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本文以地缘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周代王室与诸侯国及诸侯国之间的互动，并对周代之前和之后的史实有所涉及，着重考察了地理、文化、政治理想与政治制度、国家兴衰之间互为表里的联动关系，认为一定的地理环境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具有合理性的、广为传播并深入人心的文化、政治理想，对地缘政治面貌有重组、整合的作用。
　　关键词 地缘政治学 文化 政治理想 德与力
　　地缘政治学是现代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显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影响的分析研究。地缘政治理论家们指出某些因素对决定国策的重要性，诸如：获得国防屏障，控制重要的海上航线，据有战略要地等等。”[1]简单地说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是基于地理的国际政治权力问题，是国家在既定的国际政治地理环境中如何实现自身权力、利益和安全的一门学问。地理在这里显然不但指气候、山川、道路、关隘这些自然要素，还包括人口、物产、文化、技术的内容。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地表山川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减小了，现代地缘政治学已关注到深海、极地、太空的地缘政治意义，古代仅关注地球表面的大陆和海洋。古代中国处于封闭的地理单元，航海技术发展较晚，它的地缘政治思想更局限于陆地。地缘政治学提出不过一百多年，却发展迅速，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差别在于政治地理学关注国内，地缘政治学关注广阔的国际舞台。在古代，不乏对地缘政治学原理不自觉的运用，某些方面甚至积累了更为深刻的思想，用地缘政治分析周代王室的衰落、诸侯的崛起以至秦的统一，脉络会更加清晰。
　　周代政治是宗法制与分封制结合、宗统与君统相叠形成“家天下”格局，王室“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形成以王室为中心、与居于重要地点如晋、卫、齐、楚、燕等诸侯国连接成线，以控制整个版图。天子与同姓、异姓诸侯是父子兄弟的血缘或拟血缘关系，因血缘尚近、情谊甚笃，为了控制殷遗和其他外族的需要，这种由点而线而面的政治格局，起初保持着较高的统一性和整体性，随着血缘疏远和对周边小国及异族的兼并以及田地的垦殖，重要诸侯国间由原来点与点间的支援、协作关系变成比邻接壤的竞争关系，“周代封建网维系的秩序，于是也面临严重的考验”[2]，遂进入争霸争雄的春秋战国时期，最后由西部的秦国完成统一。春秋战国时期有非常丰富的地缘政治思想，要在一篇文章里梳理其脉络，只能是粗线条的。
　　一、西周(前十一世纪-前771)
　　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九服或五服的天下体系，天下是至大无外的，以居于“天下之中”的王畿为中心，向外每五百里区域为一个等级，九服的名称由近而远依次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3]；五服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4]，它们与王室关系的亲疏、对王室承担的义务和从王室分享的权力随距离由近到远递减。布局如此规整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只能看作王权对实际的疆域和能发挥政治影响的范围的理想化构拟。这样的地缘政治安排，确认和强化华夏中心区对外围蛮夷戎狄的文化优越感，以克服离心倾向，使人认同和趋向于中心区域，使华夏文明的辐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它与分封制迭合，组成一个开放系统，王或天子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天命，天命是否眷顾决定于是否有德，王或天子失德天命就会发生转移，天子的天下与诸侯的国家结构上的同质性，“在潜在的可能性上，每个国家都有可能发展成为天下新核心而取代旧核心，就是说，假如宗主国无道或不公，失去天下民心，就可以取而代之，但政治核心的变更并不改变体系的政治制度”[5]。武王克殷之后，封纣子武庚于殷，并置管叔、蔡叔、霍叔监督之，传说又封神农之后于焦，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陈、杞两国春秋时期尚存在，或在周初确受封赠，但这些封国属于周人的怀柔政策，真正对稳定局面起作用的是对同姓亲戚和异姓姻亲、功臣封以大国，如封姜姓太公望于齐，封周公旦于鲁，召公奭于燕，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叔振铎于曹，叔武于成，叔处于霍，滕、东虢、西虢、郜、原、毛、聃、雍、毕、酆、郇、邗、应、韩、祭、邢、凡、蒋、茅、胙请国是文王、武王、周公时期的周室子弟的封国，多分布于今河南、山西、山东、河北诸省[6]。