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聘礼是先秦古礼宾礼之一，是王、诸侯国之间结好关系之礼。聘礼产生于商代晚期，西周时期发展完善，春秋、战国间达到顶峰，受到诸侯国的高度重视。战国中期成书的《仪礼》收有《聘礼》一篇，包括选择使者、借道、聘问、回国复命等仪节，反映了春秋战国间聘礼的实际，并杂有若干理想化、整齐化的成份。本文结合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春秋战国金文、秦楚简牍及传世文献《左传》、《国语》等相关内容，探讨聘礼的起源及其演变。
　　关键词 聘礼 《仪礼》 甲骨文 金文 简牍 《左传》 《国语》
　　聘礼为先秦古礼的宾礼之一。《仪礼》有《聘礼》一篇，郑玄《目录》云：“大问曰聘。诸侯相于久无事，使卿相问之礼。小聘使大夫。《周礼》曰：‘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于五礼属宾礼。”孔颖达疏：“云‘久无事’者，案下《记》云‘久无事则聘焉’，注云‘事谓盟会之属’，若有事事上相见，故郑据‘久无事’而言。云‘小聘使大夫’者，下经云‘小聘曰问，其礼如为介，三介’是也。‘《周礼》曰’者，《大行人》文，郑彼注：‘小聘曰问。殷，中也。久无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国朝焉，小国聘焉，此皆所以习礼考义，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择有道之国而就修之。’然岁相问，殷相聘，《聘义》所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是也。”据郑注、孔疏可知，朝、会、盟、聘、问之礼同属一个大类，都是王、诸侯国之间结好关系之礼，聘礼只是长时间没有盟会，才会派出使者，带着礼物互相访问，以结友好。
　　经典中提到聘礼的，除《聘礼》外，主要还有《周礼·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仪》、《礼记·聘义》，以及《左传》、《国语》等。
　　《仪礼·聘礼》[1]的主要内容包括：
　　1.选择出聘使者、介；使者出发前准备礼品和其他所需物资；告于弥庙；受君辞令。
　　2.出使路途及到达主国的礼仪：过境他国借道；入主国境前演习礼仪；入关、入境后三次清点礼品；主国郊劳使者、致馆、设飨(便宴)招待。
　　3.正式举行聘礼：使者聘主君、夫人；主君酬使者，赠束帛；宾(使者)、介私觌，宾慰卿大夫；主君使人致饔饩于宾；介问卿大夫；夫人赠宾礼品；大夫赠宾礼品；君举行食礼和两次饔礼招待宾；主君使卿大夫还宾圭璋，宾又赠主君束帛、玉璧、四张虎皮。
　　4.使者回国的礼仪：主君就馆拜见宾；宾行前致谢主君之招待；主国赠送礼品、郊舍；使者归回报告出使情况，君慰劳使者：使者祭门神、告弥。
　　5.记出聘遭遇己君、聘君及使者丧的礼仪，小聘的礼仪。
　　6.《记》文：杂列有事在聘问之后向主君呈递书信；朝聘所用圭缫的形制；聘礼的言辞应谦逊和悦，达意已足；宾馆安排，管人的职责，宾客与讶请者之礼仪；行聘所用圭、璋、璧、琮；宾、介行聘礼的仪容。
　　《聘礼》所记聘礼仪节，主要反映春秋及战国初期诸侯国的实际，并杂有若干理想化、整齐化的成分[2]，与殷周甲骨文、金文、春秋战国金文、简牍，以及《左传》、《国语》、《史记》等记述的聘礼有合有不合，后者则更多地反映了聘礼的产生及其演变的情形。
　　夏代有无聘礼，文献不足征，无法讨论。
　　商代地域辽阔，方国林立。商王与方国之间有征伐，也有密切的往来。商王对臣服的方国，常会派使者前往慰问，此应即聘礼的萌芽。
　　商甲骨文无聘字，虽有一个“甹”字(*，《京津》2652)，但辞已残泐，含意不明[3]。甲骨文另有“*”(《粹》1190)、“*”(《甲》3690)，李雪山先生认为应隶定作甹，是甹字的省写，意义为聘问[4]。李氏所举文例有：《合集》36528反：“己丑王卜，贞……告侯田册*(左虘右又)方、羌方、羞方、繐方，余其从侯田*悍四封方。”《上海博物馆藏骨》：“……多侯田*悍人方□……率……”《合集》36181：“……余一人以多田*征……”词例太少。“*悍”、“*征”二词后字为动词，前字是否动词不明，征、悍与聘连用后世又无其例，故李说难以信从。甲骨文还有一个“*”字，郭沫若初释为寇，后释为聘，说：“我以前释为寇，那是不正确的。按照字的构成，应该是从*从玉由(由，缶也，盛玉之器)，*(古兵字)声，说为聘字，较为合理。”[5]郭说之不可信，李雪山已指出[6]。
　　甲骨文虽无聘字，但有史字，其中很多应读为使，指王或贵族派往方国的使者。如：
　　《合集》5635：“……卜，亘贞……东史来。”
　　《合集》5636：“贞，我西史亡*(外囗里卜)。”
　　《合集》914：“贞，在北史有隻(获)羌。”
　　《合集》6568：“*贞，妇好史人于眉。”
　　《合集》7337：“……史人于臿。”
　　《合集》376正：“庚寅卜，古贞，王史人于*(左阝右夷)，若。王占曰：吉。贞，勿史人于*(左阝右夷)，不若。”
　　《合集》5535：“贞，史人于望。”
　　《合集》5544：“贞，史人往于唐。”
　　《合集》5534：“贞，史人于*(上匕中凶下十)。”
　　《合集》6357：“贞，史人于沚。”
　　陈梦家[7]、沈之瑜[8]对相关卜辞加以讨论，认为东、西、北、南四史是殷王朝派往四方的使者。作为职官名的使其情况相当复杂，其职能有代王视察，参与册命仪式，还有参与战争的，出使者仅其使命之一。上述卜辞中的眉、臿、唐、望[乘]、*(上匕中凶下十)、沚都是方国名，商王派使者去这些方国，可见其关系密切。派使者加强友好关系，这正是聘礼的初衷。《聘礼》：“君与卿图事，遂命使者。”郑玄注：“既谋其人，因命之也。聘使卿。”《礼记·中庸》：“朝聘以时。”朱熹章句：“聘，谓诸侯使大夫来献。”《礼记·曲礼下》：“使者自称曰某。”郑玄注：“使谓使人于诸侯也。”
