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通过上述对历史文献的梳理，我们认为秦始皇帝陵的建造过程并不是两千年来人们认为的“近四十年”那么长，建陵的周期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认识也可从考古学资料反映的时代特征方面得到印证。
　　一、地宫反映的时代特征
　　地宫是墓葬的核心，地宫的形制、随葬品等无不留下时代的烙印。当然目前最能说明秦始皇帝陵园是皇帝理念下产物的依据是陵墓地宫中的水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文献记载，经过两次科学测试证实无误。①在秦始皇帝前后时代的陵墓中，使用水银的现象不乏其例②，但他们在陵墓中置放水银是出于财富的目的。③而用水银在墓室中模造出“百川江河大海”，历史上只有秦始皇帝一人。这反映出他们对死后理念的追求境界是有天壤之别的，前者关心的是一己私利，后者将国家的版图置于墓中关注的是帝国的未来。
　　而这一切，不能想象在秦始皇刚即位为秦王时，秦国上下就会有如此的气魄，更何况那时秦国版图上还没有大江，没有大海，能在方寸之间再现帝国的版图，只有统一后的现实才能提供这样的思考。
　　① 常勇、李同：《秦始皇帝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考古》1983年第7期；刘士毅主编：《秦始皇帝陵地宫地球物理探测成果与技术》，地质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② 参见本书第六章《秦陵地宫水银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的内容。
　　③ 同上。
　　二、礼制建筑反映的时代特征
　　古代阙制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演变，在经过整合先秦阙制的实践后，至秦代形成经典阙制，此时阙为独立式，分布在宫城、都城大门之前，形成单阙、双阙和三出阙三种等级递进的用阙制度；只有经典阙制的形成才能出现以三出阙为代表的最高等级的建筑标志，秦始皇帝陵园东西内外城之间发现的两组独立的三出阙，其形式和概念不会是秦王时期的产物①。
　　秦始皇帝陵园陵寝制度中有别于此前最高统治者陵寝制度的因素，莫过于分布在陵园内外数量众多的陪葬坑，迄今已经发现184座，由各类陪葬坑构成的秦陵外藏系统是皇帝专制下中央集权体制在地下的模拟再现②，一座座陪葬坑代表了现实所具有的中央政府和皇宫管理机构。这些只有在新型政治体制建立后才可能产生的陵寝制度因素，也就只能是秦统一全国后才会出现的。
　　① 参见本书第八章《秦始皇帝陵园三出阙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内容。
　　② 段清波、张颖岚：《秦始皇帝陵的外藏系统》，《考古》2003年第11期。
　　三、陶文内容反映的建造时间
　　长期以来，学界已经默认“秦始皇帝陵经过三十八年的修建”这一判断，作者过去也持这一看法，这是因为在著名的《史记》中，史圣司马迁曾记载到“始皇初即位，穿治丽山”，于是学者们就把他即位的这一年，即公元前246年作为修建陵园的开始年份；到了公元前210年，即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出巡途中死后，被运回埋葬，其后，秦二世二年冬(前208年)周章率起义军进军到距陵园内6公里的戏时，参加修建陵园的劳工被迫拿起武器，与起义军对抗，这时陵园建设因故停工，如此算来，秦始皇帝陵园前后修建的时间为38年。
