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秦楚漆器在我国漆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量的考古资料研究表明，秦楚漆器缘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习俗，在器物类型、胎骨种类、制作工艺及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进一步梳理了秦楚漆器发展的基本序列，充分彰显了秦楚漆器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 秦楚 漆器 研究
　　西周时期，漆器的使用开始向人们生活起居的各个方面扩展，甚至交通工具、房屋建筑也用漆来涂饰。春秋时期，关于在不同器物上的髹漆已有严格规定。《考工记》：“是故六分其轮崇，以其一为之牙围，参分其牙围，而漆其二。椁其漆内而中诎之。……九和之弓，角与干懽，筋三侔，胶三锊，丝三邸，漆三斞。”《春秋谷梁传·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礼，天子、诸侯黝垩，大夫仓，士黈，丹楹，非礼也。”到了战国中期，漆工脱离木工开始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1]。漆器制造开始出现了以官府经营为主的规模经营。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漆器制造业尤以楚、秦最为发达。随着社会的发展、时局的变化，战国晚期的秦漆器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楚、巴蜀等地漆器的艺术风格，有学者认为：“秦国的漆器，可以认为是巴蜀与楚两地工艺的融合。”[2]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秦漆器又对两汉漆器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深远意义。可见，秦、楚漆器在我国漆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处的重要地位。鉴于此，本文将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对秦楚漆器的相关问题作比较分析。
　　一、秦、楚漆器发展的历史背景
　　早期秦人偏居西垂一隅，逐水草而居，过着半农半牧的游牧生活，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是越陇山以后，沿渭河河谷地带才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农业的发展，相关手工业才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春秋早期，秦社会经济与军事实力虽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确立了春秋霸主的地位，但随着穆公的逝去，秦开始走入低谷。即便到了战国时期的献公时代，还被中原各国“夷翟遇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3]。因此，战国中期以前，秦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关东诸国。这一时期，秦与外界的交流并不是很多，漆器制造还依附于木器手工业，漆器的制作工艺还以传承吸收周漆器的艺术风格为主。经过商鞅变法以后，综合国力逐步加强，国土面积也在相应的扩张。特别是战国中晚期，随着秦对盛产生漆的巴蜀地区的占领和对楚地的不断蚕食，不但拥有了更加丰富的生漆资源，而且也造就了一支具有娴熟技能的漆器手工业工匠队伍，加之铁器的广泛使用，秦漆器的制造技术、艺术风格、生产规模等得到了长足发展。秦统一后，有效整合所有的生漆资源、人力资源及漆器手工业作坊，在传承吸收、创新发展的基础上，迎来了秦漆器发展的黄金时代。
　　《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故不与盟。”西周初年，楚人局居丹阳一隅，为西周属国。农业生产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与中原地区农业、手工业存在很大的差距，被鄙视为“蛮夷之邦”。到了春秋初期的楚武、文王以后，楚国向南、向东开拓，逐渐占据江汉流域。有人认为：“春秋以前，楚国漆器工艺早已存在，然而它还仅仅处于原始落后阶段，楚国漆器工艺的兴起可能是在由蛮夷开化之后，并受到了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这个时代，大约在西周中晚期到春秋初期。”[4]战国时期，楚人通过连年征战，已变成一个方圆五千里的泱泱大国。《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疆域，其鼎盛时期，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5]。随着国土面积的扩大，国力的日渐强盛，楚人拥有的生漆资源也越来越丰富。研究表明：“从新石器至战国时期，今陕西省南部、湖北省北部、安徽省西北部、山东省西部、河北与山西省南部以及河南省之大部分的元宝形地域，漆树资源尤其丰富，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漆树分布中心区。”[6]由此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生漆的主要产地还是集中在楚的疆域范围之内。楚人利用这些丰富的生漆资源，结合自身的文化元素，造就了繁荣发达的漆器手工业和久负盛名的楚漆器，这种现象已从大量的考古资料得以印证。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为进一步增强国力，任用吴起进行变法，可惜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到了楚怀王时期，楚国开始逐渐衰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破楚拔郢，占领了楚人依托而兴、根植而盛的江汉地区，并焚烧楚人宫室，挖掘楚人祖坟，以摧枯拉朽之势毁灭楚文化，强力推行秦文化，并在新占领的楚国北部建立南郡。秦简《语书》就是时隔53年，即秦王嬴政二十年(前227)四月初二南郡郡守腾颁发给本郡各县、道的一篇告文：“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各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恶俗。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又间令下者。……今法律已具也，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佚)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明法殹(也)，而长邪避(僻)淫失(佚)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高度发达的楚漆器制造业在这场“浩劫”中遭到了严重摧残，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通过对秦楚漆器发展历史背景的简述，可以看出，在秦楚漆器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共同特点。