　　西周时聘礼仍称使。
　　2009年山西翼城县大河口M1017椁室出土尚盂铭文：“隹(惟)三月，王史(使)白(伯)考蔑尚历，归柔*(上林下勹)(郁)旁(芳)鬯、*(浆)。尚拜稽首。既稽首，延宾，*(上吅下鬲)(赞)，宾用虎皮称毁(馈)，用章(璋)奉。翼日，命宾曰：‘拜稽首天子蔑，其亡历，敢敏。’用章(璋)。遣宾，*(上吅下鬲)(赞)，用鱼皮两侧毁(馈)，用章(璋)先马。邍(原)毁(馈)，用玉。宾出，以*(左月右且)(俎)或(又)延，白(伯)或(又)邍(原)毁(馈)，用玉先车。宾出，白(伯)遣宾于藁(郊)，或(又)舍宾马。……”李学勤先生说：“这篇铭文记述的是周王派遣使臣聘问霸伯尚、嘉奖尚的功绩、举行典礼的过程，应当属于当时的聘礼，但由于时期的差异，所行之礼和《仪礼·聘礼》等所反映东周状况的传世文献有所不同。同时还要考虑，霸伯一族如墓地发掘者所说，很可能‘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其礼制也会同中原传统多少存在差别。”[9]李先生指出此铭所述为聘礼，又指出东西周、中原与夷狄聘礼的差异，是很对的。此铭是金文中叙述聘礼仪节最详细的一篇。
　　内容相近的还有大河口出土的霸伯簋：“隹(惟)十又一月，井(邢)叔来麦，迺蔑霸白(伯)历，史(使)伐。用*(帱)二百、丹二量、虎皮。……”霸簋：“内(芮)公舍霸马两、玉、金，用铸*。”[10]
　　连劭名先生《西周青铜器铭文丛论》[11]第六节《金文中的“使”》列举西周王、王后、王室大臣、诸侯之间聘问、赐物的铜器铭文，如：
　　守簋：“隹(惟)五月既死霸辛未，王史(使)小臣守史(使)于夷。宾马两、金十钧。”
　　满簋：“隹(惟)六月既生霸辛已，王命满暨叔肆父归吴姬饔器。师黄宾满章(璋)一、马两，吴姬宾束帛。”
　　菽簋：“……王姜史(使)菽史(使)于大保，赏菽郁鬯、白金、刍牛。”
　　宅簋：“隹(惟)五月壬辰，同公在丰，令宅使白(伯)懋父。白(伯)易(赐)小臣宅画贯戈九、扬金车、马两。”
　　禹甗：“隹(惟)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雍父戍在古师，禹从。师雍父乃史(使)禹史(使)于*(左害右夫)侯。侯蔑禹历，易(赐)禹金。”
　　与《聘礼》比对，金文所见聘礼有同有异。
　　相同者有：
　　1.往聘称使，使者到主国后称宾。
　　2.《聘礼》中的很多仪节金文聘礼已经出现。如《聘礼》记正式聘礼开始之前，“厥明，讶宾于馆”。主君派讶(又作迓，迎接，周代负责迎接宾客者称掌讶，《聘礼》中的讶为下大夫)到宾馆去迎接使者，引导其进入主君所在的宗庙。到达时，“公皮弁，迎宾于大门内”。为迎接使者(宾)，主国还专门指派了上摈、承摈、绍摈。《说文》：“傧，导也。从人，宾声。摈，傧或从手。”尚盂：“(尚)既稽首，延宾，*(上吅下鬲)(赞)。”延即引进、接待。《尔雅·释诂下》：“延，进也。”《吕氏春秋·重言》：“乃令宾者延之而上。”高诱注：“延，引。”*(上吅下鬲)，李学勤先生说即小盂鼎之赞，引导也[12]。
　　正式行聘礼时，宾(使者)要向主君献上礼品，礼品为君圭、马，夫人璋、琮，以及束帛、虎豹之皮。《聘礼》云：“贾人东面坐，启椟，取圭，垂缫，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袭，执圭屈缫授宾。宾袭执圭。……公侧袭，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宾裼，奉束帛加璧享。摈者入告，出许。庭实，皮则摄之，毛在内，内摄之，入设也。宾入门左。揖让如初。升，致命，张皮。公再拜受币。士受皮者自后右客。……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礼。”尚盂称“宾(即伯考)用虎皮爯(称)毁(馈)，用璋奉”，献物有璋无圭，有虎皮。《聘礼》“奉束帛加璧享”，尚盂“用璋奉”，语例也相似。璋与皮相配，李学勤先生指出与《周礼·小行人》“圭以马，璋以皮”合。皮是虎豹之皮，《聘礼》“皮则摄之”郑玄注：“皮，虎豹之皮。摄之者，右手并执前足，左手并执后足。……言则者，或以马也。”只是在盂铭中，璋、皮是献给霸伯尚的；在《聘礼》中是献给夫人的，稍有差别。
　　霸簋没有提到聘问或出使，但芮公“舍(施与)马、玉、金”给霸，必定是派使者送来，而非芮公亲致，故应看作聘礼物品。霸伯簋邢国送虎皮等物，也是同样情况。早期的邢在今河南温县，芮在今陕西韩城，距山西翼城不是很远，二国来聘，亦如王使伯考来聘，足以说明霸与华夏国家关系密切。
　　在聘礼中使者之所以献玉给主君、夫人，不是没有原因的。拙文《殷墟玉璋朱书文字蠡测》[13]、《殷墟玉璋朱书*(外戈内土)字解》[14]以为圭、璋原为兵器戈之象形，有却邪求吉功能，故用于祭祀、军事、外交场合，是一种礼器。《周礼·春官·典瑞》：“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缫皆三采三就；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缫皆二采二就，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诸侯相见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缫皆二采一就，以覜聘。……谷圭以和难，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结好。”《礼记·聘义》：“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重礼之义也。”
