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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秦俑到秦文化——秦俑研究及其辐射概述

李淑萍


  考古学发现的古代文明,是一代文化的映像。对它的研究工作自然是先从出土文物及其遗址起始的。这种研究的继续深入和发展,则顺其自然地要步入一个新阶段,即面的扩大和质的深入,具体地便是步入对一代文化的探求和对其上下源流的追索。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从发现到现在近20年的研究,正是沿着这个轨迹走过来的。这些新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秦俑考古00资料的发现,不仅给旅游业带来了勃勃生机,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发现的资料,给秦文化、先秦史及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其开辟了新视角、新途径,并向纵横辐射。下面我想将这20年来学术界对秦俑研究的过程,作些简要阐述,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看法。
  一 秦俑发现经过及出土情况
  属于客观存在的事物,总是会被辛勤的人们发现和认识的。有的是人们根据文献记载有意识地去寻找,而另一种是由于很偶然的机遇而被发现。秦俑属于后者。它是1974年3月当地农民挖井时重见天日的。于是,一个震惊全球的考古发现,揭开了秦史新的篇章,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钻探,探明了这是一组规横宏大的兵马俑陪葬坑。共发现三个呈“品”字形排列的俑坑,根据发现的时间顺序编为一、二、三号坑。位于秦陵东侧1.5公里处,属于秦始皇陵园的组成部分,为秦始皇帝的地下冥军。
  一号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14260平方米。由车兵、步兵混合编队,为一矩形方阵。坑的东端为一南北向长廊,排列着三列面向东的战袍武士俑,每排68件,共计204件,为方阵的前锋。坑的南北两侧,分别有一列面向南北的武士俑,为方阵的右翼和左翼。坑的西端也有一南北向长廊,排列有三排武士俑,其中最后一排面向西而立,为方阵的后卫。坑的中间共有38路面东的武士俑,它们分别排列在战车的前、后,车上有驭手、车士及戎右,车下是随车徙兵,车后的步兵数有80至200人,这与古文献记载的75个相悖,可以说明秦时步兵作用的加强。一号坑已发掘4000平方米,共出土陶俑2000多件,车马70多件,战车18辆。根据陶俑排列密度推算,一号坑共有陶俑6000余件,车马180余件,战车40辆左右。
  二号坑位于一号坑北20米处,面积6000多平方米,呈曲尺形的军事阵容,由车兵、步兵、骑兵三个兵种组成。坑的东端是由步兵组成的步兵方阵,四周排列有172件立射武士俑。中间排列有160件跪射武士俑。步兵方阵的后部,由南向北分别为车兵和骑兵组成的方阵。二号坑可出土各种武士俑1300多件,战车89辆,车马356件,鞍马116件。发掘工作可望于1993年开始。
  三号坑位于一号坑西端北25米处,面积仅有520平方米。它的平面呈“凹”字形。坑的中部最前方,有一辆战车,车后立有4件武士俑。坑的南部由相向而立的42件武士俑组成,坑的北部由相向而立的22件武士俑组成。共有陶俑68件、战车一辆,根据它的形制、军阵排列来看,学者们认为是俑坑的统帅部,即军幕。三号坑已全部发掘,并公开展出。
  秦俑坑中出土的陶俑可以用大、多、精、美四个字来慨括。俑、马、车均与当时的人、马、车等大,而且造型逼真,栩栩如生,秦代艺人以写实的艺术方法,将秦代军人的形象展现在当今人们的面前。秦俑坑中除过数量众多的陶俑以外,还出土了实战用的青铜兵器,几乎囊括了秦代以前的所有兵器种类。这组完整的军阵内容,为研究古代之军事史、兵器史、艺术史及科技史提供了极为珍贵、丰富的实物资料,也为学术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由此,考古专家的发掘又转向了对秦陵的探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秦陵周围发现了大量的秦代遗存,出土了以铜车马为代表的众多文物,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始皇陵列入了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清单,一个斯芬克斯之谜等着人们去铨解。
  二 秦俑研究面面观
  秦俑不但吸引来众多的旅游观光者,也引来学术界的各类专家对它的研究和探索。以本人所看到的材料为例,秦俑研究专著十余部,文章500多篇。从这些作品内容来看,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和考古的领域,范围已扩大到建筑、地质、冶金、生物、化学、物理等方面,不同门类的专家纷纷将秦俑坑中所反映的内涵引入自己的笔下。综合归类后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有关秦俑军阵及属性的问题。大多学者在研讨中都将兵马俑坑与秦始皇陵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袁仲一先生认为:“大型的兵马俑坑在秦始皇陵东侧,我以为似象征屯驻在京师外边的宿卫军”。“秦始皇生前的咸阳宫及咸阳城是驻有军队守卫的。