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虽然大葆台汉墓没有出土印章或封泥等能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物，但从其他出土器物和纪年材料，还是可以寻找到一些线索的。诸多学者对此作了讨论，基本认同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这一分析。近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并重新加以考察，得出不同认识。笔者经对以往考证详加梳理和分析，可以判定，两墓年代均为西汉晚期，二号墓稍晚，但不晚于10年；墓主人仍为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对老山汉墓，笔者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等方面进行考证，初步推测，该墓年代为西汉中期，墓主人可能为燕敬王刘泽之王后。
　　关键词 大葆台汉墓 老山汉墓 墓葬年代 墓主人
　　目前，北京地区共发现发掘三座汉代诸侯王陵墓，即大葆台一号、二号墓以及老山汉墓。对大葆台汉墓墓主人，以往基本认同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只是近来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指出大葆台汉墓墓主人应为广阳思王刘璜及其王后。而对老山汉墓，始终存在很大分歧，至今仍无倾向性认识。因此，有必要对这三座墓的墓葬年代和墓主人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一、大葆台汉墓墓葬年代
　　1974年北京市丰台区西南隅发现了一座西汉墓，即大葆台一号墓。随后又发现了西侧的二号墓。两墓东西并列，属并穴合葬墓。
　　发掘清理完之后，发掘人员就做了大量整理、分析工作，积极撰写简报，并公开发表。简报对墓葬年代和墓主人作了系统分析，提出虽然两墓均遭到严重破坏，随葬器物大部分被盗走，但仍有可以推断墓葬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的线索，即一号墓内出土针刻“廿四年五月丙辰丞”等字的残漆器，以及墓葬形制和部分随葬器物的形制。由此出发，简报认为，一号陵墓主人与燕王刘旦相吻合；二号墓墓主似为燕王刘旦之妻华容夫人。[1]后发掘者在编写考古报告时，对墓葬年代和墓主人的认识有所变化，即一号墓主人为广阳顷王刘建，二号墓主人当为广阳顷王王后，又二号墓封土压在一号墓下，因此二号墓又晚于一号墓。[2]1986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王灿炽先生专门对大葆台西汉墓墓主进行了考证[3](下文简称王先生)，认为该墓墓主人为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这遂成为多数人的共识。1997年，古钱币学家蒋若是先生对大葆台汉墓年代进行了考古学验证(下文简称蒋先生)，认同发掘报告的分析，但提出，二号墓出土五铢30公斤，惜难以拓印发表，亦未出土铜镜，究竟能晚到什么时间，目前尚难判断。[4]2008年，随着北京“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一些学者再度关注大葆台汉墓的墓葬年代与墓主人问题。黄展岳先生认同发掘报告的分析，并从出土文物进行了补充论证[5](下文简称黄先生)。高崇文先生也坚持发掘报告的推断，并从车马殉葬制度进行了补充说明[6](下文简称高先生)。而吴荣曾先生根据出土钱币和铜镜，提出另一种说法，即认为大葆台一号墓墓主为广阳思王刘璜，二号墓为其王后[7](下文简称吴先生)。
　　从这些论证来看，基本围绕这么几个重点论据进行分析与推测：(1)针刻纪年；(2)出土器物，尤其是钱币与铜镜；(3)车马殉葬制度。如果仔细考察这些分析，其中仍有值得可商榷之处。
　　(一)关于钱币
　　该墓出土五铢钱，而未见王莽时期的钱币。据《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五年(前118)“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从这一点，就可以排除燕王刘旦之前的燕王了。也就是说只有燕王刘旦及三位广阳王(广阳王刘建、刘舜、刘璜)中的某一位可能为墓主人，这是不容质疑的事实。然而对具体出十五铢钱的分期认识，却又有一定差异。
