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汉代阙在保持其高贵性的同时，使用的范围日益广泛，举凡宫殿、祠庙、宅第、茔域，均有广泛使用的现象。秦始皇帝陵园虽然只发现三出阙，但是这一最高级别的三出阙用于皇帝陵园，间接地表明与三出阙所代表的阙制被人们认可的同时，社会上应当还有使用单阙和二出阙的现象。汉阙基本上沿袭了秦阙的制度，和先秦一样，汉阙仍然是一种装饰性的礼仪性建筑，用于衬托主体建筑物的雄伟庄重，显示拥有建筑物主人的身份地位。另外，它还是一种界标，依此为界，是宫城或陵园等禁地的标志。
　　汉阙在形式上分为三种，一种是独立式，它们多用于宫门或陵园的司马门外，一般官吏用一对单阙；诸侯、二千石以上用一对二出阙，由一主阙和一子阙构成；皇室则用一对三出阙，由一主阙和两个子阙构成；汉阙的第二种形式是“阙形门”，这是在门的形制上添加阙制的因素，为门阙合一的建构；汉阙的第三种形式是“凹”字形阙，双阙位于大门之外，其间分别通过夯土构筑的墙体与宫墙、城墙等墙相连①。
　　汉长安城东出的宣平门之外建有城阙，为实物资料中最早出现的“凹”字形阙。宣平门两侧20米处发现向外凸出的夯土台，现存高8.2米、东西13.8米、南北11.7米，夯土台和城墙相连接。②宣平门外双阙和城墙垂直连接属其上贯通的建筑形制，它的产生可能是出于加强防御的考虑，这种阙制在汉唐期间最为流行，并为曹魏洛阳宫城的阊阖门继承，并一直演化成清代紫禁城午门上钟鼓双亭的形制。
　　独立式的双阙多建在宫城的大门外，像秦孝公迁都咸阳时建造“冀阙”的标志作用一样，汉代宫室外的阙成为必具的建筑形式，长安城宫城司马门之外多建有独立对称的阙③，未央宫有北阙和东阙；长乐宫有东阙和西阙；北宫有圆阙，这些阙虽然没有发掘，但按照制度它们应当是三出阙。《汉书·高帝纪》：“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和“诸侯来朝入自东阙，市民上书则诣北阙”。据调查，未央宫东阙位于东司马门外，属夯土高台上的木构建筑，遗址仅存两座夯土台，东司马道南北各一座，间距150米，东西各长32米、北阙宽18米、南阙宽14米。长乐宫建有东、西两组阙，两阙之间还栽有树木，“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④，在长乐宫西阙还曾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⑤，数万人能在长乐宫西阙下聚集，说明该阙为独立的三出阙，和宫门互不连属。
　　长安城所有宫阙中以建章宫东宫门外的凤阙最为著名，《史记·孝武本纪》说它“高二十余丈”，合四十多米。建章宫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建造的，《汉书·东方朔传》：“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汉书·郊祀志》：“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三辅黄图》引《三辅故事》：“建章宫周回三十里。东起别凤阙，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远。”《三辅黄图》：“左凤阙，阙上有金凤，高丈余。”东宫门外的双凤阙位于建章宫前殿以东700米，二阙址间距53米，西阙址底径17米、高11米，东西并列，阙间有一条南北路。凤阙虽被称为阙，但是它的上部建筑形式和观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水经注·渭水》说“故繁钦《建章凤阙赋》曰：秦汉规模，廓然毁泯，惟建章凤阙，岿然独存，虽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观也”。
　　建章宫北宫门外另有北阙，又称圆阙，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占长安时毁于战火，《三辅黄图》引《三辅故事》：“又于宫门北起圆阙，高二十五丈，上有铜凤凰。”又引《关中记》：“建章宫圆阙，临北道，凤在上，故曰凤阙也。”圆阙的形制和双凤阙的高度相近，高二十五丈，上面均装置了铜凤凰。⑥建于陕西淳化的甘泉宫，南宫门外100米处有一组双阙，间距50米。⑦
　　长安城椒房殿正殿之前1.4米处发现东西对称的两座夯土台，发掘者认为其是椒房殿的双阙。如此，则长安城中不仅宫城司马门外建有独立的阙，一些重要的大殿前也建造阙⑧，但杨鸿勋认为这两个夯土台不是阙，而是“登台木构飞陛的支座”，该现象还见于王莽九庙、河南西汉梁王墓寝殿、湖北潜江楚章华台。⑨也许汉代宫城内的大殿前是不建造双阙的，殿前建阙可能直到唐代才开始出现。
　　大约西汉中期以后，阙、观之间在形式上开始相互借用，于是阙的外观形式有了增加，“阙形门”开始出现，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以来阙的功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此，有些阙具备了登高望远的作用，同时，阙、观的概念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混淆。在名称的使用上，西汉司马门上的屋面建筑一般情况下不再称作观，仅称作门，《汉书·五行志》所言“未央宫东司马门灾”是证。阙形门以汉景帝阳陵的帝陵陵园南门和汉宣帝杜陵帝陵、后陵陵园的阙形门为代表。
