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诗经·秦风·黄鸟》是讽刺秦穆公以人殉葬，痛悼“三良”的挽诗。《后村诗话》列出了三良之死是穆公使从死及三良自愿从死两种观点。对三良之死，既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有国王心理变异的原因。从心理史学的方面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历史的真象和客观评价历史人物。
　　关键词 秦穆公 三良 心理史学
　　2011年的夏天，虽然并不凉爽，但也不是非常炎热。为消磨长昼，我从书架上随便取出一本书来浏览。这本书为刘克庄所著的《后村诗话》，是1987年我参加陕西省第一次文物普查试点工作时在榆林新华书店所购，在普查的路上雨天无事时消遣的。三个多月普查结束，也把它看完了，当时也没有什么想法。这次重读至其续集二的《三良事》时，却有一些感触。原文是：
　　三良事见于《诗》、《左传》，皆云秦穆杀之殉。坡诗独云：“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客从田横。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此说甚新。后读曹子建《三良》，诗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共荣乐，既没共忧患。谁言损躯易，杀身诚独难。”乃知子建已有此论。[1]
　　这段文字提出了一桩公案，即三良死是自愿的还是穆公使其死，而历史名声绝好的秦穆公如逼死三良，岂非有亏于嘉名耶?所以我们剥茧抽丝，讨论一下。
　　一、三良诗本事
　　记录三良诗较早的是《诗经·秦风·黄鸟》：
　　交交黄鸟，止于棘。
　　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
　　临其穴，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
　　谁从穆公?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百夫之防。
　　临其穴，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
　　谁从穆公，子车鍼虎。
　　维此鍼虎，百夫之御。
　　临其穴，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毛诗正义》：“《黄鸟》，哀三良也，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2]朱熹在《诗经集传》的注中指出：“愚按：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为穆公遗命如此，而三子自杀以从之，则三子亦不得为无罪。今观临穴惴慄之言，则是康公从父之乱命，迫而纳之于圹，其罪有所归矣。”“盖其初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呜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后始皇之葬，后宫皆令从死，工匠生闭墓中，尚何怪哉！”[3]将穆公时使三良从死，解释为秦俗使然，并且推演到秦始皇帝陵中从死的后宫宫人及生埋工匠。
　　对三良事，《左传》文公六年(秦穆公三十九年，前621)：“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从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4]
　　其实，穆公逝后，从死者不止三良。《史记·秦本纪》：“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之不能复东征也。”与《左传》文字大同小异。《正义》引应劭云：“秦穆公与众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黄鸟》诗为作也。”杜预云：“以人葬为殉也。”《括地志》云：“三良冡岐州雍县一里故城内。”[5]
　　三良之从葬，以上文献所记事相同，但在行文中对于三良是自愿从死还是被殺从死有所不同。《左传》云以三良为殉，明示三良是被杀而殉。《史记》将之与百七十七人放在一起叙述，也说明是被杀。注中应说是一诺而从死，带有慷慨赴死的意味。这便是后来诗人们各有说法的根源。
　　二、诗人借事而抒怀
　　诗人写诗，原是借物抒情，借事抒怀，当不得真的。后村所引的那几句，是苏东坡早年在任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年方二十余岁，奋励有当世志，抱负宏大时作的《秦穆公墓》一诗，将三良比作齐之二子从田横，以为三良是完全慷慨自愿赴死。田横事见于《史记·田儋列传》：田儋故齐王田氏族也，从弟田荣，荣弟横。刘邦为帝后，召田横(此时在齐之海岛上)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沐浴，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郦生)，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这便是苏诗所说的田横之客的壮烈故事。田横之死，是耻于以王者之身而为人下。二客之死是忠于田横而从死，有义士之志。岛上五百人死，一是忠于田横，二是怕刘邦报复和歧视。此事，司马迁也为之动容，他说：“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6]太史公不必遗憾无人画此。1928-1930年，著名画家徐悲鸿创作一幅长349、宽197厘米的《田横五百士》来记录此故事，可见此事感动人心。青年苏公得意时的诗充满了激情。此诗大约作于宋嘉祐六年(1061，苏东坡25岁)。他此时赞颂三良是准备忠于王事，像三良一样。三十多年以后，即绍圣二年(1095)，他作的《和渊明咏三良》诗，则与此极不同。陶诗《咏三良》诗为：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违。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
　　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
　　出则陪文舆，入则侍丹帷。
　　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
　　厚恩顾难亡，君命安可违。
　　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