　　《左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对曰：‘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客曰：‘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岂能国乎?国无陋矣。’厚贿之。”杜预注：“大器，圭璋也。不欲与秦为好，故辞玉。”秦穆公派西乞术聘问鲁国，且告知将伐晋国。当时鲁与晋为与国，齐与楚为与国。鲁卿襄仲不愿与秦结好以破坏鲁晋盟好，故三次婉辞西乞术献玉(《聘礼》也有“摈者入告，出辞玉”，但只是推让，并非真辞)。西乞术说玉为瑞节，可以徼福于鲁先祖周公、鲁公，以结二国之好。言外之意，鲁如不接受玉，即不愿与秦友好，这又是鲁国不敢公开表示的态度。听了西乞术的话，襄仲称他为“君子”，说由此证明秦国“无陋”，即深明礼义。襄仲无法拒绝，最终还是接受了西乞术的献玉，并回赠了厚礼。西乞术通过献玉，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
　　使者行聘礼时，会转达己君向主国君的表示友好和慰问之辞，《聘礼》称“致命”；主国君也会问候使者之君，感谢其派使来聘。《聘礼》：“公(主国君)出送宾，及大门内，公问君(使者之君)。宾对，公再拜。……公馆宾。宾辟，上介听命。聘享，夫人之聘享，问大夫，送宾，公皆再拜。”尚盂“王史(使)白(伯)考蔑尚历”，有勉励、问候之意。伯考行聘礼之后，霸伯尚“命宾曰：‘拜稽首天子蔑，其亡历，敢敏。’”即请伯考代为感谢王之勉励，说自己并无功勋，但会自勉。
　　正式行聘礼之后，便是遣宾，主君及其卿、大夫等各有馈赠于使者及其随从。《聘礼》云：“(宾)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赠如觌币。……使下大夫赠上介亦如之。使士赠众介，如其觌币。”觌是以礼相见。币，《说文》：“帛也。”段玉裁注：“帛者，缯也。”徐灏笺：“币，本缯帛之名，因车马玉帛同为聘享之礼，故浑言之皆称币。”所谓“赠如觌币，”即所赠之物如同宾等觌见时所进献的物品一样，讲究礼尚往来。在尚盂铭文中，霸伯尚致送使者伯考的礼物，第一次称“遣宾”，物品有“鱼皮二(一对)侧(专赠)、璋、马”；第二次称“原毁(馈)”，李学勤先生说原为再义，再次馈赠之物为玉；第三次“宾出，以俎延”，即再接回来，设宴招待，“原馈，用玉先车”，再赠以车和玉；“宾出，伯遣宾于郊，又舍宾马”，宾已离开霸国，到了郊外，再次赠马，实际上有四次赠物，极其隆重。霸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夷狄小国(或说霸即潞)，致送周王使者物品如此丰厚，一方面可见西周中期(尚盂时代为西周中期早段)聘礼已较商代及周初有很大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夷狄多尊崇周王室，向华夏文化靠拢。守簋“小臣守使于夷”，“宾马两，金十钧”，宾读为傧，回报，赠送。夷赠小臣两匹马，铜三百斤，也是重赠。满簋“师黄(吴姬之夫)宾满章(璋)一、马两”，稍少一点。
　　不同者有：
　　1.《聘礼》所述为诸侯国之间之聘问仪节，金文所见之西周派出聘问者则有周王(尚盂、守簋、满簋)、王后(菽簋)、诸侯(霸伯簋“邢叔”、霸簋“芮公；生簋“能白(伯)令生史(*(左亻右史))于楚”，“能伯”为诸侯)、王室大臣(宅簋之“同公”、几簋的“仲几父)。
　　2.《聘礼》中的很多仪节，如选择使者、使者行前准备礼品、告于弥庙、过境他国借道、入主国前演习礼仪、入境后清点核查礼品、主国致馆设飧、主君酬使者、宾介私觌、主君使人致饔饩、介问卿大夫、君行食礼招待宾、宾行前谢主国之招待、使者归国后报告出使情况及已君对他们的慰劳、使者祭门神、告弥等，皆不见于西周金文及《尚书·周书》。之所以不见，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些仪节当时尚未产生或虽已产生但尚未形成定制。比如使者过境他国借道，西周时周王是天下共主，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王使过境，无需向臣下(诸侯也是周臣)借道，诸侯国力量较弱，独立性不强，相互通过对方国境，似也无借道的必要。又如西周时出聘使者随行人数较少，不一定要给他们安上上介、次介、末介的名目，只称“从”即可。其时使者聘问的主要是对方主人(国君、王室大臣)，无必要见其下属(夫人、卿大夫)；使者的任务是聘问，属于公务，没必要再以私人身份会见(私觌)谁。因为使者队伍规模较小，主君致馆、行食礼时也应简单一些，不必如《聘礼》致饔饩有饪(牲杀后又煮熟)一牢(牛、羊、豕皆有称牢)、腥(杀牲)二牢、饩(活牲)二牢；饪鼎九；腥鼎二七，堂上八豆，二簋继之，六铏继之，两簠继之，八壶；饩二牢设于门西。米百筥，筥半斛。门外米三十车、禾三十车……。二是金文述及聘礼，多站在出使者的角度，强调的是自己受到的赠物，对其他事多略而不谈。
　　3.金文行聘致送礼物有些为《聘礼》所不见。如尚盂伯考馈赠给尚的礼物有香草郁金以及以之酿成的酒、酢浆酒。主君赏赐给使者的礼物有些也为《聘礼》所不见。如菽簋大保赏菽郁鬯、白金、刍牛；宅簋伯懋父赐小臣宅画贯戈九等。这些物品虽不见于后世聘礼，但多见于金文其他场合的赏赐。如作册令方彝：“明公易(赐)亢师鬯、金、小牛。”录伯*(外戈内冬)簋盖：“余易(赐)女(汝)*(上矩下鬯)鬯卣、金车……。”逆钟：“今余易(赐)女(汝)盾五锡、戈彤*(上尾下少)(緌)。”不其簋盖：“易(赐)女(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永乃事。”这说明当时聘礼赠物同一般赠物并无大的差别，尚未程式化。