　　汉景帝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位于陵园南垣正中，北距帝陵封土120米，发掘者根据遗址的平面布局，称其为三出阙。遗址有一组两座夯土台，其间以门道相连接。两组夯土台的中间为门道，门道的东西两侧为东、西、内、外四塾，平面为长方形；四塾之外的夯土台呈两出状。夯土台之外环以回廊，随夯土台大小的变化各有等差，其上铺有方砖。(图8—4)⑩西汉帝陵中宣帝杜陵陵园的东门、北门以及皇后陵园的东门址平面形状和阳陵南门相近(图8—5)，但较之阳陵少一出夯土台；从平面上观察，阳陵南门台址平面形状均不属三出形，因为设有内外塾的部分不当作主阙台对待，如果硬要按阙的形制相套，也仅两出，明显和景帝的皇帝身份不符；另外其主副台之间的南侧有台阶状的台梯，可以供人们登高远眺，从而更具备“观”的特征，并且夯土台与陵园围墙相连，这种形状和三出阙的特征不合。
　　西汉景帝、宣帝陵园门址形制特征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此时人们将原本属于阙的建筑形制，借用移植到门上，使得门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于是类似阙的门即“阙形门”开始出现，可能正是这一变化，导致“门阙”之词慢慢流布开来，“阙形门”上承西汉，很可能是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制(11)，盛行于魏晋唐宋。
　　两汉时期作为标志性的建筑形式，阙还被大量使用在陵园。此时的陵园多仿都城而建，陵园之门、道路因而又称司马门、司马道(12)，虽然迄今还没有发现帝王陵园的三出阙，但依据文献以及阙制，我们推测，在帝陵和后陵陵园之外，还应当有更广阔的园墙，园墙之外当建造着独立的双阙。(13)。据《汉书·五行志上》“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的推断，在杜陵(皇帝陵)陵园之外，还建有包括皇帝陵和皇后陵的园墙，双阙必定是相互独立的，否则不会仅有“东阙南方灾”的记载；过去将已经发掘的阳陵中帝陵陵园的南门、杜陵帝陵的东门和北门那样的结构认定为陵园的阙，倘若如此，发生火灾时必定会使门及门两侧的建筑全部烧及，而文献记载并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已经发掘的阳陵和杜陵的司马门阙不是整个陵园的阙，其形制属阙形门。
　　东汉洛阳城位于白马寺东，城门及宫门均设有阙(14)，从文献上分析，洛阳城北宫正门外建有朱雀阙。《水经注·穀水》卷16引《洛阳故宫名》云洛阳“有朱雀阙、白虎阙、苍龙阙、北阙、南宫阙”，《后汉书·五行志二》：“延喜五年四月乙丑，恭北陵东阙火”，说明高等级的建筑仍然使用阙，推测应为三出阙，但不知道属于阙制中哪种形式的阙。反映东汉洛阳城和东汉帝陵中阙制的实物资料阙如，阙制的具体情形不得而知。
　　秦汉阙制等级严明，霍光死后其妻在其墓地侈造三出阙，被以浓厚的笔墨记载下来，说明僭越礼制为社会所不容，会为不谨慎者带来相当的灾难。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上能见到大量的汉阙图像，其中沂南画像石单阙、河南禹县画像砖上的单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有独立的单阙和双阙，也有缤纷多彩的阙形门，该时段也流行以石材建造的阙。
　　汉初人物郦食其的庙前就有高达丈余的石阙一对(15)。今日所见的汉阙多是东汉遗留的墓园石阙(16)，全国大约发现了32处，其中河南4处，它们是登封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和正阳阙(图8—6)；山东4处，为皇圣卿阙、功曹阙、武氏阙、莒南孙氏阙；北京1处：秦君府阙；重庆4处，为忠县无铭阙(图8—7，3)、丁房阙、乌杨阙、盘溪无名阙；四川19处：分别是梓潼李业阙、贾公阙、杨公阙、无名阙、绵阳平阳府君阙、德阳上庸长阙、雅安高颐阙、夹江杨公阙、渠县冯焕阙、赵家村西无名阙、赵家村东无名阙、沈府君阙(图8—7，2)、蒲家湾无名阙、王家坪无名阙、川西南昭觉石阙、庐山樊敏阙、石箱村无名阙、石羊上村无名阙、成都汉阙。以上汉阙中未见三出阙，双出阙仅见登封三阙、正阳阙、武氏阙、雅安高颐阙、芦山樊敏阙、沈府君阙，其余的均为单阙；除武氏阙、秦君阙、皇圣卿阙3处为祠阙、登封三阙为庙阙外，其他石阙均为墓阙。(16)墓园石阙低的有三四米，高的有五六米，由阙基、阙身、屋顶三部分组成。四川雅安的高颐阙是汉阙中保存的最完整、雕刻最精致的石阙，阙身平面为横置的凸字形，西阙的母阙阙身宽，子阙的阙身窄，二者有明确的主从关系；其枋子和斗拱迄今仍棱角分明；檐与自阙身向上层层挑出的斗拱、栏板相接，在屋顶和阙身之间形成一个过渡层，屋顶由两层不相连接的瓦屋组成，有重檐的效果，正脊短而高，两角上翘，这种结构使得整体建筑平衡和谐，气势宏伟昂扬(图8—7，5)。东汉时画像阙多象征性地雕印在墓内墙壁上或墓门两侧，河南南阳及郑州、山东、四川、苏北、陕北、内蒙古均有发现(18)。还有一种北方地区少见的崖墓阙，在四川乐山一带广为分布(19)，共发现76处，其中单阙10余处，余为双阙。阙多雕刻在崖墓入口两侧，少数位于墓内，形状为仿木结构的单出阙。墓门阙和墓外阙象征茔域范围，墓内阙设置在墓内后室门前，象征寝门阙(20)，可以反推阳间宅院内有使用单阙的可能。