早期的秦人、楚人分别是局居西垂一隅、丹阳一隅并附属于西周的小国，均被看做西戎之地、蛮夷之邦。因受这种不公待遇，秦人、楚人奋发图强、筚路蓝缕，通过数百年的努力逐渐发展成为战国时期的两个强国。在秦人、楚人发展壮大、扩疆拓土的过程中，生漆资源也在相应的递增，漆器的制造技术、艺术风格、生产规模也在不断的发展。不同的是，战国时期，秦楚两国都试图通过变法来富国强兵，而秦国的商鞅变法以一贯之，楚国的吴起变法却以失败而告终。秦人在武力东扩的过程中，所占之地的经济文化大都比其发达，因此武力东扩也是传承、吸收、学习先进经验的过程，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秦文化的特色。而楚人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实质上就是与周南北对峙、平行发展的两个政权[7]。楚人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占之地大都是经济、文化欠发达或尚未开发之地，并逐渐与南方的一些蛮族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特质，因此传承、吸收先进文化的成分较少。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北方的一些消极的思想文化因素逐渐被楚人吸收，生活奢靡，政治腐败，军队松弛，国家的核心精神——俭苦朴素的精神丧失。”“思想文化落入后天不足的桎梏。”[8]因此，秦楚文化发展的不同轨迹，造就了秦楚漆器艺术风格的不同。
　　二、秦、楚漆器的考古发现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在秦人本土及巴蜀、楚地发现了大量的秦漆器，这些漆器的出土对研究秦漆器的发展演变，追溯秦漆器的历史渊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甘肃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中字形大墓发现一件漆匣，长方形，由近方形的皮革连缀而成，厚约8-10层，每层均髹漆，匣上用朱、黑二色漆勾绘反向双凤纹[9]。
　　甘肃礼县圆顶山秦贵族墓地，98LDM1发现髹红漆棺，98LDM2棺附近发现髹朱、黑漆残迹，98LDK1马骨用漆皮包裹，车辕、衡髹褐色漆，车舆底板髹黑色漆[10]。
　　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出土了一批几案、漆猪、漆盒、漆勺等漆器制品。从残片上看，有部分夹纻胎质，底色髹黑、红两种颜色的漆，然后再绘出橙黄、红和黑色几何形图案。[11]
　　咸阳市黄家沟战国秦墓发现21件漆盒，皆残存痕迹，漆色有红、褐或外黑内红[12]。
　　青川战国中晚期墓葬出土漆器皆为生活用器。胎质多木胎，也有在木胎上贴麻布的作法，有少量的夹纻胎，制法有旋、雕、挖、卷、削等几种，器形有鸱枭壶、扁壶、圆壶、耳杯、双耳长盒、圆盒、双耳长杯、奁、卮、碗、匕等，工艺技法有彩绘、雕绘镶嵌和针刻等，纹饰有龙、凤、鸟、兽、鱼、云纹、花草及各种几何形图案，颜色以红和黑为主，一般在黑漆地上朱绘花纹。M2：9、M26：7号漆卮底部有针刻“成亭”戳记，M42：2号漆奁底部有两处填朱的“成亭”烙印戳记，漆耳杯的耳底刻有“x君”字样[13]。
　　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出土漆器胎质均为木胎，有的在木胎上贴编织物。出土很多漆器铜扣，铜扣上有错银花纹。器形有盒、奁、方盒、圆扣漆器和大方扣漆器。其中1件方扣漆器在木胎上刷灰再髹漆。漆盒外髹黑漆，于黑漆底上朱绘龙纹[14]。
　　四川荥古城坪M1出土漆器胎骨均为木胎，胎的制作方法有挖制、削制、卷制等。器形有圆盒、仓、耳杯、双耳长杯、扁壶等。漆色以红、黑二色为主。圆盒和仓内红外黑，盒外壁用红漆彩绘，纹饰主要有变形凤纹、三角卷云纹、逗点云纹、几何纹和点纹。耳杯和双耳长杯内外髹黑漆，无彩绘。M1：13号圆盒底上烙印有“成亭”二字[15]。
　　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了近40件漆器，全为木胎，制法有挖制、削制和卷制。器形主要有盂、圆盒、樽、卮、耳杯、圆奁等，器内多红漆，器表多黑漆，大部分器物在黑漆上用红、褐漆彩绘凤鸟、鱼纹、梅花纹、云气纹、变形凤纹、点纹和几何纹等。出土的樽底下有三个铜矮蹄足，盖上有三个铜钮饰，口、腹、底部均有一道银箍。漆器圆盒外底有“亭”字烙印，耳杯外底有“亭上”、“□亭”字烙印。M11：27号漆器耳杯上针刻有“士五军”、M11：16号漆器的外底针刻有“上造”铭文[16]。
　　湖北云梦木匠坟秦墓出土漆器13件，漆器的胎骨均为木胎，其制作主要有挖制、卷制和砍削三种。器形主要有盒、奁、扁壶、卮、耳杯等，器物中大部分内涂红漆，外涂黑漆，只有少量是里、表均涂黑漆，器物上还存在有黑漆底上用红、褐漆彩绘波折纹、卷云纹、云鸟纹、几何纹等花纹图案。M2：8圆奁盖内顶上及M2：5圆奁盖内顶上及外底有“亭”字烙印文字[17]。
　　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西南、西北部M31、M33、M34、M36小型土坑墓出土秦漆器的胎骨均为木胎，胎骨的制作主要有挖制、卷制和砍削三种。器形主要有盒、奁、卮、扁壶、樽、凤形勺等，大部分器物是内涂红漆，外涂黑漆；只有少量是里、表均涂黑漆；大多数器物还在黑漆底上用红、褐漆彩绘波折纹、卷云纹、鸟纹、云鸟纹、鱼纹、几何纹等花纹。部分漆器上针刻或漆书有“亭”、“咸亭上”、“亭上”、“咸亭”、“郑亭”、“大女子小”、“大女子妴”、“朱三”等铭文[18]。
　　湖北云梦龙岗秦汉墓的M10出土漆器圆奁1件，圆筒形，盖顶斫制，器壁卷制。器内髹红漆，器表髹黑漆，并以此为底用红漆绘花纹，盖顶中心绘鸟云纹，周边绘环带纹、菱形纹、云纹，盖边壁及器身壁绘圆点波折纹、环带纹[19]。
　　河南泌阳秦墓中出土17件漆器，全为木胎，胎骨主要运用挖制、卷制两种方法，器形主要有樽、舟、耳杯、奁等，器内髹红、褐漆，略有黄、金黄色，器表髹黑、灰漆，在黑漆底上用红、棕、褐、黄色漆彩绘云气纹、变形凤纹、几何纹、蟠凤纹、星点纹、菱形纹、曲线纹、双圈纹、变形云鸟纹、变形雷纹、花朵纹等，樽底部镶嵌铜箍，并在箍上铸有三蹄足，部分漆器有“卅五年口工造”、“卅七年工左匠造”等铭文。[20]
　　在秦始皇兵马俑一、二、三号陪葬坑中，除三个俑坑中埋藏的近八千件陶俑、陶马的陶体表面均施有一层或两层生漆之外，与之陪葬的木质战车、弓干、铍弢、箭箙、柲、鼓、盾等遗迹遗物也有髹漆现象。[21]2010年，秦兵马俑一号坑的第三次发掘中出土的鼓和盾的表面也有髹漆现象。其中鼓面径60厘米，为木胎彩绘漆器，通体有残留彩绘，一件以绿色基调为主，另一件以红色基调为主，鼓面皮质彩绘亦清晰可辨。盾长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髹漆，表面有几何纹，线条隐约，色彩为红、绿、白[22]。陕西临潼上焦村西秦墓葬出土有不同质地的遗物约200件，并有漆器和丝绸残迹[23]。秦始皇陵封土西北角的甲字形大墓中探出了红色漆皮等遗物[24]。秦始皇陵百戏俑坑出土的3、5、6号陶俑体上，发现局部采用了漆器制作中的夹纻工艺。[25]
　　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地出土了大量楚漆器，楚漆器的发现，为研究先秦漆器的制作工艺、艺术风格及手工业生产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生动、直观的实物资料。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已出土的楚漆器主要集中在战国中晚期。由于楚漆器的考古资料十分丰富，本文将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资料分述如下：
