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通过对秦墓中有关人殉和人俑资料的分析，探寻秦人殉葬制度的时空变化，揭示秦人从落后到进步、从弱小到强大的历史发展进程。
　　关键词 秦人 秦墓 殉葬制度 人殉 俑
　　殉葬习俗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其形成制度，大约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商代是人殉制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商代后期，人殉现象非常普遍。西周时期，人殉制度继续发展，但已没有商代那么普遍。东周时期，一般中小型墓很少有用人殉葬的现象，但在最高统治阶层仍然实行人殉制[1]。
　　《史记·秦本纪》关于秦人殉葬的记载共有三处：一是秦人迁都雍城的前一年，即秦武公二十年(前678)，“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二是秦穆公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三是由雍城迁都栎阳的前一年，即秦献公元年(前384)，“止从死”。按照这个记载，秦的人殉制度共实行了294年，几乎与秦都雍城的历史相始终。然而事实上，从考古资料来看，秦的人殉制度要比这个时间长。
　　人殉在秦国被禁止之后，殉葬制度并未消失，而是以其他的方式继续存在，这就是以俑殉葬。可以说，从人殉到俑葬，是秦人殉葬制度变化的最大特点。
　　一、相关的考古资料
　　从考古发现来看，秦的人殉历史至少在两周之际就已开始了。如春秋早期的大堡子山秦公墓就已有殉人。其中M2的东、北、南三面二层台上殉葬7人，均为直肢葬，都有葬具(有的还是漆棺)，并多随葬有小件玉饰。在两墓道深1.25米的层面填土中埋葬12个殉人，均为屈肢葬，头向有的朝东，有的朝西。M3的北侧二层台上现存殉人1名，西墓道填土中埋殉人7名[2]。从葬具来看，墓室二层台上殉人的地位显然较高，而西墓道中的殉人地位则低得多。(表1)
　　与大堡子山秦公墓地隔西汉水相望的圆顶山赵坪墓地，1998年共发掘墓葬3座，车马坑1座，都有殉人，编号为M1、M2、M3和K1。M1殉人3名，放置于壁龛内，都随葬有石饰和玉饰等。其中两名殉人有长方形木棺，整体髹红漆。M2殉人7名。M3殉人1名，无棺，人骨上有草席裹具，随葬有石饰和玉饰。K1一号车舆内殉葬1御人，头向西，面向北，侧身屈肢，双手放于腹前，右手握小玉饰，身上有朱砂，头左侧随葬一陶鬲。这几座墓及车马坑大致为春秋早期偏晚[3]。
　　秦墓的殉人集中发现于凤翔地区，位于秦都雍城的附近。主要有三个地方：秦公一号陵园内的M1，八旗屯墓地和西村墓地。
　　雍城秦公墓只发掘了一座，即秦公一号大墓。在大墓的填土中，先后发现人骨20具，动物骨骼2具。这20具人骨部分是填土时埋葬的，部分是大墓完成后又重新埋入的。墓室的三层台及西墓道与墓室接连处共殉葬166人。根据殉葬的位置和葬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箱殉，共72人，分布在曲尺形椁室的周围。另一类为匣殉，计有94人，分布在箱殉以外靠近墓室四壁处。大墓共殉人186人[4]。
　　八旗屯墓地位于雍水南岸，隔岸与雍城相望，属秦都城南郊。墓地以八旗屯为中心，东至高庄，南至黄家庄，西至南指挥，北至雍水，是目前发现最大的秦人墓地。经过多次发掘，共发现殉人墓和车马坑13座：
　　(1)1976年共发掘墓葬40座，车马坑4座，其中殉人墓7座，殉人车马坑1座，共殉人20名。编号为：CM2、BM32、AM9、CM3、BM102及附葬车马坑BS101、BM104和BM9。除BM9为春秋中期外，其余均为春秋早期。殉人有龛殉和填土殉之分。由木质朽痕可知，殉人均盛殓在木匣内。有的一匣一人；有的一匣二人头向相反放置。殉人都是仰身或侧身屈肢葬。殉人一般随葬有蚌琀或玉琀，有的还有玉玦、玉璧、石圭等。这类殉人当是死者生前的近侍。另外，在BM104的填土中，发现两具人骨架，这应是举行葬礼时用作祭祀牺牲的奴隶尸骨。BS101的车下中部，有一长方形竖穴坑，长1.6、宽0.8、深0.8。坑的西头伸入车马坑两壁0.2米。坑内埋葬一人，头向西，仰身屈肢，双手交于腹部，腰佩铜削一件。从板灰观察，死者盛殓在一个长1.4、宽0.5、高0.5、厚约0.02米的木匣内。从车、马、人埋葬情形和位置来看，所殉之人可能是御手。CM2是一座元士基，出土鼎3，簋、盘、匜、甗各1，重椁单棺，与周礼规定的埋葬制度相合[6]。
　　(2)八旗屯东面的高庄墓地，1977年共发掘墓葬46座，其中殉人墓4座，共殉人6名。编号为：M10、M18、M25和M26。除M10为春秋晚期外，其余为战国早期。殉人均系致死后入殓，盛放在木匣中。木匣一般长1.20-1.30、宽0.45-0.50米[6]。