　　云南昭通一座东晋墓内壁画上层绘有一座楼阁，其旁有单阙一座，榜题“阙”(21)。说明非高级贵族的普通宅院门前也有用阙的现象。河南郑州、焦作出土的西汉中后期的陶制院落明器中就发现阙楼，郑州出土的两组陶院落，一组阙楼立于门房两侧，一组位于门房之东，证实此时一般民居院落也出现设阙现象(22)；焦作东汉墓出土的仓楼前有一长方形的院落，院落的前墙做成一对单阙，阙顶部为四阿形，下为叠涩方锥形。郑州北二街五号画像砖墓中的封门砖上见到有包含树木、庭院、门吏、门阙等的画像，阙呈细高状三檐造，立于门两旁且有人把守(图8—7，8)。(23)
　　在图像资料中有很多的阙形门图像，表明这种门和阙二者合一的建筑形式受到广泛的欢迎。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幕府南门”等和沂南画像石上均有形象的资料(图8—8、图8—9)。姜生考察汉阙后认为，它是早期道教所追求的仙界的象征符号，属人仙两界交通的神学媒介，是道教神学家为死者提供的引导墓主通天升仙的天梯(24)，这种对墓阙功能性的解释或可备一说。
　　先秦时阙、观各自具备不同功能的情况到汉代发生了变化。成书于汉代的《尔雅》一书为我们释读古代名物制度带来混乱，该书中诸如“室谓之宫，宫谓之室”，“观，谓之阙”一类的解释屡屡可见。自从《尔雅·释宫》“观，谓之阙”之后，历代学者几无例外地将阙、观视为同一种建筑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阙，门观也”，晋代郭璞注《尔雅·释宫》认为观为“宫门双阙”。晋崔豹《古今注》：“阙，观也，古者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以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其上皆丹垩，其下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四方也。”宋代邢昺疏：“雉门之旁名观，又名阙。”《日知录》卷31：“两观，阙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23：“盖为二台于门外，人君作楼观于上，上圆下方，以其阙然为道谓之阙，以其上可远观，谓之观，以其县法谓之象魏。”
　　由以上可以看出，将阙和观视为一物的观点正是东汉形成的。阙在东汉依然盛行，大量保留到现在的墓园单石阙、二出阙即是明证，因之东汉人们对阙的认识，不论是概念还是形式，都是不会出现差错的。或许是汉代开始，尤其是东汉，也许人们对观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此时观已经演化为专用的、独立的建筑物，人们不再把和门相连的建筑物称为观，这样在解释先秦文献时，便产生“阙，门观也”的结论，再往后，演化成崔豹的“阙，观也”；同时，人们发现先秦时观和门之间有密切的关联，而先秦仅有“台门”又没有“门观”之说，鉴于当下观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之推想门上建造的屋顶建筑也是阙，将先秦的“阙、观”误作同一种建筑，以至于后代因袭误传下来。
　　由于魏晋时期处于社会秩序急剧变化的时代，阙制演变也深受其影响，越是动荡不安的社会，就更加需要以表象的形式来强化秩序，由此导致该时段是古代阙制持续发达兴盛的时期，魏明帝在洛阳南司马门外建巨阙，不料施工中出现意外，致使“数百人”死亡(25)，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维系国家法统的三件大事之一就是树双阙于宫门，“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铸九鼎，三者欲树双阙”。(26)文献以及实物资料显示，独立于宫门外的三出阙依然存在，曹魏初期在东汉洛阳城的废墟上重建都城，据说每座城门皆有双阙(27)。晋代洛阳城门均设双阙，“洛阳十二门，皆有双阙”(28)。
　　鉴于阙属于宫城或国都的标志，建造时一般由负责国家级建设项目的将作大匠担任工程的指挥。魏晋洛阳宫城阊阖门外的凹字形三出阙为该时期最完整和最具特征的建筑形式；阳陵、杜陵以及东汉盛行的阙形门也仍在流行。
　　唐宋时期阙已经较少地竖立于宫门前，一般仅在宫城南门外设置；陵阙最为发达。元明清时期阙制基本上走向式微阶段，不论是宫阙、城阙拟或陵阙已经很少见到，倒是各类牌坊大行其道。
　　① 如果说曲阜鲁国故城南东门外的南北长、宽30米的夯土台能确认属阙台基础的话，此种形制的门有可能是汉代“凹字形”阙、门形制的前身。
　　②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③ 陈直：《三辅黄图校注·汉宫》，“宫之外门为司马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 《汉书·宣帝纪》。
　　⑤ 《汉书·刘屈氂传》。
　　⑥ 李遇春：《汉长安城建章宫东阙及宫阙研究》，《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8日。