　　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陶渊明此诗及《述酒》等诗，王瑶以为是哀悼张伟(袆)不忍向零陵王进毒酒事，以三良为题以述志[7]。诗中表扬三良为报君王厚恩投义而死，与苏东坡前诗之意相符。但和陶诗时苏东坡却对此予以批判，认为三良为秦穆公殉葬是违背事君不以私的愚忠行为。他写道：“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8]指出从君死一事，应有所区别，明君可从死，否则不必，即有所违，意趣大变。其原因是苏东坡作此诗时，已是因元祐党祸被贬于儋耳之时，年已59岁，宦海浮沉，几于丧命，历世已深，洞彻人生了。文中曹子建诗，乃是寻求知己而已。清时王渔洋(王士祯，后改名王士正)的《穆公墓》：
　　雨霁陈仓晓日红，杖藜来访橐泉宫。
　　千年断碣荒烟里，一片残春秀麦中。
　　黄鸟哀诗良士尽，碧鸡飞去霸图空。
　　子车遗塚犹邻近，长与坑儒恨不穷。[9]
　　这也是一首咏史诗，将三良与坑儒联系了起来，也是对清时雍正王朝的文字狱的一种不满和非议了。
　　从上述苏东坡咏三良诗，我们看到诗人因时代不同、个人遭遇不同、年龄不同，对同一事件的评价也迥然不同：由赞赏三良之赴死而转为批判。从心理史学的观点来看，这是诗人因外界境遇的变化导致的心理变化。心理学教科书指出：“一个人的性格，是主体与客体的长期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是个体各种心理活动的长期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是个体各种心理活动特性整合的结果。主体的意识倾向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对性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个人的处世原则、对事态度和活动方式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一个人的性格结构。处世原则反映了主体的人生观，是性格的核心。对事态度反映了主体怎样对待事业，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的态度体系，是性格的实体。活动方式反映了主体基本心理的表述方式，是性格的表现特征[10]。苏东坡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强烈的事业追求。开始时事业顺利，后来由于乌台诗案、元祐党祸，被贬海南，历九死之劫，社会环境使这位不知“外饰”[11]又进入老年的文人，性格上起了变化，影响了对同一事件的态度，甚至态度截然相反。而这种人格变异到此时的苏东坡似乎更进入老到洞察的境界，所以更为老辣，一语中的。关于历史人物的心理因素影响下的人格变异，下面还要讨论。
　　三、《黄鸟》中的秦穆公
　　《黄鸟》是写三良陪葬的，其原因在于秦穆公的一己之私，引起诗人们的议论。秦穆公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代有为之君，对于为什么会发生三良殉葬的事，诗人议论不同，有必要做更深入地研究，以利于对历史的深层认识。
　　秦穆公在秦的历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一代国君。他继秦襄公立国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12]。这是他的武功，惊动了周天子，派人来祝贺。孔子也称赞道：“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13]孔子的话不仅称道其武功，更揭示了穆公的志向远大，行事中正，用人任贤。其具体事例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穆公十二年(前648)，晋饥，穆公听从百里奚的话，与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二是岐下野人宰殺了穆公最爱的战马，三百多人把它吃掉了。“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三是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穆公伐晋大败，三将被擒。事后，他没有委过于人，而是深自反省，这便是《尚书》中保留的唯一一篇秦国文献《秦誓》。秦穆公的这些作为，是儒家的作派。他曾经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这也是孔子赞他的原因。正因为他的这些作为和功业，班固在《古今人表》中，把古代名人列为九等，即上中下各又有上中下。秦穆公被列为中等之上，与晋文公同等。这应是很高的评价了，须知秦的立国之公秦襄公是列为中等之中，穆公的父亲秦德公及他的二位哥哥秦宣公、秦成公被列为中等之下，齐恒公被列为中等之中。当然，班固主要是从儒家的道德层而考虑的。他将穆公列入中等之上，让三良殉葬应该是其被诟病的重要原因。这一点从百里奚及三良都被列为上等之下，比他还高一个等级[14]，就可以知道其中原委了。
　　穆公这样具有仁义之心的君王，清高士奇在《左传记事本末》卷五十二还称他“举人之周，周人之壹，天下称之”的人，为什么会残酷地让活人殉葬呢?这与他过往的行事方式是大相径庭的。有的先生从当时的人殉风俗作解，为之回护[15]，这种说法虽有某些道理，但并不充分。殉人制度虽然从夏殷时便已有，且殉人更多。春秋以后是古代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时期，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对于殉葬已有不满。孔子(后穆公约70多年)对以陶俑作殉葬都十分不满。他说：“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为什么呢?注云：“束草为人形，以为死者之从卫，谓之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亦明器之类。中古为木俑人为之俑，则面目机发太似人矣，故孔子恶其不仁。”[16]《孟子·梁惠王》中说：“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对人殉是深恶痛绝到连俑殉也反对，因为太像人了。孔子反对人殉，说明社会上对人殉的不满已经较普遍地存在了。其后墨子也认为“天子殺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千；将军大夫殺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17]，是不应该的。秦献公元年(前384)，才将从死从制度上废除了。制度是社会已迫切要求后的产物，总是后于社会要求的，尤其是限制统治者的制度，产生难度更大，即使产生，执行的难度也不亚于其产生。其实，中国古代的人殉，虽从制度上是不合法的，但是并未绝迹。明代朱元璋、朱棣仍然在实行着[18]。说明制度虽列，行与不行，则在于当事者之贤与不肖，仁与不仁了。事实上，从当时三良为代表的177人从葬的时候，民众便有不满的情绪，吟唱出《黄鸟》一诗，以抒发不满，《左传》以此作出秦国不能东进评判，说明人殉在此时已经为人们所不齿了。