　　大葆台汉墓出土三种五铢，一种是武昭时期的五铢，这是没有问题的，多数人都持这一认识。另一种五铢，蒋先生认为其属宣帝元康(前65)以后至宣帝晚期钱型，严格说其不会早于宣帝神爵(前61—前58)以前，而黄先生则认为其铸行于宣元时期，至王莽时期仍通行；吴先生也认为其属于宣元时期。这些认识虽有差异，但至少能肯定一点，即这一种五铢不会早于宣帝以前。
　　还有一种，即所谓磨郭五铢。蒋先生虽然在论证大葆台西汉墓墓主时对此没有提及，但在其有关著作中对汉代磨郭钱出现的时间与类别进行了分析。他根据《洛阳烧沟汉墓》最早见于宣帝后期墓，提出磨郭钱盛行于西汉中晚期[8]。而黄先生则认为，磨郭五铢盛行于西汉晚期，王莽稍前的汉墓中多有出土，尤以出自元、成、哀之际的墓中为最。吴先生根据《长安汉墓》和《洛阳烧沟汉墓》对磨郭五铢的分析，认为后者的分析较为接近实际，即元、成或成、哀之际。然后，他根据尹湾汉墓出土磨郭钱，而此墓出土成帝元延三年(前10)这一纪年材料，从而推断磨郭钱的上限在成帝元延三年或略早，下限又根据江苏仪征胥浦M101汉墓和长沙望城坡西汉木椁墓判定为王莽居摄元年。江苏仪征胥浦M101汉墓的年代为平帝元始五年(5)，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确切的纪年材料出土。而关于长沙望城坡西汉墓的年代，目前还有不同认识。有的发掘人员推测，该墓下葬年代上限为武帝元狩五年，下限年代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9]。而有的发掘人员则提出，该墓年代应属西汉晚期，很可能在前49年或(前48)至7年之间，墓主张姬极有可能是期间长沙炀王刘旦或孝王刘宗或缪王刘鲁人之王后[10]。还有人认为，该墓下葬年代当在西汉元、成帝之际，其上限为墓中出土铭文所云之“长沙元年”。此“长沙元年”当是孝王刘宗元年，即元帝初元三年(前46)或四年(前45)。墓主张姬应是孝王刘宗或缪王刘鲁人之王后，而以孝王刘宗之王后可能性相对较大[11]。吴先生把该墓墓主当作长沙王刘鲁人，并根据他在位的时间来推断磨郭钱的下限，显然是不对的。再者，根据尹湾汉墓成帝元延三年这一纪年材料，就断定西汉磨郭钱的上限时间，也是不全面的。
　　综合关于磨郭钱的分析，虽目前没有确凿证据来说明其上限时间，而说其通行于西汉晚期，是比较合理的。
　　(二)关于铜镜
　　发掘简报和王先生对此均没有提及，而发掘报告和其他诸位先生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对星云纹镜，发掘报告认为其属武帝时期，蒋先生认为其属武昭时期，黄先生认为其流行于昭宣至王莽时期，吴先生认为其通行于昭宣到稍后。对昭明镜，发掘报告认为其属昭宣时期。蒋先生认为其属宣帝晚期，黄先生认为其流行于昭宣至王莽时期，甚至延到东汉初，吴先生认为其约从宣元到西汉末。而对四螭四乳纹镜，发掘报告认为其属西汉中晚期，蒋先生认为其属武昭时期，黄先生认为其流行于昭宣至王莽时期，吴先生认为四螭四乳镜在西汉晚期墓中常见，但大葆台的这一四螭四乳镜较为特殊，称之为变形四螭纹镜。吴先生根据烧沟汉墓M1005和江苏姚庄汉墓中也出土同类四螭纹镜，又据M1005出土五铢和王莽钱，江苏姚庄汉墓出五铢钱和磨郭钱而不见莽钱，故推断大葆台汉墓入葬年代必在靠近王莽的西汉末年。显然，这缺乏说服力。我们只能说，根据烧沟汉墓和姚庄汉墓，可知变形四螭纹镜流行于西汉晚期。黄先生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三)关于陶器等其它器物
　　发掘报告认为，所出陶器也都是西汉中晚期墓葬中经常见到的陶器组合现象，其中陶壶形式与北京怀柔、昌平等地发现的西汉中晚期墓所出土的陶壶基本相同。尤其是龟(龙)头魁(勺)器形，不见于西汉中期墓，一般晚到宣帝以后才出现这种器形。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二号墓中出土1件绿釉陶壶，绿釉陶器在西汉中期墓还未曾发现过，一般到西汉晚期才出现，到东汉时期更大量流行。黄先生认为，大葆台一号墓所出陶鼎、陶壶、陶瓮，均具西汉中晚期风格。陶魁作龟头柄，是北京西汉中晚期墓新出现的器物。玉璧2件，与西汉中期墓出土的玉璧相比，又有变化创新。漆奁上的花草、鹤、兔等金箔图案，为西汉中晚期墓出土的同类平脱工艺所习见。漆书和针刻文字，均属成熟隶书，是西汉中晚期以后出现的书体。2号墓出土的绿釉陶壶，不见于北京西汉中期墓，年代明显偏晚。陶钫、陶罐和盆形器，均属西汉晚期风格。