　　(3)八旗屯西沟道墓地，1983年共发掘秦墓26座，车马坑1座。其中殉人墓1座，殉人5名，编号为：M3；车马坑内殉人1名。M3的二层台上有殉人坑5个，内各殉1人，殉人尸骨都有树皮树枝覆盖，除一个年龄无法辨别外，其余均在20岁左右，三个随葬有铜带饰或铜削。车马坑内殉人推测可能是赶车的舆夫。M3为战国早期[7]。
　　西村墓地位于南指挥乡西村西约300米处，北距县城6公里。墓地的南边紧临23号秦公大墓。1979年和1980年两次发掘清理墓葬42座，车马坑2座。其中殉人墓1座，殉人4名。编号为：M163。一名葬于头箱，仅见部分肢骨，与陶罐等随葬品放在一起。其余三名分别放在北、西、南墓壁的壁龛内。壁龛内的殉人，均盛殓有木棺。殉人的骨骼规整，应为事先处死后放置的。殉人随葬物有陶罐、铜镜、带钩、带饰、玉环、石环、串饰等，均出自棺内。该墓为战国中期[8]。
　　上述三处墓地，相互间连成一片。八旗屯墓地位于秦公陵园北侧，西村墓地正位于陵区之间，都处于秦都雍城的近郊。从墓地布局及结构分析，应分别为公墓地与族墓地。
　　此外，在户县和咸阳各发现殉人秦墓1座。1974年户县宋村M3殉人4名，分别置放在墓室的左右二层台上。墓主骨架已朽，葬式不明：殉人都是头向东，仰身直肢，装殓在黑漆木匣内。殉人身旁都有铜铃一件，口含玉石或蚌饰。从殉人尸骨来看，头骨与体分离，腰椎散乱，骨盘与体距离拉长，股骨与胫骨、腓骨并列等，说明是被杀殉的。该墓时代为春秋早期。[9](是否为秦墓尚有争议)1984年咸阳任家嘴殉人墓共发现殉人两名，一名为成年男子，有薄木棺，仅存上半身，侧身，头向西，面朝北，嘴大张。一手执两把铜削刀；另一名为小孩，骨架较凌乱，并涂红色。发掘者认为属战国中期的早段[10]。
　　在人殉制度慢慢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则是在墓中放置以人为模本烧造而成的陶俑，即以人俑陪葬，但其性质仍同于以人殉葬。
　　目前发现人俑的秦墓总计有五处，分别简介如下：(1)陕西陇县边家庄M5，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室分为上下两室，下室为棺室，葬具为一棺一椁，均已朽，墓主骨架保存基本完好，仰身直肢，头向北；上室为椁室，在椁室中部略偏北处，有一木车，车轮距墓北壁1.25米，西车軎距墓壁0.95米，东车軎距墓壁0.91米，衡木后方左右两端各置一木俑。两木俑胖瘦有别，高度基本相等，均作高鼻梁，深眼睛，眉脊涂黑，眼、嘴涂朱，造型简单。通高0.8、宽0.25米。该墓约为春秋早期[11]。(2)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对凤翔秦公陵园做调查时，在九号陵园内发现石俑两件。一件高22.8、肩宽6.4厘米，躯体粗壮，面部丰满，眼嘴凿痕依稀可辨；另一件高21.4、肩宽6.4厘米，体形较瘦，嘴眼清晰。两个俑前身均显齐平[12]。(3)咸阳石油钢管厂秦墓M28057，出土泥质灰陶骑马俑2件，马皆为公马，身瘦长而低矮，头短而肥大，粗颈，耳较长。呈灰黑色，通身打磨光亮，马头有朱彩画的络头，颈部两侧各有朱绘两条辔绳。俑为圆平脸，长高鼻，鼻梁特别发达，眼、鼻孔和嘴为刻划。头戴宽折沿帽，帽顶的中间有一小孔，可能原插有帽饰。身穿交领左衽短褶，下着短裤，脚登长筒靴，两手半握，左手前伸似在牵辔绳，右手下垂似执一物，木质已朽不清，两腿前屈骑于马背上。俑的衣领、衣襟、衣的下摆，以及裤腿、帽沿和鼻尖皆涂朱色。骑俑后背正中有朱绘竖纹，连接着衣领和下摆。5号，马长18.4、高17、骑马俑通高22.6厘米。6号，马长18、高17、通高22.3厘米。该墓年代被定为秦惠文王至秦武王时期[13]。(4)高陵县益尔公司基建考古中，发掘秦墓51座，其中15座墓发现有随葬的泥质器物，种类有鬲、罐等器物，牛、蛇、鸟等动物，人物俑及车等。这些泥质器大多未经火烧，少数略经烘烤，但烧结程度极差。部分器物表面施有红、白色彩绘。人物俑1件，编号M10：5，口鼻部向前凸出，两颊消瘦，双手拢于胸前，下体为喇叭状，表面饰有红色彩绘，通高14.3厘米。另有4件俑与2头牛及2辆车组成一组模型，俑头部细部模糊，双手拢于胸前，下身为喇叭状，通高10厘米。牛、马、蛇各1件，泥鸟2件[14]。(5)铜川枣庙秦墓共发掘25座，6座墓中出土彩塑泥俑8件。另出土有羊1件，牛2件，狗5件，鸟9件[15]。