　　西周金文有“*”(番生簋)、“*”(毛公鼎)字，辞例为“甹王立(位)”、“*(左口右甹)朕立(位)”。甹、*(左口右甹)皆读为屏，《左传·哀公十六年》：“闵天不吊，不憗遗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
　　*(左口右甹)应即聘使字之本字，前人如吴大澂、刘心源、孙诒让对此多有说。孙诒让云：“(*(左口右甹))此*(左言右甹)字之古文也。《说文》彳部*(左彳中言右甹)从*(左言右甹)声而言部无*(左言右甹)字，盖误脱也。*(左言右甹)从言此从口者，小篆从言之字古文多从口。”[15]其说甚是，但金文中*(左口右甹)无用为聘使字的实例。
　　*(左口右甹)用为聘使字的实例出现在战国文字中。
　　清华楚简《楚居》简1-2：“(季连)逆上洲水，见盘庚之子，凥(处)于方山，女曰比(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季*(左糹中車右糹)(连)*(左昏右耳)(闻)其又(有)*(左口右甹)，从，及之盘(泮)，爰生*(左纟右呈)白(伯)、远中(仲)。”[16]季连是楚人先祖，盘庚是商王，简文说季连在汌(均)水流域居住时，碰到了商王盘庚的女儿隹，隹有慈爱之德(秉慈)，品质温顺(率相)，更兼貌美，秀丽甲于四方(影本注说詈读为丽，胄读为秀)，季连听说她正待聘问，跟从追到水涯(泮)，终于成亲，生下二子*(左纟右呈)伯和远仲。影本解*(左口右甹)为聘女，即《说文》的娉字。《说文》：“娉，问也。”《说文》：“聘，访也。”亦训问。《诗·小雅·采薇》：“靡使归聘。”毛传：“聘，问也。”在访、问的意义上，聘、娉通用，最先可能都作*(左口右甹)，后来才有所分化。聘字最早见于秦器商鞅方升(齐遣卿大夫众来聘)，时代已至战国中期，娉字除《说文》外，较早见于汉樊敏碑，时代更晚。段玉裁注《说文》娉字，云：“凡娉女及聘问之礼，古皆用此字。娉者，专词也；聘者，氾词也。”也有学者说，《楚居》之*(左口右甹)不当理解为媒聘，而应理解为聘问，“在季连的时代，女性可以担任外交使节，从事后世被男性垄断的政治活动”[17]。二说不同，恐当以前说为近是，但娉女、聘问关系密切，则是肯定的。
　　清华楚简《系年》第十一章简58-59：“(楚)穆王即殜(世)，*(庄)王即立(位)，史(使)孙(申)白(伯)亡(无)愄(畏)*(左口右甹)于齐，叚(假)*(外辶内各)(路)于宋，宋人是古(故)杀孙(申)白(伯)亡(无)愄，*(左贝右它)(夺)亓(其)玉帛。”[18]此条“*(左口右甹)”肯定即聘问。事又见《左传·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齐，曰：‘无假道于宋。’亦使公子冯聘于晋，不假道于郑。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曰：‘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王曰：‘杀女(汝)，我伐之。’见犀(申舟子)而行。及宋，宋人止之。华元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申伯无畏即申舟。据简文，楚庄王派申伯无畏聘于齐，曾向宋国借路，据《传》文，申舟未向宋借道，揆诸事理，恐以未借道为是。无论如何，可见春秋时过境他国，依常规是要借道的。楚庄王派使者出使齐、晋，过境宋、郑，皆不假道，而这又是庄王有意安排的，用意是鄙视对方，借以显示其霸主地位。
　　相反，周王使者过境诸侯国，春秋时却需借道，有时还受到鄙视，连一般诸侯国使者的待遇也不如。《国语·周语中》：“(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韦昭注：“假道，自宋适楚，经陈也。是时天子微弱，故以诸侯相聘之礼假道也。”单襄公入陈之后，“火朝觌矣，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视塗，……饍宰不致饩，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县无施舍，民将筑台于夏氏。及陈，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入夏氏，留宾不见。”已至夏正十月，火星早上显现，道路为荒草阻塞，迎候者不在国境，主管道路的司空不在路上，膳夫不为宾客送上食物，里长不为准备馆舍，……到了陈都，陈灵公及其二卿孔宁、仪行父戴着南冠到大夫夏薇舒家去与夏姬淫乱，把宾客(单襄公)凉在一边不见。单襄公返回之后，告诉定王，陈将要灭亡，因为该国不遵从周礼，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候人为导，卿士郊劳，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司空视塗，司寇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水师监濯，膳宰致饔，廪人献饩，司马陈刍，工人展车，百官以物至，宾入如归。是故大小莫不怀爱。其贵国之宾至，则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则皆官正莅事，上卿监之。若王巡守，则君亲监之。’今虽朝(单襄公名)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为过宾于陈，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韦昭注引《聘礼》曰：“及境，谒关人，关人问从者几人。”“宾至于近郊，使卿朝服，用束帛劳之。”“卿致馆。”由此可见春秋时各国通行的聘礼，已与《聘礼》所见者几无差别。也有一些仪节，如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司寇诘奸、火师监燎、水师监濯、工人展车等，为今本《聘礼》所未见，亦可见后者是根据春秋战国间诸侯国聘礼实际并加以系统化、整齐化的结果。