　　这里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断代信息，即二号墓属西汉晚期。一是根据出土文物的特征，二是放在北京地区这一共同地域来进行文化比较，显然这样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另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对两墓遗存尸骨进行科学鉴定，并综合各项年龄特征，估计一号墓人骨的年龄在45-55岁之间，生前为体格较为粗状的男性；二号墓人骨年龄为20-25岁，为一女性[12]。因此，从年龄上说，二号墓下葬距一号墓应为时不远，相差超不过10年。那么，一号墓下葬时间也应为西汉晚期。
　　二、大葆台汉墓墓主人
　　综合来看，一号墓属西汉晚期是没有问题的，二号墓稍晚，但不会超过10年。这样，燕王刘旦已可排除。实际上，文献明确记载，燕王刘旦戾陵在梁山上，梁山即今石景山一带。这更加肯定了燕王刘旦不是大葆台一号墓墓主人这一历史事实。但三位广阳王均属西汉晚期，故据此还是无法确认墓主人是谁。
　　不过，大葆台一号墓出土的一件纪年器物，为我们判定墓主人带来了希望。
　　大葆台一号墓北面内回廊中出土一件漆盒残底，中间竖行针刻汉隶“宜官廿四年五月丙辰丞告……”等文字，这是该墓唯一出土明确纪年的宝贵实物资料，也是判断墓主人最直接的证据。
　　这一纪年，从附属物来看，有两种可能，一种为这件漆器的制作年代，另一种为记录下葬的年代。从西汉燕王与广阳王在位年数来看，只有燕王刘定国(前151-前128)在位年数为24年。但从前述钱币等器物断代来看，墓主人绝不可能为燕王刘定国，所以这一纪年不可能为记录下葬的年代，而为漆器制作年代。
　　我们再看，“廿四年”后还有“五月丙辰”这一具体的月份。发掘报告根据陈垣先生《廿史朔闰表》推算，武帝太始三年(前94)五月与宣帝甘露四年(前50)五月都有“丙辰”。武帝太始三年(前94)正值燕王刘旦即位24年，宣帝廿露四年(前50)正值广阳顷王刘建即位24年。这样，出土“廿四年五月丙辰”均符合两位王侯的情况。虽然我们已排除了燕王刘旦的可能性，但这件漆器有可能于燕王刘旦即位24年时制作成的，传给其长子广阳王刘建，待刘建去世即入葬于其陵墓之中；同样，还有可能就是这件漆器为广阳王刘建即位24年时制作，传给其子广阳穆王刘舜，待刘舜去世后即入葬。但从纪年附属物仅为一件漆盒来看，专门传给后人入葬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样，该漆器还应为宣帝甘露四年五月制作成，即广阳顷王刘建即位24年，待刘建于元帝初元四年去世时，这件漆器便顺理成章入葬于刘建的陵墓中。
　　还可从大葆台一号墓随葬车马制度来补充说明这一结论。因为文献对其有明确的纪年材料，《汉书·成帝纪》载曰：“(元帝)竞宁元年(前33)五月，元帝崩”，六月“乙未，有司言：‘乘舆、车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这是明确下诏令禁止埋葬乘舆车马等。发掘简报提及此，认为一号墓随葬大量生禽鸟兽和真车马，这种随葬乘舆车马禽兽制度，直到元帝末才废除。黄先生也提到，大葆台汉墓仍采用西汉中期盛行的殉葬真车马制度，这是不容忽视的，说明墓葬年代离西汉末年还有一段时间。高先生进一步认为，通过对西汉诸侯王墓殉葬大型实用真车马的情况进行考察，发现凡是殉葬大型实用真车马的诸侯王墓均属西汉早中期，成帝之后的西汉晚期没有发现再殉葬大型实用真车马者。这与元帝末年成帝时禁止埋葬过制、废除殉葬乘舆车马禽兽制度有关。而大葆台汉墓均殉有大型实用真车马，说明其下葬年代不会晚于成帝下诏废除殉葬乘舆车马禽兽制度之后，其最下限只能是元帝时期。
　　竞宁元年距元帝初元四年仅为12年，也就是说广阳王刘建去世后12年，车马乘舆制度即被废除。又二号墓也随葬真车马，说明该墓是在广阳王刘建去世后12年之内埋葬的，这与上述对二号墓墓主年龄及二号墓最晚于一号墓10年的分析是一致的。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一号墓墓主人为广阳王顷王刘建，二号墓为其王后。
　　综上所述，大葆台汉墓属西汉晚期的两座诸侯王陵墓，墓主人分别为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
　　三、老山汉墓墓葬年代及墓主人
