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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封土建筑
段清波
秦始皇帝陵封土的外观呈覆斗形,上大下小,其上有无礼制性的建筑(特指享堂一类)以及建筑形制的问题向来备受各方关注,其功能、外形、建造过程等问题,虽屡屡被研究者涉及,但长期以来受考古资料的限制、研究状况的制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迟迟无法得到深化。
在前期考古工作的基础上,2002年国家启动了“863”计划“秦陵考古遥感与地球物理综合探查技术”工程项目,工程分两期实施,第一期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对已有的遥感、物探化探技术方法的验证,始皇陵考古队以洛阳铲勘探的手段结合物探技术方法的验证,经过物探、考古专家的共同努力,秦陵封土建筑形式的相关问题逐步得到解译。
秦始皇帝陵封土下墓圹周围有一周高出地面30米、外侧呈九级的台阶式墙状夯土台,并且夯土台上还建造有以瓦铺设屋面的木构建筑。我们认为这一建筑是供皇帝灵魂出游时登高望远使用的,是《汉书·贾山传》中“中成观游”记载的写照①。
一、秦陵封土礼制建筑问题研究现状
墓上享堂类的祭祀性建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夏、商、西周以来的考古资料多有显示,那时的墓上建筑是在墓圹上直接建造的,因此墓圹周围经常会发现柱洞、散水、瓦片等与建筑有关的遗迹,此阶段的墓上建筑多是在夯填墓圹后直接建造,除辛村1号墓外②,均没有形成后期那样的高台建筑。春秋时期在地平建造和在夯土平台上建造享堂同时流行。迄至战国,大型陵墓上基本上都建有享堂,其形制是接近明堂的高台建筑③,中山王陵的高台达三级之多。
战国时期各国宫殿盛行高台建筑,与此对应,诸侯王的陵墓封土也日渐变得高大起来,中山王陵墓上享堂遗址以及墓内出土的青铜质地的兆域图④,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发现。无独有偶,大体同时的河南辉县固围村魏王陵及享堂布局格式、河北赵国都城邯郸西北王陵群及陵上享堂建筑、河北易县燕下都大城西北隅的“虚粮冢”及“九女台”的13座燕王室陵墓群,和中山王陵墓上结构部分大同小异。⑤另外,还有一些战国墓葬也有类似的发现,如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初期大墓、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中期25号墓⑥,由此观之,战国时期陵墓上建造高台享堂成为一种惯例。
秦始皇帝陵是在中山王去世62年之后开始兴建的,那么其封土上是否有享堂一类的礼制建筑是学者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战国晚期以前,秦国陵墓的墓上建筑和东方各国有着同样的演化轨迹。甘肃礼县西垂陵区发现的秦公大墓,因为盗掘的原因,墓室上是否有礼制建筑并不清楚;春秋时期秦国雍城陵区陵墓上建造有享堂一类的墓上建筑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风俗通义》记载了百里奚认妻的故事,晋国假道灭掉虞国后,秦穆公将被迫流亡到楚国的原虞国人百里奚以五张羊皮的价码营救到秦国并委以重任,担任秦相;百里奚的妻子也沦为秦国宫廷的浣妇,一次在宫廷演奏会上她自告奋勇,抚琴而歌,“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坟以瓦,覆以柴……”⑦,终于夫妻团圆,坟上有瓦看来应当是墓上祭祀性的建筑,那么虞国和秦国的墓上祭祀风俗应当相近。雍城陵区M1上发现许多春秋板瓦、筒瓦,并在东墓道清理出一排柱洞及凹字形板瓦衔接叠压的痕迹,在墓室上发现绳纹瓦片的还有M7、M9、M11、M13、M15、M21、M23、M30、M31等。M37上发现的遗迹可以确认当属墓上享堂建筑。M37是一座“中”字形的大墓,墓上建筑将墓室及靠近墓室的东西墓道部分覆盖于其下,宽1.2米、保存完整的散水石布设在紧邻墓室及墓道的外侧,内高外低,散水石未跨越墓道,在东西墓道北侧靠近墓室处各有一缺口,分别宽16.2、14米,缺口内有踩踏面;墓室上有用夯土墙围就的较为复杂的建筑,中心处是2×2米的封闭空间,“可能是存放神主之处”⑧
从文献上考察,自献公、孝公开始,秦国陵墓上就已经有了封土⑨,惠文王、悼武王就不用说了⑩,但墓上建筑情况不明。战国后期的秦东陵位于临潼区韩峪乡骊山西麓、灞水右岸,据文献记载,这里埋葬的有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以及几位太后、太子,陵区多利用山梁的自然沟壕为每座陵园的界限,共发现四座陵园,陵墓墓室上方存在有高度不同的封土,这是考古发现秦国最早的陵墓封土,但发现的7座地面建筑全部不在墓室上方,说明秦国自战国晚期开始,陵墓上祭祀建筑的位置已经从墓上移位,和东方六国墓上建造享堂的情况形成差异。