　　秦始皇帝陵园的陵寝设施是少见的一种陵园建制，不仅在陵园内存在大量的陵寝设施，在陵园之外还布设着建筑、陪葬坑、陪葬墓，尤其是陪葬坑作为陵园整体建构之一，广泛地分布在陵园内外。我们通过对陵园内外出土的陶文、陶俑的制作工艺流程、陪葬坑建造方式、陶窑的形式等方面的对比研究，来考察陵园内外遗存在建造时间上的早晚关系，发现所有的遗存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建造完工的。
　　若干年来，在秦始皇帝陵地区的建筑遗址、陪葬坑、陶窑、墓葬等处，发现了丰富多样的陶文资料，这些记录着制作者所属机构和籍贯资料的陶文，或戳印或刻画在陶制文物砖瓦、陶俑、陶马上，为数众多，在可资考证制作者所属机构及籍贯的陶文中，我们通过对陵园内陵墓北侧的陵寝建筑遗址、陵园西北部的飤官遗址、内城南墙廊房遗址三处和陵园外的鱼池建筑遗址、新丰刘寨遗址、新丰南杜遗址、兵马俑陪葬坑、馆前陶窑遗址、赵背户修陵人墓地六处，共9处遗址中的陶文资料进行对比分析①，发现除赵背户修陵人墓地因材料特殊，没有发现戳印的制作机构名称外，其他遗址、陶窑等全部发现或多或少的中央政府管理的制陶机构名称。参加秦始皇帝陵园陶质文物制作的主要机构有：宫水、大匠、左司空、右司空、左水、右水、北司、大水、居室、都船、寺水、寺工、都水、司水、大司、左、右、都、大、寺、北、工、卫等。其中的“左”、“右”可能为左水、右水，也可能为左司空、右司空的简称，“都”可能为都船的简称，“大”或为大匠或为大水的简称，“寺”或为寺水或为寺工的简称，“北”、“工”、“卫”三种单字所代表的机构或许分别为三个组织机构名称，如此，参加秦始皇帝陵园陶质文物制作的中央政府机构共约18个。其他8处遗址中参与兵马俑制作的中央政府机构最少，仅1个，为“宫水”，陵园内的飤官遗址陶文反映出的中央政府机构最多，达15个，余者相差不大，但均达8个左右，说明由中央政府机构参与制作的瓦被广泛应用在陵园、园内建筑和陵园外的建筑上，换句话说，就是中央政府中的制陶机构均参与了秦始皇帝陵区建筑物上所用材料的制造(图4—1)。
　　在能看出制作者籍贯的陶文里，来自现陕西境内的有咸阳(咸阳东北)、丽邑(临潼新丰)、戏(临潼代王)、栎阳(临潼武屯)、芷阳(西安洪庆)、杜(西安南郊)、好畤(乾县东)、漆(彬县)、旬邑(旬邑东北)、美阳(武功西北)、废丘(兴平东南)、汧(陇县南)、频阳(富平东北)、下邽(渭南东北)、临晋(大荔东)、蓝田(蓝田西)、商(丹凤西)等，他们来自关中和陕南，属传统的秦国境内。
　　而来自秦国传统地域以外即现陕西、甘肃以外的有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湖北等六个省区的19个县，具体的地名是赣榆(江苏赣榆)、当阳(湖北当阳)、郧阳(湖北郧阳)、东武(山东武城县西北)、博昌(山东博兴县南)、兰陵(山东苍山县西南)、邹(山东邹县东南)、杨氏(河北宁晋附近)、平阳(河北临漳西)、平阴(河南孟津东)、訾(河南巩县西南)、新城(河南伊川县西南)、宜阳(河南宜阳县西)、安邑(山西夏县西北)、杨(山西洪洞东南)、蒲反(山西永济县西)、绛(山西侯马东北)、皮氏(山西河津市西)。九处遗址中只有内城南墙廊房遗址中没有发现来自秦国传统统治地域以外的工匠，其他遗址或多或少地均发现甘肃以及东方六国的工匠，这其中只有量上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来自东方六国的工匠参与了所有(可能除内城南墙)建筑遗址中瓦以及陶俑的制作。来自甘肃地区的有乌氏(甘肃平凉县西北)、西县(甘肃天水西南)、泥阳(甘肃宁县东南)、冀(甘肃天水西)四县的劳工。