　　以常人的观点看，秦穆公除赫赫武功之外，还是很有爱心的。从理论上看，他欣赏并实践着儒家的礼乐理论与制度；从行为来看，他不但宽恕了岐下野人偷杀自己的爱马，并偿美酒，目的在于保护这些人的身体健康；晋国遭到饥荒，他不愿趁人之危攻晋，反向晋运去粮食。从思想自律来看，他能公开向众大臣反躬自省，承担自作主张攻晋失败的责任；从历史上来看，《史记·秦本纪》中在他之前，秦武公二十年(前678)，武公卒，“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穆公后未见秦王有让人从死的记录，以后献公将“止从死”作为制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在昭王时期执国政40多年有重大贡献的宣太后死前，希望让自己的情人魏丑夫殉葬，经庸芮说服，她打消了这个念头[19]。从以上这些方面推论，秦穆公会是一位充满爱人之心的仁者，但是，事实往往驳斥了人们的推论。晚年的秦穆公不但不反对人殉，而且一下子杀了177人去殉葬，而且其中包括了在人们心中有很高声望的三位良人。怎么解释这件事呢?过去读史至此，虽觉诧异，但无从索解。现在，我想从另一角度即从人们心理和性格来试作分析。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谈到心理学和历史学时认为：“历史研究中对心理学方面的重视，这本身不是什么新东西。修昔底德早就认为，历史解释的最终关键在于人的本性。”“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心理学领域开始非常活跃的实验研究以来，心理学本身的进步为历史学应用比过去更加严谨和成熟的心理学概念奠定了基础。”“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向历史学家提供的与其说是新的技术手段倒不如说是促进他们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环境。”因此，“只要心理学能够帮助历史学家弄清这些剩余的问题，历史学家就不会拒绝它的帮助。然而心理学通过提出新问题来帮助历史学家澄清自己的思想，也许比历史学家提供新答案的可能性更大”[20]。历史评论家肯定了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恩格斯曾说过：
　　愿望是由激情和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21]
　　恩格斯所说的决定个人愿望的激情和思虑“精神方面的动机”，应是由个人的心理因素决定的。个人的心性，则是由个人内在因素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下面引用心理学家的论述：
　　古希腊有一个医生认为，人体内有四种体液，即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以血液占优势者为多血质，这种人往往热情、愉快、朝气蓬勃，喜爱社交活动，但办事缺乏耐心。体内液体中以粘液占优势者为粘液质，这种人往往稳重、坚定，善于埋头苦干，却失于因循守旧。黄胆汁占优势者为胆汁质，精力充沛，直率大胆，往往脾气暴躁。黑胆汁占优势者为抑郁质，易于体验那些甚至是觉察不出的事件，却又多愁善感，胆小怕事。大多数人都是一种气质特征与其他气质的某些特征结合一起……人的性格是先天和后天的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塑造出来的“合金”。性格首先要反映出先天遗传气质的禀赋……但是，在人类的性格形成中，特别是性格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更多是受后天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22]
　　个人心理和性格的形成，一方面是先天的甚至母亲“怀孕期间的情绪激动会影响后代的情绪特征”[23]，这是自我方面的。另一方面则是客观的、外部的即时代精神、生活环境的影响。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的性格是主体与客体的长期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是个体心理活动特性整合的结果。主体意识倾向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对性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4]。美国心理学家舒乐茨也认为“有很多事例说明，一个自称为伟人的人不可能改变时代；正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当他“超越了他那个时代”时，他就不能改变时代。人们在生活风格上，“追求优越，是普遍存在着的，不同人用以追求优越的方法也各不相同”[25]。
　　我们依据这些心理学的论述来认识秦穆公，便会对他后期要求人殉的心理有所理解了。按三国魏人刘劭的《人物志》对历史人物的品评，秦穆公应是强毅与雄悍之人，历直刚毅，材在矫止，雄悍健杰，任在胆烈，其失在于难于入微与居约。从四种体液的观点看，他界于多血质与粘液质之间。这种体液表现出的性格特点是富有朝气，勇于进取，能埋头苦干，但却因循守旧，这是他本质上具有因袭旧制的心理素质，这是他接受人殉制的个人心理基础和性格特征。穆公继襄公立国之后，执政四十余年(前659-前621)，功伟宏业，秦地东至于河，步入春秋强国之列，周天子也对有他所垂青，其优越感也油然而生。有了优越感，自然会要求生时的享受和死后的厚葬，自会要求有人殉之仪，且人数更多，殉者品位更高，不仅是一般人，还要有高品质的三良。秦人地处西部，与戎狄杂居，使“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26]。正是朱熹说的“戎狄之俗”，也助长着穆公要求落后于时代的人殉风气。人殉从殷到秦穆公已实行了1000多年，春秋之时，正处于存废的过渡时期，贤者呼废，不肖者仍行之，穆公正处在这种变化之时。秦在关西，虽为周文化之源地，穆公自己也好儒之礼义，但学得皮毛，并未入室，且为由余所讥。