根据文献记载,京师的卫队可分三类……秦始皇陵东侧的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内的战车、骑兵和步兵,与上述京师的三种卫军对照,当属于第三类,即象征着驻在京城外的军队,可称宿卫军。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第一号兵马俑军阵是为右军;以战车和骑兵为主的二号兵马俑军阵是为左军;未建成的废弃坑,当为拟议中的中军;第三号兵马俑坑是统帅左、右、中三军的幕府”①。张文立先生认为:秦俑阵列,是《尉缭子》书中所说的“常阵”的阵列②。秦鸣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它是秦始皇东巡卫队的象征”③。黄展岳先生认为是“送葬的群”④。庞齐等学者认为,一号坑是一个方阵⑤。白建纲先生认为:“秦俑军阵是表彰武功的记功建筑,秦俑军阵性质是记功性的”⑥。刘德增先生认为,秦俑应该有五个坑,即《魏书》中的“五营”,即前后左中右⑦。同这些观点相悖的张仲立先生认为三号坑不是军幕,而是古代的军社⑧。关于俑坑的属性,林剑鸣先生认为这批陶兵马俑与秦陵无关,而是纪念战功立起的“封”⑨。张文立先生认为是秦国军队的象征,并明确地指出是秦始皇地下冥军⑩。
  2.关于秦俑的艺术评价问题。秦俑出土以后不仅仅告诉人们军事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向人们展示了它的强大的艺术魅力,属于秦俑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由于个人的审美及欣赏角度不同,而引出众多的不同看法。但共同的一点,都认为秦俑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雕塑史中秦代雕塑的空白,认为秦俑是一组以写实手法表现人物的庞大艺术群体,属古代写实作品中的精华。袁仲一先生认为,这是宣扬国威,显示政权强大无比。人物则是表现为刚毅勇猛,欢快愉悦的风貌(11)。张文立、吴晓丛二位先生则认为,整个俑坑中所表现的是低沉的哀怨和忿恚的情绪,表现的是逆反心理(12)。林剑鸣先生在《秦汉史》一书中(13),也申述了同样的观点。刘骁纯先生对秦俑艺术作了这样的评论,“这是不可能再重复的特有的艺术作品”(14)。秦俑主题的这种多元现象,正是说明了它的内涵的丰富和对当时社会生活反映的深刻。现代的评论家,在解读古代的这些作品时,以自己的心去接古代的创造者的心,这叫以心接心。多元化的论断,是心的流动,心的莫测和丰富所致,它给学者们打开了思潮的闸门,创造性的思维便从此破门而出。
  3.关于秦俑出土的兵器问题。这类问题在秦俑研究中没有什么大的争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对秦俑坑中出土的兵器进行分类,逐个介绍其尺寸大小及质地、使用的场所及范围;再是从冶金、机械制造等方面进行探索,从而重新评价秦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研究的文章有王学理先生的《秦俑坑青铜兵器的科技成就管窥》(15),杨泓先生的《中国古代兵器论丛》中的有关章节。武伯纶、张文立二位先生的《秦始皇帝陵》一书中的有关篇幅。秦鸣先生的《秦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16)。
  4.关于秦俑坑出土文物的保护问题。这一问题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秦俑博物馆保管部在俑坑的隔梁加固、秦俑颜色保护、青铜兵器的防锈以及遗迹的长期保存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研究的文章有《浅谈秦俑的文物保护问题》(17)、《秦俑彩绘的保护研究》(18)《秦俑文物保护实验与研究述评》(19)、《温湿度对秦俑影响情况的实验研究》(20)。对秦俑坑的文物保护也引起世界的关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研究单位与秦俑馆合作,对秦俑坑的文物、遗址保护作进一步的研究,秦俑博物馆已派出两名人员赴德国培训。文物保护已列入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项目。
  5.组织机构、学术活动及对外交流。考古发现与研究并驾齐驱,同步进行,初期的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各自为战。从1984年以后,秦俑博物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改个体研究为系统地、全面地、有组织的群体研究。组织召开了三次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推动了秦俑研究工作的发展,对开拓秦俑研究的新领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于1986年成立了秦俑学研究会,1990年正式被批准。会长袁仲一先生(秦俑博物馆馆长),副会长何清谷先生(陕师大历史系教授)、张文立先生(秦俑博物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贾景臣先生(秦俑博物馆党总支书记)。由秦俑博物馆研究室所办的《秦陵秦俑研究动态》杂志,为研究秦陵、秦俑的专家学者及时提供信息和资料。并在《文博》杂志(秦俑博物馆与陕西省博物馆合办)上开辟栏目,刊登研究秦俑的各类文章。