　　1958年，在湖南常德德山中期楚墓出土的漆木几髹黑漆。漆耳杯，木胎，在褐色地上绘红色彩绘花纹。杖樽柲用竹篾外裹布缠线再髹漆。竹秤杆，髹黑漆。晚期楚墓出土漆木弓、耳杯、奁、盒等，其中，木弓木胎外髹黑漆，漆奁一为木胎，一为夹纻胎，外髹深咖啡色底色，上绘几何形及变形朱色龙纹[26]。
　　1984年，在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出土漆龙5件，通体黑漆地，朱彩饰。雕花漆龙5件，凸面雕刻龙形云纹，通体髹黑漆，刻纹内施朱色。漆瑟13件，除底板外，髹漆朱黑彩绘及浮雕装饰，尾部雕一饕餮纹和禽、龙等动物图案，档面饕餮纹之上一只鸟，其后一只猛禽，身饰鳞纹，尾分两叉，两爪各抓一条龙，内、外两侧亦浮雕对称的龙兽之类图案，在朱漆地上彩绘，川黑漆勾勒出物体轮廓，再用朱漆描绘动物的眉目及肢体纹饰，还有少数几何形纹和边沿装饰，纹饰以龙凤为主体，以勾连雷纹作装饰。皮甲，甲一面涂漆，褐色偏黑。兵器杆，竹胎，髹朱漆[27]。
　　1988年，在湖北当阳赵巷楚墓出土漆器2件。漆瓒，由整木雕挖而成，髹黑漆，黑漆上施红彩几何纹和卷云纹。漆豆，通体髹黑漆，盘腹用红漆施弦纹和月牙纹，柄部施重环纹，盘座施辐射条纹[28]。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7号楚墓出土漆木器有豆、案、盒、俎、耳杯、盾牌、木虎、漆木鼓架、漆木瑟等。漆木豆有圆盘、方盘、杯盘等多种造型。其中，木虎，圆雕而成，通体髹黑漆。其上用黄、浅灰、深黑、白色绘出皮毛[29]。
　　1971年至1972年，湖北江陵拍马山的27座楚墓中出土彩绘鹿鼓、彩绘木鼓、彩绘漆盒、素面漆盒、蛋形漆杯、漆鞘、漆盾、漆木柲、镇墓兽、漆竹卮等。其中，彩绘鹿鼓(M11)鹿身表黑漆，表用黄、朱漆绘点状纹、圆圈纹。蛋形漆杯表髹黑漆，并用金黄、深黑色彩绘卷云、三角纹。羽觞(M10)木胎，用整木雕成椭圆形，圆耳，里髹朱漆，外用深朱彩绘几何形图案。彩绘漆盒(M19)表髹黑漆，上用金黄、朱漆描绘卷云、圆点、弧线纹。木盾(M5)髹朱漆，四周黑漆上用朱色绘流云弧线纹。木柲(M25)髹黑漆，饰菱状纹。竹卮(M11)用圆筒形竹节雕成器身，全器涂黑漆，上用朱漆绘涡卷纹、菱格纹、连弧纹[30]。
　　1975年至1976年，江陵雨台山清理558座墓中，有224座出有漆木器，种类有20余种，数量达4件。耳杯、盒、豆、卮、虎座凤鸟悬鼓、虎座飞鸟、漆樽、蛋形杯、俎、梳、篦、六博、笙、瑟、几、杖、扇柄、绕线棒、蚌形器、镇墓兽、木鹿、木俑等。其中一件蟠螭卮，周身及盖顶雕刻有20条蛇，红黄蛇各半，互相蟠绕。M427：4号豆，盖与盘合成一只鸳鸯，首、身、翼、脚、尾均雕刻成形，尾部两侧绘有对称的金凤鸟，鸳鸯各部分用朱、金、黄等色描绘[31]。
　　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漆木剑鞘系两片杉木合成，用丝绸缠裹，髹黑漆。矛柄髹相间红黑漆。戟柲中间木心，外裹长条竹篾二层，竹篾用丝绸缠裹，髹红、黑相间漆，局部黑漆地色上，用金色饰三角云纹。标本1漆盾，盾面两边均缠有等距离的10条皮革，外裹麻布，髹黑漆。标本192漆盾，黑漆地色，红黄漆彩绘互相连结的变形回字形纹、空间填云纹和蟠虺纹。木胎，外贴皮革，髹黑漆。车器伞盖与柄套接，柄由两段圆木套接，接榫处均用铜箍加固，铜箍上饰错金云纹，通体髹黑漆。龙首车辕，整木雕制，龙首正面浮雕各种云纹，侧面浮雕卷云纹、勾连云纹、星点纹及鳞片纹，髹黑漆，用红黄漆彩绘。钟架，木质，上下梁两端和立柱两端均浮雕云纹，地髹金色，绘黑线云纹，红、黄色榖纹。上下梁及立柱中段，地髹金褐色，绘菱形纹、三角图案，图案中填黑线云纹，黄、红色榖纹。虎座凤鸟悬鼓，虎、鸟通体髹黑漆，用红黄金三色绘虎斑纹和鸟羽纹，鼓周边用红、黄、金三色绘菱形纹。
　　该墓出土漆木生活用具110件，耳杯，斫木胎，器内髹红漆，外髹黑漆，耳面及口沿内侧用红漆绘勾连云纹和云纹。豆，盘内髹红漆，外髹黑漆，盘沿外侧与座下沿，红漆绘绹纹，盘外壁饰变体蟠螭纹，上柄饰红黑相间方块纹，下柄与座上部饰波浪纹。勺，外髹黑漆，内髹红漆，沿外侧红漆饰绹纹，柄正面饰三角云纹、卷云纹，柄两侧饰单线云纹。钫，通体髹黑漆，盖与腹部，红、黄漆绘三角形卷云纹和菱形纹，假圈足上饰三角纹。卮，整木旋制。通体髹黑漆，红、黄漆绘绹纹和各种变体云纹。座屏，通体髹黑漆，座两侧斜面阴刻云纹，红、黄、金三色彩绘，两端侧面及立木饰三角云纹，龙身各部均用红、黄、金三色彩绘。几，木胎，通体髹黑漆，几面边沿红漆绘绹纹，两端立板正面饰云纹和绹纹，两侧饰“S”纹。虎座飞鸟，木胎，虎鸟通体髹黑漆，体各部分纹饰用红、黄、金色描绘。镇墓兽，通体髹黑漆，红、黄、金三色绘兽面纹，颈部饰夔纹、勾连云纹，方座饰菱形纹、云纹、兽面纹[32]。
　　1980年，在湖北江陵溪峨山楚墓出土镇墓兽、虎座立鸟、方座立鸟、梳、耳杯、豆、鼓、剑盒等漆木器38件。其中，镇墓兽的兽与座分别用整块木料雕成，通体黑漆，用红、黄二色彩绘。虎座立鸟颈、身、足分别雕成，用子母榫连接，通体髹黑漆。方座立鸟颈、身、翅、足分别雕成，用子母榫连接，鸟身先用黑漆涂地，后用红、黄二色彩绘羽毛。梳，在黑漆地上用红、黄漆彩绘卷云勾连纹。豆的盘、柄、座分别雕挖，用子母榫斗合，通体以黑漆为地，用红漆彩绘。剑盒通体黑漆，用红漆绘有回环纹、条纹[33]。
　　1981年至1989年，在湖北江陵县九店墓地群中，出土漆木器760件。乐器有虎座鸟架鼓、鹿鼓、瑟；生活用器有圆盒、樽、豆、卮、耳杯、几、拐杖、奁、梳、篦；丧葬用器有俑、镇墓兽、虎座飞鸟、鹿；兵器有剑、戈、盾、弓、甲胄；杂器有六博、绕线棒、环、圆木饼等[34]。
　　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大冢北室432号漆奁盖圈上有极为珍贵的出行图。黑地绘红、黄、绿、褐彩。画面中的人物有26人，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35]。
　　1992年，湖南长沙马益顺巷楚墓出土漆木器共38件，占随葬品总数的47%。其中，生活用器有耳杯、豆、盒、案、几、梳、篦等，丧葬用器有镇墓兽、木俑等，兵器有剑、弓等，乐器有瑟、虎座凤鸟架鼓、竽、笛等。漆器均为木胎，大多髹黑漆，又在黑漆上施以朱绘，制作方法有斫削、旋凿、雕刻等。其中，M1：3号豆盘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口沿、盘壁、柄、足部分别朱绘绹纹、变形蟠螭纹、长条纹、回纹等。MI：22号盒，木胎，旋制，器内髹朱漆，外髹黑漆。盖面外圈用朱、黄二色绘梯形和三角形两组卷云纹，间饰太阳纹、曲波纹，盖面中心与外圈之间绘太阳、变形飞鸟纹带一周，腹壁上部绘菱形、三角形卷云纹。M1：69号俎用一块整木板雕成，器表髹黑漆，俎面沿朱绘长条钩云纹，内外侧均朱绘变体相背卷云纹。M1：l、2、4、7、8、16号虎座凤鸟架鼓雕刻而成，凤身髹黑漆，用朱、黄两色在不同的部位绘羽纹、鳞纹、卷云纹、圆点纹。虎通体髹黑漆，用朱、黄二漆绘眼、舌、耳、须、虎斑、背脊。MI：5、6号镇墓兽身、座分别用整木雕成，眉、眼、鼻、口、舌皆用朱漆勾廓，内填圆圈纹、卷云纹，并用黄漆缀补圆点纹；头颈、肢体绘有朱、黄相间的鳞纹、卷云纹。M1：29号剑座木雕漆绘而成，通体髹黑漆，并饰以朱绘细卷云纹。M1：21号枕，竹、木合制，髹黑漆[36]。