穆公晚年已六十岁左右，已入老年，正如唐惟严禅师所说：“云在青天水在瓶”，难免显露老年人常见的昏慵、固执和守旧等性格上的弱点。因此，在习惯势力影响下，在旧风俗的促使下，在历史劣根的因袭下，在自己因功成名就优越心态的陶醉中，他没有坚持自己原来的爱人追求，而选择了旧制——人殉。并且因为他性格强悍，无人敢谏，他也不听人谏，结果导致了秦人唱出《黄鸟》之歌，他也在一生辉煌中留下了一个败笔。说是败笔，是指他本来可以跟上新的思潮，不用人殉，或废除人殉，不给后来的史评留下可指责的遗憾，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也进一步说明，史上无完人，每个人终都会因为自己的性格上的不足而做不了完人。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天才也有缺点，圣人也有不足。这不是苛求古人，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古人，增强后人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至于诗人们借《黄鸟》一诗，所发的议论，或褒或贬，都只是诗人们的借事抒怀，正如南宋张戒所说：“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27]，作不得数的，如果以诗人之言而作史评，是需要谨慎从事的。
　　注释
　　[1][宋]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第101页。王秀梅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文中所引曹子《三良诗》后边还有几句：“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长夜何冥冥，一往不复还。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见《文选》卷三，中华书局，1977年缩印胡刻家刻本。
　　[2]《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
　　[3]朱熹《诗经集传》第52页，世界书局本。
　　[4]《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文中说：“秦穆公不为盟主也宜哉。”左丘明为春秋鲁人，其谓穆公不为盟主，为其当时之事。后世所谓五霸，有三说：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三说中二说有秦穆公。见班固《白虎通》卷一上，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5]《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6]《史记·田儋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7]王瑶：《陶渊明集》第112页，作家出版社，1956年。
　　[8]王水照：《苏轼选集》第15-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各诗行年参该书所附南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
　　[9]罗鳌：《重修凤翔县志》卷之七《艺文·诗》，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刻本。
　　[10]苏长浚：《基础心理学讲话》第203-20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11]其父在《名二子说》中有“轼乎，我惧汝不外饰也”，即怕他率真直爽而取祸。
　　[12]《史记·秦本纪》。《正义》韩安国云：“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国十四，辟地千里。”《盐铁论·论勇篇》为：“西戎八国服。”《史记·李斯列传》为并国二十。应以《秦本纪》为是。
　　[13]《史记·孔子世家》。
　　[14]《汉书·古今人表》。
　　[15]林剑鸣、刘宝才：《论秦穆公》，见张文立主编《秦史人物论》第25-26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16]《礼记·擅弓》下。陈澔注《礼记集说》第51页，世界书局版。
　　[17]《墨子·節葬》下，孙诒让《墨子閒诂》，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18]下面转引《大众文摘》2011年第5期，《揭秘古代人殉的恐怖手段》一文中的材料。朱元璋死时，让众多妃嫔宫女从死。毛奇龄《彤史拾遗记》说四十六妃嫔陪葬寿陵。朱棣死后，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哭声震殿阁。其中有朝鲜所献的美女韩氏、崔氏2人。
　　[19]张文立：《一代红粉宣太后》，《秦史人物论》第82-9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20]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01页，112-1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2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2]何慕陶：《性格，看不见的魔法师》，《妇女生活》1985年第4期。
　　[23](美)克鲁奇等著、周先庚等译：《心理学纲要》第17页，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
　　[24]苏常浚：《心理学讲话》第20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25]舒尔茨著、杨立能等译：《现代心理学史》第36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
　　[26]《淮南子·要略》，《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0年。《史记·魏世家》信陵君也说：“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27]张戒：《岁寒堂诗话》，王大鹏等《中国历代诗话选》(二)第510页，岳麓书社，1985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