　　春秋时诸侯国之间聘礼频繁，除增进彼此友好关系外，大多还有其他外交使命。清华楚简《系年》简66-67：“晋兢(景)公立八年，*(随)会衒(率)自(师)会者(诸)侯于*(断)道，公命邭(驹)之克先*(左口右甹)于齐，*(上且下又)(且)邵(昭)高之固曰：‘今萅(春)亓(其)会者(诸)侯，子亓(其)于临之。’”事见《左传·宣公十七年》：“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称“征会”而不称“*(左口右甹)”，杜预注：“征，召也，欲为断道会。”其实晋欲为断道会盟，晋景公乃派郤克(即驹之克)聘问齐国，其主要任务是督促齐参与会盟。当时齐与楚为盟国，晋与鲁、卫为盟国，晋、齐争为盟主。齐不大愿意参与以晋为主之盟会，但又不能公开拒绝与会。晋则要借机会给齐一个下马威，逼其俯从。于是此次郤克聘使时，“齐冋(顷)公囟(使)亓(其)女子自房*(上宀下中)(中)观邭之克，邭之克将受齐侯币，女子笑(笑)于房*(上宀下中)(中)”(《系年》简67-68)。因为郤克跛，故齐女子笑之；《公羊传》则说齐让“跛者迓跛者，”明显是藐视晋使。结果引起了一场外交纠纷。其后齐人侵鲁，鲁求救于晋，晋、齐战于鞌，是春秋时有名的战役，结果齐师败绩，国力大损。
　　《聘礼》曰：“若有言，则以束帛，如享礼。”郑玄注：“有言，有所请告，若有所问也。《记》曰：‘有故，则束帛加书以将命。’《春秋》‘臧孙辰告难于齐’、‘公子遂如楚乞师’、‘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皆是也。无庭实也。”《聘礼》经、记说行聘礼在一般的问候之外，还有其他外交事务，可以把己君的书信放在束帛上进呈给主君。郑玄所举的例子见《春秋》及《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僖公二十六年、成公八年。这些例子都是有特殊事务，有的事(告糴、乞师)还甚紧急，因而不能依照常礼，“无庭实(行礼之物品)”。不过“无庭实”也不是绝对的。《春秋·庄公二十八年》：“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糴于齐。”《左传》：“冬，饥，臧孙辰告糴于齐，礼也。”《公羊传》：“臧孙辰告糴于齐。告糴者何?请糴也。何以不称使?以为臧孙辰之私行也。曷为以臧孙辰之私行?君子之为国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讥也。”《谷梁传》曰：“臧孙辰告糴于齐。国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一年不升，告糴诸侯。告。请也，糴，糴也，不正，故举臧孙辰以为私行也。国无九年之畜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诸侯无粟，诸侯相归粟，正也。臧孙辰告糴于齐，告，然后予之，言内之无外交也。古者税什一，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不言如，为内讳也。”臧孙辰如齐告糴，本来是出使，依《左传》说，是合乎礼仪的。《公羊》、《谷梁》二传则说鲁国平时无积蓄，国非其国(不像个正常国家)；诸侯国缺粮，其他国家会主动送来救济，现在鲁国要求告于齐，然后对方才给予，是国无外交，因而需要“内讳”，说成是臧孙辰的私人行为，其实这只是《公》、《谷》的解读。此事亦见于《国语·鲁语上》，云：“鲁饥，臧文仲(即臧孙辰)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铸名器，藏宝财，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国病矣，君盍以名器请糴于齐!’公曰：‘谁使?’对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辰请如齐。’公使往。……文仲以鬯圭与玉磬如齐告糴，……齐人归其玉而予之糴。”明确说臧孙辰是奉魯庄公之命使齐的，去时带有“名器”，即“鬯圭与玉磬”，结果齐被臧孙辰的外交辞令所感动，“归其玉而予之糴”。
　　《左传·哀公七年》：“邾茅夷鸿以乘韦、束帛自清救于吴。”该年魯灭邾，“处其宫室，众师昼掠。邾众保于绎。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邾大夫茅夷鸿自备礼品(乘韦、束帛)请救于吴。因邾子益已被俘，茅夷鸿无君命出使乞师，是一种个人行为。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因事聘问，可看作其变异，但仍然备有薄礼。
　　因为聘礼是诸侯邦交之大事，不存在于非诸侯之间，所以有王或其他诸侯国之使来聘，是被聘国身份及国力强盛的象征，极为被聘国所重视，春秋战国时更是如此。《春秋》经传对每次来聘、往聘几乎都有记载，出土文字中也每每以重要的聘问作为有些国家该年的大事，以之纪年。