　　秦统一是一个渐次东进的过程，秦王嬴政即位时，秦国已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的疆土，“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②公元前238年始皇亲政后，一鼓作气，在十余年间依次灭掉韩、赵、燕、魏、楚、齐，至公元前221年，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帝国。考虑到陵园建设经历了帝国统一这一历史事件，那么以统一为限，前后参加修陵人员的来源应当有很大的不同。理论上讲，随着新占领区域的扩大，帝国能调动的人力资源也同步扩张，尤其是在最后十年统一期间，来自被占领地区的劳动力地理分布空间也渐次扩大，如果此时帝国需要从新占领地区征调劳动力来修建陵墓，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就统一大业和修建陵园两件事在秦始皇心目中的位置判断，前者更显得迫切，而此时秦始皇正值壮年，对于他是否会加大力度修建自己陵墓是值得我们怀疑的，更何况在战乱频仍期间和在刚被征服的地区，征调劳力从事与统一战争无关的建造陵墓的工程，即使有人建议如此，想必也不会获得秦始皇的允可。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推断，修陵人籍贯所反映出来的来自山东、江苏、河北等地区的人员，统一后来到关中从事陵园建设的可能性较大，赵背户修陵人墓地的死者有刻文者几乎全是东方六国的籍贯，没有一例显示为秦国本土的人员，最远者为山东和江苏东北的赣榆。而山东、江苏地区是最后被统一的区域，也就是说，来自这些地区的劳工只有统一后才有可能来到关中从事建陵的工作。
　　另外，陵园内发现5件刻有始皇二十六年、二世元年诏书的斤权，飤官遗址出土4件铜权，内城西侧的建筑遗址中出土1件；虽然两诏刻铭的时间有前后錾刻和二世时单刻之别，但可以说明这5件铜权全部为二世在位时之物。兵马俑一号坑的T21中发现一枚战国末年齐襄王(前283—前265年)复国后所铸的“賹四化”，“齐国圜钱出土于秦俑坑，应该和统一后‘征发天下徒’有关”③。
　　还有一些资料可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指向，我们知道陵园内城一周内外建造有连绵不断的廊房，我们曾试掘了一些点，发现大量带有戳印标记的板瓦、筒瓦④。这些板瓦、筒瓦标有诸多中央级官府制作机构名称，而这些瓦在内城南墙廊房的三个探沟内是混杂在一些的。T2计有“左水”、“宫炅”、“北司”、“大匠”、“大”、“左司”六种20余枚，T3计有“左司”、“左水”、“司水”、“北司”、“大水”、“大匠”、“宫炅”七种80余枚；并且，它们覆盖了进深仅1.45米的廊房，不仅同一探沟内发现的板瓦尺寸差异较大，如T2:1板瓦长94厘米，而T2:4板瓦长58.3厘米；筒瓦的尺寸也有相当的差异。从施工程序的逻辑层面分析，同一区间建筑物屋面上覆盖的瓦，其制作机构、尺寸应当一致，这样不仅有利于施工，也有利于监督产品质量，而内城南墙的现象是否说明工程建造过程比较匆忙混乱?假若如此，那只能用时间紧迫来解释，而这样也说明至少廊房屋面建筑是在一个急迫的环境下匆匆建造的。
　　如果说秦始皇帝陵的建设经过长达三十八九年，那么陵园的建筑项目就必定会有建造的先后之分，而参加这些建筑工程或给工程提供建材的机构和工匠来源就会有所区别，至少会有工匠来源籍贯上的差异，而我们从陶文和刻画符号上看不出这种区别，这或许反映了陵园的多数工程项目是统一后才开始建造的。
　　① 秦陵考古队：《秦始皇帝陵西侧丽山飤官建筑遗址清理简报》，《文博》1987年第6期；陈晓捷：《临潼新丰镇刘寨村秦遗址出土陶文》，《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王望生：《西安临潼新丰南杜秦遗址陶文》，《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秦俑考古队：《陕西临潼鱼池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秦俑考古队：《秦始皇帝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徙墓》，《文物》1982年第3期；赵康民：《秦始皇帝陵二、三、四号建筑遗址》，《文物》1979年第12期；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23页。