楚是南方的异姓大国，传说其先祖鬻熊为周文王师，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7]。熊绎为鬻熊的曾孙。《史记·陈杞世家》说：“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吕氏春秋·观世》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实际的封国和方国合起来有一千多个。周的分封完成于文武成康四世，建立起血缘基础的政治网络。周初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营建东都洛邑，洛邑在今洛阳附近，它有藩卫镐京、控制东方和南土的重要作用，武王克殷之后即有营建洛邑的想法，未及实现而死，成王即位，三监叛乱，周公东征三年始平，成王即命周公、召公完成洛邑的营建。
　　周初几项稳定局面的重要举措，若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其优势在于，宗法制以血缘或拟血缘关系将王室与诸侯结为一体，两都制将膏腴之地的关中与洛邑所在的伊洛平原连为不可撼动的地缘政治主体板块，又与燕、齐、鲁、晋、楚各诸侯勾连呼应，内部的不靖之地和外部的蛮夷戎狄作为破碎地带，不能与王室、渚侯相抗衡，故周人以小邦克商，初立即能伐夷残奄，齐太公与莱人战，鲁伯禽与淮夷、徐戎、熊盈、蜚廉战，都取得了胜利，仪将洛邑看作控制东方的中心，而不说明它与关中相连所起的主体板块作用，是不充分的。东都洛邑的优势是处于地缘政治学鼻祖哈·麦金德所谓的“心脏地带”，心脏地带的价值是可以向各个方向便捷出击以控制周边进而控制整个版图，用麦金德的话说就是；“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8]对处于封闭地理单元的古代中国来说，中原是中国的心脏地带，这一点战国时期人们的认识比较清楚，如谓：“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9]“梁者，山东之要也。有蛇于此，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10]故后世以“逐鹿中原”比喻争夺天下，韩、魏、洛邑皆处于中原的核心位置。
　　宗法制起到凝聚作用，分封制是离散的趋向，这是其矛盾之处，不少人承认西周初期宗法制和分封制对迅速控制局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不得不承认长期下去这会造成统治网络的分崩离析，如说：“其结果是一方面是受封的诸侯听命于周王，成为中央权力的基础，另一方面王土逐步地方化后削弱了中央力量，强化了地方势力的力量，诸侯国最终成为分割中央权力的地方势力。”[11]又如说：“西周分封，用亲缘关系封建网络，宗统与君统相叠，血缘与政治结合，这双重结构，为中国文化传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更须注意处：诸侯带去封地的武力，周人之外，还有殷商遗民；诸侯在封地，又结合当地族群，与其精英分子，互结婚姻。于是，无论哪一个封国，都是若干族群与文化系统的融合。周人与殷商文化，渗透各地的地方文化；同时，各地还有其地方文化的同化作用。日久之后，诸侯必然‘本土化’，不免与中央逐渐疏远。是以西周分封，建构了各地上层的周文化礼制，也孕育了后来网络崩解的结局。”这种机制也可解释春秋战国时期权力由天子而诸侯而大夫而家臣的逐渐下移[12]，汉代确也有以“推恩令”削弱诸侯实力的做法。可是，制度已规定王室在土地、兵力上都比诸侯拥有更大的优势[13]，诸侯与王室遵循着同样的方式分封子弟，也以同样的速率裂解自己的实力，分封制为既有凝聚作用又是离散结构的矛盾统一体，在当时的思维水平上并不必然导致崩溃，它是在作为其存在条件的更大的外部体系发生动摇时才会起作用。
　　传统上对西周以后的社会变迁有一概括性的说法叫“礼崩乐坏”，即维系这一统治网络的价值体系和礼乐教化失效了。礼崩乐坏的根源或许不仅在于诸侯的僭礼，还在于天子失德对礼乐制度有更大的破坏作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事实上却因为血缘亲疏造成差别，如楚以南土大邦仅得子爵，常受歧视，西周晚期受“汉阳诸姬”的监督，《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子对先前楚与齐、鲁、晋、卫共事周康王却不能得到平等对待而耿耿于怀，右尹子革解释说：“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西周末期厉、幽两王，厉王听信荣夷公专擅山泽，与民争利，命卫巫监谤，以暴力压制舆论；幽王废嫡立庶，废长立幼，烽火戏诸侯，拿军国大事当儿戏。楚国挑战王室、国人暴动和申侯联合西戎进攻王室这一类事情，是因为制度所许诺的利益被举措失当或失德的天子剥夺，因而制度所期望的诸侯对王室的藩屏作用也会打折扣。地缘政治学的一种思想“重视地缘政治思想(地缘政治领域的观念及认知本身或作为未来实践的理想)甚于地缘政治的事实因素”[14]。周代用重礼制而不尚权力、重教化而轻于典刑的礼乐制度整合了已有的和想象的土地，形成至大无外的天下体系，政治伦理脱胎于家庭伦理，天子犹如大家长，他要像天地一样长养万物而不谋私利，以追求万邦协和的大同境界，因而对德的要求非常高，德是其膺受天命、取得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否则天命就会转移到有德者身上。这一框架内的互动，居上位者的善德和恶德都会通过系统放大，促成系统的优化、崩溃或中心转移，它的崩溃首先表现为居上位者的失德造成文化、政治理想的破坏，于是转而在体系内另外寻找天命眷顾的新主，或者另起一套文化和政治的理想，这个过程在接着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缓慢地进行着。