　　秦人在春秋之前居西陲。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号曰秦嬴。秦仲被周宣王封为大夫，其子秦庄公被封为西陲大夫(称公出于追认)，因其不是诸侯，故不能参与华夏诸国间的礼仪活动。至秦襄公时，“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有功。周避犬戎难，东涉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于是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畴。”[19]襄公被周平王封为诸侯，与东方诸侯通使，行聘享之礼，更在都城西(今甘肃礼县)建西畤，以祭上帝。
　　陕西宝鸡县太公庙出土的秦公及王姬镈钟、编钟铭文：“我先且(祖)受天命商(赏)宅或(国)，剌剌(烈烈)召(绍)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邵(昭)合(答)皇天，以虩事*(左糹中言右糹)(蛮)方。”[20]此为秦武公器。虩本义为“恐惧”，引申指小心谨慎。秦在立国初小心谨慎地处理与西戎(蛮方)的关系，既有攻逐，也有拉拢，其中包括相互之间的通使聘问。秦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戎王派由余来秦聘问，附带任务是“观秦”，即了解秦之情况。穆公认为由余贤，是“圣人”，于是与内史廖谋，派其“以女乐二八遗戎王”。这既是对戎王的回聘，也是一个离间计。结果，“戎王受而乐之”，而由余得以为秦所用。
　　秦在春秋中期以后，势力逐步向东发展，与华夏诸国接触日多，外交政策亦发生重大变化。宋人著录的秦公钟(淑和钟)铭云：“十又(有)二公……虩事*(左糹中言右糹)(蛮)夏。”同样的话也见于民国初年甘肃天水出土的秦公簋[21]。二器时代约为秦景公时。秦穆公的儿子康公时，秦曾派人到鲁国追赠鲁禧公衣被，禧公丧礼己过才追赠，目的只在拉近彼此关系。《春秋·文公九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隧。”杜预注：“衣服曰隧。秦辟陋，故不称使，不称夫人，从来者辞。”孔颖达疏：“……秦处西戎，其国辟陋，故不称君使，犹楚在庄世称‘荆人来聘’也。”可见这实际上是一次聘使活动。《左传》云：“秦人来归禧公成风之隧，礼也。”杜预注：“秦慕诸夏，欲通敬于鲁，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赠僖公，并及成风。本非鲁方岳同盟，无相赴*之制，故不讥其缓，而以接好为礼。”可见这是秦人主动讨好鲁的。
　　至战国中期，秦虽已雄踞关陇，仍被关东六国所轻视。“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之会盟，夷翟遇之”。后秦孝公重用商鞅厉行变法，国势日强。“七年，与魏王会杜平”，“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22]。上海博物馆藏商鞅方升铭文：“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23]在一件统一度量衡的铭文中提到齐国来聘，绝不是没有原因的。此次来聘不见于文献记载，但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秦孝公时的外交政策，乃与赵、齐结盟，共同对魏。《战国策·齐策五》：“魏鞅之始与秦王计也，谋约不下席，言于樽俎之间，谋成于堂上，而魏将以禽于齐也。”“魏将”指庞涓，可见即使齐、魏马陵之战，也与商鞅有关。方升铭文开头一句话，意在说明此次统一度量衡是在国家强盛、内政安定、外交胜利的背景下进行的，亦如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诏书言“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由此可知远国来聘是受到秦人高度重视的。
　　楚人兴起于荆蛮之地，久“欲以观中国之政”。楚武王三十五年，请“随人为之周，”请周王“尊楚”，结果“王室不听”，武王乃自立为王。楚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
　　楚出土文字多有以他国来聘作为大事纪年者。长沙出土楚铜量铭文：“□客臧嘉问王于*(上艹下戚)(郊)郢之岁，享月已酉之日，……铸廿金*(左音右刂)(筩)，……”[24]此亦量器铭文首句记他国来聘者，用意与商鞅方升同。“首字诸家释读不一，李零先生隶作*(左邑右妟)说即燕国”[25]，殆是。燕国使者来楚聘问王，此楚国该年之大事。
　　安徽博物馆藏大府镐铭文：“秦客王子齐之岁，大府为王认晋镐。”[26]秦客或说即为质于秦国的楚太子[27]，或说为秦使者[28]，殆以后说为是。李家浩先生认为“王子齐”之后省略了“聘楚”二字[29]。邹芙都先生也说：“楚国以他国来使入楚事纪年，尚见于其他材料，如江陵望山一号墓‘齐客张果问王于*(上艹下戚)郢之岁’，江陵天星观一号墓‘秦客公孙鞅问王于*(上艹下戚)郢之岁’、‘齐客韁艧问王于*(上艹下戚)郢之岁’，包山二号墓‘齐客陈豫贺王之岁’、‘宋客盛公*聘于楚之岁’、‘东周之客许*(左纟右呈)归胙于*(上艹下戚)郢之岁’等等，文字体例、格式与此同，‘客’均为他国使者义，秦客也应与此同。”[30]他举了一些楚简的例子，考查简文如包山楚简[31]，同样的话如“东周之客许*(左纟右呈)……”在多条简文中都出现过，可见以来聘纪年，在楚已形成惯例。