　　除以上墓葬出土的葬俑外，就是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及其它从葬坑所出各类陶俑了。这些葬俑多发现于咸阳附近及其以东地区战国中晚期的墓葬中。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葬俑的突然增多，可能与秦献公元年“止从死”的政令有关，反映了秦人丧葬观念的变化。从地域上看，人殉主要发现于凤翔秦都雍城附近，葬俑主要发现于咸阳附近及其以东地区，这种地域上的互补，应该与前后两个统治阶层的统治方式的变化和认识的发展有关。
　　都雍城时，由秦武公“初以人从死”，开了秦公294年人殉制度的先河。这既有文献上的记载，如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又有考古发现的证实，秦景公墓共殉人186人。除此之外，还有雍城附近发现的许多殉人墓。这些资料可以证实秦都雍城期间确实实行了人殉制度。都栎阳和咸阳时，由秦献公“止从死”的政令给人殉制度画上了句号。虽然这一时期的秦公墓没有发掘过，但是咸阳及其周围地区秦墓中的人殉的确很少见。与之相反的是葬俑多了起来。由此可见，政令的推行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二、从人殉到葬俑的变化特点
　　(1)时间上相互衔接。人殉流行的时间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个别墓葬到战国中期。葬俑最早出现于春秋早期，但普遍用于随葬则在战国中期以后，在时间上与人殉的衰落是大致衔接的。
　　人殉的产生很早，但其真正盛行却在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人殉达到了顶峰。在殷墟商王陵墓中，都有殉人几十到上百人不等。西周早期的情况和商代后期大体相似，但中期以后，人殉制度已开始衰落下去，至少从墓葬发现看人殉已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个趋势在东周时期得到了加强，如两周之际的上村岭虢国墓地，就没有发现殉人的踪迹。
　　但是，处于西北的秦人保留了殉人制度。很难说这是因为长期处于西北地区，受到周文化较少的影响，还是承自固有的陋习。事实是，秦成为诸侯是因为平王东迁这个突发事件。在此之前，秦虽已被封为附庸，但一直处于陇山以西，可能是受到戎族的不断侵扰，秦的上下层都处于紧张的应急状态，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吸取周王朝的礼乐传统。当被封为诸侯，自身的落后便暴露了出来。秦人受到了“诸侯卑秦”的待遇，这对其统治阶层的打击很大。为了争取与诸侯平等的地位，秦人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统治阶层在死后都采用直肢葬。虽然改变了秦人屈肢葬的传统，但却又采用了西首葬，可见对一种传统习俗的变化并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说秦人春秋早期的人殉制度是因为社会的落后大概是可以的。与秦国相比，东方国家陵墓中的殉人要少得多，废止殉人的时问也比秦早。
　　秦迁都雍城以后，与周王室的直接联系基本中断。这一时期，秦的势力大增，在关中西部已经站稳了脚跟，梦想“后子孙饮马于河”，甚至秦穆公对戎王的使者由余说出“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话来，俨然以继承周王朝的正统自居。所以，此时秦统治者不仅不以人殉为落后，反而降其郑重的写入史书中。
　　(2)地域上相互为补。人殉主要发生于迁都栎阳之前的凤翔以西地区，葬俑主要发现于咸阳以东地区，两者在地域上相互为补。
　　考古资料所见殉人秦墓主要分布于三个地区：甘肃天水地区的礼县大堡子山附近，陕西宝鸡地区的凤翔秦都雍城近郊和西安地区的近郊户县和咸阳。这正是秦人由西向东发展的三个主要活动区。而凤翔秦都雍城附近则是发现殉人最多的地区，这也与史书记载的秦国人殉制度主要发生于定都雍城时是相符的：即从即秦武公二十年(前678)至秦献公元年(前384)共294年间，几乎与秦都雍城的历史相始终。
　　从襄公被封为诸侯起，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秦才从陇西的西犬丘发展到关中西部的雍城；吸取了西周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清除了戎狄势力，“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一段时间，秦人从一个落后的诸侯国跃入了先进国家之列，虽然一些落后的观念还没有改变，但是这一时期的积累已为以后的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战国中期以后，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大的诸侯国已经只剩几个了。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上的开放风气，使得人殉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人的价值得到了重视。秦献公的“止从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3)人殉主要见于等级较高的贵族墓中，葬俑也主要发现于身份地位较高的墓葬中。
