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一、先秦时期的阙
　　阙，“古代宫殿、祠庙、陵墓前的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建成高台，台上起楼观，以两阙之间有空缺，故名阙或双阙”，当代人对阙是建于高台上的独立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的界定没有异议；东汉及其以后人解释“阙”的名称时，以两阙之间有空缺，人臣朝君至此当思所缺，故名阙或双阙。
　　阙的起源或说“可能脱胎于原始木华表标杆”①，或“可追溯到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修筑的可供燎望和守卫的木楼”②，从商代甲骨文有阙的象形字推测，“至迟商代已有了门阙建筑”③。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商代、西周之际阙的实物资料。从唐贾公彦注《周礼》时言“周公谓之象魏”看，似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时便有了这种功能与形状兼具的建筑物。《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记载的(周康王)二十一年(前999年)，“鲁筑茅阙门”④，是西周时期诸侯国建造阙的最早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这时鲁国的阙建造得还相当简陋，是以茅草覆盖尾顶的，由此可以推想周王室的阙可能为瓦覆屋顶⑤。
　　鲁国故城南东门之外，发现东西隔路相对、北与城墙连接的夯土台，夯土台东西宽30米、南北长58米、间距10米；夯土台之南为护城河。同城的南西门形制与之相近⑥。鉴于遗址破坏严重，加之作为双阙的夯土台规模和文献中“茅阙”记载间的差异，我们无法判断该夯土台是否属阙的基础，但该资料是我们研究早期阙制的有益线索(图8—3)。
　　春秋时期，礼制崩溃致使阙在各诸侯国相继出现，各地竞相使用。文献上最早见到阙的记载是《诗经·郑风·子衿》：“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反映了郑国国都熙熙攘攘繁荣的景象，但郑国国都的阙似乎建在都城门外，而不是宫城门外，否则宫禁之地何来人流?拟或城门和宫门外均建有阙，也未可知。聂政为父报仇，在邯郸阙下鼓琴，“政鼓琴阙下，观者成行，马牛止听，以闻韩王”⑦，邯郸阙的位置或为城阙或为宫阙，悠扬的琴声使得牛马听到后也能被感动，说明此处的阙下不在宫禁之地，是城阙的可能性较大。阙在当时既是一种标志，也是一个界限，按照礼制，据《穀梁传·桓公三年(前709年)》记载，诸侯们嫁女时，“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除了阙有界限的意味外，还说明春秋时期诸侯国使用阙已经不是个案。东周社会剧变，王室的权威进一步受到诸侯们剥蚀，更有甚者，郑伯竟然“享王于阙西辟”——公元前673年，郑伯挟持周王攻进王城，杀死王子颓后，在成周的宫室阙下宴请周王，诸侯们恣意和跋扈于此可见一般。⑧
　　到了战国，阙，已然成为各诸侯国国都中王宫的象征，同时阙作为建筑本身，经过春秋战国各国不断的建筑实践，形式上也不断地发生创新变化，阙在发展过程中为了表示等级上的级差，逐渐有了形制上的区分。《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子家驹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于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天子之礼也。’”何休注曰：“礼，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水经注·穀水》：“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⑨由最初的单出阙演变为双出阙，三出阙。与此同时，阙也用在贵族陵园中，《吕氏春秋·安死篇》曰：“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则至迟战国晚期诸侯国陵园中开始有了阙这种标志性的建筑。
　　秦孝公迁都咸阳时，“冀阙”被当作最重要的建筑物而首先被营建，《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十二年(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秦始皇帝陵园发现的独立三出阙，是考古所见最早的实物，说明至迟秦陵建设时期最高级别的三出阙已经形成；同时表明以单阙、两出阙、三出阙为体系的古代阙制已经成立。雕梁画栋的阙在每年的仲冬，“涂阙庭门闾”⑩，均要漆刷一新。
　　阙的最初功能是出列教令，其名称先秦时有魏阙、冀阙、象魏、观魏之称(11)，看来此时的阙尚无一致的名称，各诸侯国有各自的叫法。每当新年之际，国家有新的法规政策出台，书写后悬挂在高大的阙上，据《周礼》的记述，每年的正月，都要在阙上“布治”、“布教”、“布政”、“布刑”(12)，就是书法规、政策文字于版，太宰负责治象，司徒负责教象，司马负责政象，司寇负责刑象，将它们悬挂在阙上，广布天下。到战国后期，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时，此时阙的公告栏作用已完全退居次位，变成一种等级礼仪装饰和标志物。