　　客为诸侯国出使他国的使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客字条云：“客，《周礼·大行人》‘大宾’，‘大客’别其辞。诸侯谓之大宾，其孤卿谓之大客。《司仪》曰：诸公诸侯诸伯诸子诸男相为宾，诸公之臣、侯伯子臣相为客是也。统言则不别也。”《周礼·秋官·大行人》：“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国之慝，间问以谕诸侯之志，……”郑玄注：“大宾要服以内诸侯，大客谓其孤卿。”《周礼·秋官·小行人》：“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则摈，小客则受其币而听其辞。”孔颖达疏：“大客为要服以内诸侯之使臣也，小客谓蕃国诸侯之使臣也。”铜量、铜镐铭文，望山、天星观、包山简文仅称“客”，不言大小。不过“东周之客”是周天子使臣，战国时周天子地位虽已衰微，但名义上仍是诸侯共主；齐、秦、燕是与楚相颉颃的大国；宋虽小国，但也不是楚的蕃属，故诸客皆为大客。诸国使者来，或称“聘”，或称“问”，《聘礼·记》云“小聘曰问”，实则二者区别不大。
　　吴亦在荆蛮之地，其先祖太伯为周太王子，让位于其弟季历，“犇荆蛮，文身断发”，久不与中原各国相往来。至吴王余祭时，始命其弟季札聘问。《史记·吴太伯世家》：“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裴骃集解：“在《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日人泷川资言考证引竹忝光鸿曰：“自盟宋后，中夏诸侯尽朝于楚。吴楚方雠，故历聘上国，以联远交，且以观诸侯之向背也。《聘礼·记》：‘归大礼之日，既受饔饩，请观。’郑注云：‘聘于是国，欲见其宗庙之好，百官之富。’然则占礼于所聘之国本有请观之事。”余祭派季札出使的目的是要联络吴与华夏(鲁、齐、郑、卫、晋)诸国的感情，离间各国与楚的关系。但季札作为春秋晚期的智者却更欣赏华夏礼乐文化，他在鲁观周乐，对《周南》、《召南》、诸《风》、《雅》、《颂》作了深刻而独到的评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其后到齐、郑、卫、晋，季札也对各国时政多所评论，切中肯*(上户攵下月)，令各国政要折服。季札出聘，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赠送礼物，以结友好。
　　《国语·鲁语下》：“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飨之，乐及《鹿鸣》之三，而后拜乐。晋侯使行人问焉，曰：‘子以君命镇抚敝邑，不腆先君之礼，以辱从者，不腆之乐以节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礼于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寡君使豹来继先君之好，君以诸侯之故，贶使臣以大礼。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臣闻之曰：“怀和为每怀，咨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忠信为周。’君贶使臣以大礼，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32]
　　聘礼受饔饩、宴飨中或宴飨奏乐，《聘礼》经文没有提到。记文也只是说“受饔饩”之后，使者“请观”，观的内容是什么?未具体说。季札“请观周乐”，应他的请求鲁乐工演奏了《诗》的风、雅、颂。叔孙豹聘于晋，晋悼公在宴席上令乐工演奏《樊》、《遏》、《渠》(今已亡佚)，以及《文王》、《大明》、《緜》，豹“不拜”，而且发了一通议论，说自己“不敢拜”，意即对使臣演奏以上篇章不合适。只有在演奏《鹿鸣》三章时豹才重拜。可能聘礼致饔饩、宴飨奏不奏乐，以及奏什么乐，都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的，没有成为通例，所以《聘礼》经文不载。由此我们也应该想到，《聘礼》主要叙述通例，而这通例是由许多具体的聘礼仪节归纳出来的，而又加以系统化。至于春秋战国间的每一次具体聘问，实际上不可能完全依照《聘礼》的定式，而是根据当时情况有所取舍。
　　聘礼产生于商代，西周春秋间发展、完善，春秋战国之际，基本形成定制。战国中晚期，聘礼极受各诸侯国重视。秦统一天下之后，实行郡县制，诸侯不存，聘礼也渐趋消亡。
　　引书简称
　　《京津》 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群联出版社，1954年。
　　《粹》 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再版，1956年。
　　《甲》 董作宾：《小屯·殷墟文字甲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第一册，《中国考古学报告集》之二，1948年。
　　《合集》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9-1982年。
　　注释
　　[1]a.以下引《聘礼》及对其内容的归纳，参看《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王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b.杨天宇：《仪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a.参看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文史》第十五、十六辑，中华书局，1982年。b.陈公柔：《<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c.王辉：《从考古与古文字的角度看<仪礼>的成书年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