　　③ 王学理：《秦始皇帝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239页。
　　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内城南垣试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四、陶俑制作工艺反映的时代特征
　　秦始皇帝陵园内外共发现184座陪葬坑，作为最具时代特征的陶俑在陵园内、外的陪葬坑中均有发现，虽然就现有的资料，我们还不能区分这些陪葬坑建造的先后顺序，但在近四十年的建设周期内，尤其是经历了“统一”这样划时代的事件，建设者的来源、技术水平、管理机构以及即使是同一地区工匠的水准，在统一前后都应当有所变化。我们试分析对比陵园内、外陪葬坑出土陶俑的制作技术的变化。
　　1．跽坐俑
　　在陵园东侧上焦村一带南北狭长的土塬上前后发现约100座马厩坑，20世纪70年代曾试掘了其中的37座，出土跽坐陶俑9件，高66—72厘米。陶俑制作工艺流程为泥塑成型、入窑焙烧、出窑彩绘。制作陶俑时，头、手和躯干是分别制作后套合组装成一体的；头系以耳部为界，前后双模扣合，中空，然后再修饰五官，刻画胡须、发丝，发髻为单作后黏结于脑后或者覆泥雕造而成，双耳单独制作后再黏结在头部两侧；躯干中空，内壁光平看不到泥条盘筑的痕迹，可能为上下两段分别合模制作，然后黏结在一起，表面经打磨并修饰衣纹等细部；手系单作后以泥条黏结插于袖内(图4—2，图4—3)。陶俑身上的彩绘是烧成后直接涂绘在俑上，不见兵马俑身上的生漆地障；彩绘的颜色有绿、红、蓝、黑、白、紫等，除紫色外均为矿物颜料。
　　陵园内、外城之间的西部发现14座跽坐俑坑，发掘出土跽坐俑2件。标本1:5，高68厘米，身着高领右衽袍，胸稍前挺，双臂自肘部自然弯曲，双手拳握露出袖外，置于膝上，袖口边有直径1厘米透孔，孔内贯有陶钉。标本25:1，高73厘米，姿势、服饰同前。唯握拳半露袖外。两俑均梳圆形发髻，盘于脑后。俑的体腔和双臂系泥片垒砌，头和手(半露握拳者例外)是模制雏型，再附泥塑，分别烧制成后安装。
　　2．兵马俑
　　秦始皇帝陵园以东的三座兵马俑陪葬坑内埋藏的陶俑、陶马数量大约有八千件，陶俑、陶马的制作工艺流程为泥塑成型、入窑焙烧、出窑彩绘。陶俑陶马的头部或为前后双模扣合，或为单模与手塑结合制作(图4—4)，然后再覆泥刻塑细部，双耳为单独制作后再黏结在头部两侧；躯干部分由下而上逐步叠塑，顺序依次为双脚、小腿、大腿、躯干，躯干为泥条盘筑法制造，双臂单独制作后接于躯干；双手单作后插进袖内，陶俑的细部雕饰在躯干制作完成后实施。陶马的头、颈、躯干、四肢、尾、耳等均是单独分别制作，然后拼装组合在一起成为毛坯，再经过细部打磨雕饰成型。陶俑、陶马烧造出窑后，先涂一层生漆地障，然后绘彩，彩绘颜色有红、黑、绿、蓝、紫、黄、白等，每种颜色又有深浅浓淡的变化，多数颜色为天然的矿物质，铅丹和铅白是用化学方法制成的，紫色为硅酸铜钡(BaCuSi2O6)系由人工合成①。兵马俑的制作机构主要为中央政府的制陶机构“宫”，另外还有来自地方的市府制陶作坊或私营制陶作坊的陶工。
　　① 李亚东：《秦俑彩绘颜料及秦代颜色史考》，《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张志军：《秦始皇帝陵兵马俑文物保护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3．奏乐俑