　　关于老山汉墓墓葬年代及墓主人问题，在发掘过程中就有争论。陈平先生以《水经注》所记梁山(即今石景山)有燕王刘旦之陵为据，推测老山汉墓可能是燕王刘旦之墓[13]。王鑫等发掘人员则根据出土的陶器等随葬品推断，认为老山汉墓的年代应在西汉中期，为一代燕王的王后[14]。
　　近来，又有学者依据车马殉葬来推断老山汉墓的年代，认为老山汉墓因无殉葬车马，故其年代要晚于大葆台汉墓，应在汉成帝禁止殉葬乘舆车马禽兽制度之后。由此可以推断，老山汉墓墓主就不会是燕王或燕王王后，而只能是成、哀时期的广阳穆王刘舜之王后，或广阳思王刘璜之王后[15]。
　　关于车马殉葬与老山汉墓年代问题，笔者对此有不同认识。目前所发现的诸侯王墓，并非都有车马殉葬[16]。这些无殉葬真车马的，既有西汉早期的，也有西汉中晚期的[17]。因此我们不能说无真车马殉葬，就一定要晚于元帝末年。所以，由此判断老山汉墓晚于大葆台汉墓，显然是不能完全成立的。
　　笔者赞同发掘人员的认识，即老山汉墓为一座西汉中期的王后墓。现从墓葬形制作补充论证如下：
　　目前发现发掘西汉“黄肠题凑”诸侯王陵14座，保存较完整的近1O座[18]。经综合考察，这些所谓“黄肠题凑”墓葬形制(就已公布相关资料)，可分为三种情况：
　　(1)题凑木墙没有独立，表现为紧贴题凑木墙内壁有一周木壁，这个木壁所形成的室可称为椁室。长沙四座“黄肠题凑”墓，均属此类型。
　　(2)题凑木墙完全独立，表现为题凑木墙与椁室有了回廊这一空间相隔。如大葆台一号汉墓、六安双墩一号汉墓、高邮天山一号汉墓。
　　(3)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过渡情况，表现为题凑木墙总体上与椁室分离，但题凑内壁仍存在木壁痕迹，似乎题凑没有完全独立出来。此类型目前来看仅有一座，即老山汉墓。有关报道作这样的叙述：“在题凑四壁的内面和四角分割放置有立柱方木，这些立柱置于题凑墙内，形成了类似框架的木结构。”[19]
　　关于长沙四座“黄肠题凑”墓，除了风篷岭汉墓为西汉晚期外，其余三座基本属文景时期。根据风篷岭汉墓出土情况考察，该墓题凑结构不甚规整，垒砌1-3层不等，且高低不平，方向不一，有多处以较纯的黄色填土代替。发掘人员据此推测，该墓题凑木枋是在建造椁室之后才摆放的，较为随意。或许是仓促埋葬造成的。因此，它并不能代表长沙地区“黄肠题凑”的成熟形态。
　　大葆台一号墓，实为西汉晚期。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推断其属西汉中晚期(武帝铸五铢钱之后)[20]。高邮天山一号汉墓，无论推测其为广陵王刘胥墓[21]，还是广陵孝王刘霸墓[22]，但均属西汉晚期。
　　这样，从“黄肠题凑”墓葬形制的整体演变来看，老山汉墓似乎介于西汉早期与西汉晚期之间的一种“黄肠题凑”类型。
　　通过对比具体结构，我们又发现，老山汉墓与象鼻嘴一号汉墓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两座墓均属岩坑竖穴木椁墓，平面呈“甲字形”。老山汉墓，紧贴外回廊大门外，用较粗大的513块题凑木，按南北纵向和东西横向交错垒砌19层，形成一道封门墙。象鼻嘴汉墓，整个通道内，也用题凑木叠垒两排各四层，共用枋木128根，枋木木质与墓室内的题凑木相同，发掘人员推测期可能是起封闭墓前门的作用。老山汉墓，题凑的四角，采用南北纵向和东西横向分层叠垒的方法。象鼻嘴汉墓，四角也采用上下两层纵横相压的办法交接[23]。这些均透露出老山汉墓在墓葬形制方面，游离于西汉中期前后。
　　当然，在年代方面，它应早于大葆台一号墓，这是没有问题的。老山汉墓与大葆台一号墓，二者同属北京地区，故能从题凑演变过程来看出其年代问题。综观墓葬布局和结构，能够发现两墓基本相同，都由外回廊、题凑、前室、后室组成，特别是前室，均与后室等宽，而延伸至题凑木墙南面内壁，东西两门分别通向内回廊。二者在形制唯一不同的，就是上文提及的老山汉墓处于一种过渡状态。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老山汉墓应介于象鼻嘴一号墓与大葆台一号墓之间，这与发掘者根据出土陶器等随葬品推测其属西汉中期的一座墓相一致。