　　二、东周(前770-前221)
　　周幽王废申后立褒姒为王后，废宜臼立伯服为太子，引发申侯联合缯、西夷、犬戎袭破镐京。幽王兵败，点燃烽火征调诸侯，诸侯皆不至。幽王、伯服被杀骊山下，西周灭亡。申侯等诸侯拥立太子宜臼为周王，即周平王，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为“携王”，晋文侯杀携王，结束二王并立的局面，周平王在晋文侯、秦襄公、郑桓公的协助下东迁洛邑，东周开始。东周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
　　(一)春秋时期(前770-前476)
　　平王东迁，岐、丰归于秦国，丰以东为秦、晋侵吞，东都洛邑形势，《中国疆域沿革史》节录《春秋大事表》案语这样描述：“盖东迁之后，周室疆域，尚有旧河南、怀庆二府之地，兼得汝州。跨河南北，有虢国桃林之隘，以呼吸西京；有申、吕、南阳之地，以控扼南服。又虎牢、崤、函俱在王略，襟山带河，晋、郑夹辅，势尚不弱。及平、桓、庄、惠相继，号令不行，王纲大坠，酒泉赐虢，虎牢赐郑，至允姓之戎入居伊川。晋灭虢，镐京之消息断；楚灭申，南国之声势张。至温、原苏忿生之田与郑，复以赐晋，则举大河以北委而弃之。”[15]周平王有勾结申侯弑父之嫌，鲁国因此不奔平王之丧；二王并立，诸侯不知所从，晋文侯杀携王定天下于一尊。周王室疆域和威望都遭受损失，能够维持和平的地缘政治主体板块不复存在，“郁郁乎文哉”的礼乐制度也让血腥的现实弄得龌龊不堪，实力增强的诸侯以“尊王攘夷”名义迭次兴起。
　　春秋五霸有不同说法，这里采信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为春秋五霸的说法，宋襄公实力不足以称霸，他是以好行仁义入围的，其余四位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位期间将自己的国家推至鼎盛阶段。这四个国家的共同特点是与蛮、夷、戎、狄杂处，有土地、人口、兵力相对弱小的外围发展空间，作为春秋首霸的齐国虽然发展空间不足，却有渔盐之利和发达的工商业弥补。此后的战国七雄与春秋五霸分布于基本一致的地域空间，显示出地缘政治的某种规律，而周初为大邦的宋、卫等诸侯，因处于中间区域，内迫于王畿，外为齐、晋、楚所束缚，始终不能有较大发展。
　　与哈·麦金德重视“心脏地带”不同，斯皮克曼重视“边缘地区”，他说：“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着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着世界的命运。’”[16]以此来分析春秋时期的形势，由于居于心脏地带的王室实力和文化上的双重破产，不能号令天下，进攻王室会带来莫大的舆论压力，诸侯便在“尊王攘夷”、“兄弟阅于墙，而外御其侮”名义下从外围进行兼并、争霸战争，这些口号反映宗法制仍能起到一定的维系作用，却与礼乐制度所要求的雍容、典雅的境界相去甚远，濒临质变的边缘。王室之尊不是由自身威德产生，而要诸侯出于责任感去维护；兄弟之国间的战争虽受谴责，也渐成常态，却又有共同对付外敌的义务。救助王室和小诸侯的仁义行为成为赢取霸名的途径。
　　五霸中多有申大义于天下的行动，如齐桓公还鲁之侵地，伐山戎救燕并让地，杀女弟以定鲁乱，伐狄迁卫于楚丘，伐楚责以不贡苞茅及昭王南巡不返事，他说自己的功业，“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军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晋文公复周襄王位，杀王子带，为宋解楚围，复卫侯、曹伯。越王勾践“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17]。甚而“宋伐齐丧而狄救齐，卫病邢而狄为邢谋卫难”，夷狄也倡大义于中国[18]。“《春秋》之义，夷狄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其许楚庄入郑是也；中国而为夷狄之行，则夷狄之，卫伐凡伯、晋伐鲜虞是也”[19]。这是何等广阔的胸怀!土地、人民和德望是霸主争夺的对象，在树立威望的同时它们兼并其他国家也不遗余力，《荀子·仲尼篇》称，齐桓公“并国三十五”，《韩非子·难二篇》称，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有度篇》称：“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吕氏春秋·直谏篇》称，荆文王“兼国三十九”，《史记·李斯列传》称，“秦穆公并国二十”。
　　心脏地区的主导作用丧失，边缘地区的实力中心轮番称霸，齐国称霸最早，晋国称霸时间最长，晋国遏制了楚国的北进和秦国的东进，晋楚城濮之战后楚转而东向向江淮平原发展，秦晋崤之战后秦国向西开疆拓土，到春秋中期，各国实力及约束机制实现了均衡，出现了由两次“弭兵之会”缔造的一段和平时期。而后各国不同程度出现权力下移，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力量出现新的不平衡，竞争更加激烈，遂进入“以攻伐为贤”的战国时期。