秦始皇帝陵封土上的情况如何呢?有无享堂类的礼制建筑?若有,其情形如何呢?少数学者主张秦陵封土上有享堂类的建筑。杨鸿勋认为:“秦始皇帝陵覆斗形的封土,可能是享堂多级中心土台‘墉’的遗存,即原来地面之上可能是一座远较平山中山王陵更为庞大的高台建筑式样的享堂。”他“估计秦是在墓上享堂之后又置寝,大约是按照‘前朝后寝’的宫廷格局来规划的”(11),但他没有解释为何秦始皇帝陵同时需要享堂、又需要寝殿两组祭祀建筑的问题。秦客认为:中山王陵是一种具有双重性特点的新墓葬形制,它既具有冢墓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享堂墓的特点,它既不同于殷商时期盛行的那种无封土的享堂墓,又不同于一般的无享堂墓的冢墓,秦始皇帝陵的形制很可能亦属此类;中山王陵的墓葬形制被秦始皇帝陵采用并非没有可能(12)。
欧燕也认为秦陵封土中层有宏大的享堂一类的建筑,他依据《汉书·贾山传》有关文献,认为“中成观游,上成山林”的“成”即重、层、级,秦陵的封土“形如数重之山,其中层建有嬉游的宫观,山顶上种植满山树林”(13)。但他没有说明封土中层的“观游”和顶层的“山林”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是如何建构的。
长期以来的地面调查并没有发现秦陵封土上存在有建筑的遗迹,于是多数学者相信秦始皇帝陵封土上没有享堂类的建筑,它不属于享堂墓形制,而属于冢墓类型,同时又兼具二者的特点,带有多级台榭式享堂墓封土的特征。(14)这里的多级台榭式建筑是指封土的表面形式而言,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秦陵封土上没有享堂类的木构建筑,但封土表面呈台阶式。
秦零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秦始皇帝陵属冢墓,沿用的是自献公以来的冢墓形制。从逻辑上讲,秦始皇时期已不可能再筑享堂墓,况且封土上既没有发现柱洞、柱础及散水遗迹,也没有发现大量的瓦片,更没有发现红烧土及木炭屑;而中山王陵沿用的是殷代以来的享堂墓形制,它们分属不同的墓上建筑形制(15)。另外从下葬秦始皇到秦二世的元年四月“郦山事大毕”仅半年时间之间不可能修建体量庞大的享堂建筑。这种主流观点从秦国陵墓制度的沿革和秦始皇帝陵封土的考古迹象出发,得出看似合理的结论,但忽略了对《汉书》中“中成观游”记载的解释,毕竟这是一条涉及秦陵封土建筑时无法回避的重要文献。
中山王陵封土外观呈三级台阶状(16),人们注意到秦始皇帝陵封土外观亦是台阶状。最早注意到这一现象的是日本的足立喜六(17),20世纪初他在考察秦陵后写道:“陵高二十五丈有余,中部稍平坦,且有台阶,顶上广阔平坦。”1917年法国的维克托·萨加仑考察秦陵后记载道:“外形有高低三层,设计良好,整座坟像三座小山叠压在一起。”现在人们对秦陵封土多是这样描述的:封土是在周回五里有余大的方形台基中部堆筑而起的,呈三层台阶、近似覆斗形的高大土台。(18)三层台阶,有专家认为由下而上的第一级台阶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距现地表高约18.7米(标高480.3—499米);二级台阶的底边长约260—300米,高约18.2米(标高499—517.2米);三级台阶底边长120—140米,顶部的平面东西长24米,南北宽10.4米,现高约14.4米。(19)由于水土流失、人为耕作等原因,我们已经无法看出秦陵封土表面当年台阶状的具体情况,但仔细观察1906—1910年足立喜六拍摄的秦陵封土照片,我们发现,后来人观察到的秦陵呈三级台阶状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三层台阶只是晚近以来的现象,20世纪初封土上只有中上部的一层台阶。
其实,秦陵封土中上部的台阶并不是人为有意堆就,这一台阶的位置恰与下文中物探、考古勘探发现的台阶式墙状夯土台的顶面重合,封土外观形成台阶是因为墓室上部的回填夯土疏松、天长日久后自然下沉所致,台阶式墙状夯土台上的封土因其下夯土台结构的原因没有与墓室上部的封土形成同步下沉。
① 《汉书·贾山传》:“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桼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第2327页。