　　受东汉以来人们对先秦文献作注的影响，今人也认为先秦的阙和门相连，这是以讹传讹的结果。我们认为阙虽然和宫门、城门关系密切，但先秦时期它们之间并不是连在一起的，阙于门前独立存在，秦始皇帝陵园的三出阙和门的关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门、阙关系。秦王嬴政平定嫪毐之乱后因故疏远其母亲，一时间说客云集，纷纷劝说秦王收回成命，谏而死者达二十七人；齐人茅蕉冒死劝谏，《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说苑》云：“皇帝曰：‘走告若，不见阙下积死人耶?’”被处死的谏客摆放在阙下，而不说门下，是故门，阙的位置有别。如果说这条文献还不足以说明门阙之间距离的关系，那么，《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阙下”。使节乘驷马车迎梁孝王于阙下，显然阙与宫门并不相连，在空间上它们不在同处，否则就不会有乘车迎接之说。
　　由于阙独立于宫门、建造在宫门前，久而久之就演变成王的代称。《庄子·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左传·哀公三年》(前492)宫室发生火灾，“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高诱注《淮南子·淑真训》“是故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时说“魏阙，王者门外阙，所以悬教象之书于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阙”。日久成习，它们慢慢变成朝廷或王的代称，汉唐之际以“阙下”代称朝廷或皇帝的现象并不鲜见。秦汉阶段经常会有宫阙连用的现象，泛指与皇帝居住有关的场所。
　　汉代以后，阙和门的关系以及阙本身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继续保持传统的独立双阙的形式下，“阙形门”即含有阙制因素的门开始出现，标志着古代阙制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形式的变化导致名称方面出现歧义，这也是东汉及其以后儒家学者出现“观，阙也”解释的主要原因。阙必然和高等级建筑的门发生着依存关系，正是如此，“阙门”、“门阙”一词在古代比较流行，尤其是汉代以后更为风行；也因为阙本身所具有的高贵属性，阙门、宫阙、宫门阙、门阙等也就泛指高等级建筑群。阙和门连用的现象最早见于成书于战国或秦汉的《周易·说卦》：“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文献上诸如：“霸陵园门阙灾”、“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过宫门阙必下车趋”、“门阙罘罳甚盛”等现象比较多见(13)。
　　考古学研究中的术语应当有比较严格的界定，一类遗迹现象背后应当指向一类较为固定的组合关系，也就是名实之间要有相对固定的搭配。古代阙和门之间存在种种时代差异、空间组合差异、形式结构差异，对门、阙、门阙或阙门，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予以区分，混同使用带来的研究混乱已经显现。虽然历代文献中“门阙”、“阙门”有普遍的应用，但仔细分析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在多数文献中，该类词其实是一种泛称，并非确指，历史上“门阙”一词使用较多，也早于“阙门”的使用。门阙更多的含义是指代宫室，阙门多是指以门为主的建筑，包括阙形门，这两种名词对应的应当是含有阙制因素的门，单独的门即使其上建有再豪华的门楼，也不应当称为阙门或门阙；这点唐宋文献上就多称为观，如唐长安城明德门上的建筑就称为“明德观”。对于含有阙制因素的门阙合一的建筑，称其为“阙形门”也许更合适些。
　　① 杨鸿勋：《秦咸阳宫一号遗址复原问题初步探索》，《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② 高文：《中国汉阙》，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③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由康王在位年份公元前1020—前996年推断，康王21年为公元前999年。
　　⑤ 在陕西周原一带考古发现一批西周板瓦、瓦当，说明此时高等级的建筑物上已经开始以瓦覆盖屋顶了。
　　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⑦ (汉)蔡邕：《琴操》下。
　　⑧ 《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⑨ 《水经注》卷16《穀水》，又见于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12，二者仅个别字有异。
　　⑩ 《吕氏春秋·仲冬记》仲冬之月：“涂阙庭门闾。”
　　(11) 《庄子·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陆德明释文：“象魏、观阙，人君门也。”《春秋左传·哀公三年(前492年)》卷57：“季桓子止，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杜预注：“象魏，门阙。”《史记》司马贞“索引”：“冀阙，即魏阙也。冀，记也。出列教令，当记于此门阙。”高诱注《淮南子·俶真训》“是故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时说：“魏阙，王者门外阙，所以悬教象之书于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阙。”