　　1992年至1993年，湖北黄冈曹家岗5号墓出土漆木器共26件。器类有案、耳杯、豆、枕、梳、篦、俑、镇墓兽及车舆等。其中，M5：24号案案面满髹红漆，在红漆地上用黑漆勾绘着10个对称的圆形，其中5个圆圈内绘有卷云纹或云气纹，另5个圆圈内绘有龙蛇云气纹。豆柄内底髹红漆，外壁髹黑漆，内壁口沿处用红、黄两色在黑地上绘流云纹，口沿外侧、耳面、耳侧用红、黄两色在黑地上绘目纹、云气纹和点纹。芦冲1号墓出土漆木器共8件。器类有豆、耳杯、几、俎、镇墓兽、矢箙、盾等。其中，M1：23号几满髹黑漆，再用红漆勾绘纹饰，几面为变形鸟纹和卷云纹夹带两个涡纹，四侧为绹索纹。M1：17号俎体涂黑漆，再用红漆彩绘，面板、足板正面及侧面绘卷云纹、勾连云纹及三角卷云纹；面板两侧绘绹索纹。M1：54号矢箙内由薄木板成形，外用皮革包裹再髹漆上彩。残存纹样为黑地，上用红彩勾饰花瓣卷云纹、变形纹及绹索纹[37]。
　　三、秦、楚漆器的器物类型
　　从上述考古资料来看，春秋时期秦楚墓葬中出土漆器的器型比较单一，数量也较少。甘肃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中字形大墓、圆顶山秦贵族墓地、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秦漆器有：漆匣、漆棺、车辕、衡、车舆底板、几案、漆猪、漆盒、漆勺等。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湖北江陵拍马山的M10、湖北当阳赵巷楚墓、湖南常德德山中期楚墓出土的漆器有：漆龙、雕花漆龙、漆瑟、皮甲、竹兵器杆、羽觞、漆瓒、漆豆、漆耳杯、杖鐏柲、漆竹秤杆等。这一时期秦漆器主要以实用器为主，有漆棺、交通工具及日常的生活用品，而楚漆器的类型除过日常的生活用品之外，还有乐器、兵器等。可见秦楚漆器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漆器类型就存在一定的差别。
　　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漆器从木器手工业中分离及铜器作为随葬品比例减少，秦楚墓葬中漆器的类型、数量大幅度提升。秦漆器的类型有：圆盒、方盒、双耳长盒、鸱枭壶、扁壶、圆壶、耳杯、奁、圆奁、卮、碗、匕、圆扣漆器和大方扣漆器、仓、盂、樽、舟、凤形勺等。楚漆器的类型有：盒、耳杯、奁、几、案、俎、卮、勺、钫、蛋形漆杯、豆、枕、梳、篦、鼓、漆木鼓架、瑟、笙、竽、笛、彩绘鹿鼓、剑盒、矢箙、盾、鞘、柲、甲、弓、车舆、龙首车辕及镇墓兽、虎座立鸟、方座立鸟、俑、木虎、座屏等。
　　从漆器的类型来看，秦漆器比较单一，依然以日常的生活用品为主，而楚漆器在传承春秋时期漆器类型风格的基础上，出现了镇墓兽、俑及虎座立鸟等，这些漆器的类型和随葬品的数量较春秋时期更为丰富。在秦漆器的日常用品中，盒、耳杯、奁、卮等器型在秦楚墓葬中基本上均能见到，而秦漆器中的壶在楚漆器中基本上是见不到的，楚漆器中的豆在秦漆器中基本上也是见不到的。就漆器的数量而言，秦墓中出土漆器最多的为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也不过30多件，其它秦墓中漆器的随葬数量从几件到十几件不等。而楚墓中出土的漆器数量是秦墓远不能比拟的。譬如：江陵雨台山清理558座墓中，有224墓出有漆木器，种类有20余种，数量达854件。湖北江陵县九店墓地群出土漆器多达760件，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仅漆木生活用具达110件，湖南长沙马益顺巷楚墓出土漆器占随葬品的比例高达47%等。从战国时期秦楚墓葬中出土的漆器类型与数量来看，楚漆器较秦漆器要发达得多。另外，从秦楚漆器的类型比较来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楚漆器中出现了大量的乐器、兵器、镇墓兽及虎座立鸟等，这些在秦漆器中是完全见不到的。这种现象，从秦楚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习俗的比较，可得到进一步的解析。
　　楚人是一个全民尚乐的民族。包括器乐在内的音乐活动体现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38]。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楚人在乐器制造、乐队编制、器乐表演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不仅设有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而且乐器种类也比较齐全。秦人虽然也重视音乐的发展，《吕氏春秋》中对音乐的起源、理论有专门的阐述，秦代也出现了乐府机构，但从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出土的秦公鐏、秦公钟，陕西凤翔县八旗屯春秋战国秦墓地出土的编磬，秦兵马俑一号坑发现的青铜甬钟、鼓和咸阳塔尔坡秦建筑遗址中发现的鐏于等考古资料来看，秦乐器还是比较偏重于礼制文化和军事活动，并不像楚人那样，音乐普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关于楚墓中随葬大量的髹漆兵器，可能与楚国的军事管理制度有关。杨宽先生认为：“楚国的封君是最多的。见于文献记载的有18人，发现于考古资料的多到36人，而这些封君贵族势力强大，不仅享有自己的世袭领地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39]即就是春秋时期，从文献资料中也可看到楚人私人武装力量的存在。《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盂帅左师以退。……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复逐之，傅诸其军。简师会之，吴师大败。”《春秋左传·定公四年》：“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从秦人的发展历程来看，献公时期实行的“户籍相伍”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削弱了私人武装力量，逐渐将军事武装权力掌握在国君手中，特别是经过商鞅变法以后，有效打击了旧贵族势力，按照当时的法制，只有在军事作战中立了大功的将士才能封侯，宗室子弟没有战功就得不到爵禄，更谈不上封侯，没有封侯也就不存在私人武装。随者变法的延续，战国晚期，秦国调动军队，包括征调县卒在内，凡在五十人以上的必须有秦君的命令，其信物为虎符[40]。关于武器的管理，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也有严格的规定。因此，战国中晚期，秦较楚而言，旧贵族实力较弱，封侯也不是很多，私人武装较楚薄弱。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在秦墓中，只有国君的陵墓才有兵器随葬，其它秦墓很少见到兵器随葬。
　　楚墓中出土大量的髹漆镇墓兽及虎座立鸟等漆器，应与楚人的文化习俗有很大关系。历史上的楚国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特质的诗的、艺术的国度，氏族社会的光圈始终顽固地投射在它的身上。楚人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和表现往往是采用直观的、想象的、甚至是神秘的巫术的方式去把握、去表现[41]。《吕氏春秋·侈乐》中有：“荆之衰也，作为巫音。”《汉书·地理志下》：楚地之民，“信巫鬼，重淫祀”。巫术的性质是一种虚构的超自然力，巫师则是所谓的天生异禀或掌握了某种超自然力能力的人，特别是在人与神之间起沟通作用的人。楚墓出土的“镇墓兽”、虎座凤鸟等漆器所表现的神秘感、虚幻感是楚民族艺术意志的客观化，它将某一物的自然属性附会到主体物的身上，旨在强化主体物的神性，体现了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42]秦人虽然也有一定的神鬼观念，但其文化习俗的本质却表现为质朴、奔放的特点，从秦墓中出土的其它随葬品中也很难发现类似楚漆器中这样具有奇异怪诞与浪漫谲诡的镇墓兽、虎座立鸟等器物。这种现象正如黄瑞雪先生所言：“生长在北方浑厚的黄土上的人们以缜密的思维，严肃的态度，研究治国的方略、做人的规范，对彼岸世界宇宙之外的事，则不大关注甚至着意回避。南方辽阔苍茫的薮泽，汪洋浩瀚的江湖，钟灵毓秀，似乎使人特别富于幻想和善于深思。”[43]