　　关于墓主人问题，从老山汉墓“黄肠题凑”墓葬形制来讲，其应为一座王侯级别的陵墓。今北京地区，西汉时期曾分封3位异姓王和9位同姓王。当然，并非所有诸侯王都在蓟城及其附近地区建有王陵。异姓王臧荼、吕通皆被擒杀，不会建陵；燕王卢绾亡入匈奴，封为东卢王，后忧郁而死，其墓不在燕地；燕王刘定国被赐自杀，虽其在位24年，应有足够的时间去为自己营建陵墓，但按其道德沦丧的罪行来看，似乎不会将他按王制埋葬；末代广阳王刘嘉在新莽时被贬为扶美侯，赐予王姓，随后又被废侯爵，故也不会以王制建陵。至于燕王刘旦，虽也被赐予自杀，但鉴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仍建有陵墓，即文献记载的戾陵。
　　这样，除了臧荼、吕通、卢绾、刘嘉、刘定国之外，其余7位诸侯王会按照王制建陵于蓟城及其附近地区。
　　据《金史》卷一二五《文艺列传上·蔡松年附蔡珪》载，金中都东城外有两座燕王陵墓，后因中都扩建而改葬于东城外，及迁陵时，发现一座棺柩上题刻“燕灵王旧”。当时金石学家蔡珪考证其为燕灵王刘建之陵墓，另一座陵墓，他推测其可能为燕康王刘嘉之陵墓。史家记载其“作《两燕王墓辨》，据葬制名物，疑刻甚详”，说明他的考证是可信的。这样，老山汉墓就不可能是燕灵王刘建和燕康王刘嘉之王后墓了。
　　又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燕王刘旦戾陵位于梁山南，侯仁之先生考证梁山即今石景山一带。而且从当时梁水发源地和流向来看，戾陵北的梁山并不是指老山。再说，石景山与老山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因此，老山汉墓也不可能为燕王刘旦之王后的陵墓。
　　通过上述判断，现只剩下燕敬王刘泽和三位广阳王了。而三位广阳王均属西汉晚期。故老山汉墓可能为燕敬王刘泽之王后的陵墓。
　　燕敬王刘泽，原为琅邪王，孝文元年(前179)徙为燕王。孝文三年(前177)，刘泽去世，其儿子燕康王刘嘉嗣位。从老山汉墓墓主人年龄为30岁左右来看，该墓埋葬年代应在文帝中后期。这与其墓葬形制介于象鼻嘴汉墓与大葆台一号墓之间，并趋向于象鼻嘴汉墓，是一致的。
　　此外，从该墓随葬品来看，似乎也符合徙王的这一政治特征。在西汉所有同姓燕王或广阳王中，只有燕王刘泽是从它处之王侯调任燕地为燕王的。这说明他及其王后的生活用品具有原王地和之后迁徙王地的双重性，同时也能说明他们死后随葬的丰富性和特殊性，这似乎与老山汉墓出土器物的一些独特性是相符的。
　　老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的漆器制品以及漆器构件等，这在北方地区汉墓中极为罕见，而且出土的漆器规格高、种类多，制作精美。漆器在出土时都光亮如新，多为黑地红彩，间杂其它颜色。漆案上的动物、植物、几何等纹饰，不仅形象生动，而且画工细腻，线条十分流畅，为不可多得的漆器精品。老山汉墓还出土了一些丝织品，尤其是中棺棺盖上的丝织品，是一件特别设计绣制的珍品，上面的单凤纹为汉绣中的新品种，绣品面积之大之完整也属北方之最。老山汉墓还出土了百余件陶器，形制有的相当特殊，大多数陶器彩绘，色彩十分艳丽。与大葆台一号墓相比较，同为被盗的情况下，显然老山汉墓随葬更为丰富，物品也更为精致。
　　综合判断，可以得出：大葆台两座墓均为西汉晚期墓，只是二号墓略晚于一号墓，且不晚于10年，墓主人为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老山汉墓为西汉中期墓，墓主人可能为燕敬王刘泽之王后。
　　注释
　　[1]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第23-29页。
　　[2]大葆台汉墓发掘组：《北京大葆台汉墓·结语》(鲁琪执笔)第93-9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3]王灿炽：《大葆台西汉墓墓主考》，《文物》1986年第2期。
　　[4]蒋若是：《北京大葆台汉墓年代之考古学验证》，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第236-237页，中华书局，1997年。
　　[5]黄展岳：《重温<北京大葆台汉墓>》，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0-25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6]高崇文：《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再研究》，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9-39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7]吴荣曾：《北京大葆台汉墓墓主考》，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2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8]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第107-108页，中华书局，1997年。
