也是不在话下的问题，矛盾并不影响任何一件艺术品的成就，甚至毋宁说任何艺术品均是表现某一种矛盾的，问题在于能否将某些矛盾统一于一个整体之内，即能否在一个艺术品或一组艺术群中达到“和谐”的境地，具体地说秦俑坑的艺术成就应是无庸置疑的。二十世纪的系统论方法提示我们：任何一个活动着的系统存在，在其内部结构中，各分散主题间一定有着内在和普遍联系。我们用这种系统论的方法就可以看出：秦俑坑总体设计思想和秦俑制造者所顽强地反映出的情绪虽是对立的，矛盾的；但它们二者间有着内在、普遍的联系，有统一的一面：那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请看：秦俑军阵总体布局乃是囊括全国的军事场面、面向东方的广大国土，秦俑形象所反映的也包括少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尽管他们愤懑、犹伤、各有所思，但又能不集聚在一个军阵之内充当秦政权分配给他们的角色。这种艺术总体形象的统一，难道不是历史真实的确切反映吗?因此，如果讨论秦俑坑的主题思想，既不能单纯的从设计者的指导思想去推论，也不能简单地以塑造者的地位、情绪或某个秦俑的表情去猜想，而应从这两者结合并根据秦俑坑总体布局及一个个秦俑的形象，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这样，我们就会得出秦俑坑的主题思想应当是：统一国家建立，是“大统一”的反映。其场面是，宏伟的，气魄是雄大的，但其中具体的人物塑像情绪是低沉的，阴暗的。前者是设计思想的体现；后者是塑造者内心世界的反映，而两者如此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正是秦俑艺术最高成就的所在。当我们参观秦俑坑，置身于两千年前艺术家们创造的奇绩之中的时候，不是一方面为其场面壮观而感叹，一方面又为其秦俑形象所感染而油然而生出悲悯之情吗?这就是艺术的感染力和引导人们认识世界的魅力，从秦俑坑的艺术形象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而且应当看到两千年前的社会，看到推动当时社会进步的矛盾。它应当是历史的教科书，而不是浅薄的普通的塑像。这才是秦俑艺术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我们讨论秦俑坑主题思想的意义。只有我们认识到秦俑艺术如此深刻的主题思想，才能恰如其份地评价其艺术价值，任何“拔高”或“贬低”都是不对的，只有从秦俑形象的具体对象和历史实际出发，正确阐发秦俑坑艺术的主题思想，才有助于我们欣赏秦俑的艺术，有助于了解历史，才更能进一步认识到秦俑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所达到的不可企及的高度。
　　注解：
　　(1)这批论文主要有：闻枚言、秦中行《秦俑艺术》(载《文物》一九七五年十一期)；袁仲一《秦俑艺术初探》(载《西北大学学报》一九八〇年二期)；秦中行《秦始皇毁灭文化论可以休矣——评临潼新出土秦俑的艺术成就》(西北大学学报》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略论秦始皇时代的艺术成就》(载《考古》一九七五年六期)张文立、吴晓聪《秦俑主题思想试探》(载《陕西省文博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本文所引用的论点均出自上述论著，不一一注出。
　　(2)如《文博》一九八五年一期载李鼎铉：《秦兵马俑的写实主义艺术风格》中谈到：“秦俑是大型的雕塑群像”甚是。
　　(3)见《文物》一九七五年十一期，原题为《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本文引用资料转摘自一九八〇年秦俑博物馆编《资料汇编》第一集。
　　(4)见《文物》一九七五年十二期，转摘自《资料汇编》第一集。
　　(5)见《文物》一九七九年十二期，转摘自《资料汇编》第一集。
　　(6)见《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载《文物》一九七九年十二期。
　　(7)袁仲一《秦俑艺术初探》，载《西北大学学报》一九八〇年二期。
　　(8)杨宽《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载《秦俑馆开馆三年文集》。
　　(9)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墓的调查与发掘》，载《考古》一九八一年第六期。
　　(10)见《文博》一九八五年一期《秦俑之迷》。
　　(11)见《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载《文物》一九七五年十二期。
　　(12)列宁《辨证法的要素》，见《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607页。
　　(13)见《GEB——一条永怛的金带》道·霍夫斯塔特原著，乐秀成编译，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
　　(14)见《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载《文物》一九七九年十二期。
　　(15)秦鸣：《秦俑坑是秦秦始皇陵的陪葬坑》，见《文博》一九八五年一期。
　　(16)庞齐：《观秦俑，谈方阵》，见《文博》一九八五年一期。
　　(17)见《左传》桓公五年。
　　(18)见《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二月出版第129页。
　　(19)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第2版第287页。
　　(20)见《孙膑兵法校理》第134页。
　　(21)见《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报告》。
　　(22)见《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
　　(23)据《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载：“……在二、三号坑之间有一个未建成的废弃坑，面积约4600平方米，仅有土圹，未发现木结构建筑遗迹及砖铺地，也未见陶俑、俑马等文物，这可能是拟议中的一个军阵，因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而未能建成。”
　　(24)陈景元《秦俑新探》，见《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25)如张占民、何欣云《秦俑坑年代考辨——与陈景元同志商榷》，载《人文杂志》一九八五年一期；秦鸣《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载《文博》一九八五年一期。
　　(26)关于秦俑坑修建开始的时间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秦俑坑的修建工程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到公元前209年被迫停工，前后费时约十年左右”(袁仲一：《秦俑坑的修建和焚毁(载《秦俑馆开馆三年文集》)。一种认为是“秦始皇时期”(张占民、何欣云：《秦俑坑年代考辨》，载《人文杂志》一九八五年一期)；另一种认为是“宣太后时期”(陈景元：《秦俑新探》)。
　　(27)转引自张占民、何欣云《秦俑年坑年代考辨》。
　　(28)《史记·秦本纪》。
　　(29)见《文博》一九八四年创刊号。
　　(30)袁仲一《从秦始皇陵的考古资料看秦王朝的徭役》，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三辑。
　　(31)《秦始皇陵面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载《文物》一九八二年三期。
　　(32)袁仲一《从秦始皇陵的考古资料看秦王朝的徭役》。
　　(33)见《史记·货殖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地理志》。
　　(3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
　　(35)贾谊《过秦论》。
　　(36)李白《古风十九首》。
　　(37)见《琅邪台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
　　(38)《史记·秦始皇本纪》。
　　(39)参见《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
　　(原载《文博》1986年第2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