② 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③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第十一章《东周列国的高台榭美宫室》,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④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河北省文物处、邯郸地区文保所、邯郸市文保所:《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第6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与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⑥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年第4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考古》1962年第12期。
⑦ (汉)应邵:《风俗通义》佚文,王利器校注:“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作乐,所赁浣妇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抚弦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别时烹乳鸡,今适富贵忘我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坟以瓦,覆以柴,舂黄藜,扼伏鸡,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贵捐我为。’问之,乃其故妻,还为夫妇也。”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⑧ 韩伟、程学华:《秦陵概论》,《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
⑨ 睡虎地秦简编写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何谓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也。”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⑩ 《汉书·刘向传》:“及惠文、武、昭、庄襄五王皆大作丘陇。”
(11) 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12) 秦客:《始皇陵形制蠡测》,《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秦汉室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 欧燕:《始皇陵封土上建筑之探讨》,《考古》1991年第2期。
(14) 袁仲一:《秦始皇帝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二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5) 秦零:《关于始皇陵封土建筑问题》,《考古》1983年第10期。
(16) 杨鸿勋先生并不认为中山王陵封土是三层台阶状,认为只有两层。
(17) [日]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18) 王志友:《秦始皇帝陵封土形制蠡测》,《考古与文物·汉唐考古》2002年增刊。
(19) 袁仲一:《秦始皇帝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二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二、秦陵封土礼制建筑形式
由足立的旧照片观察,现在的封土外形和20世纪初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封土东侧的缓坡尤为明显。秦陵封土底边的尺寸约有如下几种,足立当时测的封土底边东西长488米(1600尺,日本曲尺,每曲尺合17.48厘米),南北宽515米(1700尺);法国人维克托20世纪初勘测的封土边长为304.8米(1000英尺)①,20世纪60年代初,封土底边南北长锐减到350米,东西宽为345米②;无戈的数据为东西宽350米,南北长355米③。经过20世纪70年代土地平整运动,现今的封土四周均被人为地切削成陡崖状,尤以东侧最剧。
但封土底边尺寸的变化并不影响对封土上木构建筑形式的讨论。
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图上称墓上建筑为“堂”,据复原是在廊庑环绕的高台上设堂室,夯土台边缘方宽52.6米;底层回廊高出散水地面1.3米,每面15间,面宽3—3.38米,进深3米,通宽50米,台级每边长52米,背依上层台壁,上建单面坡瓦屋顶;顶层的堂面阔六间或五间,四阿顶④。秦始皇帝陵封土上有如此类型的建筑吗?经过勘探,确与此前人们于封土表面所观察的现象一致:在封土的四面坡表面没有发现任何与建筑有关的迹象。因此,不论“封土工程并未完工”的论点是否能成立,封土表面没有类似中山王陵那样的木构建筑则是不言而喻的(图5—2)。