  近年出版的有关秦陵、秦俑研究专著有袁仲一先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袁仲一、张占民合编的《秦俑研究文集》,1990年陕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张文立先生的《秦兵马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袁仲一、张文立、张仲立、吴永琪编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文选》,1989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武伯纶、张文立的《秦始皇帝陵》,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占民的《秦皇陵园纵横谈》,1992年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秦陵之谜新探》,1992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俑考古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8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报告的出版,为秦俑研究提供了最系统、最权威的资料,将大大方便今后的研究。王学理的《秦始皇陵考》,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文立的《秦俑著述分类目录》连载于《秦陵秦俑研究动态》杂志。国外刊物,如美国的《国家地理》、日本的《东方学报》及我国台湾的《雄狮美术》等杂志都刊登了研究秦俑的文章。随着秦俑的对外展出,扩大了秦俑在世界的影响范围,同时也将新的研究成果传播到国外。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汉学专家纷纷加入了秦俑研究的行列。
  三 对秦陵的钻探和研究
  秦兵马俑坑的发现激发了考古学家对秦陵考古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巨大成果。现已探明,秦始皇陵园整个占地面积56.25平方公里,陵园周围发现的陪葬墓以及其它遗址400多处。主要有陵西的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陵东的马厩坑,杀殉墓等。对秦陵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秦始皇陵园形制与设计思想的研究。袁仲一先生认为“秦始皇陵园的整个建筑布局是模拟生前,把地上王国统统搬到了地下。诸如那高大的陵墓下的地宫象征着皇宫,内外两城象征着京都的宫城和外廓城。内城里的寝殿、便殿,寺园吏舍,还有供皇帝出行的乘舆,游猎用的苑囿。外城外边的厩苑内有供驾车和骑乘用的骏马,更加上地宫内具有百官次位以及无数奇器珍怪,正构成一幅封建帝王理想的宫城图”(21)。杨宽先生则是这样认为的,秦陵的布局“就是按照国都咸阳设计的,也就是和张仪等人设计的成都差不多。把双重围墙的陵寝造在陵园的西部,陵墓造在陵园的西南角,就是按照咸阳和成都的小城(即宫城)造在大城西边的布局的。不仅陵园布局的设计是仿效都城结构的,甚至采取挖鱼池来取土的方法也是效法都城的建筑的”(22)。
  2.对秦始皇陵园工程的研究。如袁仲一先生曾撰文分析和研究了陵园的建筑规模,陵园建筑的工程量,修陵人的来源等问题(23)。袁仲一、程学华先生对居赀犯人的来源、服居赀劳役者的年限、生活待遇及修陵人身份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24)。
  3.对秦始皇陵园的渊源的研究。杨宽先生认为“秦始皇陵园是以战国各国国君陵寝为蓝图设计的”(25)。张占民先生认为“秦始皇陵园并不是以战国其他国君陵寝为蓝图设计的,而是在继承秦先公陵园基础上创立的”(26)。
  4.对铜车马的研究。袁仲一先生主写的《秦陵二号铜车马》(27),孙机先生的《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28),党士学先生的《关于秦陵二号铜车马》(29),王子今、高大伦、周苏平先生的《关于秦陵二号铜车马御者俑》(30),聂新民先生的《秦陵铜车舆内出土文物释名》(31),张仲立、党士学先生的《秦陵铜车车舆结构与车舆衣蔽再探》(32),以上论文对铜车马及其相关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的论点。
  四 秦俑向秦文化、先秦史研究的延伸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代帝王陵墓的出土文物,可以集中地反映一代文化。秦陵埋藏之丰,汉代人就认为自古未有(33)。考古实物与史料的相互印证,更丰富了研究领域,秦文化、先秦史研究的诸多学者不断从秦陵、秦俑研究中汲取养份,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使秦文化及先秦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纪元。因为秦俑及秦陵所包含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向人们展示的不仅是其本身的内容,还反映出秦的政治史、军事史、制陶史、冶金史、美术史、科技史、都城史以及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内容。