　　四、秦、楚漆器的胎骨及制作工艺
　　从已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秦楚漆器的胎骨主要有木胎、夹纻胎、皮胎、竹胎、骨胎和陶胎等。其中，木胎的发展趋势是由笨拙、敦厚逐渐演变为簿巧、轻盈。这种演变进程，秦可能要比楚快一些。因为，从漆器的器型来看，秦漆器的类型主要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漆器的造型也比较简单，特别是奁、耳杯之类的漆器胎骨越来越薄巧，为了增加其牢固性还采用了其它辅助工艺技术。而楚漆器的类型除日常生活用具外，还出现了大量的乐器、镇墓兽、虎座立鸟等类型，特别是类似镇墓兽、虎座立鸟等漆器的造型结构比较复杂，在制作过程中不宜使用过于薄巧的胎骨。因此，战国早期，楚漆器木胎厚重；战国中期以后，依然主要是厚木胎[44]。夹纻胎是漆器木胎胎骨逐渐由厚重变为薄巧的产物，是在木胎的基础上对漆器胎骨制作的一种发展，也属一种新发明。所谓夹纻就是用麻织品和漆灰在一定形状的内模上涂粘成型，待干后脱去内模的复合胎体，再髹漆而成。这种技术可有效防止木胎开裂，稳定造型，强化胎体的粘合强度。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出土的漆器，有部分夹纻胎质，四川成都羊子山第172号秦墓出土的大方釦漆器(172：16)、青川战国中晚期秦墓葬出土部分漆奁为夹纻胎，秦始皇陵百戏俑坑出土的3、5、6号陶俑体也发现局部采用了漆器制作中的夹纻工艺。在楚漆器中，湖南常德德山晚期楚墓出土的漆奁和长沙左家塘三号战国墓出土的羽觞(耳杯)[45]为夹纻胎。关于这种漆器胎骨的起源，陈绍棣先生认为：“楚漆器在战国中期才开始出现了类似后世的夹纻胎。”[46]张飞龙先生认为：“目前发现最早的漆器的夹纻胎是楚墓中的遗物，但这种胎骨在战国时期尚处初创阶段，到了西汉中期才开始大量流行。”[47]湖南常德德山晚期楚墓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楚之际，春秋中晚期秦景公时代的秦漆器胎骨就出现了夹纻胎，明显早于楚。皮具有轻巧、柔软、坚韧、易于成型、不易开裂的特点，为了防潮、美观，制作时往往要在器物的表面进行髹漆。秦皮胎漆器主要有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中字形大墓中发现的漆匣、秦兵马俑一号坑发现的鼓和车舆底部的皮茵。在楚墓中发现的皮胎漆器主要为漆盾和漆甲、胄等。譬如：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大量的漆盾和甲胃[48]、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出土的漆甲，湖北黄冈曹家岗5号墓出土M1：54号矢箙和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甲等。此类胎骨的漆器，常用于军事作战与指挥系统的铠甲、盾、鼓等。从应用范围和制作技术来看，楚较秦发达。在漆器制作过程中，竹胎比木胎的韧性更大，因此常用于奁、圆盒及兵器的柲、韬等。关于竹胎漆器，在已发现的秦漆器中较少，只有青川战国中晚期墓葬出土部分漆奁和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部分兵器的柲和韬运用了这种胎骨。而在楚漆器中竹胎漆器发现较多，如大量的兵器柲、韬、杖鐏、部分乐器及卮、枕、秤杆等。历史上，南方就是盛产竹子的地方，这种现象反映了漆器在制作过程中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取材的特点。
　　秦楚漆器的胎骨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其共同特点是：均以木胎为主，而且胎骨越来越薄巧，在木胎胎骨的基础上都出现了夹纻胎、皮胎、竹胎等。但夹纻胎的使用年代秦早于楚，皮胎、竹胎漆器则是楚较秦发达。秦漆器的胎骨比较单一，而楚的部分漆器则出现了多种胎骨。如湖北黄冈曹家岗5号墓出土M1：54号矢箙、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甲、湖南长沙马益顺巷楚墓出土的M1：21号枕及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虎座凤鸟悬鼓等，是由木、皮、竹等多种胎骨制作而成。
　　木胎漆器在秦楚漆器中占绝大多数，本文在讨论秦楚漆器胎骨制作工艺时，将以木胎漆器为例加以说明。从考古资料来看，在秦漆器中唯有青川战国中晚期秦墓出土漆器的胎骨制作工艺比较先进，制法有旋、雕、挖、卷、削等多种工艺，其它秦墓出土的木胎漆器的制作工艺主要以挖制、卷制和削制三种方法为主。根据器型的不同，大部分漆器的胎骨仅使用了一种制作方法，少量漆器的胎骨出现了几种工艺并用的现象。譬如：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漆猪明显运用了削制、雕刻等多种制作手法，湖北云梦龙岗秦汉墓的M10出土漆器圆奁一件，盖顶斫制(削制)，器壁卷制，青川战国中晚期墓葬出土的鸱鸮壶运用了挖制、削制、雕刻等制作工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出土的大方釦漆器，这件漆器的胎骨将夹纻工艺与扣器法并用，有效克服了薄胎漆器的弱点，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标志着漆器彻底与木器工艺分道扬镳。”[49]所谓扣器法就是为了加固卷制的薄胎漆器，在一些薄木胎漆器的口沿上镶嵌镀金或镀银的铜箍予以加固。类似这种扣器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樽和河南泌阳秦墓出土的樽、舟等漆器上均有发现。另外，在青川战国中晚期墓葬出土漆器的胎骨制法出现旋制，旋制是在挖制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演变。这种漆器胎骨的制作工艺在其他秦墓也未曾见到，应属一种新工艺。有人认为：“漆器胎骨的旋制法是汉代创造的。”[50]
　　在楚木胎漆器中，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如几、案、俎等主要运用了削制工艺，勺、钫等主要运用了挖制工艺，盒、奁等主要运用了卷制工艺。除此之外，楚漆器的木胎胎骨还运用了大量的雕制工艺。如：湖北江陵溪峨山楚墓出土镇墓兽的兽与座分别用整块木料雕成；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卮，周身及盖顶雕刻有20条蛇，M427：4号豆，盖与盘合成一只鸳鸯，首、身、翼、脚、尾均雕刻成形；湖南长沙马益顺巷楚墓出土剑座为雕刻而成；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龙首车辕为整木雕制；湖北当阳赵巷楚墓出土的漆瓒系整木雕挖而成等等。从考古资料来看，楚漆器这种工艺手法已有圆雕、浮雕之分。与此同时，在楚漆器中也出现了少有的旋制法。如：湖南长沙马益顺巷楚墓出土MI：22号盒为木胎，旋制；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卮为整木旋制。随着木胎漆器逐渐变薄的趋势，楚漆器的胎骨制作也出现了扣器法。如安徽舒城马厂支渠战国楚墓出土的漆盒嵌有镀银铜扣。[51]从楚漆器胎骨制作工艺的整体情况来看，漆器的胎骨也出现了多种工艺并用的现象，如湖北当阳赵巷楚墓出土的漆瓒，由整木雕挖而成；湖北江陵溪峨山楚墓出土的豆盘、柄、座分别雕挖。最为明显的是楚漆器中的镇墓兽、虎座凤鸟悬鼓等造型比较复杂的漆器，其胎骨的制作工艺应该是运用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制作手法。