但秦陵封土并不是人们想象的全然由地面开始夯筑而成的,断崖上看到的厚达40—70厘米的夯层,只是封土边缘部位和上层的表面现象,在地球物理探测和考古勘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发现在陵墓墓圹边缘即封土的表层之下的中部位置,有一组匪夷所思的高出地面、台阶式墙状夯土木构建筑。
封土堆下墓圹周围有一组环绕墓圹周边、上部高出地表30米左右、体量巨大、夯层厚约6—8厘米的台阶式墙状夯土台,东西夯土台的中间部位各留有一处缺口,与墓道重合,夯土台围就的内部即墓室上部以粗夯土填充。
墓圹周围围就的高出地面的台阶式墙状夯土台,上窄下宽,内外均呈台阶状;东、西、北墙的外侧均为九级台阶,南墙尚未勘探,外侧台阶高3米,宽2米;东墙、北墙内侧现已发现六级台阶,南墙西墙尚不清楚;东、西、北墙的外侧上部台阶上发现分布较为广泛的瓦片,瓦片堆积凌乱,靠近顶面的台阶上瓦片较多,中下部台阶上的瓦片也有零星的发现,但台阶式墙状土台的顶面几乎没有见到瓦片,顶面及各级台阶上没有发现红烧土、木炭遗迹;东、西、北三侧的夯土台底部外侧建于地表上、墓圹外,内侧伸进墓圹;地面以上的夯土墙东墙高27—30米,北墙高30.4米,西墙高34米。台阶式墙状夯土台顶部内侧东西长124米,南北宽107米;外侧东西长168米,南北宽142米;南墙顶宽16米,北墙顶宽19米,东、西墙顶宽22米。
依据考古勘探资料,我们分析这组体量恢弘、高出地面30米左右的建筑覆压在墓圹周边,夯土基础一部分在墓圹外,一部分伸进墓圹内,伸进墓圹的夯土可能紧贴墓壁建造,接近墓室部分可能使用了大量的青砖和石材;夯土台阶外侧的形状,有可能在各层台阶上没有木构建筑,仅在墙状夯土台顶面上有木构瓦屋面建筑,也有可能各层台阶及顶面上均建有木构瓦顶建筑。这样我们从远处观察,陵墓上除却中心部位外,其实是一座高达九级的高台木构建筑,但九级高台木构建筑最终却被覆压在封土之下。我们分析这一组高台建筑在秦始皇未死前就已建成,只是在最后堆筑封土前其上的木构瓦覆屋面建筑被拆毁,封土覆盖的时间可能在埋葬秦始皇之后。秦陵外侧、上层的封土是下葬秦始皇后夯筑的,只不过夯筑的精细程度不如台阶式墙状夯土台,夯层厚度为40—70厘米(图5—3)。
秦始皇帝陵封土上木构建筑的形制是从地面享堂墓、台阶状享堂墓发展到汉代冢墓之间的过渡形态,而且是迄今所见唯一的形式。我们认为秦始皇帝陵封土上的木构建筑不具备祭祀的功能,这种建筑形式不属于享堂类的祭祀性建筑,不仅因为它没有顶层的堂式中心建筑,还因为它在下葬完死者后会被覆埋在厚厚的封土之下,人们无法在此举行祭祀性的典礼。另外,从陵寝制度演变的角度分析,秦国自东陵开始,便将原来设在封土上的祭祀性木构建筑移到封土之外,秦始皇帝陵园也发现了位于封土之外祭祀性的陵寝建筑,表明祭祀的场所已从封土上转移到封土之外;在此情况下,秦始皇帝陵的封土上又恢复建造享堂的前例,再在封土上又建造另外的祭祀性建筑,将陵墓祭祀场所分设在两处来举行就显得不合逻辑,也没有必要。
经过秦始皇帝陵封土形制的过渡,西汉时已完成了这一陵寝制度的转变。汉代帝王陵墓流行高大的覆斗状封土,在封土上已决然不见木构建筑,近年来不同程度的考古工作,已使西汉各帝王陵园的祭祀性建筑基本得到确认,庙寝建筑没有一处位于封土之上,说明西汉时期举行祭祀的场所已固定在封土之外。因之汉陵封土上既不会有享堂类的祭祀性建筑,也不会有秦陵封土内的台阶式高台建筑。
就墓葬形制而言,秦始皇帝陵和中山王陵封土建筑之间虽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从形式上讲,它们却并不是分属不同的墓葬形制,较之享堂式和冢墓式,秦陵与之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它虽有木构建筑但被覆埋在顶层封土之下,功能不具备祭祀的性质,已不可和中山王墓封土建筑等同日而语。享堂墓和冢墓是墓葬之上地面建筑发展过程中的前后两个阶段,不存在泾渭分明不同体系的划分。我们同意秦客“冢墓与享堂墓并非两种绝非无关联的葬制,二者既有发展上的承继关系,又有互相融合的发展特点”的认识⑤。至于秦始皇帝陵封土建筑形制与此前的陵墓形制发生了变化的原因,现在还无法究明。
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勘探时的地层资料,我们推测陵墓地上、地下工程的施工顺序是:开挖墓圹(“穿三泉”)—构筑墓室(“下铜而致椁”)—回填墓室至地面—夯建九级台阶—建造台阶上木构建筑—回填墓室上部至台阶顶面—下葬秦始皇(“葬乎丽山”)—覆盖封土(“覆土”、“丽山之作”)。
既然秦始皇帝陵封土上台阶式墙状夯土建筑不属于祭祀性的享堂,那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建筑呢?