　　(二)战国时期(前475-前221)
　　“温人之周，周不纳。客即对曰：‘主人也。’问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而诵诗，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之臣，而又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20]温人言顺理通，从容获释，他拿王土、王臣的大帽子扣人，有司也奈何他不得。秦欲攻周，周最谓秦王曰：“为王之国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国，而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弊于周，而合天下于齐，则秦孤而不王矣。”[21]秦人投鼠忌器，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攻周。赵肃侯四年(前346)“朝天子”。(《史记·赵世家》)秦孝公二十年(前342)，“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史记·秦本纪》)这些事实表明周王室仍保持着一些名义上的威权，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齐、魏僭礼徐州相王，引发各诸侯都称王，周王地位进一步降低。“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谋诈流行，世风大变，正如《日知录》“周末风俗条”所总结：“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扬雄《法言·渊骞》说：“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史记·张仪列传》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三晋处于天下咽喉胸腹之地，是争夺的焦点，故其士精于计算，擅长权变，为计谋得售以获取个人利益，要仔细揣摩游说对象，充分考虑其利益，复杂的利益关系愈辩愈明，逐渐形成深刻的地缘政治认识。
　　战国各大诸侯国多有另外的名称，齐为“负海之国”，秦为“四塞之国”，赵为“四战之国”，又因具体形势有“抵国”、“距国”、“形亲之国”之分。
　　齐为负海之国，《史记·张仪列传》：“齐，负海之国也。”《史汜·高祖本纪》：“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商君书·兵守》：“负海之国，贵攻战。”
　　秦为四塞之国，《史记·苏秦列传》：“秦四塞之国。”《正义》曰：“东有黄河，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山及武关、尧关；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是四塞之国，被山带渭。”
　　赵为四战之国，《史记·燕召公世家》：“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伐。”《正义》曰：“赵东邻燕，西接秦境，南错韩、魏，北连胡、貊，故言‘四战’。”《商君书·兵守》：“四战之国，贵守战，……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钜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四战之国也称衢国，《管子·国蓄》：“壤正方，四面受敌，谓之衢国。以百乘衢处，谓之托食之君。千乘衢处，壤削少半。万乘衢处，壤削太半。”
　　抵国、距国，《管子·国蓄》：“前有万乘之国，而后有千乘之国，谓之抵国。前有千乘之国而后有万乘之国，谓之距国。”
　　形亲之国，《战国策·楚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章”：“今秦之与楚也，接境壤界，圆形亲之国也。”
　　又有以身体部位、寝被襟带比喻地理形势，韩为天下咽喉、魏为天下胸腹、梁为山东之腰，已见前引，如此重要的位置也称“天下之枢”，《战国策·秦三》“范淮至秦”章：“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也有以脊为喻，“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上两引俱见《战国策·楚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章”)
　　也有直接描述的，此类说辞最多，如《战国策·魏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章”：“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
　　另有《庄子·说剑》：“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岱为铹，晋卫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可看作一种特别的地缘政治认知。