秦俑学研究是秦文化研究长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张文立先生曾在1986年专文论述了关于秦俑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地位问题(34)。秦文化正因为有了秦国与秦人留下的灿烂文化而得名,它与中原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一样在中华大地盛开着。由于秦的统一,使秦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被学术界所重视。近年来是秦俑研究向外延伸的黄金时期。这种延伸,一是横的方面,即秦文化、先秦史方面的延伸;一是纵的方面,即找出其源流和影响。学者们结合秦陵及秦俑坑出土的大量文物,上觅其先秦之源流,下究其对汉唐的影响,河面越来越大。张文立先生写的《秦汉的多神崇拜及其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周秦崇神异同论》(35),考述了殷周的多神崇拜对秦代及以后各代的影响。而袁仲一先生的《秦代陶文》、《秦文字类编》(36)两本专著,则收录了先秦的大量陶文及金、石、陶文和竹简文字,如《石鼓文》、秦公镈、秦公钟、天水秦简、睡虎地秦简等所有的文字,并对之进行了系统研究。张文立先生主编的《秦史人物论》(37),则将秦从襄公开始后的主要人物,如秦襄公、秦穆公、秦孝公、韩非、商鞅、扁鹊、李冰等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人物,进行集中评述,为专门研究先秦至秦亡人物的一本专著。王关成、郭淑珍编著的《秦刑罚概述》(38)一书,则从先秦考述开始,对秦代的死刑、肉刑,刑名,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此期间,《文博》杂志连续发了两期秦俑研究专号,及一期《秦俑·秦文化研究》专号,对此项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秦俑博物馆编写《秦俑·秦文化》丛书,将更为系统的以秦俑为中心对秦及先秦的社会各方面进行全面研究,计划出书30余册。
  五 对秦俑及秦文化研究的评估与展望
  首先肯定秦俑、秦文化研究目前仍是方兴未艾,硕果累累,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价值在于,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提出了需要研究的问题,确定了秦俑今后的研究方向,使秦俑研究的视角和领域不断拓宽,它包括宏观和微观二个方面。宏观方面就是将秦俑纳入秦文化的大范围研究领域,这必将带来秦俑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秦文化研究内容的丰富。微观方面就是对秦俑本身一些具体问题作专门研究。
  从以上简略的挂一漏万的追述中,可以看出由对秦俑的研究延伸到对秦文化的论述,有一个发展过程。对这个过程,我以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4年到1984年。这是秦俑被发现后,学术界重视了对它的研究。从这一点上说,秦俑的被发现和进入研究领域,几乎是同步的。当然,这十年中,前二年的某些文章,受到当时政治气候的左右较明显,而后期的学术气氛较浓。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对前段研究的总结,出现了关于秦俑研究的述评性的文章,同时酝酿和提出把秦俑研究纳入秦代历史、秦文化研究的轨道,以拓宽秦俑研究的领域。它的标志是两次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第三阶段是1990年到现在。这一阶段是由秦俑到秦文化研究的发展时期。学者们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由秦俑而探讨秦文化各方面的问题。它的标志是秦俑学研究会的正式成立和第三次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这种分法,仅是一己之见,是否有当,尚祈批评指正。但是,从这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秦俑研究的学术潮流。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秦俑坑的被发现,提供了新材料,也提出了新问题。我们就是在这两个前提下,发展着秦俑研究的潮流。即秦俑→秦陵→秦文化这样一个发展轨迹。
  现在需要进一步做的工作,我以为有五个方面。一是微观研究仍需加强。这是研究工作起步的基础,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有所忽略。例如对秦俑坑及秦陵出土的文物的定名,尚须进行一次规范化、标准化的清理研究。如将军俑一名,就有高级军吏俑、武将俑等不同定名。基于这种情况,应该进一步将历史文献及出土文物作对比研究,定出恰如其分的名称,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二是对一些争论的问题,应该充分展开讨论,如关于三号坑的性质问题、秦俑主题问题、军阵问题等。学术论争是学术发展的推动力。正如马克思1853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真理是由争论确定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清理出来的。”通过争论,智力冲击,产生新的学术思想,学术便向前发展。否则,死水一潭,缺乏生气,学术园地沉寂,这门学术也便会走到尽头了。