① 转引自无戈:《秦始皇帝陵与兵马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始皇帝陵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第8期。
③ 无戈:《秦始皇帝陵与兵马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 傅熹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及其所反映出的陵园规划》,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⑤ 秦客:《始皇陵形制蠡测》,《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三、台阶式墙状夯土台及木构建筑的功能
秦始皇帝陵封土上的木构建筑体量巨大,形制恢弘,在没有被最外侧封土覆压之前,从远处看,宛如九级高台建筑,正可谓“高台榭,美宫室”,是该时期诸侯国竞相建造高台建筑的另类写照。秦陵封土上的木构建筑本身就是高台建筑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变体,它不同于习见的墓葬高台建筑之处是墓室上部的中心部位,没有与层状台阶同时夯筑,而是将墓室上部的空间留出,以待合适的时机再夯填,墓室上部的夯土和台阶式墙状夯土台的夯层粗细分别,十分明显,显系两次施工所致。
这种不具备祭祀性质的建筑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汉书·贾山传》记载了贾山向汉文帝上《至言》的奏章,“(秦始皇)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
历史上各家注《汉书》时均未涉及“中成观游”,王学理在《秦始皇帝陵研究》中认为:墓内作券顶的侧室,最大的可能是在中段的某几个台阶上,所谓的观游“即在长长的隧道中建着观一类的建筑物”①。袁仲一认为,文献上“石椁为游馆”、“宫观”、“观游”、“宫观百官”均指离宫别馆,它们位于墓室即玄宫内的周旁、棺椁的周围,观游即皇宫正殿周围附属建筑②。
仔细研读该条文献,我以为该文献记述的是秦始皇帝陵地下及地上的下、中、上三层空间分布形态,而与此相近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始皇帝陵记述的仅是陵墓的地下部分。这里涉及地下的有经过“下彻三泉”而建的地宫,墓室经过石材、青铜、髹漆的处理,尸体上穿着金缕玉衣,翡翠珠宝装饰着棺椁;地面之上中层是豪华堂皇的观游建筑;在顶层高耸的封土上林木成荫。
此处“中成观游”的“观游”和《史记》、《汉书》中“宫观百官”中的宫观、“石椁为游馆”中的游馆、“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中的宫馆所指并非同物。观游、宫观、宫馆、游馆虽然都是与秦始皇帝日常生活、灵魂世界有关的高级建筑物,依照对文献行文的理解,除“中成观游”的观游外,其他与皇帝有关的模拟性宫殿建筑均被埋藏在地下。迄今为止在秦始皇帝陵区共发现184座陪葬坑,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①,这些分布在陵园内外的陪葬坑指的就是《史记》中的“宫观百官”,由“百官”类陪葬坑构成了秦始皇帝陵的外藏系统,其中“宫观”是位于秦陵封土之北地下、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的特大型组合式陪葬坑;“百官”是除特大型陪葬坑之外的其他陪葬坑。宫观是将与秦始皇帝生前有关的离宫别馆以陪葬坑的形式模拟在地下,百官是将秦帝国的中央政权组织机构、皇宫管理机构以陪葬坑的形式模拟在地下,秦始皇帝破天荒地将史无前例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机构带到地下,以期借此保障皇帝灵魂世界的安稳。
“中成观游”中的观游不是上述外藏系统中的“宫观”,前者位居地面之上,后者埋藏在地下,二者从形式到内容均有差异。“宫观百官”是以陪葬坑的形式将与皇帝生前生活有关的居址和政权机构的模拟建置于地下,表达的内容是帝国皇帝的居住场所、中央政府的政权机构,用来满足灵魂世界的需要,化解的是肉体入土后皇帝的灵魂能否继续维持生前统治模式的焦虑;而另建“观游”这一高台式建筑满足的是皇帝灵魂登观出游娱乐的愿望。
新近发现的秦始皇帝陵封土之下、地面之上围绕墓圹的台阶式墙状夯土台木构建筑,符合高台建筑“观”的外形特征,九级台阶的规模也与秦始皇帝的身份吻合,可以想象皇帝的灵魂登上九层台观俯瞰宇内众生时,能极大地满足他继续管理帝国的愿望。
无与伦比的九级高台豪华建筑是供皇帝灵魂出游使用的,满足的是地下灵魂世界的期许,而不是满足现世“非壮丽无以壮威”的心理需要。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这座旷日持久建就的建筑,最终会被表面的封土完全覆盖了。