　　通过对秦楚漆器胎骨制作工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二者均以挖制、卷制和削制为最基本的制作方法，同时也都出现了扣器法和旋制法。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秦漆器胎骨使用扣器法较楚漆器相对普遍。关于旋制法，在战国中期的湖南长沙马益顺巷楚墓和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的漆器中已有所表现；而在秦漆器中，唯有青川战国中晚期秦墓出土的个别漆器运用了这种制法。因此，楚漆器的旋制法可能早于秦。秦楚木胎漆器胎骨制作工艺最大的区别应该是，楚漆器运用了大量的雕制手法，并且这种制作工艺在楚漆器中广泛流行；而在秦漆器中这种制作工艺比较少见，仪在个别漆器上有所体现。
　　五、秦、楚漆器的艺术风格
　　漆器的艺术风格是漆器文化内涵最真实、最直观的艺术表象。秦楚两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缘于南北地域的不同、发展经历的不同、周边环境的不同等因素，从而孕育了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实体，即秦文化与楚文化。这两种文化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从秦楚漆器的彩绘色调、装饰纹样、装饰手法等艺术风格的比较分析可窥其一斑。
　　从考古资料来看，春秋时期，秦西垂陵园与秦公一号大墓出土漆器的彩绘色调以红、黑或红、黑相间为主。同样，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湖北江陵拍马山的M10、湖北当阳赵巷楚墓、湖南常德德山中期楚墓出土漆器的彩绘色调也以红、黑两色为主。可见这一时期秦楚漆器的彩绘色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到了战国时期，秦漆器的彩绘色调出现了内红外黑或内黑外红或内外皆黑的现象，以内红外黑占绝大多数，特别是战国末期至秦代，漆器的彩绘色调在红、黑主打色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黄、棕、金、灰等色调。譬如：河南泌阳秦墓出土漆器彩绘色调的风格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器内髹红漆，略有黄色，器表髹黑漆，在黑漆底上用红、棕、黄色漆彩绘；第二种是器内髹红漆，稍带黄色，外髹黑漆，在两耳上侧、口沿内外侧，用黄色、棕色漆彩绘；第三种是器内髹褐漆，略有金黄色，器表髹黑漆，略带灰色，在黑漆底上用红、褐、金黄色漆彩绘；漆器的器内色调在红色的基础上已出现了黄色或金黄色，器外在黑色底上的彩绘色调已出现了黄色、棕色、金黄色或灰色。这种现象在咸阳市黄家沟、湖北、四川秦墓漆器上是看不到的。这一时期，楚漆器的彩绘色调也较春秋时期有了明显变化。在红、黑两色的基础上出现了黄、金、绿、褐、白、灰等色，可谓绚丽夺目。通过对这些纷杂的彩绘色调的分析，可发现其组合规律基本有三种现象，即以黑漆为地用红色彩绘，或以红漆为地用黑色彩绘，或以黑漆为地用红、黄、金、绿、褐、白、浅灰、深黑等色进行彩绘。其中，以黑漆为地用红、黄二色彩绘比较普遍。譬如：湖北江陵溪峨山楚墓出土的镇墓兽通体髹黑漆，用红、黄二色彩绘，方座立鸟鸟身先用黑漆涂地，后用红、黄二色彩绘羽毛；湖南长沙马益顺巷楚墓出土的虎座凤鸟架鼓，凤、虎身先髹黑漆，后用红、黄二色彩绘；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卮通体髹黑漆，后用红、黄二色彩绘等。
　　通过对秦楚漆器彩绘色调的比较可知，春秋时期秦楚漆器的彩绘色调均比较单一，以红、黑为主。到了战国时期，秦楚漆器的彩绘色调比较纷杂，组合方式较为丰富，尤以楚漆器更加突出。这一时期，秦漆器的彩绘色调除河南泌阳秦墓外，湖北云梦、四川青川、荥经、羊子山及咸阳黄家沟等墓出土的漆器的彩绘色调仍以红、黑为主。统一后的秦漆器彩绘色调就更加明快、绚丽，丰富多样，如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以大红、大绿为主色调，除此之外还有粉紫、暗紫、粉白、天蓝、褐色、黑色等，木质战车、弓干、铍弢、箭箙、柲、鼓、盾等遗迹遗物的彩绘色调主要以褐色、黑色、红色、绿色、白色为主。战国时期，楚漆器彩绘色调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黄色运用的比较多，黄色逐渐与红、黑二色成为这一时期楚漆器彩绘色调的主打色，同时也出现了金、绿、褐、白、灰等色。另外，通过对比分析，还可发现战国晚期秦漆器有吸收楚漆器艺术风格的现象，譬如前文所提到的河南泌阳秦墓出土漆器在黑漆地上用红、黄、金黄色彩绘的风格与楚漆器非常接近，当吸收了楚漆器的艺术风格。这种现象说明秦楚文化的交融和秦人吸收、兼容周边文化的特色。
　　漆器表面彩绘纹饰也是反映漆器艺术风格的重要内容。春秋时期，秦漆器的装饰纹样比较单一。如甘肃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出土的漆匣饰反向双凤纹，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出土的漆器饰几何形图案。楚漆器的装饰纹样以动物纹与几何纹居多。如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出土的漆瑟饰饕餮纹和禽、龙、勾连雷纹，湖北当阳赵巷楚墓出土漆瓒饰几何纹和卷云纹，漆豆饰弦纹、月牙纹、重环纹、辐射条纹等。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秦楚漆器的装饰纹样比较古朴、厚重，且以抽象纹饰居多，漆器纹样的装饰风格受青铜器影响较大，如饕餮纹、勾连雷纹、反向双凤纹等基本上传承了当时青铜器的装饰纹样。
　　战国晚期，秦楚漆器的装饰纹样越来越丰富，并出现了生活气息较浓的装饰纹样。如秦漆器的装饰纹样主要有：云气纹、三角卷云纹、逗点云纹、卷云纹、几何纹、点纹、圈纹、星点纹、菱形纹、曲线纹、双圈纹、波折纹、变形雷纹、环带纹、圆点纹、龙纹、凤纹、鸟纹、兽纹、鱼纹、变形凤纹、夔龙纹、蟠龙纹、蟠凤纹、变形云鸟纹、变形鸟头、变形凤纹、“目”形鸟纹、“B”形鸟纹、几何鸟头花纹、云鸟纹、凤鸟的羽毛花纹、花朵纹、梅花纹、花草纹等。楚漆器的装饰纹样主要有：云纹、勾连卷云纹、卷云纹、三角卷云纹、细卷云纹、云气纹、长条钩云纹、太阳纹、回环纹、条纹、长条纹、回纹、曲波纹、圆点纹、目纹、点纹、涡纹、绹索纹、涡卷纹、菱格纹、逛弧纹、流云弧线纹、菱状纹、点状纹、圆圈纹、榖纹、三角图案、“S”纹、三角云纹、几何形纹、蟠螭纹、变形蟠螭纹、夔纹、变形朱色龙纹、兽面纹、变形飞鸟、龙蛇云气纹、羽纹、鳞纹等。