　　通过对K0007陪葬坑9件陶俑的修复及全部陶俑的观察，新出土陶俑的制作工艺与先前所发现的兵马俑、百戏陶俑、文官陶俑的制作工艺基本相同，即以塑为主、塑模结合。陶俑制作工艺过程大体分为泥胎成形、入窑焙烧、施彩三个阶段，即首先分别采用捏塑、模制、泥条盘筑等手法制作出头、手、躯干等部位，再经二次覆泥及细部雕饰等工序后，将各部位组合套装起来；待陶俑阴干后即入窑焙烧；出窑后根据各部位的不同进行彩绘处理。陶俑的施彩方法为，先于陶俑身上涂一层黑色生漆作为底层，再依各部位的不同，以不同的颜色进行涂彩装饰，现仅在个别陶俑的面部及手部见有少量粉白色彩绘，当是表现面部及手的皮肤色，5号俑腰部的革带上见有涂画的黑色菱字方格纹。
　　4．文官俑
　　出土包括文官俑在内的K0006位于陵墓封土的西南侧，陶俑成型的工艺流程大体分为三个步骤：造型→焙烧→彩绘。
　　造型大体分两步：第一部制作初胎，第二步进行细部的雕饰。陶俑初胎的制法是采取由下而上逐步叠塑而成。4号陶俑通腿为实心，腿的实心处从断面观察有旋转的泥条纹，外表有刮、磨的痕迹，证明系用泥片卷搓，再经刮削成型。塑造躯干前，首先在双腿上部覆泥制成躯干的底盘，再在其边缘围塑一周高10厘米、厚4—10厘米的边壁，以此为基础在其上接塑陶俑的躯干。陶俑的躯干为泥条盘制而成，躯干胎壁厚约4厘米。在陶俑躯干的制作过程中，为了使泥条与泥条间紧密结合，在泥胎的内壁上遗留有密集的圆形凹窝纹和指纹，证明采取了拍打和用手按压方法。4号陶俑的双臂关节以上为实心，而关节以下为空心，从遗留下的痕迹看，系单独制作好后黏接于躯干之上。手的制作方法为分段合模制作。陶俑的初胎制成后，再进行各部位的细致雕饰。躯干、足和腿等处的细部雕饰是先将初胎打磨光滑，之后用刮削或刻画的办法做出短裙上的皱褶。陶俑腰部捆扎短裙的带子是采用减地法雕成。
　　陶俑焙烧后的下一道工序是进行彩绘，彩绘的装饰方法为，首先在陶俑上涂刷生漆有机层，其次在有机层之上涂刷一层无机颜料层，最后在裙下部白色的彩绘上以红色颜料绘制图案。百戏俑身上彩绘的施彩方式、颜料的种类与结构均和兵马俑上的彩绘完全相同①。
　　① 张志军等：《秦陵K0006陪葬坑陶俑彩绘成分分析与保护》，《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5．百戏俑
　　经过试掘，陵园内的百戏俑坑出土了11件陶俑，陶俑的制作工艺流程亦为泥塑成型、入窑焙烧、出窑彩绘，头的制作为前后双模扣合，再覆泥作细部雕刻，成型后与躯干相接；双耳单独制作后再黏结在头部两侧；因为百戏俑上身赤裸，这样，手的制作和所有有袖的陶俑不同，手臂是同时制作完成后再黏结到躯干上；双腿从下向上，空心腿或卷泥片法或泥条盘筑法制作，实心腿为卷泥棒法经过捶打刮削而成；躯干采用泥条盘筑法逐层向上制作；脚下的踏板为单独制作烧造成形和黏结在陶俑双脚下。彩绘在陶俑出窑后涂饰，先在俑身上涂抹一层生漆为底，身体裸露部分涂粉红色，短裙部分在生漆层上涂刷白色，其上再绘制黑色的图案；在已经修复的六件陶俑身上发现两件刻文，分别为“咸阳亲”、“高”，而“高”或者为“咸阳高”的省称，而“咸阳高”、“高”在1号兵马俑坑的陶俑身上分别发现过，这一现象说明两批陶俑有可能是同一批陶工制作的，这也间接说明两批陶俑制作的时间间隔不长。
　　通过对陵园外的兵马俑、上焦村跽坐俑、K0007奏乐俑和陵园内百戏俑、文官俑制作工艺流程的对比，我们发现，所有陶俑的制作工艺流程几乎一样，个别点上的差异不足以显示整体制作程序的不同，不管是出土在陵园内还是陵园外，它们工艺流程上所显示出时代特征相当地接近，这必然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推测，即这些陶俑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集中制作完成的。
　　五、陪葬坑建造方式反映出的时代特征