　　除3座秦公墓外，赵坪3座为高级贵族墓，76凤八、77凤高和83凤西沟的7座墓因大多被盗，故礼器的组合已不完整。但从残存的几座墓可看出有整套的铜礼器或陶礼器随葬，另外还有玉石器、兵器等出土，可见其也是有一定身份的贵族。80凤西M163虽被盗，但殉人棺内出土的铜镜、玉石器等则从侧面显示了墓主的身份。户县宋村M3是一座5鼎4簋墓，墓主应为卿大夫一级。咸阳任家嘴是一座3鼎墓，是一座元士墓。墓主都使用了一椁一棺的等级。墓主虽都是贵族，但其身份从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有降低的现象。
　　(4)秦国对人殉制的废除基本上是彻底的，对以葬俑代替人殉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从考古资料来看，秦国在战国中期以后没有发现人殉，这是秦国废除人殉制的积极结果。秦始皇死后，二世令后宫没有生育的妃嫔、宫人殉葬于秦始皇陵，这应该看作是特殊情况下人殉在秦国的一次反复，但在考古资料上没有证实。发现于山西侯马乔村的一些围沟墓，围沟中的人骨应是人牲而非人殉，它是古代以人作为牺牲祭祀的陋俗的残留。所以说，秦国对人殉制的废除是彻底的。
　　在秦雍城陵区发现了两个石俑，而在始皇陵，则发现了三个大型兵马俑坑和其他的一些百戏俑、官吏俑等，不仅数量上大大地增加了，而且种类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通过以上对秦人殉葬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出秦人殉葬制度的时空变化。秦人在从以人殉葬到以俑陪葬的历史转变中，同时也伴随着从西向东的地域转移，其深层次的意义，则反映了秦人从落后到进步、从弱小到强大的历史发展进程。
　　注释
　　[1]黄景略、吴梦麟、叶学明：《丧葬陵墓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469页。
　　[2]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
　　[4]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5]陕西省雍城考古工作队：《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6]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7]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86年第3期。
　　[8]雍城考古队李自智、尚志儒：《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9]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1O]咸阳市博物馆：《咸阳任家嘴殉人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1期。
　　[12]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7期。
　　[13]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石油钢管钢绳厂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
　　[1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高陵县益尔公司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6期。
　　[1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枣庙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