　　诸国形势，秦国是一个独立地理单元，最为险固，与山东诸国距离遥远，进可攻，退可守，易守难攻，《史记·高祖本纪》田肯对刘邦说：“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秦惠文王时又征服了蜀，蜀与关中相似，北有秦岭，东有长江，南为云贵高原，西为青藏高原东缘，也是易守难攻的独立地理单元。《史记·六国年表》序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秦国最终取得统一全国的胜利，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是其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秦国政令切合实际、简便易行是另一重要原因。
　　战国中期各国都开始变法，主要的有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和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变法内容多为废除世卿世官制，加强军事力量和开发土地，对增强国力都起到明显作用，但变法最为彻底的是秦国，因为有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下来变法内容。吴起在魏国魏文侯时选练武卒和镇守西河有功，但受人排挤，在魏武侯时离开魏国，到楚国相楚悼王，悼王死后未葬即被楚贵族射死于尸体旁。李悝相魏文侯，“尽地力之教”最为重要。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实行军功爵制，秦国社会风尚，是：“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史记·商君列传》)“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商君书·画策》)“民喜农而乐战。”(《壹言》)“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赏刑》)所以秦国士兵的战斗力最强，《战国策·韩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章”：“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秦赏刑并用，在农业生产和临敌作战时使每个人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尽地力之教、选练武卒不能与之相比。
　　要取得胜利还必须有正确的战略决策。假使秦惠文王听信张仪攻韩而不伐蜀、秦昭王不听从范睢的“远交近攻”之计，历史的发展将会是另一番模样，事实上秦昭王见范睢前确实在近交远攻，远在春秋时期很有作为的秦穆公也曾确实想向东方发展，这反过来说明，秦人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有较大的容错度。
　　战国晚期秦昭王时，形成秦为西帝、齐为东帝(《史记·秦本纪》)，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战国策·燕一》“齐伐宋宋急章”)的局面，嬴政时的形势是横成则秦帝、纵成即楚王(《战国策·秦四》“秦王欲见顿弱章”)，统一趋势明朗，最后由秦实现统一。
　　三、结语
　　周人能以西土小邦克商，是因为公刘、公亶父、王季、周文王累世“修后稷之业”，重视农业开发，积德行义，赢得民心。文王拘而演易，窥天地消息变化，决虞、芮之讼，诸侯称赞他说“西伯盖受命之君”，伐密须、败耆国、伐邘、伐崇侯虎、徙都于丰，对商形成钳形包围。文王死后，武王继位，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召公、毕公辅佐左右，与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后来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国，陈师牧野，殷纣王自焚鹿台而死，商代灭亡，周代建立。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在平定管叔、蔡叔与武庚的叛乱，伐夷残奄，致政成王之后，“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22]。
　　周人的胜利主要是因为有比商代更为合理的宗教、政治思想，并将之以富有德性内涵的宗法制、分封制的制度付诸实践。周人创造性地将上帝与祖先神分离，并将“天”、“帝”或“上帝”作为至上神，祖先是上帝的儿子，被派到下界来作最高统治者，死后灵魂回到天上，仍为天的下属。天命可以转移，不会永远眷顾一家一姓，是周人又一项创造。人制约天命在于能否行“孝”和是否有“德”，孝是祭祀祖先时有所奉献的形象，孝的对象不仅有父母、祖父母，而且包括宗室，宗庙以及兄弟、朋友、婚媾。德是处事得宜，包括敬天、孝祖、保民三项内容，运用在政治上即是要求明察和宽厚[23]。这些经验经周公制礼作乐，通过宗法制和分封制将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巧妙结合，又对其进行了哲学和美学的处理，扩充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体系，使之具有涵盖天地万物、人间百伦的宏大气象，其强大的生命力通过四代翦商和近八百年基业并奠定中国文化基本面貌得到充分证明。当然，我们说用人的胜利主要取决于合理的宗教、政治思想，也不否认它一贯重视农业和有正确的战略思想所起的作用。