① 王学理:《秦始皇帝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
② 袁仲一:《秦始皇帝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③ 段清波、张颖岚:《秦始皇帝陵外藏系统》,《考古》2003年第1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考古队:《秦陵考古勘探获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03年5月21日。
四、秦始皇帝陵封土建筑形式来源推测
秦始皇帝陵封土内部的建筑形式不见于此前的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自春秋以来所形成的古代墓上封土,虽然形状、大小以及规模上有所差异,但它们多是以松散程度不一的夯土构就,台阶式夯土台以及其上的木构建筑不见或者少见,迄今的考古发现也只是中山王陵和秦始皇帝陵具备,从时代上讲也到了战国晚期。河北中山王陵封土建筑形式虽然和秦始皇帝陵封土建筑有可比之处,但不同处也并不少见,尤其是台阶式夯土台以及顶面上的木构建筑被封土覆盖,这说明它们之间除了形式差异外,中山王陵的墓上建筑属享堂一类祭祀性质,秦始皇帝陵墓上建筑起到皇帝灵魂登高望远的作用,除了功能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彼此在建筑时所体现的埋葬观念上的不同。秦始皇陵这种墓上建筑不见于中国固有的埋葬习俗,那么,其建筑形式的来源就值得关注。
由于资料和目力的双重限制,我们还无法从资料链上将先秦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轨迹摸索清楚。建成于公元前351年、位于土耳其的哈利卡纳苏斯(今土耳其的博德鲁姆)摩索拉斯陵墓的建筑形式,很容易让我们在研究秦始皇帝陵封土建筑时产生联想。
摩索拉斯陵墓的主人是古代小亚细亚加里亚国王摩索拉斯(?—前353年)。加里亚是当时阿那托利高原西南部的一个小国,受波斯帝国的统治。公元前395年,摩索拉斯王下令动工兴建自己的陵墓,然而42年后直到公元前353年国王驾崩陵墓尚未完工。王后阿尔特米西娅二世继承了摩索拉斯王的未竟工程,于公元前351年最终将陵墓建造完工。陵墓所营造的巍峨气势使其被列入世界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恢宏的陵墓塌毁于公元3世纪的一次地震中;15世纪初哈利卡纳苏斯被侵占,新的统治者为了建一座巨大的城堡,在1494年将摩索拉斯陵墓的一些石头用作建筑材料,陵墓地表部分被毁殆尽(图5—4)。
这座陵墓是由来自帕罗斯岛的雕饰华丽的白色大理石建成,堪称希腊古典时代晚期陵墓方面最有名的建筑。陵墓是一座神庙风格的建筑物,造型并不完美,但规模十分宏大。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的复原研究,整座建筑由三部分组成。底部是高大、近似于方形的台基,高达19米,上平面长39米,宽33米,其内置放棺木;台基之上竖立着一个由36根柱子构成的爱奥尼亚式珍奇华丽的连拱廊,高11米;最上层是拱廊支撑着的金字塔形屋顶,由规则的24级台阶构成。陵墓的顶饰是高达4米的摩索拉斯和王后阿尔特米西娅二世的青铜乘车塑像,驷马战车疾驰如电掣,人物雕像惟妙惟肖,是典型的希腊作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著名的早期写实肖像雕刻作品之一。就这样,这座底边长约39米、宽33米的长方形陵墓一直向空中延伸至约50米,抬头仰望,只见陵墓高耸入云,气势蔚为壮观,犹如悬在空中。
摩索拉斯陵墓的基本结构是其下部的高台、环廊和金字塔形顶,除了金字塔形顶和中山王陵、秦始皇帝陵不同外,高台和环廊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就现有的资料,我们无法判断它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但它们之间太过强烈的相似性,不由得会使人产生这种联想。或许将来资料进一步丰富起来后,这一推测就会更加可靠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文献上关于秦始皇帝陵封土高度为“五十丈”的记载仅是设计高度,后来因为秦末农民战争的原因导致陵墓建设工程停滞下来。尽管封土的高度没有达到当初的设计高度,但它依然是古代帝王陵墓封土中的恢宏代表,它的高度超过任何一位西汉皇帝的封土高度。封土下高出秦代地面30米、围绕在地宫周边的九级台阶式墙状夯土台,以及夯土台上的瓦铺屋面的木构建筑,应是《汉书》关于秦始皇帝陵“中成观游”的写照,它的作用是供皇帝灵魂出游时登高望远来使用的。高耸的封土以及其内的观游建筑,是帝国皇帝至尊的象征。
秦始皇陵园考古研究/段清波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