　　[3]参看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1042页姚孝遂按语，中华书局，1996年。
　　[4]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第275-2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5]郭沫若：《十批判书》第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
　　[6]同[4]第276-277页。
　　[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19-520页，中华书局，1988年。
　　[8]沈之瑜：《试论卜辞中的使者》，《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9]李学勤：《翼城大河口尚盂铭文试释》，《文物》2011年第9期。
　　[1O]《2010年山西重要考古发现》，《中国文物报》2011年1月7日第6、7版。
　　[11]连劭名：《西周青铜器铭文丛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8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
　　[12]参看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第239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13]王辉：《殷墟玉璋朱书文字蠡测》，《文博》1996年第5期。
　　[14]王辉：《殷墟玉璋朱书*(外戈里土)字解》，《于省吾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5]孙诒让：《古籀拾遗》(下)第27页《毛公鼎》，转引自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6册，第5卷24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
　　[16]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第181页，中西书局，2010年。
　　[17]刘云说，见任攀、任少轩整理《网摘·<清华一>专辑》《玖、<楚居>》简1-简2第7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2月1日。
　　[18]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下册第160页，中西书局，2011年。
　　[19]《史记·秦本纪》，用《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本第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0]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第13页，三秦出版社，1990年。
　　[21]同[20]第19、28页。
　　[22]同[19]第132页。
　　[23]同[20]第34页。
　　[24]周世荣：《楚邦客铜量铭文试释》，《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25]李零：《楚燕客铜量铭文补正》，《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
　　[26]殷涤非：《关于寿县楚器》，《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
　　[27]a.陈秉新：《寿县楚器铭文考释拾零》，《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荆楚书社，1987年。b.殷涤非：《寿县楚器中的“大府镐”》，《文物》1980年第8期。
　　[28]a.李零：《论东周时期楚国的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b.刘彬微：《楚系青铜器研究》第361-36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c.汤余惠：《战国铭文选》第20-2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
　　[29]李家浩：《楚大府镐铭文新释》，《语言学论丛》第22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
　　[30]邹英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第208页，巴蜀书社，2007年。
　　[31]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
　　[32]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国语》(校点本)第185-1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