　　秦始皇帝陵园较之其前帝王陵园最大的区别是这里布设有数量众多、内涵丰富的陪葬坑，这些陪葬坑的平面形状种类多样，与西汉帝王陵园中相对一致的陪葬坑形制有很大差别，但造成秦陵陪葬坑形式多样的原因现在还无法蠡测①。此外，这些陪葬坑的面积既有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大坑，也有仅几个平方米的小坑，这一现象在陵园内外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本书仅从纯技术层面来观察陵园内外同类陪葬坑的建造方式，考察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而分析它们在建造时间上的前后关系。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内涵相近的同类陪葬坑在建造方式和技术运用上呈现出较大的一致性，说明它们建造的时间相对可能比较集中。
　　1．上焦村马厩坑的结构
　　就小型陪葬坑而言，陵园外的以上焦村马厩坑为例。大约100座马厩坑分为三种埋藏形式，即马坑、跽坐俑坑、俑马合坑。试掘的37座马厩坑中马坑有28座，一般为东西向的竖穴土圹状，长2.4—3.5米，宽1.2—2.8米，面积在2.88—9.8平方米之间，因为坑体面积较小，坑体侧壁没有设置夯土二层台。马有活埋和死葬两种形式，死葬的马多数有完整的木构葬具；活埋的马一部分被麻绳捆束在木板上，另一部分则是在坑内挖掏四个孔洞将马的四肢插进去，呈直立状。3座跽坐俑坑为竖穴土圹状，坑体较小，安置陶俑的木椁长宽各为1.4米，高1.1米。6座俑马同坑的马厩坑均为带壁龛的长方形土圹，死葬的马被置放在木构敛具内，壁龛内的跽坐俑面向坑内，但没有木构敛具。
　　①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推测，因为这些陪葬坑是中央政府官府机构和皇宫机构在地下的模拟再现，那么很可能在首都咸阳的这些官府的和皇宫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以及它们的平面形状就是如此。
　　六、陵区陶窑形状反映的时代特征
　　秦始皇帝陵园内外地面耸立着许多宏伟的建筑，陵园外有鱼池宫殿建筑群，陵园内有沿内城墙一周内外所建的廊房建筑、有各侧城墙上雄伟的楼门、三出阙、陵寝建筑，还有陵园西内外城间的园寺吏舍建筑等，这些建筑无不需要大量的砖瓦建材。而若干年来我们在陵园外的各个方位均发现一些秦始皇时期的陶窑遗址，这些陶窑在制作陶坯时为取水方便，多建造在源自骊山、南北向的小溪旁，窑场比较密集的区域在陵园西侧、紧靠陵园的赵背户、瑶池头、郑庄一带。在这些陶窑及附近发现大量的遗物，时代特征明确，尤其以内饰麻点纹的筒板瓦为代表，其他如粗绳纹板瓦、细绳纹筒瓦、细绳纹砖、云纹瓦当等，砖瓦上的刻文、戳印基本上全是中央政府和地方郡县所辖的制作机构，说明其产品为陵园建筑所用无疑。
　　秦始皇帝陵区发现的陶窑遗址点有上焦村(图4—5)、赵背户(图4—6)、山任村、西黄村、陈家沟、下和村等①，陵区范围所发现的陶窑，虽然其产品所反映的时代性比较集中，但在建筑遗址中发现的筒瓦、板瓦，其同一类产品的规格差异明显，在内城南墙廊房建筑中更发现同一侧面、同一探沟、同一品种的瓦在规格上有相当大的差异。我们在对比分析陵区陶窑形制时发现，这些陶窑之间的形制、风格有着明显的不一致性，这种表面的差异可能反映了各个窑口的制陶工匠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事实。秦陵区域的窑址形制既有秦国传统统治地域如咸阳、芷阳的窑址形态，也可能有来自东方六国的窑址形态。