　　从上述漆器纹样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秦楚漆器的装饰纹样以云气、动植物、几何图案等三方面为主要题材。《说文》：“云，山川之气也。”云气类纹样充满了乐舞旋律的生命律动、神秘浪漫的想象和灵动虚幻的艺术形象。楚漆器中的此类纹样比秦漆器更加丰富。几何纹样用点、线、方、圆等抽象的几何图形构成，变化众多，质朴优美，具有强烈的装饰性，秦漆器几何纹比较直观、简单，而楚漆器的几何纹样种类繁多，构图也比较复杂，这些现象充分表明了楚人在对虚幻飘渺的宇宙世界的向往和抽象思维方面较秦人突出。动植物纹样则充满了生活气息，如：秦楚漆器中的鸟纹、兽纹、鱼纹、蛇纹、羽纹、鳞纹、花朵纹、梅花纹、花草纹等纹样多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动植物为题材，但在秦楚漆器中也都有抽象的动物纹样，如：夔龙纹、蟠龙纹、蟠凤纹、蟠螭纹、变形蟠螭纹、夔纹、变形凤纹、变形云鸟纹、变形朱色龙纹等，这种现象当受青铜文化影响所致。除此之外，秦楚漆器的装饰纹样也有各自的典型特征。如：秦的“B”形纹，波折纹、几何鸟头纹不见于楚漆器中，在秦漆器中具有典型代表性。楚漆器的“S”纹、绹索纹、榖纹等纹饰也不见于秦漆器，是楚漆器中最富特征的纹饰。
　　战国时期，为了加强对漆器生产的管理，漆器表面出现的针刻、烙印或朱书铭文也是漆器的一大特点。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出土的漆器有“咸亭”、“□亭□”、“咸□”、“郑亭”、“士五军”、“上造□”、“大女子妴”、“朱三”等铭文，青川战国中晚期墓葬出土的漆器有“成亭”、“□君”等铭文，湖北风凰山70号墓出土的漆器有“廿六年左工最元”铭文[52]，河南泌阳秦墓出土漆器有“卅五年口工造”、“卅七年工左匠造”等铭文。长沙杨家湾6号楚墓出土的漆盒盖里面和盒底外面阴刻“王二”二字[53]，安徽舒城马厂支渠战国楚墓出土的耳杯底外针刻铭文二字[54]。这些铭文为研究漆器手工业性质、制造年代、制造者的人员构成、产品的检验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礼记·月令》孟冬月：“命工师效工……必工致为上，物勒其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李学勤先生认为：“工匠题名制度起源于秦国，到公元前300年左右才通行各国。”[55]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秦漆器针刻、烙印或朱书铭文比楚漆器普遍，而且铭文内容较楚漆器丰富，这种现象进一步说明了秦对漆器产品的质量监督管理更加重视。
　　造成秦楚漆器艺术风格的差异可能缘于秦楚文化发展历程的不同。南方的楚文化比起北方的周秦文化来说，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过渡，较少受严格的礼法的束缚，更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会的风习、制度、观念，因而楚艺术自然呈现出真挚热烈的情感，并且奔放、飘逸，显得无拘无束[56]。
　　综上所述，结合大量的考古资料，通过对秦楚漆器发展的历史背景、器物类型、胎骨种类、制作工艺及艺术风格的对比研究，进一步证明秦楚漆器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相同之处。譬如，秦楚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两国都是农业欠发达、文化相对落后的蛮夷之邦，因受鄙视而励志图强，秦楚两国都盛产生漆，以此为基础，秉承自身的文化特色发展各自的漆器制造业。在漆器的器型方面，秦楚都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但除此之外，楚漆器还有大量的乐器、兵器及镇墓兽等。这一现象充分说明秦楚文化习俗的不同，秦人比较务实，重视实用性的东西，而楚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还比较重视神秘浪漫、深奥抽象的精神层面。在漆器的胎骨及制作工艺方面，秦楚漆器基本都以木胎为主，传承了挖制、卷制、削制三种最基本的制作工艺，但在此基础上发明创造的夹纻工艺秦较楚早，漆器胎骨使用的扣器法秦较楚更为普遍，在挖制基础上发明的旋制法楚早于秦。在漆器的艺术风格方面，秦楚漆器都以红、黑二色为主色调，但到了战国晚期，楚漆器的彩绘色调越来越丰富，黄色也逐渐成为主色调。秦楚漆器的装饰纹样基本都以自然天象、动植物、几何图案为主要题材，但从纹饰的构图结构来看，楚较秦复杂、抽象，亦反映了秦人与楚人文化习俗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秦楚漆器的铭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秦人更加重视漆器铭文的针刻、烙印。到了战国末期至秦代，漆器的铭文不但有制造年代、督造的官员，而且还有制作者的名字。这种风格对两汉漆器的影响较大。
　　总之，秦楚漆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分别对中国漆器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战国晚期，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楚漆器虽然逐渐走向衰落，但秦并没有完全摒弃楚漆器，而是大量吸收了楚漆器的艺术风格和工艺技法，在传承、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秦代漆器的艺术风格。
　　注释
　　[1]刘士莪：《商周时期的漆器》，《中国生漆》1985年第3期，第27页。
　　[2]李昭和：《战国秦汉时期的巴蜀髹漆工艺》，《四川文物》2004年第4期，第39页。
　　[3]《史记·秦本纪》。
　　[4]院文清：《楚与秦汉漆器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87年第1期，第65页。
　　[5]褚斌杰：《楚辞要论》第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曹金柱：《中国古代的漆树地理分布——原始社会末期至战国时期》，《陕西生漆》1979年第3期，第15页。
　　[7]黄瑞雪：《楚国论》，《中国楚辞学》2004年1期，第271页。
　　[8]朱道平、白汤安：《楚国灭亡原因之思想文化初探》，《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4期，第10-11页。
　　[9]甘肃礼县博物馆、礼县西垂文化研究会：《秦西垂陵区》第1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0]同[9]第22-23页。
　　[11]a.王学理、尚志儒、呼林贵等：《秦物质文化史》第51页，三秦出版社，1994年；韩伟、焦南峰：《秦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第121页。
　　[12]秦都咸阳考古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第13页。
　　[13]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第8-10页。
　　[1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第14-16页。
　　[15]荥经古墓发掘小组：《四川荥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期，第71-72页。