　　⑦ 姚生民：《汉甘泉宫遗址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⑧ 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⑨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非壮丽无以重威——西汉宫殿》，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⑩ 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文博》1999年第6期。
　　(11) 关于汉景帝阳陵的南司马门建筑，文献上有武帝时重新建造的记载，考古发现的瓦类建材也能明显区分出来，说明南司马门形制具有武帝时期的特征。
　　(12) 《后汉书·和帝纪》：“朕望长陵东门，见二臣之垅。”注引《东观汉记》：“萧何墓在陵东司马道北百步。”《后汉书·明帝纪》注引《东观汉记》：“霍光墓在茂陵东司马道南四里。”
　　(13) 据焦南峰先生告知，汉阳陵帝陵，后陵陵园之外发现围就帝后陵园的大陵园，为夯土围墙的构造，东西南北四面墙上分别各设一门，依汉城宣平门外的阙例推测，大陵园的四门外，或至少东门外当建有双阙。
　　(14) 《续汉书·礼仪志》：“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阙五阙，德阳其上郁然与天连。”《续汉书·百官志》引《古今注》：“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开阳城门内。”又引《汉仪》：“司徒府与苍龙阙对。”
　　(15) 《水经注·穀水》：“阳渠水又东流，径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庙在北山上，成公绥所谓偃师西山也，山上旧基尚存，庙宇东面，门有两石人对倚。北石人胸前铭云：门亭长。石人西有二石阙，虽经颓毁，犹高丈余。阙西即庙故基也，基前有碑，文字剥缺，不复可识。”
　　(16) 信立祥：《汉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唐长寿：《汉代墓葬门阙考辨》，《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
　　(17) 高文：《中国汉阙》，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96—108页。
　　(18) 顾森：《中国汉画图典》，浙江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806页。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19) 唐长寿：《乐山市崖墓墓阙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1期。
　　(20) 赵海洲：《汉阙源流考》，《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21)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12期。
　　(22) 郑州博物馆：《郑州市乾北街空心画像砖墓》，《中原文物》1985年第1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南关159号汉墓发掘》，《文物》1960年第8、9期。
　　(23) 郑州市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南关外汉代画像空心砖墓》，《中原文物》1997年第3期。
　　(24) 姜生：《汉阙考》，《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1期。
　　(25) 《水经注·穀水》：“魏明帝始筑阙，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
　　(26) 《梁书·何点等列传》：“吾昔于齐朝欲陈两三条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铸九鼎，三者欲树双阙。世传晋室欲立阙，王丞相指牛头山云：‘此天阙也’，是则未明立阙之意。阙者，谓之象魏。县象法于其上，挟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当涂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国所先，故王孙满斥言，楚子顿尽。圆丘国郊，旧典不同。南郊祠五帝灵威仰之类，圆丘祠天皇大帝、北极大星是也。“
　　(27) 钱国祥：《汉魏洛阳古城沿革与形制演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引《晋书》。

秦始皇陵园考古研究/段清波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秦始皇陵园考古研究/段清波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