　　(12) 《周礼·天官冢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围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周礼·地官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悬)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周礼·夏官司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乃县政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政象，挟日而敛之。”《周礼·秋官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13) 分别见《汉书·成帝纪》：“霸陵园门阙灾。”《汉书·地理志》：“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汉书·石奋传》：“过宫门阙必下车趋。”《汉书·董贤传》：“门阙罘罳甚盛。”《三辅黄图序》：“门阙、楼观。”
　　二、先秦时期的观
　　先秦以来还有一种高台建筑为观，其建筑的外在形式和阙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即形式上同为高大奢华的木构建筑，其下是夯土堆筑的土台，它的功能是供人们登高望远。《释名·释宫室》：“观，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班固《白虎通义》：“所以必更筑观者何?尊之也。”
　　观的功能历来没有异议，这是和阙的最大不同。从东汉开始，人们将阙和观混为一谈，至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我们认为和阙形门的出现有关。受东汉以后人们看法的影响，当代权威的《辞海》仍沿袭历代的观点，除说明“观”具备“楼台之类”特征外，也是将阙、观视为同一建筑物。阙、观混谈的现象同时说明作为“观”这类建筑物应用范围比较宽泛。外形上具备高台建筑形式的观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用在登高望远的场合，与严格的等级意义没有太多的关系；另一种是同时具备观望和等级作用，用在和宫门等相关的高等级建筑上；还有一种情况是泛指道教兴盛后的宗教庙宇。这里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和宫门密切相关的观，它起着装饰、辅助门的作用。
　　阙、观均与宫门、城门有关，巍峨的宫门建筑昭示了王者之威，最能帮助居住者起到强化威慑的作用。先秦时期的王室、诸侯国，均对城门、宫门的建设投入了相当的关注。《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上昭公和子家驹的一段对话说明，先秦时期观的数量在使用上也有等级上的区分，只有天子级别才能享用“设两观”的规格，许慎《说文解字》亦说“天子两观也”。《左传·哀公元年(前494年)》：“宫室不观，舟车不饰。”可见先秦时观在宫室建筑群中并非可有可无的建筑，宫室无观则与君王地位不符。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国僭越成俗，连号称最讲究周礼的鲁国，使用两观竟然不知道是越礼行为；从东汉经学家何休注《左传》时说“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看，诸侯国虽可以使用观，但只能用一观。依据周制，天子诸侯宫门皆筑台，台上起屋，这种门称为“台门”，从字面意思理解，所谓台门即大门上方另建有房屋建筑的门，《礼器》“有以高为贵者，天子、诸侯台门，家不台门”。天子宫殿大门使用的两观，设在门的两侧，与门相连，左右各一，形成门、墙、观三者直线相连的分布格局；诸侯的一观可能就是直接建在大门顶部正上方的房屋建筑。一般人包括大夫的庭院大门没有资格使用观，否则就是越礼。
　　汉代以后“台门式”的门多建在城门、宫门正门之外的其他门上，名称使用上也有称其为观的，兼具装饰和观望的双重价值。
　　三、先秦时期阙和观的功能
　　阙没有登高望远的功能，而观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登而望之，古代文献中尚未见到登阙望远的记载，倒是登观望远的记载比比皆是，《释名》卷三：“观，观也，于上观望也。”《左传·哀公十七年(前478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礼记·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此事在《左传》上也有相同的记述，孔子所出游的观位于鲁国王宫正门即雉门(或称应门)上。《左传·僖公五年》：“公既视朝，遂登观台以望。”秦二世在中丞相赵高的蒙蔽下出居望夷之宫，《史记·李斯列传》：“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止!’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即因劫令自杀。”望夷宫在泾水岸边的泾阳县城刘乡王福存和二杨庄一带，作为离宫的望夷宫门同样设有可以登高望远的观。
　　先秦阙、观在功能上的差异泾渭分明，由此导致了它们建筑形式的不同，也决定了空间位置的差异。从文献记述推测，天子宫廷的观位于门的两侧、与门相接，《左传·定公二年(前508年)》：“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观与雉门发生火灾，表明二者相距很近，则观当建于王宫的正门，位于门的两侧，与墙垣相连，这样才有雉门及两观同时发生火灾的记载，而阙因为和大门在空间上有一段距离，同时发生火灾的几率比门观要小，文献上也少见这样的记载。
　　

秦始皇陵园考古研究/段清波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秦始皇陵园考古研究/段清波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