　　[16]孝感地区第二期亦工亦农文物考古训练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6期，第4-5页。
　　[17]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木匠坟秦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7第4期，第38-39页。
　　[18]云梦县文物工作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1期，第32-33页。
　　[1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3年第1期，第45页。
　　[20]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泌阳县文教局：《河南泌阳秦墓》，《文物》1980年第9期，第18-20页。
　　[2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第210、212、213、215、216、222、253、258、267、27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
　　[22]通讯员张天柱、记者袁景智：《秦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新收获：首次发现盾与韬》，中新网、陕西新闻，2010年10月30日。
　　[23]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32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4]张占民：《秦陵之迷新探》第112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25]刘江卫：《浅议秦陵百戏俑的夹纻工艺》，《秦文化论丛》第十辑第506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26]杨桦：《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发掘报告》，《考古》1963年第9期，第468、470、472页。
　　[27]赵德祥：《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第475、479、482、492页。
　　[28]余秀翠：《当阳赵巷楚墓第二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15页，1991年第1期。
　　[29]陈彦堂、左超、刘维：《河南信阳长台关七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第34、37页。
　　[30]湖北省博物馆发掘小组、荆州地区博物馆发掘小组、江陵县文物工作组发掘小组：《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第157-159页。
　　[31]荆州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5期，第397页。
　　[32]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基》，《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85-105页。
　　[33]张世松：《江陵溪峨山楚墓》，《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第19页。
　　[34]杨定爱、韩楚文：《湖北江陵县九店东周墓发掘纪要》，《考古》1995年第7期，第602、604页。
　　[35]王红星：《荆门市包山大冢出土一批重要文物》，《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第56页。
　　[36]何佳、宋少华：《长沙市马益顺巷一号楚墓》，《考古》2003年第4期，第61-68页。
　　[37]吴晓松、洪刚：《湖北黄冈两座中型楚墓》，《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第267、268、280、281页。
　　[38]王建辉、刘森淼：《荆楚文化》第14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39]杨宽：《战国史》第2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40]王学理、尚志儒、呼林贵等：《秦物质文化史》第170页，三秦出版社，1994年。
　　[41]王祖龙：《楚漆器艺术的审美表现特征》，《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107页。
　　[42]同[41]第110页。
　　[43]黄瑞雪：《楚国论》，《中国楚辞学》2004年第1期，第277页。
　　[44]陈绍棣：《战国楚漆器述略》，《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第65页。
　　[45]王世襄：《<髹饰录>解说》第165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46]同[44]。
　　[47]张飞龙：《中国古代漆器制胎技术》，《中国生漆》2008年第1期，第9页。
　　[48]湖北省博物馆、隋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发甲胃的清理和复原》，《考古》1979年第6期，第548页。
　　[49]李如森：《战国秦汉漆器综述》，《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第73页。
　　[50]同[49]第72页。
　　[51]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安徽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第235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52]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湖北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第303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53]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杨家湾M006号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第30页。
　　[54]同[51]。
　　[55]李学勤：《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文物》1957年第8期，第38页。
　　[56]郑翠霞：《楚漆器的艺术风格及其缘由之探析》，《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63页。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