　　周又为秦所取代，秦人的胜利是法家的胜利，法家尊重现实中君主的绝对权威，尊重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愿望，以法治国，实行严刑峻法和奖励耕战的制度，以周人的礼乐制度和秦人的以法治国为两极，我们看到人性的善、恶两极，价值的德、力两极，社会的等级、平等两极。以平王东迁为界，两种思想此消彼长，都曾有效地组织经济、军事、政治资源，形成不同的地缘政治面貌，周初礼乐制度形成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藩屏王室的格局，春秋时“尊王攘夷”形成的是霸主轮番主持政局的格局，战国时尚力不尚德，以攻伐为贤，各国互相征战，大国兼并小国，形成较大的几个诸侯国，秦最终统一天下。秦朝国祚短暂，汉承秦制却行分封，用黄老之术，文、景时削藩，武帝时独尊儒术，最终形成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和以儒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乡村社会却一直以宗法制的宗族组织维系，此后时有分封制与郡县制实践上的反复和理论上的争辩，如西晋和明代都曾实行分封却不得不废除。多次的军阀割据中国都能统一，多次的外族入主中原，反而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更为广泛深入的融合，直到近现代社会，中国饱受屈辱，遍布全球的华人，普遍具有心系家乡、心系祖国的情怀，在危难关头和经济建设中曾多次伸出有力援手，值得深思。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译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9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
　　[2]许倬云：《西周史》第306页，三联书店，1994年。
　　[3]《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4]《国语·周语》记载，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曾阐发过“五服”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5]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8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6]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29-30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7]《史记·楚世家》。
　　[8]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134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
　　[9]《战国策·秦四》“秦王欲见顿弱章”。
　　[10]《战国策·魏四》“献书秦王章”。
　　[11]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第2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
　　[12]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第12-13页，三联书店，2010年。
　　[13]《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周礼·夏官司马》：“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14]《大美百科金书》编辑部：《大美百科全书》十二卷第187页，外文出版社、光复书局，1994年。
　　[15]同[6]第35页。
　　[16]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第78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
　　[17]《史记·齐太公世家》、《史记·晋世家》、《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8]同[6]第40页。
　　[19]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495页，《孟子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战国策·东周》“温人之周章”。
　　[21]《战国策·西周》“秦欲攻周章”。
　　[22]《史记·周本纪》。
　　[23]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第5-8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