　　绝大多数的陶窑为地下式结构②，常见的形式是在原生土上向下挖掘，前室操作部分敞口，火门、火膛、窑室采用挖横穴的办法建造，窑顶为在生土上掏土形成的弧顶形状，火道设置在窑床的左右两侧和窑壁的交结处，壁面的下端向外挖成槽形③。各地点陶窑形制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窑室的平面形状、烟囱的结构及数量。秦陵地区的陶窑平面形状多式多样，有近似圆形、长方形、近似方形、近似梯形四种形式；烟囱均位于窑室的后壁，多数为三孔，也有两孔和五孔的现象，烟道的做法也不一样，一种是在窑床的后部用砖坯砌一道隔墙，隔墙的下端留有和烟囱相等的烟道；另一种是在隔墙和窑室后壁之间用砖坯砌成烟道，下部多孔，上部收缩成一孔，最后将烟囱伸出窑顶地面；还有的是将烟囱挖凿在窑室的后壁，下部多孔，上部收缩成一孔；也有的是将烟囱挖凿在窑室后壁上，上下贯通，仅有一孔。
　　芷阳陶窑遗址位于临潼县韩峪乡油王村西④，其时代应为秦昭襄王至秦统一前(前306—前221年)略早于秦始皇帝陵区陶窑的时代。共发现3组8座，陶窑的构筑方法采用地下式，形制为近圆弧形，各窑床面的中间近火膛的一端，各有一用砖坯筑砌或挖窑时直接由原土层凿做成的方柱(图4—8)。各窑的窑门、火膛、窑床形制、结构等，大致与秦始皇帝陵周围一带发现的陶窑相同，但这里每窑只有一个烟囱，且均在窑壁面中间，而这种形制又与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陶窑烟囱一致⑤(图4—7)，秦陵地区也发现该类形式的烟囱，这种烟囱抽力小、火势小、窑温低，显示出烧制技术相对落后(图4—9)。
　　秦陵地区窑址形态复杂多样的特征以及出土物特征，应当是帝国统一后从全国范围内征调工匠集中到关中修建陵墓的历史事实的反映，正是关东工匠来到秦国本土，不仅带来了他们当地的陶窑形态，也带来了相对进步的烧制技术，在改善秦陵砖瓦烧制水平、提高产量的同时，也带来产品种类上的多样化。
　　① 秦俑考古队：《秦代陶窑遗址调查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秦俑考古队：《临潼县陈家沟遗址调查简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帝陵区发现陶窑遗址及修陵人乱葬坑》，《中国文物报》2003年5月7日。
　　② 有学者认为西黄村的陶窑为半地下式结构，窑顶为砖坯砌筑的拱形顶，见袁仲一先生《秦始皇帝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0页。但我们察看发掘简报，没有发现相同的内容。怀疑是记忆有误。见秦俑考古队：《秦代陶窑遗址调查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③ 临潼县博物馆、文管会：《临潼县城东侧第一号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林泊：《临潼发现秦人砖室墓群》，《中国文物报》1990年5月10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临潼东郊的五纱厂附近发现一些为修建秦始皇帝陵园而死去工匠或低级管理者的墓葬群，总数约有243座，其中一部分墓葬为砖室或瓦室结构，砖瓦仅用于墓室底部和侧壁的砌造，墓室顶部可能为木板封盖；从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东壁的砖墙结构推测，修建秦始皇帝陵时，是以砖石为材料砌筑弧拱形的。
　　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考古队：《秦芷阳遗址制陶作坊遗址消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5期。
　　⑤ 秦都咸阳工作站：《秦都咸阳古窑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秦始皇陵园考古研究/段清波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