　　[9]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局：《湖南望城风篷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2期，第21-42页。
　　[10]何旭红：《湖南望城风篷岭汉墓年代及墓主考》，《文物》2007年第12期，第56-61页。
　　[11]黎石生：《湖南望城风篷岭一号汉墓的年代与墓主》，《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第148-161页。
　　[12]大葆台汉墓发掘组：《北京大葆台汉墓》附录四《大葆台汉墓人骨的性别年龄鉴定》第118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13]陈平：《老山西汉墓主人如若是燕刺王刘旦那将是惊世大发现》，《北京晚报》2000年3月26日。
　　[14]王鑫：《北京老山汉墓》，《2000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
　　[15]高崇文：《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再研究》，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9-39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16]据郑滦明先生于2002年统计，已见于报道的37座西汉诸侯王、后墓中，竟有20座未见车马殉葬。郑滦明：《西汉诸侯王墓所见的车马殉葬制度》，《考古》2002年第1期，第68-75页。
　　[17]参见高崇文：《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年第2期，第37-43页)文中列表。
　　[18]北京地区3座：大葆台一号墓、大葆台二号墓(因被焚毁而没有保存下来)和老山汉墓；长沙地区4座：咸家湖曹撰墓、象鼻嘴一号汉墓、望城坡渔阳墓、望城风篷岭汉墓(保存较差)；河北地区2座：石家庄小沿村汉墓(保存较差)、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因已焚毁，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江苏地区3座：高邮天山一号墓、高邮天山二号墓、盱眙大云山汉墓(新近发掘，资料尚未公布)；安徽地区1座：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山东地区1座：河泽定陶汉墓(新近发掘，资料尚未公布)。
　　[19]王鑫：《北京老山汉墓》，《2000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
　　[20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六安市文物局：《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编：《文物研究》17辑第107-122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21]a.夏梅珍：《扬州汉墓博物馆介绍》，《中外文化交流》1997年第1期，第58-59页。b.邱永生、刘照建：《江苏汉代王陵文化研究》，《东汉文化》2005年第5期，第12-21页。
　　[22]王冰：《高邮天山汉墓墓主考辨》，《文博》1999年第2期，第56-59页。
　　[23]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第11-34页。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