三是进一步重视理论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进行文化史的探索中,理论研究更显得重要。现在,文化理论纷呈异彩,我们要对各种理论作一番了解和探求,用以解决研究中的问题。这样才能高屋建瓴。同时也才能使研究工作贴近生活,为社会服务。四是重视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从文物出发,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五是进行纵向的和横向的对比研究。从纵向的方面研究,可以定出秦俑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即其继承和发展。从横的方面研究,可以定出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目前,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较薄弱。
  以上是我沿着秦俑的发现、发掘、研究的发展轨迹,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现状,并提出一些想法和看法。囿于所见,抑或有所偏颇,诚请方家指正。
  ①《秦始皇陵东侧第二、三号俑坑军阵内容试探》,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②《秦兵马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秦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见《文物》1975年第11期。
  ④《中国西安洛阳汉唐墓的调查与发掘》,见《考古》1982年第6期。
  ⑤《观秦俑谈方阵》,见《文博》1965年第1期。
  ⑥《论秦俑军阵的性质》。
  ⑦《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揭谜》,见《走向世界》1991年第3期。
  ⑧《秦俑三号坑性质刍论》,见《文博》1990年5期。
  ⑨《秦俑之谜》,见《文博》1985年第1期。
  ⑩《秦始皇帝的地下军团及其指挥部》,刊于日本富山市考古资料馆《富山市考古资料馆纪要》1990年3月。
  (11)《秦俑艺术初探》,见《秦俑研究文集》。
  (12)《秦俑主题思想试探》、《再论秦俑的主题思想》,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文选》。
  (13)林剑鸣:《秦汉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183页。
  (14)《致广大与尽精微——秦俑艺术略论》,见《美术史论丛刊》1982年第2期。
  (15)(16)见《秦俑研究文集》。
  (17)见《文博》1989年第5期。
  (18)(19)见《文博》1989年第5期。
  (20)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文选》。
  (21)《秦始皇陵兵马俑》,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文选》。
  (22)《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见《文博》1984年第3期。
  (23)《从秦始皇陵的考古资料看秦王朝的徭役》,见《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1983年第5期。
  (24)《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地出土的瓦文》,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25)《秦始皇陵布局结构的探讨》,见《文博》1984年第3期。
  (26)《秦始皇陵园渊源试探》,见《文博》1990年第5期。
  (27)见《考古与文物》丛刊1983年第1号。
  (28)见《秦俑研究文集》。
  (29)(30)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文选》。
  (31)见《文博》1985年第1期。
  (32)见《文博》1990年第5期。
  (33)见《汉书·刘向传》:“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
  (34)《秦俑的冲击波——试论秦俑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见《文博》1987年第1期。
  (35)前文见《秦汉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后文见《西周史论文选》,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
  (36)前书三秦出版社1987年出版,后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
  (37)(38)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
  (原载《文博》1993年第5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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